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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个税、房产税，总是社会争论的热点。征税、纳税，是古今公民都必须的。虽然古代纳税人的“税负痛苦指数”比较高，但古代政府减免方面，也有让纳税人高兴的地方，每个朝代都会有纳税人减税的措施。
“税其舍不税其物”，古代亦征房产税
在汉代，刘彻（武帝）当皇帝时出现了“缗钱税”。此税种起初是对现金，即所谓“缗钱”一类动产征税。后来扩大征收范围，将田地、房宅在内的家庭财产均纳入征税范围，这应该是封建时代“房产税”的滥觞。
房产税的历史源远流长。反映上古周代国政的典籍《礼记·王制》中，即有“市廛而不税”一说，意思是租用公家的店铺则不必再缴营业税。东汉学者郑玄注解：“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这里的“税其舍”，可以理解为收取房产税。
东晋时出现了“估税”，由此演变出了后世的契税。所谓“契税”，本是一种商税，东晋将之加以发展，规定田宅、牛马、奴婢等的交易均要立契约，根据契约的成交价收税（输估）4%，其中卖方承担3%，买方负担1%。不立契约的零散交易，征收“散估”，税率同为4%，全由卖方承担。
单一房产税的正式出现，当在唐代，其税名叫“间架税”。“间架税”得名于其征税单位和方式，每屋两架为间，按屋的好坏分为三等，上屋征税2000钱，中屋征税1000钱，下屋征收500钱。
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少祖石重贵、后周世宗柴荣，均先后开征过“屋税”。
北宋房产税称为“印契钱”，于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开征。因为当时交易所用契纸，由官府统一印制，故名“印契税”。这是中国“契税”这一税种名称的开始，开征之初，就是向典卖田宅对象征收，税率4%。
南宋时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印契税易名为“钞房定帖钱”。7年后，即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改称“斟合钱”。
南宋房产税的征收，相当严格。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十二月，朝廷下令地方州县印发“户帖”，规定老百姓所有田土房舍等都要估值纳税，并领取“户帖”，粘贴于门牌上，以便稽查，称为“买帖”。
后来，因为估算田宅价值不易操作，干脆以各家各户田宅多少好坏，分出若干等级，分别交税1000-30000钱不等的房产税。在此基础上，南宋首创了“遗产税”。
元代征收的“房地租”，已与现代的“房产税”税名已非常接近了。
“轻税入官”，政策性减税
“税”，在古代中国比较复杂，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叫法和征收手段，“役”、“赋”、“贡”、“助”、“彻”、“租”、“庸”、“调”、“捐”、“算缗”、“厘金”等，名称、叫法多多。古代在税收政策上，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会有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恢复和促进生产发展。
减税，是古今纳税人的愿望，也是古今通行惠民政策和做法。减税免税这类“薄税敛”的做法，是古代统治者一贯主张的“仁政”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古代政府是如何从政策上“薄税敛”的？
一般来说，在建国初期，新王朝都会实行减税政策，以利民生、恢复生产力。如在隋朝，隋文帝杨坚便提倡轻徭薄赋，“轻税入官”，积极减轻民间税务负担。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前期减税的基础上，朝廷又将田租户调的应交额降低，并减少了服役天数。接着，还废除了盐、酒官卖制度，停征盐酒税。
停征盐酒税，和现代取消农业税一样，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从先秦时起，盐税收入已成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盐是生活必需品，废除盐税、酒税，惠及千家万户，大大减轻了老百姓负担。
宋朝立国后，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对百姓种桑、枣树，开辟荒田等，停征租税。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又诏令全国减免税收：“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同时，还废除工商业的杂税。
明太祖朱元璋在减税方面，同样做得很到位。明初，首先降低商业税，改税率为“三十税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明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不再征税。
清朝从顺治时起，便在多地蠲免田赋。玄烨（清圣祖）当皇帝的康熙年间，全国有更多的地方实行田粮赋役蠲免。玄烨在位六十多年中，全国普免、各省轮流蠲免以及区域性蠲免，影响较大的便有30多次。
玄烨在伴期间同，还出现过“天下无税”年。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朝廷将各省钱粮全行蠲免，这样的“天下无税”，在乾隆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都曾先后实行过；乾隆三十年、四十五年、六十年这三年，各免全国漕粮一次，这在中国税收史上是少见的。
“普天同庆”，临时性减税
从古代税收史料来看，古代老百姓税赋“痛苦指数”，确实还是很高的，特别是在不太平的年份。考虑到纳税的的疾苦，除了上述政策性减税外，古代政府还有不少临时性的减税手段。
人头税和土地税，是古代政府最大的种税，也是最主要的减免税种。一般在灾歉之年、皇帝行幸之时、重农劝农、鼓励移民之际，朝廷都会在特定范围、给特定对象减免税收。
在汉代，减免税收是朝廷经常性使用的惠民、救荒手段。刘费陵（汉昭帝）主政的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是个灾年，《汉书·昭帝纪》记载，当年秋八月，朝廷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赈贷种、食，勿收责，勿令民出抑田租。”
在古代，皇帝外出巡幸，一般也多会减免税收，让当地老百姓“高兴一下”，对皇帝感恩戴德。
《汉书·文帝纪》记载，前公元177年，汉文帝刘恒从甘泉“幸太原”。刘恒在太原停留游玩了10多天。高兴之余，“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意思是，免了晋阳、中都两地老百姓3年税赋。
新皇登基、皇帝、皇后过生日、立太子、现瑞象等重大“喜气”的日子，在大赦天下的同时，朝廷也动辄减免税收，实现“普天同庆”。《后汉书·祭祀志上》记载，东汉刘秀（光武帝）当皇帝的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四月份，改元“建武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博、奉高、嬴三地，不用上缴当年的租粮和畜草。
类似汉代这样“赈灾”式、“普天同庆”式的临时税收减免方式，一直到清末都还在实行，并影响到现代税政。
“大索貌阅”，古代税收大检查
对于现代不时会发生的偷漏税和拖欠不缴行为，在古代亦常见。相应地，古代对之惩罚亦重。
隋初减税幅度很大，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隋文帝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税收大检查，时称“大索貌阅”。所谓“大索”即大检查；“貌阅”，即实地核查户口，以严堵漏逃税赋。
唐代征收的“间架税”，对于那些房产多的人家说，税负很重，所交的税金动辄数百缗，所以不时有人冒险隐瞒不报、少报，以偷逃税款。朝廷为此出台税政，如果敢隐匿一间不报者，“杖六十”。为及时发现偷漏税行为，政策出台了奖励办法，举报人可以得到五十缗“奖金”。
唐代这种“奖励政策”，并非唐朝首创，乃汉武帝刘彻的发明。
刘彻在推出“缗钱税”后，紧跟着颁布了一道《告缗令》，此令的中心意思就是以物质奖励的形式，鼓励民间举报偷逃税行为。查实后，被举报人的财产一半归举报人，此即《汉书·武帝纪》中所说的，“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告缗令”，可以说是中国税收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一次“税收大检查”通知。
宋朝规定，田赋逾期缴纳的，按欠税处理。从实际征收情况来看，宋代逃税情况较严重，这在南宋时期尤为明显。当时民间对付征税的办法是交易双方私立契约，不向官府报税，时称“白契”现象。
针对“白契”现象，南宋也曾进行税收大检查，称为“括白契”。大检查中，要求公民自行申报纳税，隐瞒不报、偷漏税者，一旦查到，将没收其偷逃田房产总价的三分之一。
同样的，元朝对偷漏税者处罚也很重。比如商税，元政府规定，凡隐匿税课者，物资一半没官。偷漏者一旦被发现，“犯者笞五十”。
同样的，出于鼓励举报人的考虑，被没收财物的50%，作为奖金奖给举报人。
“税其舍不税其物”，古代亦征房产税
在汉代，刘彻（武帝）当皇帝时出现了“缗钱税”。此税种起初是对现金，即所谓“缗钱”一类动产征税。后来扩大征收范围，将田地、房宅在内的家庭财产均纳入征税范围，这应该是封建时代“房产税”的滥觞。
房产税的历史源远流长。反映上古周代国政的典籍《礼记·王制》中，即有“市廛而不税”一说，意思是租用公家的店铺则不必再缴营业税。东汉学者郑玄注解：“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这里的“税其舍”，可以理解为收取房产税。
东晋时出现了“估税”，由此演变出了后世的契税。所谓“契税”，本是一种商税，东晋将之加以发展，规定田宅、牛马、奴婢等的交易均要立契约，根据契约的成交价收税（输估）4%，其中卖方承担3%，买方负担1%。不立契约的零散交易，征收“散估”，税率同为4%，全由卖方承担。
单一房产税的正式出现，当在唐代，其税名叫“间架税”。“间架税”得名于其征税单位和方式，每屋两架为间，按屋的好坏分为三等，上屋征税2000钱，中屋征税1000钱，下屋征收500钱。
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少祖石重贵、后周世宗柴荣，均先后开征过“屋税”。
北宋房产税称为“印契钱”，于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开征。因为当时交易所用契纸，由官府统一印制，故名“印契税”。这是中国“契税”这一税种名称的开始，开征之初，就是向典卖田宅对象征收，税率4%。
南宋时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印契税易名为“钞房定帖钱”。7年后，即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改称“斟合钱”。
南宋房产税的征收，相当严格。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十二月，朝廷下令地方州县印发“户帖”，规定老百姓所有田土房舍等都要估值纳税，并领取“户帖”，粘贴于门牌上，以便稽查，称为“买帖”。
后来，因为估算田宅价值不易操作，干脆以各家各户田宅多少好坏，分出若干等级，分别交税1000-30000钱不等的房产税。在此基础上，南宋首创了“遗产税”。
元代征收的“房地租”，已与现代的“房产税”税名已非常接近了。
“轻税入官”，政策性减税
“税”，在古代中国比较复杂，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叫法和征收手段，“役”、“赋”、“贡”、“助”、“彻”、“租”、“庸”、“调”、“捐”、“算缗”、“厘金”等，名称、叫法多多。古代在税收政策上，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会有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恢复和促进生产发展。
减税，是古今纳税人的愿望，也是古今通行惠民政策和做法。减税免税这类“薄税敛”的做法，是古代统治者一贯主张的“仁政”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古代政府是如何从政策上“薄税敛”的？
一般来说，在建国初期，新王朝都会实行减税政策，以利民生、恢复生产力。如在隋朝，隋文帝杨坚便提倡轻徭薄赋，“轻税入官”，积极减轻民间税务负担。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前期减税的基础上，朝廷又将田租户调的应交额降低，并减少了服役天数。接着，还废除了盐、酒官卖制度，停征盐酒税。
停征盐酒税，和现代取消农业税一样，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从先秦时起，盐税收入已成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盐是生活必需品，废除盐税、酒税，惠及千家万户，大大减轻了老百姓负担。
宋朝立国后，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对百姓种桑、枣树，开辟荒田等，停征租税。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又诏令全国减免税收：“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同时，还废除工商业的杂税。
明太祖朱元璋在减税方面，同样做得很到位。明初，首先降低商业税，改税率为“三十税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明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不再征税。
清朝从顺治时起，便在多地蠲免田赋。玄烨（清圣祖）当皇帝的康熙年间，全国有更多的地方实行田粮赋役蠲免。玄烨在位六十多年中，全国普免、各省轮流蠲免以及区域性蠲免，影响较大的便有30多次。
玄烨在伴期间同，还出现过“天下无税”年。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朝廷将各省钱粮全行蠲免，这样的“天下无税”，在乾隆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都曾先后实行过；乾隆三十年、四十五年、六十年这三年，各免全国漕粮一次，这在中国税收史上是少见的。
“普天同庆”，临时性减税
从古代税收史料来看，古代老百姓税赋“痛苦指数”，确实还是很高的，特别是在不太平的年份。考虑到纳税的的疾苦，除了上述政策性减税外，古代政府还有不少临时性的减税手段。
人头税和土地税，是古代政府最大的种税，也是最主要的减免税种。一般在灾歉之年、皇帝行幸之时、重农劝农、鼓励移民之际，朝廷都会在特定范围、给特定对象减免税收。
在汉代，减免税收是朝廷经常性使用的惠民、救荒手段。刘费陵（汉昭帝）主政的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是个灾年，《汉书·昭帝纪》记载，当年秋八月，朝廷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赈贷种、食，勿收责，勿令民出抑田租。”
在古代，皇帝外出巡幸，一般也多会减免税收，让当地老百姓“高兴一下”，对皇帝感恩戴德。
《汉书·文帝纪》记载，前公元177年，汉文帝刘恒从甘泉“幸太原”。刘恒在太原停留游玩了10多天。高兴之余，“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意思是，免了晋阳、中都两地老百姓3年税赋。
新皇登基、皇帝、皇后过生日、立太子、现瑞象等重大“喜气”的日子，在大赦天下的同时，朝廷也动辄减免税收，实现“普天同庆”。《后汉书·祭祀志上》记载，东汉刘秀（光武帝）当皇帝的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四月份，改元“建武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博、奉高、嬴三地，不用上缴当年的租粮和畜草。
类似汉代这样“赈灾”式、“普天同庆”式的临时税收减免方式，一直到清末都还在实行，并影响到现代税政。
“大索貌阅”，古代税收大检查
对于现代不时会发生的偷漏税和拖欠不缴行为，在古代亦常见。相应地，古代对之惩罚亦重。
隋初减税幅度很大，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隋文帝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税收大检查，时称“大索貌阅”。所谓“大索”即大检查；“貌阅”，即实地核查户口，以严堵漏逃税赋。
唐代征收的“间架税”，对于那些房产多的人家说，税负很重，所交的税金动辄数百缗，所以不时有人冒险隐瞒不报、少报，以偷逃税款。朝廷为此出台税政，如果敢隐匿一间不报者，“杖六十”。为及时发现偷漏税行为，政策出台了奖励办法，举报人可以得到五十缗“奖金”。
唐代这种“奖励政策”，并非唐朝首创，乃汉武帝刘彻的发明。
刘彻在推出“缗钱税”后，紧跟着颁布了一道《告缗令》，此令的中心意思就是以物质奖励的形式，鼓励民间举报偷逃税行为。查实后，被举报人的财产一半归举报人，此即《汉书·武帝纪》中所说的，“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告缗令”，可以说是中国税收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一次“税收大检查”通知。
宋朝规定，田赋逾期缴纳的，按欠税处理。从实际征收情况来看，宋代逃税情况较严重，这在南宋时期尤为明显。当时民间对付征税的办法是交易双方私立契约，不向官府报税，时称“白契”现象。
针对“白契”现象，南宋也曾进行税收大检查，称为“括白契”。大检查中，要求公民自行申报纳税，隐瞒不报、偷漏税者，一旦查到，将没收其偷逃田房产总价的三分之一。
同样的，元朝对偷漏税者处罚也很重。比如商税，元政府规定，凡隐匿税课者，物资一半没官。偷漏者一旦被发现，“犯者笞五十”。
同样的，出于鼓励举报人的考虑，被没收财物的50%，作为奖金奖给举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