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自一九六九年去世，至今已快二十年了。陈先生的全部学术成果汇印行世也有八、九年了。但是对于这位史学大家的生平及成就，国内却没有一本专书加以叙述，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在海外，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先生在陈先生去世之时，就写成了《史家陈寅恪传》一书，后又经过十年的修改增订，在台湾出版印行，引起了很大反响。
　　《史家陈寅恪传》十五万言，全书共分十六章。写作翔实、深刻，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汪荣祖先生遍搜有关的文献资料，对陈先生的生前友好及学生后辈也都曾一一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对陈先生的生平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叙述。
　　对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该传也用了大量篇幅进行介绍。陈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关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佛教典籍的著述尤为精湛。该传第六、七、八、九章的总标题是“为不古不今之学”，小标题则是“佛教史考证”、“唐史研究”、“诗史互证”、“六朝史论”。汪先生对陈先生那些艰深的考证和精辟的史论进行了条理清晰、语言浅显的表述，使一般的读者也易于了解。
　　使该传最为增色的则在于它的思想深度。作者汪荣祖先生本人学贯中西，是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专家，他对于清末及民初的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想有深入的研究。表现在该传的写作上就是能紧紧抓住时代的特点，通过把握时代脉搏来揭示陈寅恪先生的真实思想及学风。
　　该书第二章“思想在同光之世”剖析了陈先生的思想特点。同光之世是清代的末期，中国经过长期的内忧外患以后，出现了洋务运动，变法维新的思想也开始传布。但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被更多的人接受，光绪帝也认为是“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参与戊戌变法，陈先生本身对维新运动也是极为同情的。但他却接受并且一生都坚持张之洞的主张。他早年虽留学日本、西欧、美国，可他始终还是一位中国文化本位论者，“稳健”而“温和”是其思想的特点。
　　正因为陈先生这样的思想基调，便给他带来了不可解脱的思想苦闷。该传最后一章对陈寅恪先生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精神苦闷及思想悲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陈寅恪先生出生在清末，死于六十年代后期的红色风暴中。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折时期，陈先生这一代人是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具有浓厚的二重性：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西方教育的洗礼；社会巨变对其理想的破坏，无力回天却恪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世哲学。陈先生的思想始终处于矛盾与痛苦之中，时代的局限使他无法超越。陈先生早年曾痛悼王国维先生，指出王先生之死是时代与个人冲突的结果。正是因为陈寅恪先生自身具有这种思想特点，所以才有这种敏感的体察。
　　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该传第三章“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对此作了分析。清代乾嘉学派的特点是“考证”，陈寅恪先生继承了它的优点。但近世中国史学之所以能取得长足进步，与西方的科学方法很有关系。德国的兰克学派对近世欧洲的史学影响很大。陈寅恪先生曾留学德国，兰克的实证精神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陈先生后来特别注意从语言文字、种族文化关系去论证历史，明显是欧洲学派的学风。由于陈寅恪先生兼取中西之长，其成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也就极其自然了。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的客观态度。汪荣祖先生持论十分公允，根据事实对海外流传的关于陈先生的种种传闻一一加以辨正。如陈寅恪先生撰《论再生缘》一文，海外误以为是借题发挥之作，旨在批评“中共暴政”。汪先生通过分析，认为陈先生所说“自由”系指文体的自由及对旧时代妇女备受压制的感慨。
　　在文字表述上，作者吸取了《史记》中司马迁描写人物的手法。文字简炼，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汪先生大量利用采访记及陈先生生前所作诗词，使作品也增色不少。如各章的标题基本上都是从陈先生的诗文中选出的，使人一看，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
　　“前贤已逝，典型犹在。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贤，较寅老更上一层？”这是汪荣祖先生为该传所作的结语，也是该传的写作意义所在。
　　
　　(《史家陈寅恪传》，汪荣祖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