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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形容的桑塔格：40年来，公众对桑塔格的读解几度分裂，她被截然不同的词汇描述着：引发激烈争议的，虎头蛇尾的；创造性的，无创意的；幼稚天真的，深奥难解的；亲切随和的，冷漠超然的；高人一等的，民粹主义的；清教徒般的，纵情享乐的；真挚诚恳的，矫揉造作的；禁欲主义的，浮华奢侈的；左翼激进的，右翼保守的；深刻的，肤浅的；热情的，冷血的；傲慢专断的，犹豫不决的；明晰的，模糊的；狂热的，理智的；疏远冷淡的，溢于颜表的；中肯的，过时的；模棱两可的，坚持不懈的；狂欢的，忧郁的；幽默的，古板的；冷漠的，激情的；刚愎自用的，性情和顺的……但从来没有任何人把她和愚蠢沾边。(赵武平摘译自2004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讣闻版)
苏珊·桑塔格1933年1月16日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双亲常年在中国经商，留下她和妹妹寄养在亲戚家里。她5岁那年，生父米尔德里德·罗森布拉特 (Mildred Rosenblatt)在中国因肺结核逝世。后来母亲改嫁，苏珊从养父姓桑塔格。她不仅风姿秀美，而且天性聪颖。16岁就进入芝加哥大学，在施特劳斯(LeoStrauss)和布尔克 (Kenneth Burke)指导下攻读哲学、法文和文学。22岁获英文学与哲学硕士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杰出的哲学史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毕业后，前往法国研究存在主义。26岁回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桑塔格生平写过17本书。《慈善家》，《坎普札记》，《论摄影》，《火山情人》，《在美国》，《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艾滋病及其隐喻》，《我等之辈》，《重点所在》，《死亡工具》，《我们生活的方式》，《在土星星象下》，《旁观他人的痛苦》，《恩人》，《床上的艾丽丝》，《激进意志的风格》等。
美国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2004年12月28日陨落了。她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正如印度裔英语小说家、现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主席萨尔曼·拉什迪所评价的：“苏珊·桑塔格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无畏和原创性的思想者、不断追求真理的勇士和参加众多斗争的不倦的盟友。她确立了严厉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她反对一切形式的独裁。”她深邃的思想触角无论碰到哪里都留下让人惊异的思索，她可以急转弯，让你转不过来以至于跌下深渊永远不得超生，从而对她咒骂并产生刻骨的仇恨；她可以深不见底，让你只知道里面有无数的珍宝而淘之不着，可以浩瀚无边，让你望洋兴叹，自觉渺小；她可以高不可攀，让你可望不可及。她涉足过宗教、哲学、政治、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摄影、绘画、舞蹈、音乐等等领域，所到之处必有精辟的见解，即便那些在该行业经营多年的老手都不一定有她那样的独到的见解。所以她被誉为美国当今知识界的“全才”，是“读过无数的书的女人”。
她的《论摄影》完成于上世纪710年代，那正是她风华正茂的年代，她的照相技术达到了“揭示真实”的水平，仿真到让人心醉或心碎。她的思想总是与人不同，在你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她总能找到被忽视的裂缝并有意识地把它拉扯得大些，让人们知道它的存在。从她对现实的密切观察和反复体悟，对逼真的照片所传达的无可辩驳的真实而提出让人信服的质疑中，你能感觉到她的不同凡响。
她对戏剧的娴熟的拍摄技巧，使她在《等待戈多》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她不顾她的左倾战友的反对，批判他们对于战争缺乏道德的担当。她本来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但是1990年，她走进了萨拉热窝亲自导演该剧。她喜欢从事实中观察思考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不一定非要跟着别人说话，事实是怎样的就怎样说，绝不违背良心，说些违心的话。即使同伴们对她强烈不满，甚至成为路人或者敌人，她也在所不惜。亲身经验比书本概念更加可信。
电影是她的兴奋点之一。她不像普通导演把电影当作创造高票房的手段，而是通过电影来观察当代人心灵深处在想些什么，所以她所选取的主人公大都是不易拿捏、气质晦涩的人物，如布莱松、戈达尔、法斯宾德等等。她先后拍摄了4部电影：1969年的《食人生番二重奏》、1971年的《卡尔兄弟》、1974年的《应允之地》和1983年的《无导之游》。在陈耀成对她的访谈录中她对当代电影作出了如下评价：“电影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表明当代文化的腐败。品味已经变坏，很难见到导演矢志拍摄具有思想和感情深度的电影。我喜欢的电影愈来愈多来自世界那些较不繁荣的角落是有理由的，那里商业价值还未完全取代一切。”她还为导演史密斯的电影《淫奴》写过绝妙的解读，旨在反击当时的所谓《反黄色淫秽物品法》。虽然她惧怕看到过于血腥的影视场面，但是她又敢于直视医生手术刀下的鲜血和创口。
她真正的成名是在报刊上发表的评论和随笔，这是她思想释放的窗口，更是她与读者交流对话，建立友谊的平台。接触她的观点，无论赞成还是不赞成，她总能让你觉得你在经历你从未经过的东西，你都觉得刺激，并有收获，因为她永远让你思考，她就是与人不一样，好像一个长大了的，却又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你在关键时刻总能听到她振聋发聩的声音。她在越战正酣的时候访问北越，于1968年写下《河内之行》。
她的长项是小说创作。她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足这个领域的，但一旦插手，一发不可收拾。她并不是一个多产作家，而是每一部小说都要耗去很长的时间和过多的精力，她的写作态度严谨，真是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只要不满意，即使完稿都推倒重来，上千页的手稿都在她的严酷中遭受遗弃的命运。她自己评价《恩主》(1963)是“探讨某种遁世的天性，事实上是非常虚无主义的——一种温柔的虚无主义。”接着她写的小说是《死亡装备》(1967)。，讲的是一个自杀男子的故事。《恩主》开头一句就是“我梦故我在”，这有点儿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的说法，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庄周梦蝶”和“梁祝故事”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她正如其思想仇敌所说的是冷血的、冷谟的，她对人类间的残忍镇压、血腥屠杀、强盗行径、欺骗行为从来都是无情追杀，毫不手软。不错，她因为波兰当局在上世纪对民众的残酷镇压而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指责当局是“戴着人类面具的法西斯行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资本主义就大唱赞歌，她在全美充斥越战的爱国情绪中，到河内谴责美国是一个靠“种族屠杀起家”的国家，“注定要没落”。在9·11事件之后，在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在声讨恐怖主义的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的日子里，只有她敢于站出来为恐怖主义申辩：这次的袭击不是一个“懦夫”在跟“文明”、“自由”、“人类”或什么“自由的世界”对着干，而是对一个自封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攻击，是美国本身的政策和行动所招来的一种后果——谁敢这样承认?多少美国人认识到是美国在对伊拉克轰炸?如果一定要用“懦夫”这个字眼的话，用它来描绘那些从安全的高空远距离进行描准的人还比较恰当，不能用来形容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生命去杀人的人。勇气是个道德中性词，说他们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说他们没有勇气。真正善良的人们由此可以看到真正的苏珊·桑塔格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疯狂吗?不，一点也不，她是一个单纯得像幼童一样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不会撒谎的儿童，钉是钉，铆是铆，不因为是自己的祖国而不责其过，不因是国家的对手而会失其公。她说真理大于民族，文化大于民族。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的话，她是上面的“包黑子”，六亲不认，只认真理。不然的话，她就不会在2004年5月份传出驻伊美军虐待俘虏事件之时，就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文章，严厉谴责布什政府的对伊政策。这篇文章成为她在人间最后的声音，难怪英国《时报》称她为“自由的母狮子”。 她意志坚强，乐观自信，不怕敌意和争议，只认真理，她绝非永无过失，一旦接触到更加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改变看法，没有商量的余地和等待的时间，一旦认定的事情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就拿她的婚姻家庭来说吧，在小时候，父亲担心她只是看书，将来怕永远嫁不出去，但是她笑着说：“天啊，这家伙真是古怪得够可以了。外面肯定有无数人想认识我呢。”她的自信马上得到了应验。17岁时，她就与相识刚10天的里夫博士结婚，人们戏称她是“14岁的印第安新娘”。1958年她从欧洲求学归来，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她提出离婚，主动要求独自抚养儿子。离婚后，她携带了“70美元、两只皮箱、7岁儿子”来到纽约，凭三份大学教职和杂志编辑工作赚取生活。 1979年她在回答《滚石》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摇滚乐是我离婚的理由。”晚年她和一位女士同居，不管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她总是特立独行，天马行空。
她有女性的温柔和体贴，同时也不乏男性的风采，比如她的客厅里摆着她儿子送给她的锃亮的摩托。其实在她一生的大多数岁月里，常常居无定所，入不敷出，受疾病煎熬，但是乐观和坚强支持着她闯过一个又一个险滩，每走过一道难关都给她以新的素材和灵感，更加淬砺她的本已敏锐的目光，她的文笔令人神经绷紧正如她所经历过的艰难一样犀利。没有铭心刻骨的体验怎能写出振袭发聩的文章?桑塔格在生命的后30年中一直断断续续地经受着癌症的折磨，她对病魔的战斗中的良深体会在其名著《疾病的隐喻》(1978)和《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中有她独到的释放。她的死因是急性骨髓白血病并发症。疾病在天，看待在人。她虽然随时都有走向天堂的危机，但是与天地斗的精神逼得病魔让路，她居然一斗三十多年，倘若她意志稍差，也许早就命赴黄泉，更何谈她后期所创作的巨著的问世了。
在不同人眼中，桑塔格可能是情人、母亲、朋友、预言家、思想家、人权活动家、文化批评家、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制作人、戏剧导演、文学编辑、学院临时兼职教员、自由写作者，甚至还是一个电影演员。但是这些称呼，她都不在意，她更偏爱的是另一个令人敬佩的称号：“知识分子”。她确立了严厉的知识分子的标准，他以自身的言行规范着战友和对手。因为只有密切观察和思考现实的而不是坐而论道的学院式知识分子才有良心去暴露那些别人所不敢声张的东西，才有勇气以自己独立的人格凭自己的表达才能秉笔直书。而且只有如此，才有她在《巴黎评论》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敢于发出“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瘤”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之言，才有她“美国的立国基础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美国生活的质量是对人类发展可能的羞辱”这样令其同胞难以接受的结论。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1968年访问北越，写出了长篇纪实报道《河内之行》，她还声援古巴，1979年访问中国，去世前猛烈抨击布什打击伊拉克。她的一系列言行，在美国人看来明显带有叛逆性质，这并非她要故意出同胞的丑，而是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有她的品格和做人准则。所以说在美国于全球处处棒喝、轰炸、干涉的时代，人们评论她是“美国的良心”。她说“如果必须在真相和正义间作出选择，那么我就选择真相。”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代表着全世界她这样层级的人；她不属于她自己，她是人类天性善良的象征。
作为知识分子，她是一个全才，凡是她所涉及过的领域，都有令其中经营多年的专业人士为之侧目而视的穿透力。她对前卫艺术的理解非常人所能为。她反对将通俗流行文化和先锋艺术视为“旁门左道”，极力倡导“以风格取代内容”的“新感受力”价值观。每当人们认为她的观点“新奇”的时候，她总是谦虚地说：“我不过是把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哲学和文学学生从尼采、佩特、王尔德、奥尔特加以及乔伊斯那里学到的一些美学观点，用到了一些新的资料上。”她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把艰深晦涩的作品解释成通俗易懂的流行文化，尽管本质上只是一个为大众需求而奔波的流行文化推行者，也就是说她是一个试图泯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界限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调和主义者，她有自己的标准并以之去评判一切，她反对后现代主义，她有“我梦故我在”的名言，“她不属于任何派别和流派，拒绝被归类，这也是一个思想家十分难得的品质。”欧文·豪曾将她贬斥为“一个有把老奶奶的破布烂衫点缀成光鲜被褥本事的广告推销员”，虽然此类偏激之辞不乏于耳，但她的作品仍然是一路重印再版。
她是一个思想家，但她不是哲学家，是富有哲学思想的思想家。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t Atwood)说：“她是一位勇敢而独特的思想家，永远让你思考。”美国笔会副主席丽莎·阿皮吉那内西(Lisa Appignaesi)说：“苏珊·桑塔格的去世在西方文化生活中留下了一个黑洞。极少有女性能顶住身为知识分子的考验；也极少有男性有像她那样的道德勇气做得那么出色。也许只有西蒙·德·波伏娃才有相似的地位：一位犀利的思想家，深爱文学、艺术思想，能用小说或者论文掀起暴风雨，也无所畏惧地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对时代做出慷慨激昂的评论。我国著名诗人兼翻译家黄灿然说：“苏珊·桑塔格的思想和写作在前期更多的是表现才智，后期更多的是体现良知。因此可以说，她加强了读者的才智和良知，但我想她会希望有才智的读者也更有良知。”“以我个人看，这个人的去世对国际知识界产生的影响是，他们失去了评估未来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个清晰尺度。不过，她还在以她的死继续做出贡献：美国人会发现，外国人最珍视的，不是他们的军事、经济诸如此类，而是一个很不美国的奇女子。”
有人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迟早要接触到苏珊·桑塔格。只要你去读了她，懂与不懂都是收获。
苏珊·桑塔格1933年1月16日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双亲常年在中国经商，留下她和妹妹寄养在亲戚家里。她5岁那年，生父米尔德里德·罗森布拉特 (Mildred Rosenblatt)在中国因肺结核逝世。后来母亲改嫁，苏珊从养父姓桑塔格。她不仅风姿秀美，而且天性聪颖。16岁就进入芝加哥大学，在施特劳斯(LeoStrauss)和布尔克 (Kenneth Burke)指导下攻读哲学、法文和文学。22岁获英文学与哲学硕士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杰出的哲学史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毕业后，前往法国研究存在主义。26岁回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桑塔格生平写过17本书。《慈善家》，《坎普札记》，《论摄影》，《火山情人》，《在美国》，《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艾滋病及其隐喻》，《我等之辈》，《重点所在》，《死亡工具》，《我们生活的方式》，《在土星星象下》，《旁观他人的痛苦》，《恩人》，《床上的艾丽丝》，《激进意志的风格》等。
美国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2004年12月28日陨落了。她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正如印度裔英语小说家、现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主席萨尔曼·拉什迪所评价的：“苏珊·桑塔格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无畏和原创性的思想者、不断追求真理的勇士和参加众多斗争的不倦的盟友。她确立了严厉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她反对一切形式的独裁。”她深邃的思想触角无论碰到哪里都留下让人惊异的思索，她可以急转弯，让你转不过来以至于跌下深渊永远不得超生，从而对她咒骂并产生刻骨的仇恨；她可以深不见底，让你只知道里面有无数的珍宝而淘之不着，可以浩瀚无边，让你望洋兴叹，自觉渺小；她可以高不可攀，让你可望不可及。她涉足过宗教、哲学、政治、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摄影、绘画、舞蹈、音乐等等领域，所到之处必有精辟的见解，即便那些在该行业经营多年的老手都不一定有她那样的独到的见解。所以她被誉为美国当今知识界的“全才”，是“读过无数的书的女人”。
她的《论摄影》完成于上世纪710年代，那正是她风华正茂的年代，她的照相技术达到了“揭示真实”的水平，仿真到让人心醉或心碎。她的思想总是与人不同，在你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她总能找到被忽视的裂缝并有意识地把它拉扯得大些，让人们知道它的存在。从她对现实的密切观察和反复体悟，对逼真的照片所传达的无可辩驳的真实而提出让人信服的质疑中，你能感觉到她的不同凡响。
她对戏剧的娴熟的拍摄技巧，使她在《等待戈多》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她不顾她的左倾战友的反对，批判他们对于战争缺乏道德的担当。她本来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但是1990年，她走进了萨拉热窝亲自导演该剧。她喜欢从事实中观察思考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不一定非要跟着别人说话，事实是怎样的就怎样说，绝不违背良心，说些违心的话。即使同伴们对她强烈不满，甚至成为路人或者敌人，她也在所不惜。亲身经验比书本概念更加可信。
电影是她的兴奋点之一。她不像普通导演把电影当作创造高票房的手段，而是通过电影来观察当代人心灵深处在想些什么，所以她所选取的主人公大都是不易拿捏、气质晦涩的人物，如布莱松、戈达尔、法斯宾德等等。她先后拍摄了4部电影：1969年的《食人生番二重奏》、1971年的《卡尔兄弟》、1974年的《应允之地》和1983年的《无导之游》。在陈耀成对她的访谈录中她对当代电影作出了如下评价：“电影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表明当代文化的腐败。品味已经变坏，很难见到导演矢志拍摄具有思想和感情深度的电影。我喜欢的电影愈来愈多来自世界那些较不繁荣的角落是有理由的，那里商业价值还未完全取代一切。”她还为导演史密斯的电影《淫奴》写过绝妙的解读，旨在反击当时的所谓《反黄色淫秽物品法》。虽然她惧怕看到过于血腥的影视场面，但是她又敢于直视医生手术刀下的鲜血和创口。
她真正的成名是在报刊上发表的评论和随笔，这是她思想释放的窗口，更是她与读者交流对话，建立友谊的平台。接触她的观点，无论赞成还是不赞成，她总能让你觉得你在经历你从未经过的东西，你都觉得刺激，并有收获，因为她永远让你思考，她就是与人不一样，好像一个长大了的，却又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你在关键时刻总能听到她振聋发聩的声音。她在越战正酣的时候访问北越，于1968年写下《河内之行》。
她的长项是小说创作。她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足这个领域的，但一旦插手，一发不可收拾。她并不是一个多产作家，而是每一部小说都要耗去很长的时间和过多的精力，她的写作态度严谨，真是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只要不满意，即使完稿都推倒重来，上千页的手稿都在她的严酷中遭受遗弃的命运。她自己评价《恩主》(1963)是“探讨某种遁世的天性，事实上是非常虚无主义的——一种温柔的虚无主义。”接着她写的小说是《死亡装备》(1967)。，讲的是一个自杀男子的故事。《恩主》开头一句就是“我梦故我在”，这有点儿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的说法，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庄周梦蝶”和“梁祝故事”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她正如其思想仇敌所说的是冷血的、冷谟的，她对人类间的残忍镇压、血腥屠杀、强盗行径、欺骗行为从来都是无情追杀，毫不手软。不错，她因为波兰当局在上世纪对民众的残酷镇压而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指责当局是“戴着人类面具的法西斯行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资本主义就大唱赞歌，她在全美充斥越战的爱国情绪中，到河内谴责美国是一个靠“种族屠杀起家”的国家，“注定要没落”。在9·11事件之后，在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在声讨恐怖主义的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的日子里，只有她敢于站出来为恐怖主义申辩：这次的袭击不是一个“懦夫”在跟“文明”、“自由”、“人类”或什么“自由的世界”对着干，而是对一个自封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攻击，是美国本身的政策和行动所招来的一种后果——谁敢这样承认?多少美国人认识到是美国在对伊拉克轰炸?如果一定要用“懦夫”这个字眼的话，用它来描绘那些从安全的高空远距离进行描准的人还比较恰当，不能用来形容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生命去杀人的人。勇气是个道德中性词，说他们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说他们没有勇气。真正善良的人们由此可以看到真正的苏珊·桑塔格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疯狂吗?不，一点也不，她是一个单纯得像幼童一样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不会撒谎的儿童，钉是钉，铆是铆，不因为是自己的祖国而不责其过，不因是国家的对手而会失其公。她说真理大于民族，文化大于民族。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的话，她是上面的“包黑子”，六亲不认，只认真理。不然的话，她就不会在2004年5月份传出驻伊美军虐待俘虏事件之时，就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文章，严厉谴责布什政府的对伊政策。这篇文章成为她在人间最后的声音，难怪英国《时报》称她为“自由的母狮子”。 她意志坚强，乐观自信，不怕敌意和争议，只认真理，她绝非永无过失，一旦接触到更加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改变看法，没有商量的余地和等待的时间，一旦认定的事情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就拿她的婚姻家庭来说吧，在小时候，父亲担心她只是看书，将来怕永远嫁不出去，但是她笑着说：“天啊，这家伙真是古怪得够可以了。外面肯定有无数人想认识我呢。”她的自信马上得到了应验。17岁时，她就与相识刚10天的里夫博士结婚，人们戏称她是“14岁的印第安新娘”。1958年她从欧洲求学归来，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她提出离婚，主动要求独自抚养儿子。离婚后，她携带了“70美元、两只皮箱、7岁儿子”来到纽约，凭三份大学教职和杂志编辑工作赚取生活。 1979年她在回答《滚石》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摇滚乐是我离婚的理由。”晚年她和一位女士同居，不管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她总是特立独行，天马行空。
她有女性的温柔和体贴，同时也不乏男性的风采，比如她的客厅里摆着她儿子送给她的锃亮的摩托。其实在她一生的大多数岁月里，常常居无定所，入不敷出，受疾病煎熬，但是乐观和坚强支持着她闯过一个又一个险滩，每走过一道难关都给她以新的素材和灵感，更加淬砺她的本已敏锐的目光，她的文笔令人神经绷紧正如她所经历过的艰难一样犀利。没有铭心刻骨的体验怎能写出振袭发聩的文章?桑塔格在生命的后30年中一直断断续续地经受着癌症的折磨，她对病魔的战斗中的良深体会在其名著《疾病的隐喻》(1978)和《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中有她独到的释放。她的死因是急性骨髓白血病并发症。疾病在天，看待在人。她虽然随时都有走向天堂的危机，但是与天地斗的精神逼得病魔让路，她居然一斗三十多年，倘若她意志稍差，也许早就命赴黄泉，更何谈她后期所创作的巨著的问世了。
在不同人眼中，桑塔格可能是情人、母亲、朋友、预言家、思想家、人权活动家、文化批评家、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制作人、戏剧导演、文学编辑、学院临时兼职教员、自由写作者，甚至还是一个电影演员。但是这些称呼，她都不在意，她更偏爱的是另一个令人敬佩的称号：“知识分子”。她确立了严厉的知识分子的标准，他以自身的言行规范着战友和对手。因为只有密切观察和思考现实的而不是坐而论道的学院式知识分子才有良心去暴露那些别人所不敢声张的东西，才有勇气以自己独立的人格凭自己的表达才能秉笔直书。而且只有如此，才有她在《巴黎评论》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敢于发出“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瘤”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之言，才有她“美国的立国基础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美国生活的质量是对人类发展可能的羞辱”这样令其同胞难以接受的结论。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1968年访问北越，写出了长篇纪实报道《河内之行》，她还声援古巴，1979年访问中国，去世前猛烈抨击布什打击伊拉克。她的一系列言行，在美国人看来明显带有叛逆性质，这并非她要故意出同胞的丑，而是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有她的品格和做人准则。所以说在美国于全球处处棒喝、轰炸、干涉的时代，人们评论她是“美国的良心”。她说“如果必须在真相和正义间作出选择，那么我就选择真相。”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代表着全世界她这样层级的人；她不属于她自己，她是人类天性善良的象征。
作为知识分子，她是一个全才，凡是她所涉及过的领域，都有令其中经营多年的专业人士为之侧目而视的穿透力。她对前卫艺术的理解非常人所能为。她反对将通俗流行文化和先锋艺术视为“旁门左道”，极力倡导“以风格取代内容”的“新感受力”价值观。每当人们认为她的观点“新奇”的时候，她总是谦虚地说：“我不过是把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哲学和文学学生从尼采、佩特、王尔德、奥尔特加以及乔伊斯那里学到的一些美学观点，用到了一些新的资料上。”她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把艰深晦涩的作品解释成通俗易懂的流行文化，尽管本质上只是一个为大众需求而奔波的流行文化推行者，也就是说她是一个试图泯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界限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调和主义者，她有自己的标准并以之去评判一切，她反对后现代主义，她有“我梦故我在”的名言，“她不属于任何派别和流派，拒绝被归类，这也是一个思想家十分难得的品质。”欧文·豪曾将她贬斥为“一个有把老奶奶的破布烂衫点缀成光鲜被褥本事的广告推销员”，虽然此类偏激之辞不乏于耳，但她的作品仍然是一路重印再版。
她是一个思想家，但她不是哲学家，是富有哲学思想的思想家。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t Atwood)说：“她是一位勇敢而独特的思想家，永远让你思考。”美国笔会副主席丽莎·阿皮吉那内西(Lisa Appignaesi)说：“苏珊·桑塔格的去世在西方文化生活中留下了一个黑洞。极少有女性能顶住身为知识分子的考验；也极少有男性有像她那样的道德勇气做得那么出色。也许只有西蒙·德·波伏娃才有相似的地位：一位犀利的思想家，深爱文学、艺术思想，能用小说或者论文掀起暴风雨，也无所畏惧地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对时代做出慷慨激昂的评论。我国著名诗人兼翻译家黄灿然说：“苏珊·桑塔格的思想和写作在前期更多的是表现才智，后期更多的是体现良知。因此可以说，她加强了读者的才智和良知，但我想她会希望有才智的读者也更有良知。”“以我个人看，这个人的去世对国际知识界产生的影响是，他们失去了评估未来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个清晰尺度。不过，她还在以她的死继续做出贡献：美国人会发现，外国人最珍视的，不是他们的军事、经济诸如此类，而是一个很不美国的奇女子。”
有人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迟早要接触到苏珊·桑塔格。只要你去读了她，懂与不懂都是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