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参加过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著名文学家冯雪峰，浙江义乌人。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还不到20岁，就成为文坛所瞩目的“湖畔诗人”。
　　冯雪峰，于1927年6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冯雪峰在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为了他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苏区工作。
　　
　　二
　　
　　当冯雪峰辗转数千里抵达红都瑞金时，其心仪神往已久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已被“左”倾机会主义剥夺了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在毛泽东的心情极为抑郁的时候，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冯雪峰，常无所顾忌地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冯雪峰在上海工作期间跟鲁迅先生关系密切，不仅是鲁迅的战友和挚友，而且还是经常受到鲁迅先生当面教诲的学生，便常向他了解鲁迅的一些情况。往往在两人见面后，毛泽东就出题目：“今天不谈别的，就谈鲁迅，好不好?”
　　毫无疑问，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先生的人就是冯雪峰，是冯雪峰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编织了精神联系的纽带。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讲到毛泽东和鲁迅的神交，历史不应、也不会忘记冯雪峰的作用。
　　
　　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后来的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央，决定将“不可靠的人”——反对他们路线的人留在苏区，毛泽东也赫然列在他们拟定的留守名单上，直到大部队出发的前夕，毛泽东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被批准随中央一道突围。冯雪峰在中央党校得到出发的消息后，特意骑马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将出发的消息告诉他。毛泽东立即跟周恩来、朱德取得联系，经周恩来和朱德的努力，使得“积年的经验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毛泽东才得以随中央一道行动。现在已没有人能说清楚60年前这一幕的具体情况了，也许就因为冯雪峰及时地将中央和红军的特大行动的消息透露给毛泽东，才有了两个多月后的永放光芒的遵义会议，否则，中国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
　　长征中，冯雪峰先在红九军团做群众工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朋友，在他的关照下，冯雪峰同董必武、徐特立等人一道被编入红色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做政治教员，这当然是一种保护性的措施。毛泽东知道冯雪峰的烟瘾很大，每当搞到纸烟，总要派警卫员送一些给冯雪峰。毛泽东虽然掌管红军的军政大事，日理万机，但只要在行军途中能够跟冯雪峰凑到一块，又总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瞿秋白同志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当面告诉冯雪峰的。毛泽东十分难过地对他说：“不仅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同志。”
　　1933年底，瞿秋白被由上海调到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担任人民教育委员。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瞿秋白数次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要求随军突围，皆被拒绝，说他身体不好，要他回上海治病和开辟工作。在白区党组织几乎丧失殆尽的情况下，一个身患肺结核的文化人离开红军的武装去单枪匹马地开辟工作，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是不难预料的。在延安，一次毛泽东在谈到被“左”倾机会主义搞宗派的人留在苏区的一些优秀干部像何叔衡、瞿秋白这些老弱病患者，后来被国民党杀害时，眼含泪花，义愤填膺地谴责，这是“教条主义借刀杀人!”
　　冯雪峰跟着毛泽东，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不少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胜利地抵达陕北。到了陕北的冯雪峰，被增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四
　　
　　1936年初春，党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回上海重新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地下党，充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建立电台，代表中共与救国会等抗日爱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关系。行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与冯雪峰作了长谈，详细地交待任务。毛泽东还特别嘱咐他，一定要团结好鲁迅先生，因为先生是一面大旗，能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来啊!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回到上海，就住在鲁迅先生家中，他向鲁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经过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思想。此后不久，冯雪峰分别与茅盾、沈钧儒、宋庆龄以及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见面。是冯雪峰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促成了史沫特莱在外国记者中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长征，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斗争事迹才开始为世界所知。两个月后，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的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向宋庆龄先生提出想去陕北共产党红色区域采访。宋庆龄向冯雪峰转达了斯诺的这项要求。冯雪峰征得党中央同意后，派交通员董健吾装扮成牧师去西安与斯诺联系。董健吾同中共驻西安联络站接上关系后，将斯诺送到陕北党中央所在地保安。斯诺的红区之行，成就了他那部轰动西方世界的不朽大著——《西行漫记》，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被更详细、更广泛地介绍到国内外。
　　


　　五
　　
　　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剿共”前线，在跟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几次作战中损失惨重，张学良逐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产生怀疑和不满，在知交重远先生给其讲述了中共《八一宣言》后，竟萌发了联共抗日的念头。
　　1935年12月，张学良在上海会见了吉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老部下，曾和著名的抗战将领马占山一道率领队伍在东北、在中苏边境坚持抗日，失败后经苏联辗转回国暂住沪上。张学良估计他与共产国际有联系，便直言不讳地对这位挚友提出要求：“我切盼与中共联合抗日，却苦于无法联络，可否居间联系?”
　　李杜对他的明智决策极表赞赏，欣然应诺：“谨遵副总司令嘱托，一有消息，即当报告。”
　　次年春，张学良在西安收到李杜自上海发去的电报：嘱寻找的朋友已找到。这是暗语，“朋友”谓中共方面的人。张学良立即派心腹高参赵毅前往上海迎接李杜。
　　原来李杜通过宋庆龄结识了冯雪峰，向冯雪峰转达了张学良要求中共派一代表驻西安，张学良给予适当职务以资掩护。冯雪峰当即报告中央。在此之前，张学良已通过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一O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作向导，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晤谈。中共中央接到了冯雪峰的电报，便委派刘鼎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到西安后，被张学良待为上宾，安排他住在自己私人寓所金家巷公馆，在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中，刘鼎作出了特殊贡献。
　　冯雪峰不辱使命，没有辜负党中央的重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冯雪峰不但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极其重要的任务，而且还动用了凡能动用的各种关系，在茫茫人海中，大海捞针般的找到了毛泽东流落在上海街头已隐姓埋名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
　　
　　六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英勇就义，噩耗传到在上海地下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民那儿。毛泽民考虑到其兄长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长沙处境很危险，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给长沙板仓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去了一封信，让其家人设法把岸英兄弟三人按信上的要求送到上海。于是，岸英兄弟三人在其舅母李崇德的护送下便来到叔父母毛泽民、钱希钧身边。毛泽民夫妇亲自把三个侄儿安排到中共地下党举办的上海大同幼稚园。1931年4月，党中央机关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岸英三兄弟也就流落在上海街头。小弟岸龙在几次迁移中究竟是因病夭亡还是丢失，各说不一，但无论怎样，当冯雪峰在一个弄堂里找到蓬头垢面的岸英、岸青时就没有见到岸龙。
　　冯雪峰和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已接上关系的李杜将军(1936年夏被推选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托他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一并带去国外。
　　这年6月底，毛岸英等三个孩子随李杜将军从上海启程，乘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到达法国马赛港，改乘火车到巴黎，在那里逗留半年才被有关人士领到莫斯科，进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办的国际儿童院。国际儿童院是一所专为各国共产党负责人或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子女设立的保育学校，董寿祺的父亲董健吾因为不是中共领导人，所以他就没有资格进国际儿童院，只得待在巴黎。
　　
　　七
　　
　　冯雪峰正派耿直，从不媚上，尽管毛泽东是他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最值得他崇敬的领袖，并同毛泽东有过那样多的工作联系和亲密的个人友谊，还在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最倒霉的时候，冯雪峰就曾公开数次对人说过，在中国，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但冯雪峰对毛泽东的某些理论也决不盲从。作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在他内行的文艺理论问题上，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见解。早在抗战时期，他阅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应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就有异议。在他看来，评价一部文艺作品，不能机械地分割为政治的、艺术的标准。文艺作品是个统一体，一部作品能称得上艺术品，是要有艺术水平为前提的；而它的社会价值应当是这部作品为社会所带来的一切意义的总和，这才是作品的客观价值。如果以那种机械的观点去指导文艺，而不以现实主义指导文艺工作，就会产生概念化、公式化乃至标语口号式的作品。
　　冯雪峰还认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提法太狭窄了。特别是在需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刻，这样的提法不准确，也不策略……诸如此类的一些言论，也就为他老年的政治生涯埋下祸根，招来厄运，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八
　　
　　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在文艺界担任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协副主席，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第二年又被开除出党。“文革”期间，冯雪峰在“五七干校”放鸭子，处境十分困难，罹患癌症，于1976年1月病逝，终年七十二岁。
　　1979年4月，党中央为冯雪峰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而其时，冯雪峰已经驾鹤西归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