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访延安，毛泽东书章碣《焚书坑》诗相赠，并致信：“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做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所谓“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据说指毛泽东赞扬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时傅的对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于是，论者对于谁是“陈胜吴广”，谁是“刘项”，乃至毛泽东书赠此诗的深意何在，异议纷纭。而我们更为重视的，是章碣诗作中体现的历史理念可能曾经为毛泽东和傅斯年共同接受的事实。在五四时代，他们确曾一北一南，举起了《新潮》和《湘江评论》两面旗帜，鼓动了新的文化条件下类同两千一百多年前“山东乱”的革命形势。

“秦家事”反思

　　中国古代诗人多有“咏史”“怀古”之作，这首《焚书坑》诗可以看作透露出先进历史观的值得珍视的精品。据唐人韦毅编《才调集》卷八所收录，章碣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原来不读书。”有人曾经批评诗句中“搀人议论”（[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〇《评汇六》），其实，在对史事的咏叹中发表史识，早已是中国诗家的传统。
　　以诗评史是一种特殊的史学形式。读“诗话”一类著作时欣赏对这种文学形式进行的评论，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比如清代学者吴景旭撰《历代诗话》卷五三《焚书》可以看到所引录对章碣《焚书坑》的评论：“万历中，陈眉公诗：‘雪满前山酒满觚，一编常对老潜夫。尔曹空恨咸阳火，焚后残书读尽无。’天启中，叶圣野诗：‘黄鸟歌残恨未央，可怜一夕葬三良。坑儒旧是秦家事，何独伤心怨始皇。’一诘责后人，一追咎前人，各妙。”吴景旭说：“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点。（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19页）宋人萧森希《通录》曾经说，“按史书所坑特侯生、卢生四百六十余人，非尽坑天下儒者”，而且“为其所坑，又非儒者”，“卢生等……特方伎之流耳，岂所谓儒者哉？”（[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五）秦未曾坑儒的说法，今天仍然有人坚持。主要论点，也以为所坑杀的对象是“术士”而非“儒生”。其实，正如顾颉刚曾经指出的：“当时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秦始皇）把养着的儒生方士都发去审问，结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阳：这就是‘坑儒’的故事。”（《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以为受害者乃“儒生方士”，两种身份并说。坑儒事后，“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扶苏作为最接近秦王朝执政集团决策者的人士，也是事件发生随即有所评论之，他的意见是最值得重视的。所谓“诸生皆诵法孔子”，指义非常明确。
　　对于“焚书坑儒”，毛泽东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说：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个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杀么。（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53页）虽然历史上任何每一次政治迫害运动之后，都依然会有迫害对象和迫害对象同等级者的存留。然而这一情形，并不能否定这种行为的残酷性。
　　秦始皇事后回顾“焚书”事，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称“焚书”对象为“天下书不中用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等实用之学的积累确实得以保存。又有学者指出兵学知识仍然在民间普及，如袁宏道《经下邳》诗所谓“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明诗综》卷六二）。也有人据“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咏张良事迹诗，论“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陈恭尹：《读（秦纪）》）。除了张良“夜半桥边”故事之外，项羽“万人敌”与韩信“背水阵”故事，也反映民间兵学的普及。尽管秦文化重视实用的风格使得许多技术层面的知识得以存留，但是以理论为主题的体现较高思辨等级的文化遗产遭遇秦火导致的中国文化的严重劫难，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虽然“民间《诗》《书》，未必能家摧而户烧之，燔余烬遗，往往或有”（刘师培《六经残于秦火考》，《左庵集》卷三），但我们绝不能在回顾文化史时，轻易宽恕毁灭文明成就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
　　为什么坑杀了四百六十位诸生，历史记忆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坑儒”的文化伤痕，但是还有不少儒学学者依然以博士身份服务于秦始皇呢？看来儒学背景的博士们大概表面上可以议政参政，但是不能发表与最高执政者政见不同的言论。当时秦王朝确定的文化政策，坚持极其严厉的原则，即所谓“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焚书坑懦”破坏的不是所有的文化，破坏的是思想；“焚书坑儒”迫害的不是所有的文化人，迫害的是思想者。
　　“焚书坑儒”在后世秦政批判的史论和政论中，往往被作为主要罪行受到谴责。而历史事实正如谭嗣同所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二十九）扼杀思想，扼杀思想者，是中国帝制时代长期贯彻的文化政策。在有的历史时期，文字狱的残酷，甚至超过秦代。

“英雄之后，更有英雄”，“载籍而外，岂无载籍”

　　章碣《焚书坑》诗宣传的历史哲理，是得到许多文化共鸣的。明代学者叶廷秀《诗谭》卷二“题焚书坑”条写道：“唐章碣《题焚书坑》……足为士子吐气。又见一诗：‘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意亦相类。”这首诗较早见于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一：“‘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授兵书。’此《焚书坑》诗，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诵之，坑在骊山下，即坑儒谷是也。”明代学者蒲秉权就此发表了这样的议论：“有宇宙来，种种人物，种种情境，种种事，种种理，种种理外之事，为今时所未见，皆古时所已有，而其成迹悉备于书。书者，破愚益智之资也。祖龙氏恃其才智，并吞六国，帝制自为谓可长世，而又虑天下有聪明男子知读书解义理者，崛起而出其右，故坑儒不已，继之焚书，盖妄意去其益智者，而人之愚，益不可破，茫茫世界，可以惟我所镌磨锻炼。而不知天地精灵，分毓为人；人心精灵，吐露为书。英雄之后，更有英雄。则载籍而外，岂无载籍？始皇于此关捩全未勘破，必欲以一炬塞其兑。其智已愚人，乃其所以自愚也。故当时好事者题其坑云：‘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况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黄石读兵书。’呜呼，尽之矣！”（《硕薖园集》卷九） 　　历史的进步无法阻挡，即所谓“英雄之后，更有英雄”。而思想的“精灵”，自由追求和创新趋向，当然也不可能以坑火灭绝。
　　这首言“人未愚时国已墟”的诗作，许多著作有所引录，均言“不知何人所作”。明代文学家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下考论作者是南宋诗人萧立之：“《菽园杂记》载一诗云：‘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只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陆式斋云惜不知何人所作。余见韦居安《梅硐诗话》载萧冰崖立之《咏秦》诗云：‘燔经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师黄石读兵书。’陆公所记即冰崖之诗，后人相传稍易之耳。”

“古今一条规律”

　　毛泽东除书赠傅斯年外，后来对章碣《焚书坑》诗仍有所关心。1959年，他曾经请康生查核章碣生平以及此诗是否其作品。康生在12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文字差不多，送上请阅。”毛泽东又请林克再查。12月11日在康生的报告上写了致林克的信：“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据陈晋的说明，“或许是康生送上的材料不能最终回答毛泽东的询问，故他又请林克再查。”（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319页）1966年6月14日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毛泽东又引用了这首诗，以助證“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是古今一条规律”。
　　我们看到，与书赠傅斯年同样，毛泽东把“坑灰未冷山东乱”写作“坑灰未烬山东乱”。这并不是毛泽东记忆失误，清人褚人获《坚瓠集》四集卷四所引章碣《焚书坑》诗就写作“烬”。通过毛泽东对这首诗的熟悉和关注，亦可觉察他对作者在诗句背后的“人心精灵”的体悟。
　　作为一位革命家，毛泽东对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曾经深心反感。青年时期，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积极提倡“自由之意志”，鼓吹“思想的解放”。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道：“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这样的认识应当就与“坑灰未冷山东乱”提示的历史理念有相通之处。不过，因为时势的演进和地位的变易，晚年毛泽东对秦始皇的判断已经与青年时完全不同，对于“焚书坑儒”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对于社会思想自由度的主张当然也明显异于往昔。
　　郑樵《通志》卷七一《校雠略》“秦不绝儒学论”说：“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历代诗话》卷五三《焚书》引录章碣诗，随即引《通志》以上评断，这些文字，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并不如后世所说那么惨厉。毛泽东对此都加了圈点。前引1964年8月30目的讲话中所谓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杀么，体现出对这种史论的认同。传李贽评纂《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关于李斯焚书建议得到秦始皇认可的记述，有如下评语：“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此段文字眉批明确写道：“刘项原来不读书。”七字旁侧均有圈点。据中华书局1974年8月的《出版说明》，对此说有肯定的评价：“他还认为秦始皇、李斯实行‘焚书坑儒’，是当时斗争情势下采取的必要措施，说‘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明]李贽评纂：《史纲评要》，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版，第九十页，第二页）这正是毛泽东书写“焚坑事业要商量”诗句的时候。
　　领袖人物的历史认知可以影响政治导向。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在“革命”的名义下经历的厄运，大家都是熟知的。
　　《史纲评要》眉批“刘项原来不读书”，语义并不明朗。我们不清楚这七个字写在这里是强调“刘项”事业即“焚坑”政策之后又一层意义上的“势必至此”，抑或是对“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之说的适当修正。也许作为知识人，在倾向于理解和支持“焚坑”的同时，也难以表示绝对的肯定。所谓“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后半句“下手太毒”的感叹，或许就透露出这种心理。而毛泽东诗句“焚坑事业要商量”或作“焚坑事业待商量”，“商量”二字的语气，大概也值得我们细心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