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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茨基出生在1970年,作为移民后代,他的祖辈在苏联成立后被迫离开他们在波兰东部的家园。罗瑞茨基的父母都在波兰西部出生,到了他这一代,波兰东部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遥远而奇异的世界。动荡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一直围绕着罗瑞茨基,这些记忆来自他的祖父母和叔叔们。在知道很多故事以后,他觉得自己像是活在小说里的人。
他的诗歌也糅合了记忆与想象。比如《热带气旋》,灵感来自他小时候读的一些儿童冒险书。2007年的作品《殖民地》说的是海边或者山上专供孩子们冒险的营地,当他还是孩子时,经常到那样的地方玩耍。他还经常去一座山上看望他的姨妈,山上有湖,湖就在森林里,非常危险,他却乐于跟朋友结伴前往。
“阅读、想象的时候就像身处梦境,而寻访历史会让你有新的经验和记忆。”2004年,罗瑞茨基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叙事诗《十二车站》。《十二车站》是一部长篇悲喜诗剧,以家族第三代成员的视角,讲述二战后,第三代成員聚合了半世纪前被驱逐出波兰东部的家族成员,一起重回家乡,举行家庭聚会,并寻找1945年埋于土下的教会大钟。
“这是关于我的家族在战时的故事。每次家人讲起这些都很不一样。叔叔们可能会说他们在苏联待了多久才回家,第一次说是10个月或者12个月,第二次又说是两年,再下次就是3年,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同。对我来说,写那样的书很困难,严肃地去讲那些历史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严肃地写出那种战乱的感觉。我并没有经历战乱,无法真切地写出他们的生活——人们出去打猎、钓鱼,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选择用诗歌来表达战争中人的苦难。”
《十二车站》为罗瑞茨基赢得了高捷斯基奖,使他跻身于波兰最重要诗人之列。评委会认为《十二车站》反映了“省域与家族传统间的有趣距离,同时热情地歌颂省域与家族传统”,足以媲美波兰伟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的《塔杜施先生》。
一位诗人这样评价罗瑞茨基的诗:“它们让我想起关于家庭的诗,但这个家悬在空中,被连根拔起;还有关于家园的诗,但这个家园已岌岌可危,仅存在于童话、传说以及偶然听到的故事里;这些诗以一种审慎、缓和的方式从传统里蜕变出来。它们还与时空有关,尽管那些地方终将被抛弃,时间终将耗尽。罗瑞茨基描述了一个‘中间地带’,善恶同时发生,真实与幻象并存。”
34岁的时候,罗瑞茨基第一次回到乌克兰,他祖辈曾经的家乡。二战后,波兰的领土边界开始西移,东部领土归入苏联,那块土地曾是波兰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和亚美尼亚人共同的家园。他们在二战中饱受苏联和纳粹的双重折磨,其间乌克兰人与波兰人自相残杀。战后,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罗瑞茨基说自己的家族就是经历过所有这些恐怖与悲伤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90岁的祖母知道他要回家乡,希望他能找到当年她住过的房子的痕迹,最重要的是,看看她曾经供奉在砖砌的神龛里的女神还在不在。祖母认为那才是那幢房子和自己一生的标志。
他拿着根据祖母记忆画出的地图,却找不到祖母的房子和神龛,甚至没人记得她。在好心人的指引下,他找到了祖母曾经生活的地方,却发现那里没有房子,没有神龛,连一棵树也没有。一个老妇人告诉他,自己是他祖母的邻居,儿时的玩伴。她为他指了指祖母曾经住过的位置,附近一条土路边有一个半下沉式的地下室,那是过去惟一的痕迹。回去后,他告诉祖母,自己只找到了一个地下室,祖母对他说,那就是她以后长眠的地方。
于是,他在《被遗忘的地图》一诗中写道:比蚁穴更深的定居地点。我到处打听,/ 他们的足迹,但是草木生长,/ 蜜蜂在空中飞旋。所以我就近躺下,/ 面向大地,说出这句咒语——/ 你们可以出来了,一切都已过去。(赵刚译)
“战后的波兰改变了国界,我住的地方,二战前是德国的,现在是波兰的。那里的波兰移民认为美国一定会跟苏联开战,美国扔下一颗原子弹,他们就能重回自己的家乡。我就幻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移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一直等着回家。我幻想另一边的生活多么美好,到了冬天,总觉得圣诞合唱团比不上东边的。想象一个不再存在的地方给我很大的启发。可那里真的是好地方吗?也许并不是。我有这样的幻想,是因为失去了才觉得往事值得回味。我怀念的并不是我住过的地方,而是我的童年,那些我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现在,罗瑞茨基住在波兰一个叫奥波莱的小城,在当地的大学教法国文学,他喜欢的作家是杜贝莱和龙沙。他和辛波斯卡是大学校友,他对辛波斯卡的印象是“没有很多朋友,但无论是人还是诗歌,都非常讨人喜欢”。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期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来香港。在他成名之后,几乎每个人都会问他,为什么不离开奥波莱,去一个更大的城市生活。对罗瑞茨基来说,总有一些让他留下来的理由。“当我有机会离开这个城市,有个孩子正在上学,我和妻子说,明年再说吧。到了第二年,情况又变了,就又待了两年。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
他的诗歌也糅合了记忆与想象。比如《热带气旋》,灵感来自他小时候读的一些儿童冒险书。2007年的作品《殖民地》说的是海边或者山上专供孩子们冒险的营地,当他还是孩子时,经常到那样的地方玩耍。他还经常去一座山上看望他的姨妈,山上有湖,湖就在森林里,非常危险,他却乐于跟朋友结伴前往。
“阅读、想象的时候就像身处梦境,而寻访历史会让你有新的经验和记忆。”2004年,罗瑞茨基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叙事诗《十二车站》。《十二车站》是一部长篇悲喜诗剧,以家族第三代成员的视角,讲述二战后,第三代成員聚合了半世纪前被驱逐出波兰东部的家族成员,一起重回家乡,举行家庭聚会,并寻找1945年埋于土下的教会大钟。
“这是关于我的家族在战时的故事。每次家人讲起这些都很不一样。叔叔们可能会说他们在苏联待了多久才回家,第一次说是10个月或者12个月,第二次又说是两年,再下次就是3年,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同。对我来说,写那样的书很困难,严肃地去讲那些历史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严肃地写出那种战乱的感觉。我并没有经历战乱,无法真切地写出他们的生活——人们出去打猎、钓鱼,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选择用诗歌来表达战争中人的苦难。”
《十二车站》为罗瑞茨基赢得了高捷斯基奖,使他跻身于波兰最重要诗人之列。评委会认为《十二车站》反映了“省域与家族传统间的有趣距离,同时热情地歌颂省域与家族传统”,足以媲美波兰伟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的《塔杜施先生》。
一位诗人这样评价罗瑞茨基的诗:“它们让我想起关于家庭的诗,但这个家悬在空中,被连根拔起;还有关于家园的诗,但这个家园已岌岌可危,仅存在于童话、传说以及偶然听到的故事里;这些诗以一种审慎、缓和的方式从传统里蜕变出来。它们还与时空有关,尽管那些地方终将被抛弃,时间终将耗尽。罗瑞茨基描述了一个‘中间地带’,善恶同时发生,真实与幻象并存。”
34岁的时候,罗瑞茨基第一次回到乌克兰,他祖辈曾经的家乡。二战后,波兰的领土边界开始西移,东部领土归入苏联,那块土地曾是波兰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和亚美尼亚人共同的家园。他们在二战中饱受苏联和纳粹的双重折磨,其间乌克兰人与波兰人自相残杀。战后,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罗瑞茨基说自己的家族就是经历过所有这些恐怖与悲伤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90岁的祖母知道他要回家乡,希望他能找到当年她住过的房子的痕迹,最重要的是,看看她曾经供奉在砖砌的神龛里的女神还在不在。祖母认为那才是那幢房子和自己一生的标志。
他拿着根据祖母记忆画出的地图,却找不到祖母的房子和神龛,甚至没人记得她。在好心人的指引下,他找到了祖母曾经生活的地方,却发现那里没有房子,没有神龛,连一棵树也没有。一个老妇人告诉他,自己是他祖母的邻居,儿时的玩伴。她为他指了指祖母曾经住过的位置,附近一条土路边有一个半下沉式的地下室,那是过去惟一的痕迹。回去后,他告诉祖母,自己只找到了一个地下室,祖母对他说,那就是她以后长眠的地方。
于是,他在《被遗忘的地图》一诗中写道:比蚁穴更深的定居地点。我到处打听,/ 他们的足迹,但是草木生长,/ 蜜蜂在空中飞旋。所以我就近躺下,/ 面向大地,说出这句咒语——/ 你们可以出来了,一切都已过去。(赵刚译)
“战后的波兰改变了国界,我住的地方,二战前是德国的,现在是波兰的。那里的波兰移民认为美国一定会跟苏联开战,美国扔下一颗原子弹,他们就能重回自己的家乡。我就幻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移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一直等着回家。我幻想另一边的生活多么美好,到了冬天,总觉得圣诞合唱团比不上东边的。想象一个不再存在的地方给我很大的启发。可那里真的是好地方吗?也许并不是。我有这样的幻想,是因为失去了才觉得往事值得回味。我怀念的并不是我住过的地方,而是我的童年,那些我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现在,罗瑞茨基住在波兰一个叫奥波莱的小城,在当地的大学教法国文学,他喜欢的作家是杜贝莱和龙沙。他和辛波斯卡是大学校友,他对辛波斯卡的印象是“没有很多朋友,但无论是人还是诗歌,都非常讨人喜欢”。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期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来香港。在他成名之后,几乎每个人都会问他,为什么不离开奥波莱,去一个更大的城市生活。对罗瑞茨基来说,总有一些让他留下来的理由。“当我有机会离开这个城市,有个孩子正在上学,我和妻子说,明年再说吧。到了第二年,情况又变了,就又待了两年。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