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汉语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从未停止过。第一本汉英字典的诞生、第一个现代出版社的出现以及大量西学名词的汉译，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扇眺望世界的窗户。
　　在19世纪之前，汉语吸收西方词汇基本遵循这种模式：由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将一本西洋著作翻译成中文，因此书中的西洋专有名词有了中文的对应词汇。这种模式见一个词翻译一个词，不成体系。19世纪初，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推进了这种模式，在西方词汇和汉语词汇之间建立起系统性的对应关联。
　　马礼逊于1782年生于苏格兰，曾在伦敦跟一位广东人学习汉语。1807年9月，马礼逊初来广州。因当时中国禁教，为偷偷传教，马礼逊迫切希望融入中国百姓的生活，因此非常卖力地学习中国话。到1808年6月返回澳门时，马礼逊已经熟练掌握了粤语和官话。
　　墨海书馆先后出版了《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著作。这些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均为伟烈亚力。伟烈亚力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等术语，还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虚数，并引入了“×”“÷”“=”“∞”等西方运算符号，以及“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等词。
　　此后不久，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创办了刊物《六合丛谈》，这是当时中文世界最好的综合性新闻刊物。其他刊物往往都是西方传教士劝人信教的，这部刊物虽不能免俗，却以“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为旨趣，刊登了大量国内外消息，其影响力远迈中国之境，尤其受到日本追捧。
　　“化学”是不折不扣的新名词，清末之前从未见于汉文典籍，不仅中国典籍没有，日本典籍也没有。虽然“化学”一词的发明权长期被归功于日本人，但它的诞生地是上海，创制过程中也有中国人的身影。
　　日本兰学（日本对西学的称呼）著作将荷兰语化学一词“Chemie”音译为“舍密”。此前，马礼逊《华英字典》可能是看到化学家也把瓶瓶罐罐放到火上炼烤，于是将chemist（化学家）一词生硬地翻译为“丹家”，即炼丹药的方士。
　　20世纪80年代，新成果不断涌现，其中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王韬的日记受到学界瞩目。人们惊讶地发现，王韬于1855年在日记中记载了自己观看一位“戴君”表演实验的经历。面对戴君“特出奇器，盛水于桮交相注，渴顿复变色”的现象，王韬恍然大悟，就把这种神奇的把戏命名为“化学”。这一记录早于已知的所有日文文献。
　　王韬对“化学”这个译名甚是得意，并告诉了书馆的传教士伟烈亚力。伟烈亚力也觉得不错，于是在墨海书馆出版的《六合丛谈》中沿用了这种译法。
　　1859年，日本德川幕府将原本不多的宗教内容删去后，以官方名义出版了《六合丛谈》的合订本，让日本人第一次见到了“化学”一词。（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