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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大规模拆迁也许会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土地法规的完善，这种在农业用地上盖工作室出租的现象一定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工作室时代，将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
艺术家王鲁炎作为“星星画会”的一员，从70年代末开始当代艺术创作，日后与陈少平、顾德新组成“新刻度小组”强调艺术的理性价值，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颇为重要的力量。王鲁炎也经历了从70年代的“公寓艺术”向21世纪工作室时代转型的全过程。
八十年代到2004年，公寓创作时期
最早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工作室的概念。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们是在自己家里画画。那时候我住在东四十条的一个胡同里，我家12平米。画的时候把床掀起来，画完之后再放下来。当时我最大的画可以画到10米。但是在房间里的距离，没办法有画面的整体感，比例上肯定要出错误。我就用广角镜头先把画面都收到镜头里，把控整个画面，但是那样画面就会变得非常小。后来，我有机会到美国展览，第一次在大空间里展出我那时候画的画，在现场一看，画面全都是问题。
那时，如果有策展人或者批评家来看画，我们就把画从门后边或者床下边拿出来给他们看。当时很多人都去我家里一起聊天，像费大为、范迪安、高名潞、黄永冰、王广义、张培力都经常去我们那个豆嘴胡同。因为我们参加过星星画会，有一些“历史污点”被攥住了，有一阵还成了街道大妈的监控对象。后来在小屋子里画大画的时候，没办法，我们就到马路上去画。
我们离=环路特别近，白天车多没有办法画。就每天等到半夜12点，我和我老婆拿着东西一块儿到二环路上去画，没车的时候抓紧画，有时候有车过来，风会把画掀翻，弄皱，有时候翻得满大街都是。到了凌晨两点左右，捡垃圾的人就出来了，画一旦皱了跟垃圾特别像，那些捡垃圾的就会去捡那些画，我们去抢，他们以为我俩也是捡垃圾的，还会发生争执。这就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工作状态。
你会发现，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家的巨幅作品非常非常少。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上，尺幅达到两米左右的作品算是当时的巨幅概念。因为小尺幅的作品符合“公寓艺术”的特点，画了以后可以储存可以展示，所以说，空间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尺寸，也决定了当代艺术强势或是弱势的身份。
我先后搬了九次家，在2004年之前，我一直在家里画画，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工作室。后来我的家比以前就大得多了。我的客厅是30平米，挑高6米，但那是一个家居的环境，你在给策展人或者批评家展示画的时候，作品的背景也许是一个沙发，也许是床，这样的家居语境决定了你的身份不那么专业，似乎画画还是一种饭后茶余的消遣。
直到2004年，我的一个朋友劝我去租工作室，我还没有工作室的概念。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有一个那样的大房子才能画画?后来，我去参观了那个朋友工作室之后才发现它的重要性。
颠沛而独立的工作室时代
2004年是中国进入工作室时代的元年，在那之前人们大都没有工作室的概念。我第一个工作室租在索家村。那里有90平米和180平米的工作室。因为之前习惯了在30平米的客厅画画，看到90平米、6米挑高的大空间，觉得太大了，这要画多少东西才能把这个空间填满，因为当时脑子里还局限于只画那些小作品。但是看到很多人都租180平米的工作室，我也就租下来了。当时的价格是每天每平方6毛多，一年4万多块。当时对我来说是挺大的数字。我隔壁的一位艺术家，也是现在人们很熟悉的一位，当时他只能付半年房租，下半年的钱还没有着落。
进入工作室时代之后，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形态和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甚至有很多高成本大制作的作品出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位，也从边缘逐渐变成整个亚洲的主导。
我在索家村的工作室呆了两年多，就开始闹拆迁。艺术家也和今天一样，联合起来想各种办法，有的找房东沟通，有的找韩美林那样可以和政府说得上话的老艺术家帮忙，有的也做行为艺术组成SOS的图案。强制执行的通知贴了好多次，都没拆成。
艺术家一般也都住在工作室，有一天早晨醒来一看，发现院子里已经有100多名警察站满了。他们在符号学上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一辆带铁栏杆的警车，有一辆救护车，手铐在衣服下摆可以看得见，用黄色警戒带已经围好。过了一会儿叫来了铲车把我对面的艺术家尚扬的工作室前脸挑了一下，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各自收拾东西也就撤了。
事后大家在一起商量说“看来这工作室的事也不靠谱啊?”以后怎么办?我旁边的艺术家就说，“还是得要工作室!”我就问，“那你说工作室用多长时间，就够本了?”这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答案。我算了一下说，“我得两年到三年才可以，一年多就拆，我真受不了。”我隔壁的艺术家说，“我需要一年到一年半就可以了。”这说明，工作室在那时候开始已经给艺术家带来的很好的收益，经济情况的分化已经显现出来，这就涉及到工作室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影响。
工作室的出现给艺术家带来了很大的实惠。2004年之后，工作室迅速普及让中国当代艺术家迅速进入了一个独立、专业和强势的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让艺术家独立于画廊、美术馆、评论家。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艺术家可以完成从制作到展示再到销售的全过程。在一些懂得运作的艺术家那里，随着西方资本进入，他们的工作室已经迅速机构化甚至公司化。他们的工作室中有专门的人负责学术展览、负责联系媒体以及负责市场运营。有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装修得非常豪华，甚至比一些画廊还要好。他们的作品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已经是一种终极展示。这也引发一些负面的问题。比如，中国艺术家和画廊的合作不那么规范。
随着艺术家阶层的分化，艺术聚集区中，工作室之间的邻居关系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非常微妙。几个人的工作能否在一起有两个方面决定，一个是艺术上的观念和手法是否是一路；第二，在资源上能否互换，如果两个艺术家资源和经济上差异很大，自然也无法在一起。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市场上一线的艺术家。有一些市场不好的艺术家看到这个情况，就在那些大牌工作室旁边也租了房子，企图沾光，想如果有藏家、策展人去看那位成功艺术家的作品，是不是顺便也能看看我的东西?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成功艺术家在两个工作室之间砌起了一堵墙，人家拒绝和你分享资源。当你不能互换资源。人家凭什么让你沾光?
圆明因时期，艺术家扎堆是因为各自的贫穷，并没有考虑太多。但2004-年工作室时代之后，有一些成功的艺术家不愿意在很纷杂的环境中工作，他们愿意相对独 立一些。我们这些工作室聚集区的艺术家其实很像现在小区的封闭式管理，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和朋友，有时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工作室之间不认识的艺术家即使是邻居也基本老死不相往来。
我的工作室第一次被拆迁之后，就从索家村搬到费家村，工作室只有120平米。两年多之后又开始闹拆迁，又搬走了。这次也是2年。
廉价与风险并存
因为经常找工作室，我也有了一些知识。开始逐渐知道，这些盖工作室的土地不是商业用地，是村民以几万块钱甚至几千块钱的价格从大队租来，再用廉价材料搭盖了大库租赁给艺术家。所以艺术家才能以每平米几毛钱的价格租下来。如果是受到保护的商业用地，开发商缴纳了土地出让金，那每平米的成本是几万块，我们是租不起的。我们享受的低廉价格，就要做好应对相应风险的准备。虽然我也是屡次搬迁的受害者，但也要讲道理。
从费家村搬走后，我找到了长店的工作室。两个院子一共1000多平米，装修花了30多万，还盖了小房子。这次拆迁一分钱赔偿都没有。这次从知道要拆迁开始，我就放下所有工作，半年一件作品都没做，全部时间都用来找新工作室。现在找到温榆河附近的一个工作室，装修花了100多万。我仍然不确定是否长期稳定，但也没办法。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起来之后，工作室很像房地产，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北京的艺术区基本都在朝阳区。是以798为起点，以宋庄为终点，延机场辅路两侧的工作室都有机会。但是，从798向宋庄发散的过程中，机会层层截留。
我发现非常奇怪的是，你不能往北去，小汤山一带不行，往南去大兴或者往西都不行，气场就是不往那些地方去。除非你是绝对的市场大牌。所以艺术家们还是喜欢在黑桥、环铁、索家村等等这些地方，机会更多。
而这次拆迁的规模和以前不同，这次的大规模拆迁也许会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这种改变在今后两三年中会更快显现。
大工作室时代将成为历史
中国进入工作室时代之后，有西方朋友到北京，看到艺术家有这么大的工作室非常惊讶，他们不知道情况就会认为他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家。中国的工作室发展太快了。2004年，180平米的工作室我们那时已经觉得很大，但是很快400平米、800平米都不算什么了。几千平米的工作室都没什么奇怪。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西方能有400平米的工作室就已经很大了。
因为在城市进程的缝隙中，我们占到了便宜。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土地法规的完善，这种在农业用地上盖工作室出租的现象一定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工作室时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
虽然屡次遭遇拆迁，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越拆越大。我们扪心自问，虽然抱怨房东黑心，不赔偿装修费等等是有道理的，但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也是工作室的受益者。
这次的拆迁，会逼迫一部分经济实力不强的艺术家重新回到公寓，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艺术家寻找到新的更大的工作室。这造成了一次不公平竞争——那些在公寓语境下的艺术家以一种非职业的状态与工作室艺术家竞争。
在这次拆迁中，很多艺术家提出了一个希望。他们希望政府能为艺术家规划出一片地方，以合理的价格，受到法律保护地出租给他们。我也很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国家把每平米两万的商业用地以几毛钱给艺术家?如果那样，每个人都会去当艺术家，还会有极大的腐败。
我这次在温榆河的新工作室签约12年，我也没有当真。前三次，我每次都签约十年八年，但是每次都没超过三年就被拆掉。
我们是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一直在公寓创作，直到临近50岁才拥有了工作室。我想那些年轻的艺术家也没有必要非得一毕业就有大工作室。没有那么好条件的时候，可以远离商业上的一些纷扰。现在艺术家的阶层已然出现，大工作室带来的正面意义和负面意义也都显现，我觉得艺术家们也到了该自省的时候了。
艺术家王鲁炎作为“星星画会”的一员，从70年代末开始当代艺术创作，日后与陈少平、顾德新组成“新刻度小组”强调艺术的理性价值，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颇为重要的力量。王鲁炎也经历了从70年代的“公寓艺术”向21世纪工作室时代转型的全过程。
八十年代到2004年，公寓创作时期
最早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工作室的概念。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们是在自己家里画画。那时候我住在东四十条的一个胡同里，我家12平米。画的时候把床掀起来，画完之后再放下来。当时我最大的画可以画到10米。但是在房间里的距离，没办法有画面的整体感，比例上肯定要出错误。我就用广角镜头先把画面都收到镜头里，把控整个画面，但是那样画面就会变得非常小。后来，我有机会到美国展览，第一次在大空间里展出我那时候画的画，在现场一看，画面全都是问题。
那时，如果有策展人或者批评家来看画，我们就把画从门后边或者床下边拿出来给他们看。当时很多人都去我家里一起聊天，像费大为、范迪安、高名潞、黄永冰、王广义、张培力都经常去我们那个豆嘴胡同。因为我们参加过星星画会，有一些“历史污点”被攥住了，有一阵还成了街道大妈的监控对象。后来在小屋子里画大画的时候，没办法，我们就到马路上去画。
我们离=环路特别近，白天车多没有办法画。就每天等到半夜12点，我和我老婆拿着东西一块儿到二环路上去画，没车的时候抓紧画，有时候有车过来，风会把画掀翻，弄皱，有时候翻得满大街都是。到了凌晨两点左右，捡垃圾的人就出来了，画一旦皱了跟垃圾特别像，那些捡垃圾的就会去捡那些画，我们去抢，他们以为我俩也是捡垃圾的，还会发生争执。这就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工作状态。
你会发现，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家的巨幅作品非常非常少。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上，尺幅达到两米左右的作品算是当时的巨幅概念。因为小尺幅的作品符合“公寓艺术”的特点，画了以后可以储存可以展示，所以说，空间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尺寸，也决定了当代艺术强势或是弱势的身份。
我先后搬了九次家，在2004年之前，我一直在家里画画，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工作室。后来我的家比以前就大得多了。我的客厅是30平米，挑高6米，但那是一个家居的环境，你在给策展人或者批评家展示画的时候，作品的背景也许是一个沙发，也许是床，这样的家居语境决定了你的身份不那么专业，似乎画画还是一种饭后茶余的消遣。
直到2004年，我的一个朋友劝我去租工作室，我还没有工作室的概念。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有一个那样的大房子才能画画?后来，我去参观了那个朋友工作室之后才发现它的重要性。
颠沛而独立的工作室时代
2004年是中国进入工作室时代的元年，在那之前人们大都没有工作室的概念。我第一个工作室租在索家村。那里有90平米和180平米的工作室。因为之前习惯了在30平米的客厅画画，看到90平米、6米挑高的大空间，觉得太大了，这要画多少东西才能把这个空间填满，因为当时脑子里还局限于只画那些小作品。但是看到很多人都租180平米的工作室，我也就租下来了。当时的价格是每天每平方6毛多，一年4万多块。当时对我来说是挺大的数字。我隔壁的一位艺术家，也是现在人们很熟悉的一位，当时他只能付半年房租，下半年的钱还没有着落。
进入工作室时代之后，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形态和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甚至有很多高成本大制作的作品出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位，也从边缘逐渐变成整个亚洲的主导。
我在索家村的工作室呆了两年多，就开始闹拆迁。艺术家也和今天一样，联合起来想各种办法，有的找房东沟通，有的找韩美林那样可以和政府说得上话的老艺术家帮忙，有的也做行为艺术组成SOS的图案。强制执行的通知贴了好多次，都没拆成。
艺术家一般也都住在工作室，有一天早晨醒来一看，发现院子里已经有100多名警察站满了。他们在符号学上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一辆带铁栏杆的警车，有一辆救护车，手铐在衣服下摆可以看得见，用黄色警戒带已经围好。过了一会儿叫来了铲车把我对面的艺术家尚扬的工作室前脸挑了一下，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各自收拾东西也就撤了。
事后大家在一起商量说“看来这工作室的事也不靠谱啊?”以后怎么办?我旁边的艺术家就说，“还是得要工作室!”我就问，“那你说工作室用多长时间，就够本了?”这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答案。我算了一下说，“我得两年到三年才可以，一年多就拆，我真受不了。”我隔壁的艺术家说，“我需要一年到一年半就可以了。”这说明，工作室在那时候开始已经给艺术家带来的很好的收益，经济情况的分化已经显现出来，这就涉及到工作室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影响。
工作室的出现给艺术家带来了很大的实惠。2004年之后，工作室迅速普及让中国当代艺术家迅速进入了一个独立、专业和强势的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让艺术家独立于画廊、美术馆、评论家。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艺术家可以完成从制作到展示再到销售的全过程。在一些懂得运作的艺术家那里，随着西方资本进入，他们的工作室已经迅速机构化甚至公司化。他们的工作室中有专门的人负责学术展览、负责联系媒体以及负责市场运营。有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装修得非常豪华，甚至比一些画廊还要好。他们的作品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已经是一种终极展示。这也引发一些负面的问题。比如，中国艺术家和画廊的合作不那么规范。
随着艺术家阶层的分化，艺术聚集区中，工作室之间的邻居关系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非常微妙。几个人的工作能否在一起有两个方面决定，一个是艺术上的观念和手法是否是一路；第二，在资源上能否互换，如果两个艺术家资源和经济上差异很大，自然也无法在一起。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市场上一线的艺术家。有一些市场不好的艺术家看到这个情况，就在那些大牌工作室旁边也租了房子，企图沾光，想如果有藏家、策展人去看那位成功艺术家的作品，是不是顺便也能看看我的东西?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成功艺术家在两个工作室之间砌起了一堵墙，人家拒绝和你分享资源。当你不能互换资源。人家凭什么让你沾光?
圆明因时期，艺术家扎堆是因为各自的贫穷，并没有考虑太多。但2004-年工作室时代之后，有一些成功的艺术家不愿意在很纷杂的环境中工作，他们愿意相对独 立一些。我们这些工作室聚集区的艺术家其实很像现在小区的封闭式管理，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和朋友，有时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工作室之间不认识的艺术家即使是邻居也基本老死不相往来。
我的工作室第一次被拆迁之后，就从索家村搬到费家村，工作室只有120平米。两年多之后又开始闹拆迁，又搬走了。这次也是2年。
廉价与风险并存
因为经常找工作室，我也有了一些知识。开始逐渐知道，这些盖工作室的土地不是商业用地，是村民以几万块钱甚至几千块钱的价格从大队租来，再用廉价材料搭盖了大库租赁给艺术家。所以艺术家才能以每平米几毛钱的价格租下来。如果是受到保护的商业用地，开发商缴纳了土地出让金，那每平米的成本是几万块，我们是租不起的。我们享受的低廉价格，就要做好应对相应风险的准备。虽然我也是屡次搬迁的受害者，但也要讲道理。
从费家村搬走后，我找到了长店的工作室。两个院子一共1000多平米，装修花了30多万，还盖了小房子。这次拆迁一分钱赔偿都没有。这次从知道要拆迁开始，我就放下所有工作，半年一件作品都没做，全部时间都用来找新工作室。现在找到温榆河附近的一个工作室，装修花了100多万。我仍然不确定是否长期稳定，但也没办法。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起来之后，工作室很像房地产，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北京的艺术区基本都在朝阳区。是以798为起点，以宋庄为终点，延机场辅路两侧的工作室都有机会。但是，从798向宋庄发散的过程中，机会层层截留。
我发现非常奇怪的是，你不能往北去，小汤山一带不行，往南去大兴或者往西都不行，气场就是不往那些地方去。除非你是绝对的市场大牌。所以艺术家们还是喜欢在黑桥、环铁、索家村等等这些地方，机会更多。
而这次拆迁的规模和以前不同，这次的大规模拆迁也许会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这种改变在今后两三年中会更快显现。
大工作室时代将成为历史
中国进入工作室时代之后，有西方朋友到北京，看到艺术家有这么大的工作室非常惊讶，他们不知道情况就会认为他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家。中国的工作室发展太快了。2004年，180平米的工作室我们那时已经觉得很大，但是很快400平米、800平米都不算什么了。几千平米的工作室都没什么奇怪。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西方能有400平米的工作室就已经很大了。
因为在城市进程的缝隙中，我们占到了便宜。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土地法规的完善，这种在农业用地上盖工作室出租的现象一定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工作室时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
虽然屡次遭遇拆迁，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越拆越大。我们扪心自问，虽然抱怨房东黑心，不赔偿装修费等等是有道理的，但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也是工作室的受益者。
这次的拆迁，会逼迫一部分经济实力不强的艺术家重新回到公寓，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艺术家寻找到新的更大的工作室。这造成了一次不公平竞争——那些在公寓语境下的艺术家以一种非职业的状态与工作室艺术家竞争。
在这次拆迁中，很多艺术家提出了一个希望。他们希望政府能为艺术家规划出一片地方，以合理的价格，受到法律保护地出租给他们。我也很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国家把每平米两万的商业用地以几毛钱给艺术家?如果那样，每个人都会去当艺术家，还会有极大的腐败。
我这次在温榆河的新工作室签约12年，我也没有当真。前三次，我每次都签约十年八年，但是每次都没超过三年就被拆掉。
我们是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一直在公寓创作，直到临近50岁才拥有了工作室。我想那些年轻的艺术家也没有必要非得一毕业就有大工作室。没有那么好条件的时候，可以远离商业上的一些纷扰。现在艺术家的阶层已然出现，大工作室带来的正面意义和负面意义也都显现，我觉得艺术家们也到了该自省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