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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六十年代“作者电影”的旗手，伯格曼及其同时代人曾真诚思考人类的命运电影在他们的手中真正成为思想和变革的武器
2007年7月30日，一个与死神多年对弈的耄耋老者终于放弃了他生命的棋局，悄然离开了这个纷攘的世界。英格玛·伯格曼，当他在隐居多年的瑞典费罗岛安详辞世的时候，被世人膜拜为“电影先知”的他其实早已自我放逐到世界的尽头。他曾倾注毕生心血、绽放思想光焰的电影，如今已不再是引领心灵的艺术魔灯，非但无力承继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与求索，而且在通俗娱乐的好莱坞金元大道越走越远。
1918年，英格玛·伯格曼出生于瑞典的乌普萨拉小城。身为牧师的父亲与性情孤僻的母亲长期不合，对子女管教严厉，为他的童年生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惟一能给他带来欢乐的，是一一套被称作“魔灯”的玩具电影放映机，“魔灯”不仅投射出斑斓的光影，更从此成为伯格曼一生的隐喻。
当电影在他的生命中具备揭示内心世界、探索思想禁区的可能性时，这位宗教的质疑者和家庭的叛逆者终于找到了他与世界对话的武器，并由此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电影创作。
艺术电影的黄金时代
对当代观影者来说，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显得晦涩难懂，充斥着哲学思辨、宗教譬喻和沉郁的内心独白。在一个信仰迷失、娱乐为王的时代，伯格曼作品如同玛雅金字塔上的象形文字一样，令众多慕名读解者备感挫折。但放在50年前，现代主义哲学与文艺流派如雨后春笋般茁生的战后年代，伯格曼的“哲理电影”非但不曲高和寡，反而在电影业内和观众中好评如潮。
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曾获得戛纳、柏林和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颁发的大奖，更值得一提的是，伯格曼创作的4部以沉闷著称的影片——《犹在镜中》《处女泉》《冬日之光》以及《芬尼和亚历山大》，曾先后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我们不得不感叹时代的变化竟完全颠覆了优秀电影的评价标准。
在艺术电影的黄金时代，以“作者”自居的电影导演们竞相在文化深度与电影语言上展开探索。国际影坛上活跃着众多野心勃勃的创造者，他们用影像诠释哲学领域的现代思潮，表达超越于故事情节之上的心灵反思。而英格玛·伯格曼“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荒诞性、人的孤独与痛苦、人与人无法交流、人类的精神危机与内在冲突等主题方面，在运用意识流手法深入探究人的意识和下意识活动方面，比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电影作者还要先知先行，这也是他在世界艺术电影大师中备受推崇的主要原因”(《世界电影鉴赏辞典》：伍菡卿评《野草莓》)。
英格玛·伯格曼在艺术底色上承袭了北欧文化严峻、深沉的历史传统，他的电影也总是如寒潮一般，不断地拷问人类信仰和生存的底线。在其代表作《第七封印》中，伯格曼以一位同死神周旋的中世纪骑士返乡途的见闻，用寓言的方式呈现西方现代社会的痛苦与迷狂。如果不谙熟欧洲历史的脉络，观者很难在这幅末世众生相中体会到伯格曼设置的一系列文化主题：上帝是否存在?人类如何救赎?以及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存在究竟有何意义?而黑白光影的抽象性更强化了电影的质询力量。
伯格曼在影片中不断关注人的死亡。除了《第七封印》中具体而微的死神形象，他还在《野草莓》中展现了一场为自己送葬的恶梦，并在《处女泉》中描写了残杀与复仇。这些与死亡相关的场景，并非简单地展现人生宿命的不可抗拒，而是反复强化伯格曼对上帝存在的质疑，以及对美与善作为信仰转化为奇迹的可能。
以此为代表的伯格曼电影，让电影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境界，它或许无力博取大众的瞩目，却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之作一样，足以供后人凭吊电影艺术短暂却辉煌的巅峰时代。
“作者电影”旗手的遗产
20世纪的瑞典为电影艺术奉献出三位瑰宝级的人物，除了导演界泰斗英格玛’伯格曼之外，两位闯荡好莱坞的瑞典女演员葛丽泰·嘉宝和英格丽·褒曼也曾蜚声国际影坛。据说两位女明星都有过与伯格曼合作的愿望，但嘉宝与其仅有一面之缘，而褒曼在她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主演了伯格曼的重要电影《秋天奏鸣曲》。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久居美国的褒曼很难适应伯格曼平淡、冷静，缺乏娱乐元素的拍摄方法，而后者也对褒曼的明星做派以及夸张举止感到无法容忍，但两位瑞典电影偶像的合作，还是让《秋天奏鸣曲》成为一部艺术上的上乘之作。
伯格曼在其自传《魔灯》中回忆了他们之间的争吵与妥协：“我们开始针锋相对，她说我是世界名导演，应该懂得如何教演员演戏；我回答说她是世界级明星，怎么还要人教她演戏；突然，我们都大笑了起来，旁边的人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时已罹患癌症的褒曼曾在拍摄间歇对伯格曼说：“你知道，我现在还活着，时间可都是借来的。”5年之后，英格丽·褒曼因病辞世，伯格曼也从此宣布息影，告别了这个让他越来越痛苦的电影世界。
对今日投身于电影产业的创作者而言，英格玛·伯格曼或许只能是高山仰止的伟大楷模，无法再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操行向导，但伯格曼留给世界的影像遗产却值得我们反思与继承。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者电影”的旗手，伯格曼及其同时代人曾真诚思考人类的命运，并将他们的思想诉诸电影创作。纵观百年电影史，他们赋予电影的文明价值和艺术尊严可谓空前绝后，电影在他们的手中真正成为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在电影的结构、叙事以及形态上，英格玛·伯格曼是多线索、多主题电影创作的重要探索者，《第七封印》《野草莓》等影片所运用的复杂叙事技巧，在今天已经成为电影导演的创作利器，在当代世界电影中屡见不鲜。至于在影片中大量运用象征、隐喻以及梦境，也启发了很多电影导演的创造潜能，用变幻多姿的影像语言诠释电影所蕴含的内在主题。
在《变形金刚》和《哈利·波特》当道的今日，久已隐遁的英格玛·伯格曼去世，与其说带来多少现实层面的冲击，莫若承认这是一个电影时代的象征性结束。时光的流逝终将带走一代又一代曾自以为不朽的灵魂，但在《第七封印》中死神的注视下，伯格曼的身影朝向天堂飘摇远去，我们又能为后世留下些怎样的光影记忆?
2007年7月30日，一个与死神多年对弈的耄耋老者终于放弃了他生命的棋局，悄然离开了这个纷攘的世界。英格玛·伯格曼，当他在隐居多年的瑞典费罗岛安详辞世的时候，被世人膜拜为“电影先知”的他其实早已自我放逐到世界的尽头。他曾倾注毕生心血、绽放思想光焰的电影，如今已不再是引领心灵的艺术魔灯，非但无力承继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与求索，而且在通俗娱乐的好莱坞金元大道越走越远。
1918年，英格玛·伯格曼出生于瑞典的乌普萨拉小城。身为牧师的父亲与性情孤僻的母亲长期不合，对子女管教严厉，为他的童年生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惟一能给他带来欢乐的，是一一套被称作“魔灯”的玩具电影放映机，“魔灯”不仅投射出斑斓的光影，更从此成为伯格曼一生的隐喻。
当电影在他的生命中具备揭示内心世界、探索思想禁区的可能性时，这位宗教的质疑者和家庭的叛逆者终于找到了他与世界对话的武器，并由此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电影创作。
艺术电影的黄金时代
对当代观影者来说，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显得晦涩难懂，充斥着哲学思辨、宗教譬喻和沉郁的内心独白。在一个信仰迷失、娱乐为王的时代，伯格曼作品如同玛雅金字塔上的象形文字一样，令众多慕名读解者备感挫折。但放在50年前，现代主义哲学与文艺流派如雨后春笋般茁生的战后年代，伯格曼的“哲理电影”非但不曲高和寡，反而在电影业内和观众中好评如潮。
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曾获得戛纳、柏林和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颁发的大奖，更值得一提的是，伯格曼创作的4部以沉闷著称的影片——《犹在镜中》《处女泉》《冬日之光》以及《芬尼和亚历山大》，曾先后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我们不得不感叹时代的变化竟完全颠覆了优秀电影的评价标准。
在艺术电影的黄金时代，以“作者”自居的电影导演们竞相在文化深度与电影语言上展开探索。国际影坛上活跃着众多野心勃勃的创造者，他们用影像诠释哲学领域的现代思潮，表达超越于故事情节之上的心灵反思。而英格玛·伯格曼“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荒诞性、人的孤独与痛苦、人与人无法交流、人类的精神危机与内在冲突等主题方面，在运用意识流手法深入探究人的意识和下意识活动方面，比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电影作者还要先知先行，这也是他在世界艺术电影大师中备受推崇的主要原因”(《世界电影鉴赏辞典》：伍菡卿评《野草莓》)。
英格玛·伯格曼在艺术底色上承袭了北欧文化严峻、深沉的历史传统，他的电影也总是如寒潮一般，不断地拷问人类信仰和生存的底线。在其代表作《第七封印》中，伯格曼以一位同死神周旋的中世纪骑士返乡途的见闻，用寓言的方式呈现西方现代社会的痛苦与迷狂。如果不谙熟欧洲历史的脉络，观者很难在这幅末世众生相中体会到伯格曼设置的一系列文化主题：上帝是否存在?人类如何救赎?以及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存在究竟有何意义?而黑白光影的抽象性更强化了电影的质询力量。
伯格曼在影片中不断关注人的死亡。除了《第七封印》中具体而微的死神形象，他还在《野草莓》中展现了一场为自己送葬的恶梦，并在《处女泉》中描写了残杀与复仇。这些与死亡相关的场景，并非简单地展现人生宿命的不可抗拒，而是反复强化伯格曼对上帝存在的质疑，以及对美与善作为信仰转化为奇迹的可能。
以此为代表的伯格曼电影，让电影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境界，它或许无力博取大众的瞩目，却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之作一样，足以供后人凭吊电影艺术短暂却辉煌的巅峰时代。
“作者电影”旗手的遗产
20世纪的瑞典为电影艺术奉献出三位瑰宝级的人物，除了导演界泰斗英格玛’伯格曼之外，两位闯荡好莱坞的瑞典女演员葛丽泰·嘉宝和英格丽·褒曼也曾蜚声国际影坛。据说两位女明星都有过与伯格曼合作的愿望，但嘉宝与其仅有一面之缘，而褒曼在她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主演了伯格曼的重要电影《秋天奏鸣曲》。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久居美国的褒曼很难适应伯格曼平淡、冷静，缺乏娱乐元素的拍摄方法，而后者也对褒曼的明星做派以及夸张举止感到无法容忍，但两位瑞典电影偶像的合作，还是让《秋天奏鸣曲》成为一部艺术上的上乘之作。
伯格曼在其自传《魔灯》中回忆了他们之间的争吵与妥协：“我们开始针锋相对，她说我是世界名导演，应该懂得如何教演员演戏；我回答说她是世界级明星，怎么还要人教她演戏；突然，我们都大笑了起来，旁边的人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时已罹患癌症的褒曼曾在拍摄间歇对伯格曼说：“你知道，我现在还活着，时间可都是借来的。”5年之后，英格丽·褒曼因病辞世，伯格曼也从此宣布息影，告别了这个让他越来越痛苦的电影世界。
对今日投身于电影产业的创作者而言，英格玛·伯格曼或许只能是高山仰止的伟大楷模，无法再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操行向导，但伯格曼留给世界的影像遗产却值得我们反思与继承。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者电影”的旗手，伯格曼及其同时代人曾真诚思考人类的命运，并将他们的思想诉诸电影创作。纵观百年电影史，他们赋予电影的文明价值和艺术尊严可谓空前绝后，电影在他们的手中真正成为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在电影的结构、叙事以及形态上，英格玛·伯格曼是多线索、多主题电影创作的重要探索者，《第七封印》《野草莓》等影片所运用的复杂叙事技巧，在今天已经成为电影导演的创作利器，在当代世界电影中屡见不鲜。至于在影片中大量运用象征、隐喻以及梦境，也启发了很多电影导演的创造潜能，用变幻多姿的影像语言诠释电影所蕴含的内在主题。
在《变形金刚》和《哈利·波特》当道的今日，久已隐遁的英格玛·伯格曼去世，与其说带来多少现实层面的冲击，莫若承认这是一个电影时代的象征性结束。时光的流逝终将带走一代又一代曾自以为不朽的灵魂，但在《第七封印》中死神的注视下，伯格曼的身影朝向天堂飘摇远去，我们又能为后世留下些怎样的光影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