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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在1958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探索，构成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探索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正确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力图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的主观主义错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措施，反对剥夺人民利益的错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必须经过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反对主观主义的超越阶段论；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要学习和利用价值规律。
〔关键词〕 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探索，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1-0084-04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 〕 （P10 ）。1958年10月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曲折发展过程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作过一次艰辛的探索。本文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角度，对毛泽东的这些探索作一些分析。
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
1959年2月24日，毛泽东在一篇谈话中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至今没有改变；但是，经典作家在当时情况下对某些具体问题所提出的个别结论会随着实践的改变而改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固守这些个别结论，而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新的结论和论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未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在毛泽东看来：“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2 〕 （P5 ）这些基本原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而不能改变和放弃。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也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观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就特别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3 〕 （P369 ）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个别问题上的观点和结论是会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的，因此，我们必须能够根据实践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探索新的道路，而绝不能教条主义地固守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教条主义地固守马克思、列宁的个别论断，错误不在于前人讲了什么，而在于当代人死般教条，因为经典作家不可能穷尽对历史的认识。因为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个别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也许不合适，这就要由后人对此进行发展和完善。况且，经典作家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结论当作圣旨，没有申明自己的任何思想都是不能改变的。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为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指导思想本身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可能性。在当代中国，也必须根据当今世界的新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新特点，提出与当今中国实际相符合的新理论，否则就是教条主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越是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越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
二、着力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力图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的主观主义错误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根本法宝。但是，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由于急躁情绪和“左”的思潮的蔓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冲击。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工作失误面前，毛泽东有意识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实际出发来深刻分析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作为重点问题来解决。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强调：任何指标一定要有根据，要确实可靠。在大跃进中，放卫星、高指标、假大空非常厉害，而这些高指标根本就缺乏事实根据和现实可能性，是主观主义的指标。这个讲话标志着他开始冷静思考高指标，逐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因为看到了高指标的浮夸性和主观性，他要求压缩水分，降低指标。毛泽东特别批评了造假现象，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一定要老老实实，彻底改变高指标的要求，堵住造假的根源。〔4 〕 （P446 ）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他再次结合批判主观主义和空想主义，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指出制定钢铁、粮食产量等指标时，一定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 〔2 〕 （P77 ）。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实践证明，搞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科学的调查方法，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搞好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就是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在《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中特别强调，做调查研究必须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必须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否则只是开了无数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2 〕 （P26 ）。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要讲真话、讲实话，而不能说空话、说假话。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定要讲真话和实话，不能说假话和空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不能犯主观主义错误。在党的文件中公开批评说假话、提倡说真话，足见他对虚夸风的高度重视，对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迫切心情。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敢于和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揭露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经过了一年实践，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一系列矛盾开始爆发，是回避矛盾还是面对矛盾，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当时是比较冷静的，他敢于面对矛盾和揭露矛盾。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首先提出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并没有被大多数的同志所认识，因此一定要解决这个矛盾。这个矛盾最突出地就是体现在党的决策同广大农民的关系之间“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 〔2 〕 （P9 ）。毛泽东还多次公开承认大跃进的错误，特别是提出了片面性、盲目性、一条腿、头脑发热、官僚主义等等。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善于解放思想，突破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形成新的正确认识。人们往往对自己的认识难以突破从而受到束缚，所以解放思想、正确决策必须从纠正自己错误、突破先前认识起步。要解放思想、纠正错误，就必须遵循认识规律，加强理论学习。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专门就读书问题提出建议，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4 〕 （P432 ）。
三、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措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对剥夺人民利益的错误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是党的一个根本工作方法。遵循了这个方法，就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否则就注定要失败。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2 〕 （P33 ）
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必须关心群众生活。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一个教训》的批语中明确提出，关心人民群众生活是一个重大问题。他自我批评式地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对人民生活缺乏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的情况，“顾了生产，忘了生活”。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提出：我们党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指出，我们只有解决人民公社的矛盾，才能“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 〔2 〕 （P9 ），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必须按照人民群众的要求制定政策，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同人民心连心，必须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1959年3月15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何工作、任何决策，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在涉及到人民公社政策调整时，他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必须反复征求地方领导的意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就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反对剥夺人民利益。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存在着剥夺农民的情况，这种无偿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2 〕 （P12 ）。我们对于剥削阶级还采取赎买的方式，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既然无偿剥夺人民利益是极端错误的做法，就必须纠正，就必须无条件退赔。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代表和体现了一个政党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也就是我们党当前所反复强调的以人为本。在这里，毛泽东不是一般地强调以人为本，而是从历史观、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四、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作出实事求是的估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必须经过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反对主观主义的超越阶段论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作了错误估计。在极“左”思潮和急躁情绪的刺激下，中央不顾客观实际地提出了超越阶段的发展目标，导致了重大挫折。对此，毛泽东冷静思考，实事求是地估计我们的发展阶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的实践，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长期奋斗，不可超越阶段。他说，我们国家是很不发达的国家，我们搞社会主义才有几年时间，距离共产主义非常遥远，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的努力奋斗才行。他对不顾客观实际、盲目追求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的做法提出批评，“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 〔4 〕 （P436 ）。针对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做法，他指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到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4 〕 （P440-441 ）
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必须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进行决策，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而不能搞空想主义、主观主义的超越阶段，否则就会遭到人民群众的抵抗。人民公社运动中，我们党就犯了主观主义超越阶段的错误，不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导致了绝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社会主义原则，否认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原则，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在《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在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看到发展的过程性，坚持阶段论，反对超越阶段；集体所有制的发展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看不到这个发展过程，看不到发展的过程性和阶段性，超越阶段地进行决策，就会否认价值、价格、等价交换等法则，就会犯主观主义错误。 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具体国情，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强调不能超越阶段，要有发展论，阶段论，要注意长期奋斗。他在谈到我国粮食生产问题时指出，粮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难问题，必须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潮，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2 〕 （P49 ）。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 〔2 〕 （P71 ）显然，在经过了一个时期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开始跳出超越阶段的错误思维，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正确认识社会阶段之后，还必须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行各业一定要统筹兼顾，各个方面一定要综合发展，而不能单打一。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中，毛泽东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2 〕 （P73）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的提纲中，毛泽东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问题，再次强调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他认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2 〕 （P80 ）应该说，毛泽东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方法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论，他从建设中各个因素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要辩证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我们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有历史根据的。
五、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明确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学习和利用价值规律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一切都从马克思的本本出发来设计政策，把马克思的某些论断作为不可更改的教条。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出现了否认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极端做法，在实践中遭遇了重大挫折。在实践面前，毛泽东及时调整思维，根据实践要求，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运用价值规律，并把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在大跃进中，人们对商品经济进行否定，似乎一谈商品生产就背离了共产主义。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定要发展商品经济、要利用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他指出：“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4 〕 （P434 ）如果不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4 〕 （P438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时期内，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4 〕 （P435 ），“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 〔4 〕 （P440 ）。
毛泽东指出，人们害怕商品经济的原因，是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不懂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 〔4 〕 （P437 ）他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4 〕 （P439 ）。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商品经济同价值规律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纠正人民公社运动失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对超越阶段地否认价值规律的做法，强调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他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2〕 （P34 ）。
概括地说，毛泽东在1958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探索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积累了思想素材，做了理论铺垫。当然，因为急躁冒进的思想和的“左”的做法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毛泽东的这些探索虽然可贵，但并没有形成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理论，这个工作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完成的。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周 荣
〔关键词〕 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探索，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1-0084-04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 〕 （P10 ）。1958年10月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曲折发展过程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作过一次艰辛的探索。本文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角度，对毛泽东的这些探索作一些分析。
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
1959年2月24日，毛泽东在一篇谈话中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至今没有改变；但是，经典作家在当时情况下对某些具体问题所提出的个别结论会随着实践的改变而改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固守这些个别结论，而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新的结论和论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未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在毛泽东看来：“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2 〕 （P5 ）这些基本原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而不能改变和放弃。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也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观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就特别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3 〕 （P369 ）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个别问题上的观点和结论是会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的，因此，我们必须能够根据实践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探索新的道路，而绝不能教条主义地固守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教条主义地固守马克思、列宁的个别论断，错误不在于前人讲了什么，而在于当代人死般教条，因为经典作家不可能穷尽对历史的认识。因为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个别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也许不合适，这就要由后人对此进行发展和完善。况且，经典作家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结论当作圣旨，没有申明自己的任何思想都是不能改变的。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为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指导思想本身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可能性。在当代中国，也必须根据当今世界的新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新特点，提出与当今中国实际相符合的新理论，否则就是教条主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越是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越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
二、着力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力图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的主观主义错误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根本法宝。但是，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由于急躁情绪和“左”的思潮的蔓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冲击。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工作失误面前，毛泽东有意识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实际出发来深刻分析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作为重点问题来解决。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强调：任何指标一定要有根据，要确实可靠。在大跃进中，放卫星、高指标、假大空非常厉害，而这些高指标根本就缺乏事实根据和现实可能性，是主观主义的指标。这个讲话标志着他开始冷静思考高指标，逐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因为看到了高指标的浮夸性和主观性，他要求压缩水分，降低指标。毛泽东特别批评了造假现象，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一定要老老实实，彻底改变高指标的要求，堵住造假的根源。〔4 〕 （P446 ）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他再次结合批判主观主义和空想主义，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指出制定钢铁、粮食产量等指标时，一定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 〔2 〕 （P77 ）。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实践证明，搞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科学的调查方法，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搞好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就是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在《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中特别强调，做调查研究必须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必须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否则只是开了无数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2 〕 （P26 ）。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要讲真话、讲实话，而不能说空话、说假话。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定要讲真话和实话，不能说假话和空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不能犯主观主义错误。在党的文件中公开批评说假话、提倡说真话，足见他对虚夸风的高度重视，对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迫切心情。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敢于和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揭露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经过了一年实践，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一系列矛盾开始爆发，是回避矛盾还是面对矛盾，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当时是比较冷静的，他敢于面对矛盾和揭露矛盾。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首先提出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并没有被大多数的同志所认识，因此一定要解决这个矛盾。这个矛盾最突出地就是体现在党的决策同广大农民的关系之间“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 〔2 〕 （P9 ）。毛泽东还多次公开承认大跃进的错误，特别是提出了片面性、盲目性、一条腿、头脑发热、官僚主义等等。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善于解放思想，突破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形成新的正确认识。人们往往对自己的认识难以突破从而受到束缚，所以解放思想、正确决策必须从纠正自己错误、突破先前认识起步。要解放思想、纠正错误，就必须遵循认识规律，加强理论学习。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专门就读书问题提出建议，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4 〕 （P432 ）。
三、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措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对剥夺人民利益的错误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是党的一个根本工作方法。遵循了这个方法，就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否则就注定要失败。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2 〕 （P33 ）
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必须关心群众生活。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一个教训》的批语中明确提出，关心人民群众生活是一个重大问题。他自我批评式地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对人民生活缺乏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的情况，“顾了生产，忘了生活”。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提出：我们党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指出，我们只有解决人民公社的矛盾，才能“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 〔2 〕 （P9 ），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必须按照人民群众的要求制定政策，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同人民心连心，必须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1959年3月15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何工作、任何决策，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在涉及到人民公社政策调整时，他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必须反复征求地方领导的意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就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反对剥夺人民利益。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存在着剥夺农民的情况，这种无偿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2 〕 （P12 ）。我们对于剥削阶级还采取赎买的方式，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既然无偿剥夺人民利益是极端错误的做法，就必须纠正，就必须无条件退赔。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代表和体现了一个政党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也就是我们党当前所反复强调的以人为本。在这里，毛泽东不是一般地强调以人为本，而是从历史观、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四、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作出实事求是的估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必须经过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反对主观主义的超越阶段论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作了错误估计。在极“左”思潮和急躁情绪的刺激下，中央不顾客观实际地提出了超越阶段的发展目标，导致了重大挫折。对此，毛泽东冷静思考，实事求是地估计我们的发展阶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的实践，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长期奋斗，不可超越阶段。他说，我们国家是很不发达的国家，我们搞社会主义才有几年时间，距离共产主义非常遥远，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的努力奋斗才行。他对不顾客观实际、盲目追求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的做法提出批评，“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 〔4 〕 （P436 ）。针对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做法，他指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到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4 〕 （P440-441 ）
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必须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进行决策，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而不能搞空想主义、主观主义的超越阶段，否则就会遭到人民群众的抵抗。人民公社运动中，我们党就犯了主观主义超越阶段的错误，不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导致了绝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社会主义原则，否认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原则，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在《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在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看到发展的过程性，坚持阶段论，反对超越阶段；集体所有制的发展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看不到这个发展过程，看不到发展的过程性和阶段性，超越阶段地进行决策，就会否认价值、价格、等价交换等法则，就会犯主观主义错误。 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具体国情，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强调不能超越阶段，要有发展论，阶段论，要注意长期奋斗。他在谈到我国粮食生产问题时指出，粮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难问题，必须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潮，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2 〕 （P49 ）。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 〔2 〕 （P71 ）显然，在经过了一个时期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开始跳出超越阶段的错误思维，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正确认识社会阶段之后，还必须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行各业一定要统筹兼顾，各个方面一定要综合发展，而不能单打一。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中，毛泽东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2 〕 （P73）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的提纲中，毛泽东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问题，再次强调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他认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2 〕 （P80 ）应该说，毛泽东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方法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论，他从建设中各个因素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要辩证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我们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有历史根据的。
五、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明确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学习和利用价值规律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一切都从马克思的本本出发来设计政策，把马克思的某些论断作为不可更改的教条。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出现了否认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极端做法，在实践中遭遇了重大挫折。在实践面前，毛泽东及时调整思维，根据实践要求，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运用价值规律，并把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在大跃进中，人们对商品经济进行否定，似乎一谈商品生产就背离了共产主义。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定要发展商品经济、要利用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他指出：“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4 〕 （P434 ）如果不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4 〕 （P438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时期内，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4 〕 （P435 ），“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 〔4 〕 （P440 ）。
毛泽东指出，人们害怕商品经济的原因，是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不懂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 〔4 〕 （P437 ）他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4 〕 （P439 ）。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商品经济同价值规律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纠正人民公社运动失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对超越阶段地否认价值规律的做法，强调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他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2〕 （P34 ）。
概括地说，毛泽东在1958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探索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积累了思想素材，做了理论铺垫。当然，因为急躁冒进的思想和的“左”的做法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毛泽东的这些探索虽然可贵，但并没有形成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理论，这个工作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完成的。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