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的吴敬琏先生，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83至1984年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4年至今，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末因力挺市场经济而被起了“吴市场”的雅号，后来又演变为“吴法治”……吴敬琏先生一直是媒体的热点。
　　
　　谈顾准：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有幸认识吴敬琏先生，是缘于《顾准传》的写作。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顾准母校的晚辈学者，我通过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的介绍，专程赴京采访吴敬琏先生。无论在何种场合，吴先生总是称“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当他悉知我写顾准传，非常愿意玉成其事。
　　说起顾准，吴敬琏先生开门见山：“顾准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不但在学术上给予了我重要的指点，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理论观点、治学态度以及处世哲学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
　　吴敬琏先生向我介绍说，他与顾准结识，始于1956年顾准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据他忆述：顾准初来的时候，担任他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但顾准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顾准一心想钻研经济理论，继续在党校已经开始的探索。当时，顾准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一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其时的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经济,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吴敬琏先生推崇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从这点来看，可以说吴敬琏是世界上最了解顾准的人之一。
　　吴敬琏与顾准成为莫逆之交，则是在河南息县东岳的“五七干校”。他认为五七干校是知识分子的“炼狱”，是对知识分子系统性迫害的产物。他说：“往事不堪回首，我想起了每次在田间地头开批斗会时，顾准和我被迫把戴在脸上的眼镜摘下来，这是因为在那时‘眼镜’是知识分子‘原罪’的象征。不过现在回过头静心想一下，对个人而言，在东岳的五七干校的经历是‘不幸中之大幸’……”吴敬琏先生认为以下三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在东岳我真正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自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以来，我就一直是积极分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我在复旦大学是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到经济所搞运动时，训斥前辈经济学家骆耕漠，像训孙子似的，还十分理直气壮；平生愧疚不已的是参加了1964～1965年间‘左’派理论家发动的对孙冶方‘修正主义’的批判。……1969年下干校，连锅端，去求赎洗涤自己知识分子的‘原罪’。有了干校的洗礼，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我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与反思。
　　 “第二件事，在东岳我与顾准先生交往很深，成为忘年交。这是我人生之一大幸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曾经议论过康生（他总是插手学部的的事情），于是就被诬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证据确凿，我被打成‘帽子拿在人民手中’ 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到干校的劳改队劳动，开始和顾准朝夕相处。这时，顾准是劳改队里的一名老劳改犯，实際上带领大家劳动。我在没进劳改队以前就干过农活，也做过瓦工、电工，都还能够胜任。进了劳改队干的第一件活是在猪圈里起圈。这活我实在干不了。圈里垫的土黏性很大，和猪粪便混合以后，一铲子插下去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这时顾准过来帮我。他说，你这样一个白面书生，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来。以后，我就一直和他一起呆在这劳改队里。当时我38岁，他已经50多岁，而且已经开始痰里带血了，但劳动很认真，对我也非常照顾。在劳动之余，顾准带我进行有益的精神漫游，我们读书交流，举凡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无所不谈……
　　“第三件事，在东岳开始了我人生道路的新的起点。通过干校的底层生活，我感悟到不止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体制（指计划经济、“左”的路线）下受罪，受苦最深的却是广大农民。而原来在书斋里，对此是不了解实情的。我了解到了发生在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信阳事件’真相。顾准与我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挨斗。不挨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顾准告诉我，他早先也不知道民间疾苦，出门便坐车，如果‘三反’不撤职，自己跟那些官僚一样，养尊处优。1959年至1962年，顾准被打成‘右派’下放河南商城，才亲眼目睹饿殍遍野，惨不忍睹……顾准与我一起探讨这个发展的道路与前景，我以为探索的起点是在东岳和明港，探索并没有结束，没有句号。顾准对我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有充分空闲时间的机会，从希腊史开始我们的历史漫游。吸收新知识要有工具，所以我在顾准的鼓励下决定恢复我在中学时学过、但学得不好的英语……”
　　吴敬琏先生深情地谈道，顾准与李慎之、徐雪寒等人一样，是“老派”共产党员，他们都满怀一腔热血，出生入死，不怕牺牲；对革命成功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反复思考，对民族、对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忧心忡忡。他们是忧国忧民、赍志而没的。
　　吴敬琏说得好：“在这个冷峻孤傲的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人们也许以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个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蠢，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谈现实：改革正在过大关
　　
　　吴敬琏先生在采访中多次联系现实提请人们注意到，中国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的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非人格化交易的道路。现在是到了过大关的时候了。
　　他认为，应该看到,现在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不是市场取向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所致，而是因为没有改革、改革不彻底或是改革被扭曲造成的。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易活动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而其根本的出路是在努力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强调，在政治改革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推行中，它们又可以是有先有后的，在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
　　他进一步指出，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还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的正常运作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钱交易等状况。
　　在谈话时，吴敬琏认为,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他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内容很重要，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据了解，《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汇集了他多年来反思市场经济，多年来主张法治与民主的言论。
　　在我的印象中，同样是知名学者，吴敬琏先生不同于我所认识的其他同志，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与他相处，那种温润，如同摩挲着一块古朴的美玉。吴敬琏先生交谈起来滔滔不绝，他微笑着，眼镜片后面的目光慈祥和善，使人放松而自然。我不太相信眼前的吴先生已经年近八十，他的腰板还直挺，和他握手能感觉到力度和温度。我们的交谈，非常融洽，十分投缘，他知识之广博，思维之敏捷，给人留下的印象极深。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