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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恐怖主义风靡带来的更深刻的危害，即它更多的时候并非是阻碍真相，而是根本不在乎真相，不关心真相
网络时代的“道德恐怖”
在人们为网络时代“正义舆论力量”的强大欣喜不已的时候，“网上通缉令”越来越频繁，“人肉搜索”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私密，甚至还出现了歪曲真相的“冤假错案”，如“史上最毒后妈”事件、“艾滋女”事件等，造成对公民人权的践踏。这种“网络暴力”对有关当事人的杀伤力极大，对社会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它常常以正义为名实行道德审判，伪造舆论，侵害他人的表达权、名誉权或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同时也伤害了公共利益。
有学者指出，当整个社会对公开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任由违法者恣意妄为，其他人明哲保身却不履行应有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成为“潜规则”时，这才是社会转型出现偏差的危险信号。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能让其全体社会成员完全地遵守所有的道德规范，总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社会失范，甚至血腥的暴力犯罪等极端行为。正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犯罪不仅存在于某些社会，而且存在于一切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做到例外。但是，当这些违法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赋予了默认的合法性，周围社会成员却对公开的违法习以为常，集体充当了蹂躏道德的“看客”时，社会必然会出现哀莫大于心死的局面。这种状态也许就是当前中国道德生活中最可悲的一面。当然，这一观点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对国民道德现状进行的分析批判，我们还需要从道德文化的角度进行另一层面的分析，即在本质上这是一种道德恐怖主义的风靡。
有学者认为，道德恐怖主义“以道德为武器，而制造公众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愤恨，从而将这些特定的群体或个人置于道德恐怖中。”这种做法在网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实质是一种社会排斥。如，2010年1月3日，四川省乐山市出租车司机李文君与一个“宝马男”发生争执后，众的哥和一些围观者冲向宝马车，合力将宝马翻了个底朝天。这件事被报道后，引起了网民的热议。搜狐新闻关于此事的1.9万多条评论中，80％的留言都是诅咒“宝马”，其中最热评论“顶起，掀得好!把有钱没素质的人渣通通千掉!”这一观点得到2.9万多人次的支持。可以说，“因为这种恐怖的道德攻击，都依据某种道德标准，并利用这一道德标准，将他们认为不道德的人从社会中排斥出去”，“范跑跑”和“杨不管”就是被这种道德恐怖主义从教师队伍中排斥出去的。有作者虽然尖锐地剖析了道德恐怖主义的严重危害，尤其是其阻碍探求真相，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等，但未能涉及道德恐怖主义被有意识地利用，以及道德恐怖主义风靡带来的更深刻的危害，即它更多的时候并非是阻碍真相，而是根本不在乎真相，不关心真相，甚至哪怕明知那是被歪曲的假相也不可能停止道德恐怖主义的攻击。更勿需说那些“一犬吠影，十大吠声”的被裹挟者尤其不需要真相了。道德恐怖主义的风靡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群体性或阶层性的道德恐怖主义统治与压榨，另一种是个体性的道德恐怖主义欺侮与压制。或者说一种是源于所谓“群体道德义愤”的恐怖主义，像“范跑跑”不过是这种并不典型的情况；另一种恐怖主义的源头则是某个卑鄙者的淫欲的满足，“群体道德义愤”不过是被利用了而已，这后一种情况才是道德恐怖主义更为本质的特点。
权力绑架学术背后的真相
记得有一个评论者说过这样的话：“一个阅历丰富的农民老大爷比一个拿了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更能参透中国的政治。”的确，要了解中国的权力现状，要洞悉中国体制改革到底有多艰难，要清楚官场与民间、官场逻辑与大众文化有着怎样复杂的关联，这一切如果只依靠分析“社会结构”或者进行理论推演，是难以窥其一二的。同样如果想通过权力颁布的法令、准则、文件以及各种统计数字来了解官场，也未免有弱智之嫌。真正有针对性和有意义的是窥测权力表象背后的生活、生活背后的日常伦理，以及渗透其间的道德倾向和文化心理。
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与政治距离相对较远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学界，它的道德文化及其内在逻辑又是怎样的?学术界风气的腐败与学术伦理的普遍堕落近年已经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抨击，然而最有力量的声音不过是批判体制以及学界官场化而已，这种隔靴搔痒式的反思是非常浅薄的。其实直接强暴学术的权力来自学界内部，真正导致学界伦理堕落的恰恰是高尚一群，是权力转换后的力量，是层层渗入人心的力量。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明白这样一个本质，官场与学界的规则和潜规则是完全同构的，而官场与学界同构的奥妙恰恰在于：学界中的大大小小的权力实施者善于以反官僚、反体制为口号和姿态，他们的反抗姿态除了证明其尚不满足于未能攫取更大的权力外。真正的目的却是由此获得在学界做官僚行权威的资本与合法性。
现在学术界的问题出在学界本身，权力强暴学术尚不表现为外在权力强暴学术界，而首先是学界内部的权力渗透于整个学界。很多种类型的权力包围着学界，也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权力在学界内部起着各自决定的作用，置身其中的每个学界中人自然不可能摆脱各种权力的干预，然而一个学界中人真正的和直接的受到的权力压制却是来自离自身最近的那种权力。这种与一个学人最直接的权力虽然看起来是较小的一种权力，然而因为它与层层往上的更大的权力是同构的，因此它的威力并不小，甚至大到与体制同等的功能。只是这种经过转化了的权力实质和真相被某些表相遮蔽了，使人误认为学界有自己的学术伦理。
道德恐怖主义的文化土壤：恐怖和庸俗
道德恐怖主义之所以得以形成，并且有时候能够畅通无阻，除了来自各种各样的膨胀欲望和权力以外，还必须有着来自广泛的民众心理的支撑，也就是说必须有着大量的可以被利用的力量，道德恐怖主义才会爆发出惊人的效能。后者正是道德恐怖主义的文化土壤和存在基础，它包括两个层面的文化心理，其一是“恐怖”，其二是“庸俗”。可以说，这既是日常性权力之恶的效果，同时也是人性随之蜕变的结果。
在一个欲望主义盛行的时代，如何保持人性的本真不受外在的诱惑和物质的异化，这本身已经变成一场复杂的战争，保持自我与失去自我的交锋更加尖锐化，也充满了新的内涵。
网络时代的“道德恐怖”
在人们为网络时代“正义舆论力量”的强大欣喜不已的时候，“网上通缉令”越来越频繁，“人肉搜索”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私密，甚至还出现了歪曲真相的“冤假错案”，如“史上最毒后妈”事件、“艾滋女”事件等，造成对公民人权的践踏。这种“网络暴力”对有关当事人的杀伤力极大，对社会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它常常以正义为名实行道德审判，伪造舆论，侵害他人的表达权、名誉权或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同时也伤害了公共利益。
有学者指出，当整个社会对公开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任由违法者恣意妄为，其他人明哲保身却不履行应有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成为“潜规则”时，这才是社会转型出现偏差的危险信号。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能让其全体社会成员完全地遵守所有的道德规范，总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社会失范，甚至血腥的暴力犯罪等极端行为。正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犯罪不仅存在于某些社会，而且存在于一切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做到例外。但是，当这些违法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赋予了默认的合法性，周围社会成员却对公开的违法习以为常，集体充当了蹂躏道德的“看客”时，社会必然会出现哀莫大于心死的局面。这种状态也许就是当前中国道德生活中最可悲的一面。当然，这一观点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对国民道德现状进行的分析批判，我们还需要从道德文化的角度进行另一层面的分析，即在本质上这是一种道德恐怖主义的风靡。
有学者认为，道德恐怖主义“以道德为武器，而制造公众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愤恨，从而将这些特定的群体或个人置于道德恐怖中。”这种做法在网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实质是一种社会排斥。如，2010年1月3日，四川省乐山市出租车司机李文君与一个“宝马男”发生争执后，众的哥和一些围观者冲向宝马车，合力将宝马翻了个底朝天。这件事被报道后，引起了网民的热议。搜狐新闻关于此事的1.9万多条评论中，80％的留言都是诅咒“宝马”，其中最热评论“顶起，掀得好!把有钱没素质的人渣通通千掉!”这一观点得到2.9万多人次的支持。可以说，“因为这种恐怖的道德攻击，都依据某种道德标准，并利用这一道德标准，将他们认为不道德的人从社会中排斥出去”，“范跑跑”和“杨不管”就是被这种道德恐怖主义从教师队伍中排斥出去的。有作者虽然尖锐地剖析了道德恐怖主义的严重危害，尤其是其阻碍探求真相，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等，但未能涉及道德恐怖主义被有意识地利用，以及道德恐怖主义风靡带来的更深刻的危害，即它更多的时候并非是阻碍真相，而是根本不在乎真相，不关心真相，甚至哪怕明知那是被歪曲的假相也不可能停止道德恐怖主义的攻击。更勿需说那些“一犬吠影，十大吠声”的被裹挟者尤其不需要真相了。道德恐怖主义的风靡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群体性或阶层性的道德恐怖主义统治与压榨，另一种是个体性的道德恐怖主义欺侮与压制。或者说一种是源于所谓“群体道德义愤”的恐怖主义，像“范跑跑”不过是这种并不典型的情况；另一种恐怖主义的源头则是某个卑鄙者的淫欲的满足，“群体道德义愤”不过是被利用了而已，这后一种情况才是道德恐怖主义更为本质的特点。
权力绑架学术背后的真相
记得有一个评论者说过这样的话：“一个阅历丰富的农民老大爷比一个拿了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更能参透中国的政治。”的确，要了解中国的权力现状，要洞悉中国体制改革到底有多艰难，要清楚官场与民间、官场逻辑与大众文化有着怎样复杂的关联，这一切如果只依靠分析“社会结构”或者进行理论推演，是难以窥其一二的。同样如果想通过权力颁布的法令、准则、文件以及各种统计数字来了解官场，也未免有弱智之嫌。真正有针对性和有意义的是窥测权力表象背后的生活、生活背后的日常伦理，以及渗透其间的道德倾向和文化心理。
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与政治距离相对较远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学界，它的道德文化及其内在逻辑又是怎样的?学术界风气的腐败与学术伦理的普遍堕落近年已经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抨击，然而最有力量的声音不过是批判体制以及学界官场化而已，这种隔靴搔痒式的反思是非常浅薄的。其实直接强暴学术的权力来自学界内部，真正导致学界伦理堕落的恰恰是高尚一群，是权力转换后的力量，是层层渗入人心的力量。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明白这样一个本质，官场与学界的规则和潜规则是完全同构的，而官场与学界同构的奥妙恰恰在于：学界中的大大小小的权力实施者善于以反官僚、反体制为口号和姿态，他们的反抗姿态除了证明其尚不满足于未能攫取更大的权力外。真正的目的却是由此获得在学界做官僚行权威的资本与合法性。
现在学术界的问题出在学界本身，权力强暴学术尚不表现为外在权力强暴学术界，而首先是学界内部的权力渗透于整个学界。很多种类型的权力包围着学界，也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权力在学界内部起着各自决定的作用，置身其中的每个学界中人自然不可能摆脱各种权力的干预，然而一个学界中人真正的和直接的受到的权力压制却是来自离自身最近的那种权力。这种与一个学人最直接的权力虽然看起来是较小的一种权力，然而因为它与层层往上的更大的权力是同构的，因此它的威力并不小，甚至大到与体制同等的功能。只是这种经过转化了的权力实质和真相被某些表相遮蔽了，使人误认为学界有自己的学术伦理。
道德恐怖主义的文化土壤：恐怖和庸俗
道德恐怖主义之所以得以形成，并且有时候能够畅通无阻，除了来自各种各样的膨胀欲望和权力以外，还必须有着来自广泛的民众心理的支撑，也就是说必须有着大量的可以被利用的力量，道德恐怖主义才会爆发出惊人的效能。后者正是道德恐怖主义的文化土壤和存在基础，它包括两个层面的文化心理，其一是“恐怖”，其二是“庸俗”。可以说，这既是日常性权力之恶的效果，同时也是人性随之蜕变的结果。
在一个欲望主义盛行的时代，如何保持人性的本真不受外在的诱惑和物质的异化，这本身已经变成一场复杂的战争，保持自我与失去自我的交锋更加尖锐化，也充满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