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出生于湖南宜章县城关镇，1924年秋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有人问她“为什么要改名？”她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同年10月，她加入党组织后，在彭镜秋的帮助下，坚决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1927年春，她与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不久，夏明震牺牲，曾志与蔡协民结婚。1934年5月，蔡协民被叛徒出卖牺牲。在厦门，她和陶铸以夫妻名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随着感情加深，于1938年结为夫妻。
　　1939年12月，曾志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秋，任中央妇委秘书长。看过央视热播剧《延安颂》的人，也许会记得这样一个桥段：一位年轻漂亮、性格泼辣的红军女干部，刚刚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就急着拜见毛泽东。她来到毛住处时，毛正在院子里摆弄炉子烧水，她望着毛的背影没吱声，笑眯眯地踮着脚，轻轻绕到毛的背后，猛然拍了一下毛的肩膀，朗声叫道：“老毛！”毛一回头，立即惊喜异常，马上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这位敢于直呼“老毛”、让毛泽东视为亲人的女干部，就是曾志。
　　1945年，根据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将被派往东北。恰在此时，曾志患了阑尾炎，做手术时，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就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当组织征求陶铸意见时，陶铸回答：“尊重曾志同志意见，同意。”术后不久，他们夫妇就奉命奔赴东北战场。临行时，曾志恋恋不舍地把女儿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了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杨顺卿照看。母女俩分别时，曾志无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和女儿团聚，就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
　　曾志一生坎坷，曾6次蒙受委屈，6次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志离开东北，任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后相继担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职。“文革”开始不久，陶铸上调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不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央“第四号人物”。但时间不长，1967年1月，陶铸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全国“打倒陶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挂牌批斗”更成了家常便饭，曾志也经常被拉去和“刘、邓、陶”一起挨斗。每次见到相依为命的丈夫被一拨一拨的人踢来打去，她的心都在颤抖、滴血。为了强忍心中的刺痛，她经常把嘴唇咬出血来。1967年9月的一天，刚刚早晨7点，曾志就被有关负责人叫去。“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爆发战争，组织决定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这位负责人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曾志回到家里，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她唏嘘不已：“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天了……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补偿……”陶铸对曾志说：“我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一生雅好文墨的陶铸从身边拿出一张纸片递给曾志：“这是我最后送给你的一点纪念。”纸片上写着一首诗《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含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把丈夫的诗作小心翼翼地卷起，一针一线地缝到了衣服里。
　　不久，曾志也被遣散广州，远在大西北的陶斯亮被通知回来为母亲送行。此时北京已是初冬，凉风阵阵，满地落叶，曾志在女儿的陪伴下，匆匆南下。就在这对母女于半路中转时，得到了陶铸在合肥去世的噩耗。陶斯亮听到消息后泪如泉涌，难以自持，而久经风雨的曾志则紧握双手，含悲忍痛。1977年12月，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胡耀邦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和考察培养经济、科技战线干部和人才等重要工作。1998年6月21日，曾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除了陶斯亮，她还生有两子，石来发（与夏明震之子）、蔡石红（与蔡协民之子）。曾志生前就立遗嘱要求亲属：“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中设灵堂；京外家人不要来，北京的任何战友不要通知……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我曾工作过的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旁的树林里。”言辞凿凿，掷地有声。陶斯亮在给妈妈的小花圈上写道：“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