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田今天13岁了。晚上我做了意大利面条,给她斟了一小杯红酒。“真酸。”她呷了一口,突然问,“我现在已经出生了吗?”我看看表,13年前这会儿,她刚生下来,护士抱来让我看,隔着玻璃窗。她头发稀少,脸蛋通红,吐着泡沫。
　　13岁意味深远:青少年,看PGI3的电影,独自外出。随时会坠入情网。让父母最头疼的,是第二次反抗期的开始。
　　我还没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变化已有迹可寻:她开始注意穿戴,打耳洞,涂指甲,留披肩发,和全美国的女孩子们一起,迷上电影明星。去年开车去拉斯维加斯,她的偶像嗲声嗲气的歌声何止影响驾驶,简直让我发疯。换上我的革命歌曲后,她大喊大叫道:“一代人一代歌,不可能沟通!”
　　放了学,田田旋风般冲进来,自己弄点儿吃的,就地卧倒,开电视,看脱口秀。那是媒体用大量废话制成的笑料,它填满了人与人之间沉默的深渊。威尔·史密斯,那个电视上快乐的黑人小伙儿,眼见着成了我们家的一员。田田一边做功课,一边跟着他“咯咯”地乐。
　　但田田最爱看的还是《我爱我家》。这是她在寻根,寻找北京话耍贫嘴的快感,寻找那个地理上的家,寻找拥有美国经验以前人与人的亲密、纠葛与缠斗。
　　去年暑假田田回了趟北京,那个地理上的家。回来后,我问她,若能选择,你想住在哪儿?
　　她闪烁其词,我知道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在国外住久了,这个问题恐怕连大人也答不上来,人们只能徘徊在那些可能被标明为家的地点之间。
　　三个星期前,她妈妈回北京办画展,我跟田田在家。我们的时间表不同:她出门早,我还没起床;她放了学,我刚睡醒午觉;她开电视,我去健身房;她做功课,我上夜校;回到家,她该上床了。田田开始抱怨,抱怨我睡懒觉、贪玩、在家时间少、电话多。
　　我跟田田分开了6年,从她4岁到10岁。我满世界漂泊时,曾暗自琢磨,恐怕只有田田这个锚才能让我停下来。有一天,住在英格兰的朋友告诉我,他乡下有幢老房子正出售,便宜得难以置信。他还找来照片:歪斜的石头房子和开阔的田野。这成了我的梦,我愿客死他乡,与世无争,只求做麦田里的守望者,把田田带大。
　　昨夜惊醒,田田站在我床前,用手蒙着眼睛,嘟嘟囔囔。她做了噩梦,梦见吸血鬼。她告诉我,她总是在梦里飞翔,自由自在。看来她想远走高飞,留下无边的麦田和影子西斜的老父亲。
　　田田上初一,功课多,我得帮她做功课。一天她告诉我,历史老师宣布:考试成绩前五名的同学每人交五块钱,分数可再提高。其余同学都傻了,继而怒火中烧。田田考砸了,也加入抗议的行列,我也跟着拍案而起。原来我们全都上了当,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前,富人只要捐钱给教会,即便杀人放火,照样可被赦免可以上天堂。老师略施小计,让学生及家长体会了一下当时穷人的愤怒。
　　田田胸无大志。问她今后想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找份轻松的工作就行。人总是以为自己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比如忆苦思甜,这自幼让我们痛恨的故事,现在又轮到我们讲了。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其实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编辑 牙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