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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广东某电网企业职工2种职业紧张模式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方法 对广东某电网企业1 091名职工整群抽样,分别采用《工作内容问卷》、《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和《职业倦怠通用量表》对工作需求-自主模式职业紧张、付出-回报失衡模式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进行评估.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结果 本研究检出轻度职业倦怠139人(14.5%);重度职业倦怠467人(48.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电磁辐射(Z=-2.149)、高温高空(Z=-2.493)、视屏作业(Z=-3.366)、吸烟(Z=-2.019)、运动(Z=-3.082)和睡眠时间(Z=-4.554)组间职业倦怠发生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JDC模式下,职业紧张、吸烟、缺乏运动和睡眠时间短是发生职业倦怠的危险因素(P<0.05);ERI模式下,职业紧张、缺乏运动和睡眠时间短是发生职业倦怠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该电网企业高职业紧张职工发生职业倦怠的风险较大,吸烟、运动和睡眠时长是职业倦怠发生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