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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统区文学的写作向来被视为是宏大叙事的一种典范，它的书写与社会情势、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纯文学、严肃文学的创作层出不穷，但除此之外实际上在国统区内部还涌动着一股民间化的潮流，它更直接的服务于救亡宣传的政治目的。而目前学界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仍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应当给予这种民间化创作以一定的关注与重视，以期对国统区文学的创作有一个更加全面完善的认识。
关键词：国统区文学 民间写作 独特价值
一、民间写作的形成语境
在国统区文学写作中，不论是采取宏大叙事的策略，还是运用民间写作的手法，最直接的缘由为抗战所致，但仅凭外界因素并不足以使绝大多数作家投身其中。因此，抗战背后的主观因素才显得更为重要。
（一）抗日宣传，呼吁民众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各民族、各团体团结一心、奋力抗敌。政治上，民族矛盾压倒了内部矛盾，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再度合作；文化上，文学活动转向了以“救亡”为轴心的宣传动员，193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将各派各家的作家团结在一起，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作家们真正体验和接触到了民众的现实生活。由于战争形势的严峻，国家将目光转向了广大民众，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呼吁广大民众，给予前方将士们信心与鼓舞；另一方面也是期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能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要宣传、要呼吁，必然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来进行，而又因为所面对的是知识水平为文盲半文盲的广大农民，这就要求作家们必须选取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在便于接受、方便了解的要求中自然而然地也包含了喜闻乐见这一心理诉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贴近大众，才能起到呼吁的作用，故而民族化、大众化成为作家们的不二之选。
（二）知识分子自身立场的转变
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急需团结的年代，文学不可能也没有办法维持自身的独立性而置社会于不顾，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们身上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在这一时期凸显出来，他们利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为前线的战士们加油鼓气，写出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地改变着自身，不囿于原先的创作模式，不拘泥于以往的身份地位，向民间转变，向大众文化汲取养分，创作出真正属于时代的作品。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以往那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形象存在，有的只是俯身于民间、与人民大众融为一体的文艺工作者。当然这期间也不乏有纯文学、严肃文学的创作，但所关注的都是暴露与讽刺等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而非过去某些阶段中的空谈口号与形式主义。知识分子们从以往的精英、启蒙分子的地位转而降低身份，成为与民众身份相关、气息相通的宣传者，为他们宣传着所钟爱的文艺活动。
（三）主流文化的感召
抗战发生后不久，全国各个区域争相涌起了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潮流，无论是国统区开展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还是解放区的延安《讲话》，抑或是沦陷区如火如荼的戏剧演出，在使民众真正受到启发、鼓舞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使作家们被这种氛围所鼓舞、所感染，他们感受到了走向民间的这股潮流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逆的，因而有意或无意地融入其中，在个人的创作中加入了富有民间色彩的因素。
同时，这也是党的政策、党的号召下所产生的结果。在抗战救亡的大趋势之下，走向民间成为从党开始倡导的自上而下的潮流，在特殊时期的文学中承担起了为政治呐喊的大任，文化界、文學界也受到了极大的撼动，首先是党直属机构的文协成员积极响应，或投笔从戎，或奔赴以往不熟悉的农村进行宣传，身体力行为抗战服务；其次，文协之外的其他作家也认识到了民间资源的重要性，自觉地向民间、向大众靠拢，创作民众所喜爱的作品。
二、民间写作的审美形式
1937—1938年间有多篇讨论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文章，激发了作家们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思考，在这一思考过程中，民间写作所蕴含的审美功能以及其间的丰富内涵开始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在认识之外他们又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创作上的实践，并赋予其独特的审美内涵，从而在文学史上留下色彩斑斓的一笔。
（一）方言土语的吸纳
民间写作极具包容性，是开放的、多元的，其内涵应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养料则是它最直接也是最有利的形式。
口语、母语是日常生活中所必须要使用的语言，它自然地带有民间性质，方言的魅力也由此呈现出来。挖掘口语、母语中一些有特色、有活力的词汇，特别是书面语中不常用的词汇，在还原其本意的基础上再赋予它新的意义，让词语回到本身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民间世界，并将其有机地融入个人的创作中，将会有另外一番新的风貌。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之下，为达到鼓舞、呼吁民众的目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便是采用民众所熟悉的语言进行宣传，在使民众迅速了解并融入抗战救亡大潮的同时也使得作家们的创作思维开始转向，迸发出新的创作灵感与写作方式。例如柯仲平的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具有民歌的调子，诗句也较为口语化，如“吓得屁滚尿又流”“光棍不吃眼前亏”“两手儿往后背起”，等等，该诗在表现农民自卫军英勇无畏的战斗气概的同时又有着浓郁的中国民歌风格。
（二）自由多变的形式
以往作家们的创作往往采用较为固定的体式，小说不外乎是短篇、长篇字数的变化，诗歌则遵循着五言、七言的格律，尽管在现代时期有许多有识之士如徐志摩、冯至等人积极向国外学习，借鉴国外长诗长短不一的格式，但总体上仍是规规矩矩，没有大的逾越。这一状况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中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诗歌中形式的变化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是由于诗歌体式本身较于小说、报告文学具有篇幅短小的特点，便于宣传；另一方面则是借鉴口语说话的习惯，我们看到了长短不一句式的存在，有的一行甚至只有一个字。这种不拘泥于固定格式创作的举动，既是一种新的创作实践，又便于抒发感情。例如诗人高兰的诗作《我的家在黑龙江》，诗歌一开篇便以问答的方式引出吟唱的主题——“我的家”，诗中描写了家乡的人、江、春花、森林，等等，但这所有的美好的一切都变了、都结束了：“天啊！九一八！/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日本帝国主义的刀枪，/击碎了这老实的梦想！/捣毁了多少年的希望！……从此！/从此！/完了！/完了！”一声声的呐喊，一句句的哀叹，写出了日军侵华给生活于其间的民众带来了的巨大灾难，家园不再、生命消逝，可纵然如此“他们要用血，/他们要用肉，/他们要用光荣的创伤，/筑起铁壁铜墙，/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为祖国争自由！/为民族争解放！/坚决抗战！/英勇抵抗！”这一情怀、这一精神怎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国统区文学的民间写作虽极力在向大众靠拢，但某些实验性的创作仍然与所期望达到的文学性与民族性兼具的效果有所距离，老舍就曾说道自己某些用旧形式创作新内容的诗中“旧诗的气息”a太强、 何其芳评论柯仲平的创作时也提出诗的形式“不够现代化”b的弱点 ，对于这一不足我们也应加以理性看待。
民间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空前高涨的时期，民间写作才会表现得较为明显，换言之在特殊的二元对立的时期，民间写作的意义会较以往更加突出。在被解放区民间话语形态光芒遮蔽的国统区，民间写作仍然有着属于它个人独特而耀眼的价值，民间资源的可贵性逐步地被这些异地的作家们所谈及、所认识、所重视，作家们在深入了解、挖掘再加以文学加工之后，一篇篇带有民间色彩的作品问世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喜爱，一些跨区域作家们的地位也随之获得了一定的提升，民间资源以这样一种形式给予了作家们馈赠，二者之间呈现出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对于当时的社会情状而言这无异于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a 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研究资料》（上），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79—581页。
b 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64页。
参考文献：
[1] 王光东.民间形式·民间立场·政治意识形态——抗战以后文学中的民间形态[J].当代作家评论，2002（6）.
[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03（9）.
[3] 朱学兰.应当重视和加强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2）.
[4] 张新颖.民间的天地与文学的流变——谈对抗战到九十年代文学的一种新解释[J].社会科学，1994.
[5] 高旭东.走向民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流变[J].山东社会科学，2001（6）.
作 者： 吉玮琳，辽宁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国统区文学 民间写作 独特价值
一、民间写作的形成语境
在国统区文学写作中，不论是采取宏大叙事的策略，还是运用民间写作的手法，最直接的缘由为抗战所致，但仅凭外界因素并不足以使绝大多数作家投身其中。因此，抗战背后的主观因素才显得更为重要。
（一）抗日宣传，呼吁民众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各民族、各团体团结一心、奋力抗敌。政治上，民族矛盾压倒了内部矛盾，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再度合作；文化上，文学活动转向了以“救亡”为轴心的宣传动员，193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将各派各家的作家团结在一起，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作家们真正体验和接触到了民众的现实生活。由于战争形势的严峻，国家将目光转向了广大民众，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呼吁广大民众，给予前方将士们信心与鼓舞；另一方面也是期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能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要宣传、要呼吁，必然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来进行，而又因为所面对的是知识水平为文盲半文盲的广大农民，这就要求作家们必须选取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在便于接受、方便了解的要求中自然而然地也包含了喜闻乐见这一心理诉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贴近大众，才能起到呼吁的作用，故而民族化、大众化成为作家们的不二之选。
（二）知识分子自身立场的转变
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急需团结的年代，文学不可能也没有办法维持自身的独立性而置社会于不顾，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们身上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在这一时期凸显出来，他们利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为前线的战士们加油鼓气，写出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地改变着自身，不囿于原先的创作模式，不拘泥于以往的身份地位，向民间转变，向大众文化汲取养分，创作出真正属于时代的作品。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以往那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形象存在，有的只是俯身于民间、与人民大众融为一体的文艺工作者。当然这期间也不乏有纯文学、严肃文学的创作，但所关注的都是暴露与讽刺等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而非过去某些阶段中的空谈口号与形式主义。知识分子们从以往的精英、启蒙分子的地位转而降低身份，成为与民众身份相关、气息相通的宣传者，为他们宣传着所钟爱的文艺活动。
（三）主流文化的感召
抗战发生后不久，全国各个区域争相涌起了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潮流，无论是国统区开展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还是解放区的延安《讲话》，抑或是沦陷区如火如荼的戏剧演出，在使民众真正受到启发、鼓舞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使作家们被这种氛围所鼓舞、所感染，他们感受到了走向民间的这股潮流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逆的，因而有意或无意地融入其中，在个人的创作中加入了富有民间色彩的因素。
同时，这也是党的政策、党的号召下所产生的结果。在抗战救亡的大趋势之下，走向民间成为从党开始倡导的自上而下的潮流，在特殊时期的文学中承担起了为政治呐喊的大任，文化界、文學界也受到了极大的撼动，首先是党直属机构的文协成员积极响应，或投笔从戎，或奔赴以往不熟悉的农村进行宣传，身体力行为抗战服务；其次，文协之外的其他作家也认识到了民间资源的重要性，自觉地向民间、向大众靠拢，创作民众所喜爱的作品。
二、民间写作的审美形式
1937—1938年间有多篇讨论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文章，激发了作家们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思考，在这一思考过程中，民间写作所蕴含的审美功能以及其间的丰富内涵开始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在认识之外他们又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创作上的实践，并赋予其独特的审美内涵，从而在文学史上留下色彩斑斓的一笔。
（一）方言土语的吸纳
民间写作极具包容性，是开放的、多元的，其内涵应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养料则是它最直接也是最有利的形式。
口语、母语是日常生活中所必须要使用的语言，它自然地带有民间性质，方言的魅力也由此呈现出来。挖掘口语、母语中一些有特色、有活力的词汇，特别是书面语中不常用的词汇，在还原其本意的基础上再赋予它新的意义，让词语回到本身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民间世界，并将其有机地融入个人的创作中，将会有另外一番新的风貌。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之下，为达到鼓舞、呼吁民众的目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便是采用民众所熟悉的语言进行宣传，在使民众迅速了解并融入抗战救亡大潮的同时也使得作家们的创作思维开始转向，迸发出新的创作灵感与写作方式。例如柯仲平的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具有民歌的调子，诗句也较为口语化，如“吓得屁滚尿又流”“光棍不吃眼前亏”“两手儿往后背起”，等等，该诗在表现农民自卫军英勇无畏的战斗气概的同时又有着浓郁的中国民歌风格。
（二）自由多变的形式
以往作家们的创作往往采用较为固定的体式，小说不外乎是短篇、长篇字数的变化，诗歌则遵循着五言、七言的格律，尽管在现代时期有许多有识之士如徐志摩、冯至等人积极向国外学习，借鉴国外长诗长短不一的格式，但总体上仍是规规矩矩，没有大的逾越。这一状况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中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诗歌中形式的变化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是由于诗歌体式本身较于小说、报告文学具有篇幅短小的特点，便于宣传；另一方面则是借鉴口语说话的习惯，我们看到了长短不一句式的存在，有的一行甚至只有一个字。这种不拘泥于固定格式创作的举动，既是一种新的创作实践，又便于抒发感情。例如诗人高兰的诗作《我的家在黑龙江》，诗歌一开篇便以问答的方式引出吟唱的主题——“我的家”，诗中描写了家乡的人、江、春花、森林，等等，但这所有的美好的一切都变了、都结束了：“天啊！九一八！/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日本帝国主义的刀枪，/击碎了这老实的梦想！/捣毁了多少年的希望！……从此！/从此！/完了！/完了！”一声声的呐喊，一句句的哀叹，写出了日军侵华给生活于其间的民众带来了的巨大灾难，家园不再、生命消逝，可纵然如此“他们要用血，/他们要用肉，/他们要用光荣的创伤，/筑起铁壁铜墙，/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为祖国争自由！/为民族争解放！/坚决抗战！/英勇抵抗！”这一情怀、这一精神怎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国统区文学的民间写作虽极力在向大众靠拢，但某些实验性的创作仍然与所期望达到的文学性与民族性兼具的效果有所距离，老舍就曾说道自己某些用旧形式创作新内容的诗中“旧诗的气息”a太强、 何其芳评论柯仲平的创作时也提出诗的形式“不够现代化”b的弱点 ，对于这一不足我们也应加以理性看待。
民间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空前高涨的时期，民间写作才会表现得较为明显，换言之在特殊的二元对立的时期，民间写作的意义会较以往更加突出。在被解放区民间话语形态光芒遮蔽的国统区，民间写作仍然有着属于它个人独特而耀眼的价值，民间资源的可贵性逐步地被这些异地的作家们所谈及、所认识、所重视，作家们在深入了解、挖掘再加以文学加工之后，一篇篇带有民间色彩的作品问世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喜爱，一些跨区域作家们的地位也随之获得了一定的提升，民间资源以这样一种形式给予了作家们馈赠，二者之间呈现出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对于当时的社会情状而言这无异于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a 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研究资料》（上），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79—581页。
b 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64页。
参考文献：
[1] 王光东.民间形式·民间立场·政治意识形态——抗战以后文学中的民间形态[J].当代作家评论，2002（6）.
[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03（9）.
[3] 朱学兰.应当重视和加强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2）.
[4] 张新颖.民间的天地与文学的流变——谈对抗战到九十年代文学的一种新解释[J].社会科学，1994.
[5] 高旭东.走向民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流变[J].山东社会科学，2001（6）.
作 者： 吉玮琳，辽宁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