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每一次经济过热（无论总体还是局部），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直接控制银行的资金投放，实现对经济的调整，不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过热，还是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过热。这种手法被称作“釜底抽薪”，“断水源”，对经济的降温效果不错，可谓屡试不爽。因此，监控者对此手段似乎情有独钟。
　　目前中国经济应该又出现了至少是局部的经济过热现象，如果通过加息收紧银根，就会在总量上给经济泼冷水，不是现时所能采取的手段。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信贷额度，应该不能强行限制银行的贷款规模；何况许多银行已经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政府也不好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的商业行为。
　　怎么办？对于习惯于从源头控制“水源”的人来说，能想出的法子就是对不同的银行采用不同的存款准备金。对那些扩张太快的银行，我就提高你的存款准备金，相当于把水龙头关小，那你的扩张不就成了“小”源之水了吗！直观的反应是可行的，似乎有百利而无一害。
　　这个办法对控制货币总量应该是有效的，但是它真的能够控制这些银行的贷款扩张吗？真的能实现另一个目标——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吗？
　　看一看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可能影响：如果银行仍有高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即银行的资金充裕，它的贷款扩张目前则不受影响，受影响的只是利息收入有所下降，因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是无利息的。对那些目前已无多少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即资金并不充裕的商业银行，现在头寸会更紧张。但是如果它仍然想扩张，还是有办法的，就是通过同业间的市场进行融资，以支持贷款。但融资成本会受影响，提高了。这样同等规模的扩张，利息收入减少了。因此，这两类银行如果要实现与不实施较高存款准备金一样的利息收入，其扩张的速度就要更大。
　　换言之，如果商业银行是以增加市场份额作为其目前的经营目标，实施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并不会对它的扩张速度造成影响；如果是在增加市场份额的同时，还要同样增加当期的利润，银行的扩张速度可能会更快。
　　这样，提高这类高速扩张的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不仅没有抑制其扩张速度，反而可能事与愿违，促使他们更快地扩张。
　　对于目前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这完全是可能的。
　　首先，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在监管部门的鼓励下，或正积极准备上市，或虽未准备很快上市，但也寻找战略投资者为未来上市做准备，或有幸已经上市，要提高股价扩大市场的影响力。上市已成为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最强音，成为提高银行经营水平的不二法门。未上市要上市的，不上市但找新股东的，必须显示较快的增长速度与较高的利润，以便上市时能有好的估值，新股东愿意出个好价钱；已上市的，资本市场的回报压力很大，不拿出好成绩，怎么向股东交待？商业银行的管理层颇多苦衷。
　　其次，按照人民银行的说法，这些被施以较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商业银行，应该是资本充足率低，不良资产高，内控不好，违规现象多的。有这些特征的商业银行，应该是管理不好，且无视监管部门法规的“坏孩子”，否则就不会受到这样“处罚”。既然已是不守规则的“坏孩子”，这一次就会遵守新规则？仅靠这样的“处罚”就会变好吗？
　　第三，快速增长就一定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即使是，多大的速度才是有风险的，速度与风险有怎样的关系，是线性的，还是指数性的？虽然美国货币监理局(OCC)按照金丝雀指标(Canary Benchmark Ratios)，对贷款增长速度超过20％的商业银行就要给它挂上一面警告的红旗，但美国的这个举措未必适合中国的国情。再说，无论是监管者、市场，还是其它咨询机构，谁能测定出中国的银行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中国尚未发展出一套监管者、市场、商业银行共同认可的风险测定标准与方法，风险还没有量化，因此商业银行就不愿接受某些认为自己风险高的判断，也无法按照认可的风险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总而言之，通过直接控制贷款行为来为经济降温，或许可简单、易行地实现宏观的调控目的，但在提高金融机构的素质方面却事与愿违。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机制、框架或制度，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都纳入其中，使监管者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评估、量化商业金融机构风险的能力，引导金融机构的其他利益人，特别是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也能关心这些机构的风险，并发展出市场评估、测定、量化金融机构风险的能力。
　　
　　作者为本刊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