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气候变化”为基础,提出与“碳排放”相关联的一系列议题,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激烈争执。“气候变化”的确切概念是“全球气候变暖”,认为过去一些年来全球气候在变暖,引起更多的水患、干旱和风暴;气候之所以变化,是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增加而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所致;如果各国不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南北极冰雪将融化,海平面上升,岛国沉没,沿海城市被淹,人类的命运危在旦夕。
　　十多年前“气候变化”这个概念刚提出时,科学界便有人士提出质疑,认为世界各地气候差异巨大,并不存在“全球气候”,也不存在“全球气温”,因而也谈不上“全球气候变暖”。世界各地历史上都有气候变迁,有变暖时,也有变冷时,应是自然力量之域,为人力所不及。只不过是,与“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强大的世界舆论相比,这些异见的影响力显得很小。但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结束不久,全球气候突变,但不是变暖,而是出现数十年一遇之奇寒。从中国北方到俄罗斯,再到西欧和北美,一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于是又有科学家称,地球不但没有变暖,而是正在进入一个“小冰河期”。
　　到底有没有“全球气候”,到底地球是变暖还是变冷,对于科学界相关人士而言,无疑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对于一般人而言,则涉及一个重要的知识论问题。中国文化道统中,有关知识的论述多集中在知识来源上,如孔子的“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宋代理学的“格物致知,物格而知至”,而像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样涉及知识质量问题的论述相对较少。
　　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中,有 “知识层次”之说,诗人但丁对其有过专门论述,认为人的知识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简单地“相信”(believing),无论是听来的,还是读来的,只要是简单地接受,皆属这一层次的知识。這是人类特有的知识,但在知识论上,却也是最低级的知识,其他较高级些的动物无此类知识。
　　第二个层次是“理解”(under-standing),包括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分析和综合、衡量与计算等。这一层次的知识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其他所有较高级的动物都具有这一层次的知识。正是在这个层次上,人类又“重新赶上”了其他较高级动物,二者的知识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第三个层次是“理性”(reason),相当于中国古人讲的“明德”,是人类特有的知识,正是在这个层次上,人真正地超越了其他所有动物。“理性”是人类最高级的知识,是人类创造力和文明进步的源泉。
　　“知识层次”之说与权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因而,即便是在西方世界,这一知识论也是长期处于“潜伏”状态,通常很少有人提及。但人类文明进程本身的确包含着这样一个内在的矛盾,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命题。早在18世纪末,欧洲工业化方值萌芽之时,德国诗人席勒(1759～1805)便指出,大机器和机械化将使人本身“零件化”和“碎片化”,有丧失完整的知识和“理性”的危险,最终可能会安于“丢失灵魂”的“堕落状态”。简单地说,人类社会进步要求更细的分工,更专门化教育和知识,而专门化的真正含义是“对很少的知识知道得很多”。于是,人类的知识构成中,简单地“相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而这一层次的知识越多,距“理性”就越远。
　　事实上,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言:“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1972年1月,气象学家竺可桢在《考古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后收录于《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这篇论文对中国史籍中有关自然现象的观察记录进行归纳和综合,用图表显示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气候变动情况,表明汉代和唐代是相对高温期,而中间的魏晋南北朝则处于相对低温期。
　　30多年前,竺可桢只是很客观地描述了历史上气候变动的自然过程,并不讨论气候变化的原因。他所得出的结论之所以能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得到了多方面的反复印证,容易理解,符合“理性”。“气候变化”今天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一大问题,但对于一般人而言,相关知识不可能来自于个人经验积累和研究分析,只能来自于科学界的一些人士。无论最终是否正确,从知识论上说,多是简单地“相信”,属第一层次的知识。席勒去世已两百多年了,人类是不是会越来越偏离“理性”呢?从“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看,不是完全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