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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国史》教科书案首先是一件发生在1929年间的学术史事件。“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是导致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直接导火索，而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之间的纷争则是其中的真正主因。更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教科书案还牵涉到国民党当局与学界的争锋、政治内部的争斗以及商业竞争等复杂的因素，这就注定了这起教科书案绝不仅仅只是一件普通的、限于学界内部纷争的学术事件，更是一个关乎民国年间政、学、商三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关键词 1929年，《本国史》，“留学英美派”，“留学法日派”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34-08
特定的历史年份往往因某些特殊事件的发生而被赋予某些特定的社会意义。1929年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份。①因“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而导致的《本国史》教科书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如该书的校订者胡适认为，“这件事情的性质，比较蒋桂战争还要重要”。②该书编者之一的顾颉刚直到晚年对此仍耿耿于怀，称其为“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③
一般看来，“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是导致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国民党当局之所以查禁该书则是为了达到其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④但是，据相关材料尤其是《顾颉刚日记》与《王伯祥日记》显示，“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只是导致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导火索，“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之间的纷争才是这场教科书案的真正主因，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纷争还牵涉到国民党当局与学界的冲突、政界内部的利益斗争、商界中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的矛盾等问题。因此，这起教科书案绝不只是一件普通的政治干预学术的事件，而是一件关乎民国年间政、学、商三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起初最迫切的需要，莫过于学校的课本”。⑤此处所谓的“学校的课本”，就是新式历史教科书。受此思潮影响，当时的顾颉刚基本认同“新史学”思潮以来的修史学风。他在1921年便曾表示：“我总勉力搜集史料备将来的作史。”⑥1922年春，顾颉刚为了照顾其病重的祖母而请假归家，并在胡适的介绍下开始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一部初中历史教科书。⑦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商务印书馆又邀请顾颉刚的好友王伯祥与其合编。这部编成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即《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以下简称《本国史》），署名顾颉刚、王钟麒编，胡适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上、中、下三册。这部教科书出版之后，颇受教育界及学术界的欢迎。该书上册于1923年9月初版，至1927年9月共出55版；中册于1924年2月初版，至1926年1月共出25版；下册于1924年6月初版，至1926年1月共出24版。如果与同期的历史教科书的发行量相比，就会发现，《本国史》实乃当时乃至整个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部初中历史教科书。①这一数据也验证了外国学者恒慕义的评价，《本国史》在某种程度上堪称当时出现的最好的中国史纲要。②
然而，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山东省参议员王鸿一提出专案，弹劾该书“非圣无法”，后经国民政府十七次国务会议通过，由教育部行文各教育厅，禁止采用。③这即是《本国史》教科书案。
该案的提出者王鸿一所说的“非圣无法”主要指的是，《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我们先来看看这本书是如何来表述三皇五帝的：
自从地面上初有人类以后，一直到所谓黄帝时，都是鸿荒之世，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只要看这黄帝的称号，便可与再前一点的炎帝一类同样看待，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便用什么五行里的土德来表示他。……尧传位给舜，舜又传位给禹。后世艳称他为揖让之世，大家都看作“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黄金时代。其实只是时势使然的自然结果，并没什么特别的圣明！尧舜的传说，为后世所崇信；我们看惯了，遂以为古代真有一个圣明的尧、舜的时代了。其实尧、舜的故事，一部分属于神话，一部分出于周末学者“托古改制”的捏造；他们“言必称尧舜”，你造一段，他又造一段，越造就越像真有其人其事了。④
从这段引文来看，《本国史》确实“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但从史学研究来看，这种怀疑古史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就是在当时的进步学者也作如是观。胡适在分析这起教科书案时即表示：
平心而论，这在稍稍明白中国学术史或欧洲近代史学界消息的人，决不会认定这是顾颉刚一种甚么了不得的创获，或者说这是一种甚么不稳的思想，实实在在，只是平平无奇。⑤
然而，在当局者来看，这一态度便是“非圣无法”了。
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⑥
但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9月出版的，署名王钟麒编、吴稚晖校订，并标明完全遵照教育部颁发的《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的《中国史》一书，在“上古史”一章中同样以“传说中的古史”为一小节目，更为关键的是，该书对三皇、五帝的表述也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三皇五帝的传说，自来也很不一致。《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尚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春秋运斗枢》的三皇则没有燧人而有女娲，而《白虎通》也引或说以祝融代燧人。东汉时的王符曾说：“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可见中国太古的情形是怎样的茫味难凭了。所以《史记》的托始于黄帝已是折衷群言的办法，而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舍努力地下挖掘以期获得实证外，止得心知其意，存而不论。⑦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这段话正是来自《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一书中用以说明三皇、五帝的传说不可靠的注释。⑧这便产生了一个悖逆的现象：教育部因为《本国史》与《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查禁了这两部书，但不久却通过了同一编者编写的同样“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甚至不惜笔墨将解释这一事实的注释纳入正文的《中国史》。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并非导致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只能被视为该案的直接导火索。 那么，导致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真正主因是什么呢？当事人之一顾颉刚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线索。1929年3月1日，《顾颉刚日记》载：
（王）伯祥告我，谓上月国民政府根据山东曹州府人丛涟珠呈文，禁止《现代初中本国史》发行，……又谓此案固根据丛某呈，闻实系李济深上次北来时带到之梁漱溟，黄节提案。彼辈宗旨在于打倒我及适之先生二人，以我为编辑者，胡为校订者也（按梁曾为曹州中学校长，故丛氏此事当即梁所指挥）。
同年9月15日，《顾颉刚日记》载：
得梁漱溟先生来书，知教科书……与他及莘田无关。①
由此二则材料来看，《本国史》教科书案之所以发生，与编者之一的王伯祥并无直接的关系，而主要与黄节等“彼辈”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们并不能凭借黄节而判断出顾颉刚所言的“彼辈”具体指哪些人，但至少可以知道这些人主要是与胡适、顾颉刚二人立场相对的一批人。
另一位当事人王伯祥的日记让这起教科书案的真相显得更加清晰。1929年7月26日，《王伯祥日记》载：
得教育部息，此次对予编教本为难者，实出郑奠（介石）一人之力。盖受马叙伦之意旨以专与胡适臭味相近之人周旋也。予以与颉刚合作，故连类及之耳。②
这则材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本国史》教科书案的另有“隐情”，还指明了旨在打倒胡适、顾颉刚的“彼辈”，即马叙伦、郑奠等人。进言之，这起教科书案是以马叙伦、郑奠为代表的一派有意“打倒”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派人的产物。
那么，这两派人具体指的是哪两派呢？熟悉北京大学校史或民国学术史的人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大学渐成全国的文化重心。而在这文化重心中，主要可以分成“留学英美派”和“留学法日派”。当事人顾颉刚指出，“留学英美派”以胡适、陈源等人为代表，“留学法日派”则以沈兼士、沈尹默、马裕藻、马衡、鲁迅及周作人等为代表。他们各自左右着两种刊物，前者有《现代评论》与《晨报副刊》，后者有《语丝》与《京报副刊》。③顾颉刚的观察并非空穴来风，“留学法日派”主要成员的沈尹默晚年回忆说：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④
当代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桑兵在以学派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学术史时便将北大文科内部划分为太炎门生和新文化派。⑤陈以爱在考察北大国学门时则认为：
从1914至1930年代初，章太炎的弟子不但一直是北大文科的主流派，对校政也发挥很大的影响；要到30年代，此派势力才逐渐式微，而由蒋梦麟、胡适等留美派取而代之。这两批学者在教育界、学术界的角力，牵涉到近代学术风气之运转。⑥
可见，当时在北京大学文科内部确实存在着“留学法日派”与“留学英美派”两大派系，而它们的纷争更关系到整个近代中国的学术风气。
就这起教科书案而言，胡适属于“留学英美派”及马叙伦属于“留学法日派”自不必说，但问题在于，顾颉刚、郑奠是不是分别属于“留学英美派”和“留学法日派”呢？郑奠，字介石，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之初曾在北大、女师大任教，而在北大、女师大任教期间，与鲁迅、马裕藻等人过从甚密。①因而郑氏可以被视为“留学法日派”的一员。较之郑氏，顾颉刚的归属问题则复杂得多，因为顾颉刚本人并未将自己视为“留学英美派”的一员。然而，心理事实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留学法日派”均不将其视为自己阵营中的一员。1921年11月，北大国学门成立后，顾颉刚即应沈兼士邀请任国学门助教，负责编辑《歌谣周刊》等工作，但沈兼士一直不满意他所编辑的周刊，主要原因即在于他“登载胡适《吴歌甲集序》”。②至北大同人受林语堂之邀共同赴厦门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这一紧张的关系更加明朗化。顾颉刚在1926年8月9日的日记后补记到：
此次到厦门，携北大派性以俱往，代表德法日派者，沈兼士、鲁迅、孙伏园、章延谦（川岛）也。代表英美派者，我也。我本非留学生，且一人亦不能成一派，徒以接近现代评论社之故，遂自成一对立面。③
而顾颉刚与鲁迅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纠纷更为他与“留学法日派”的矛盾进一步升温。④
1927年2月5日，《顾颉刚日记》载：
（沈）兼士先生与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⑤
同年7月4日，他在致与王伯祥、叶圣陶的信中亦说：
我为《语丝》尽了这么多的力，到现在，却无端地这一班人都成了我的仇敌，非把我打死总不快。⑥
可见，顾颉刚因与胡适的接近而被“留学法日派”视为“留学英美派”中的重要一员。所以，“留学法日派”处处与他为难，而《本国史》教科书案亦是“留学法日派”有意“打倒”“留学英美派”的产物。
那么，“留学法日派”为何偏偏选择这个时间点（1929年初）向“留学英美派”发难呢？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当局接受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提议，以设立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对全国行政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不过，由于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于1928年10月将大学院取消，而因大学院制而产生的大学区便不能继续存在下去。⑦被改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的北京大学也因此发生学潮，主张复校。正在这个关节，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回到北京一次：
各方往访者，络绎不绝，陶孟和等为之洗尘，北大哲学会欢迎演讲，北大学生派代表问询。⑧
于是，新闻报道胡适即将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是，胡适公开表示自己来北京与北大校长人选无关，自己是处理存放在北京的藏书和中国公学经费两事而来。即便如此，胡适这次北来还是引起了“留学法日派”的不满。根据《胡适日记》，胡适于这期间曾建议“留学法日派”的中坚、⑨时任北平大学副校长的李书华将北大改作研究院，李书华虽然当面“表同情”，但背后却对这一建议“大发牢骚”，并表示“决计不干”。⑩如此来看，试图控制北京大学的“留学法日派”于此时借《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这一事实向“留学英美派”的领袖胡适发难绝不是偶然的，或可说是恰逢其时。 与胡适的境遇相近，当时的顾颉刚正试图脱离中山大学前往北京，{11}所以“留学法日派”借《本国史》教科书案向顾颉刚发难的原因即在于不想让他重返北平各大学任教。1929年3月1日，《顾颉刚日记》载：
（王）伯祥又告我，谓（郭）绍虞来信，说北平方面人知道我要去，又为我铸造空气，甚恶。予绝不愿与人争权位而到处被打击，且为一班实力者认作劲敌。①
这则日记中指的“北平方面人”无疑包括“留学法日派”。即是直到顾颉刚任教于远离北平城区而位于郊区的燕京大学后，“留学法日派”仍对他一再地加以攻击。同年12月3日，《顾颉刚日记》载：
（钱）玄同先生告我，（马）幼渔先生对他说：“你如何与顾颉刚往还，他这样的性情，同鲁迅闹翻了，同林玉堂闹翻了，同傅孟真也闹翻了！”
可见，“留学法日派”对顾颉刚的攻讦可谓不遗余力，甚至予以挑拨离间之能事，以致使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在现在的世间……做事是要结党的，党员是要听党魁的话的。②
至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只是这起教科书案得以发生的导火索，而北京大学内部“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的纷争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留学法日派”选择这个特定的时间点向“留学英美派”发难，主要的意图是阻止胡适、顾颉刚重新回到北平尤其是北京大学，但最后的结果则是顾颉刚毅然地回到北平任教于燕大，③而胡适则于1931年初重返北大，出长北大文学院。④
这起教科书案主要源于“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的纷争，但它还牵涉较为复杂的政学交锋、政治斗争等因素，因为“留学法日派”向“留学英美派”发难的这个时间点不仅是胡适、顾颉刚重返北平的前夜，更是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教育改革以加强思想控制的前期。进一步言之，整个事件是“留学法日派”借助政治手段来试图打压“留学英美派”的一场较量。
1929年2月6日，《王伯祥日记》载：
岫庐（王云五——引者注）邀谈，谓《现代初中本国史》与《新时代初中本国史》被指摘已证实，纯为党争作用，大约广东方面颇不满于颉刚，故出此无聊之举耳。⑤
这则日记再一次说明《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绝非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广东方面不满意于颉刚”才是问题所在。但若想解读“党争作用”与“广东方面不满意于颉刚”的具体指代，还需同下面的两则材料合读。1929年3月1日，《顾颉刚日记》载：
此案固根据丛某呈，闻实系李济深上次北来时带到之梁漱溟、黄节提案。⑥
同年3月22日，《顾颉刚日记》载：
今日（王）云五先生来，予首道编本国史之歉，谓以中山大学同事攻击我个人之故，殃及商务馆。⑦
从这几则材料来看，黄节无疑是解读“党争作用”的关键人物，因为他不仅与“留学法日派”关系甚笃，而且时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⑧进一步言之，顾颉刚的“中山大学同事”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政治手段来向他发难的。
那么，为什么“实系李济琛上次北来时带到之梁漱溟、黄节提案”偏偏在形式上又由山东省的参议员王鸿一提出专案？一种可能的猜测是：一方面王鸿一与当时的李济琛同为反蒋派，并且其所在的济南正是蒋介石置之不管的“济南惨案”发生的地方；另一方面，王鸿一与梁漱溟交好，不仅认同梁氏关于东西文化与哲学的见解，而梁氏的“乡村建设运动”则很大程度上受王氏的影响。⑨
因此，王鸿一很有可能对《本国史》所表达的“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持否定态度，而对于胡适的政治见解亦是不满，因为“胡先生主张中国成一现代国家，梁先生要取民族固有精神作民族自救运动”。⑩虽然梁漱溟后来致信顾颉刚，《本国史》教科书案与他无关，但至少他是不反对的，而王鸿一、黄节的提案无疑借助的是政治手段。
那么，国民党当局为什么又很快通过了他们的提案？一般认为，这是国民党当局加强思想控制的表现。主要依据的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到的：
一个学者编了本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①
言下之意，较之于晚清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是在有意识地加强思想控制。顾颉刚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
当二十世纪初年，商务印书馆曾请夏曾佑编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他编了三册，到唐末就搁笔了。这第一册里有用基督教《圣经》和倮罗文洪水传说和大禹治水作比较的文字，总称三皇、五帝的时代为“传疑时代”，直到周武王灭殷，才称为“化成时代”，表示其已进入文明世界了。那我所编的来比他，我并不比他写得激烈。可是时代不同了，他的时代正是各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要瓜分中国的时候，谁来管这古代历史的有无问题。我的时代则正是南北纷争，人民正在渴望统一的时期，国民党北伐号称成功，建都南京，各省设参议会，也要摆出一些“民主”的架势。②
而反蒋派的王鸿一借此“民主”的机会，以《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提出专案，一方面帮助“留学法日派”打压“留学英美派”，另一方面给国民党当局以难堪。而国民党当局也借此发挥，戴季陶表态，“中国目前能够团结为一个整体，全是因为人民共同相信有一个祖先。如今竟然说三皇、五帝是不存在的，这等于把作为一个整体的全国人民给解散了，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足以动摇国本”的头等大事，并以此种耸人听闻的论调禁止《本国史》的发行，企图达到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
但这只是原因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被查禁的《本国史》与《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都是蔡元培掌大学院时正式经过审定而发行全国的初中历史教科书。③进言之，旨在借禁止《本国史》加强思想控制的国民党当局为什么不在大学院期间就禁止这两部书呢？首先应排除蔡元培对“留学英美派”尤其是当事人胡适、顾颉刚的照顾。1928年8月9日，《王伯祥日记》载： 大学院审定批回本，指摘处不唯不中肯，且竟有大谬不然者。如此滥竽充数，居然挟政治之力以临人，真欲令人气破肚皮也。一按其人，率北京高师及北大之学生投奔蔡元培营谋差缺不遂之流，随手位置者，则又不必为之认真矣。④
很明显，在蔡元培掌大学院的期间，就对《本国史》一书多有挑剔。换言之，在大学院期间，国民党当局已经开始着手加强思想控制。可见，加强思想控制的笼统说法还不足以解释国民党当局“不惜推翻大学院所已经审定之书”这一事实。
如果我们循着这条线索思考，就会发现这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斗争。1929年3月22日《顾颉刚日记》载：王云五在分析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原因中指出，“对于大学院之攻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⑤那么，是谁对大学院的攻击呢？不难想象，王氏指的是这件教科书案的主要负责人戴季陶。这一猜测在同年2月6日《王伯祥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
据岫庐（即王云五——引者注）、柏丞（何炳松——引者注）云，戴传贤（季陶）持之最力，欲藉此牵倒蔡元培。⑥
至于戴季陶为何要牵倒蔡元培我们暂且可以不论，但需要说明的是，《本国史》教科书案的政治因素不仅包括政学之间的交锋，而且还牵涉复杂的政治争斗，否则就无法解释同样旨在加强思想控制的国民党当局“不惜推翻大学院所已经审定之书”，而对同样对三皇五帝时代持怀疑态度的由王伯祥编、吴稚晖校订的《中国史》通过教育部审定这两个事实。
其实，这起教科书案的复杂程度还不仅如此，它还牵涉到商界尤其是出版业之间的利益竞争。王云五在向顾颉刚分析此案时指出：
商务营业既大，为他书肆所忌，而此书（指《本国史》——引者注）尤畅销（每版五千，已五十版）一方面也。①
王氏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自晚清改革学制始，编写教科书便成为商界获利的一个新增长点，大多数出版企业就是靠出版教科书起家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中国近代有名的出版企业莫不如此。其中，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又长期在这一教科书出版市场中占据主要地位，销售面最广、获利也最大，因而其他出版企业若想“做大做强”，势必要与商务争夺教科书这一出版市场。
而由于《本国史》以其观点新颖、叙事精彩等特色赢得了普遍的欢迎，自1923年出版始便长期占据着初中历史教科书市场，这便影响了其他出版企业在这方面的营生，因而便得到了其他出版企业的嫉妒乃至有意地“攻击”。比如，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历史》论及“尧舜禅让”时指出：
尧舜禅让，已能“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那种民主的精神，颇影响及于中国数千年来的人心。……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常以“天下为公”四字昭示民众，足见此种黄金时代的故事，真是中华民族史中荣誉的一页。虽然尧舜禅让，有许多疑心是春秋、战国时儒家的说法，原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孔子生于乱世，故特地宣传先王敝履天下的故事，欲借此劝勉周室诸侯，力行仁义之道，不要徒务霸术。此等见解未尝没有琐屑的考证。但我们可不必拘泥去论断是否真有其事。即使处于假托，也可见中国在春秋之际，已有这样崇高的政治理想。未尝不可宝贵。当时的儒家距古较近，所述必有近似之处。②
很明显，这段论述是对《本国史》的不点名批评。但是，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笔者绝对无意坐实商务印书馆在这起教科书案上的竞争对象，只是借此佐证当事人王云五从商业竞争角度分析这起教科书案的历史真实性，以及这起教科书案背后隐藏的诸多面相与复杂性。
此次教科书案后，民国当时的政、学、商三界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调整。在国民党当局内部，蔡元培、李石曾和戴季陶分别出长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考试院；在派系纷争的学界，“留学英美派”中的两个代表人胡适和顾颉刚，并没有被“留学法日派”打倒，前者由上海重返北大出长文学院，后者则脱离中山大学，返回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在竞争激烈的商界，世界书局成功地挤进了长期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霸占的教科书市场，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对峙局面。
从这场较量的最终结果来看，“留学法日派”的企图并没有完全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教科书案后的不久，胡适与顾颉刚对国民党当局与“三皇五帝”的认识上的确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很多学者认识到胡适与国民党在教科书案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主要在于胡适在这一时段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一系列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时论文字。③的确如此，并且这一认识正是许多研究者将这起教科书案仅限定在政治加强思想控制范畴之内的主要原因所在，但唯不宜忽视的是，胡适在一次谈话中耐人寻味地对顾颉刚说：
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④
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无疑为此次他与国民党交锋后又向国民党当局的靠拢做了铺垫。自教科书案发生以后，胡适虽然还在以他的政治标准与政治信仰来衡量和批评国民党当局，并与其进行最后的抗争，但他已然下意识地逐渐改变与国民党当局对抗的态度，并开始向其靠拢，两者最后的汇流只是时间问题。这便引起了顾颉刚的不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胡适表现出来的那种“无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麻木不仁的态度”，引起了他“极大的反感”。⑤而顾颉刚任教燕京大学以后，“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详细阐发三皇、五帝的考证及结论”，①坚持自己“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的判断。在“九一八事变”后，顾则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与禹贡学会，大力宣扬救国运动，无疑与胡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可以说，以《本国史》教科书案为节点，编者之一的顾颉刚与校订者胡适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了。
【作者简介】李长银，男，1986年生，辽宁省绥中县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Abstract： The case of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firstly was an academic event， which occurred in 1929. "They didn’t admit the existence of the earliest Emperors"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case， but the main reason was that the school of study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 disputed with the school of studying in France and Japa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case also involved complex factors， which include Kuomintang authorities disputed with the academia， internal political combat and commercial competition， which doomed that the case was not only a generally academic event， but also a major historical event related to political circles， academia and Business commun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1929，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the School of Study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 the School of Studying in France and Japan
关键词 1929年，《本国史》，“留学英美派”，“留学法日派”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34-08
特定的历史年份往往因某些特殊事件的发生而被赋予某些特定的社会意义。1929年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份。①因“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而导致的《本国史》教科书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如该书的校订者胡适认为，“这件事情的性质，比较蒋桂战争还要重要”。②该书编者之一的顾颉刚直到晚年对此仍耿耿于怀，称其为“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③
一般看来，“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是导致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国民党当局之所以查禁该书则是为了达到其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④但是，据相关材料尤其是《顾颉刚日记》与《王伯祥日记》显示，“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只是导致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导火索，“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之间的纷争才是这场教科书案的真正主因，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纷争还牵涉到国民党当局与学界的冲突、政界内部的利益斗争、商界中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的矛盾等问题。因此，这起教科书案绝不只是一件普通的政治干预学术的事件，而是一件关乎民国年间政、学、商三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起初最迫切的需要，莫过于学校的课本”。⑤此处所谓的“学校的课本”，就是新式历史教科书。受此思潮影响，当时的顾颉刚基本认同“新史学”思潮以来的修史学风。他在1921年便曾表示：“我总勉力搜集史料备将来的作史。”⑥1922年春，顾颉刚为了照顾其病重的祖母而请假归家，并在胡适的介绍下开始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一部初中历史教科书。⑦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商务印书馆又邀请顾颉刚的好友王伯祥与其合编。这部编成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即《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以下简称《本国史》），署名顾颉刚、王钟麒编，胡适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上、中、下三册。这部教科书出版之后，颇受教育界及学术界的欢迎。该书上册于1923年9月初版，至1927年9月共出55版；中册于1924年2月初版，至1926年1月共出25版；下册于1924年6月初版，至1926年1月共出24版。如果与同期的历史教科书的发行量相比，就会发现，《本国史》实乃当时乃至整个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部初中历史教科书。①这一数据也验证了外国学者恒慕义的评价，《本国史》在某种程度上堪称当时出现的最好的中国史纲要。②
然而，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山东省参议员王鸿一提出专案，弹劾该书“非圣无法”，后经国民政府十七次国务会议通过，由教育部行文各教育厅，禁止采用。③这即是《本国史》教科书案。
该案的提出者王鸿一所说的“非圣无法”主要指的是，《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我们先来看看这本书是如何来表述三皇五帝的：
自从地面上初有人类以后，一直到所谓黄帝时，都是鸿荒之世，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只要看这黄帝的称号，便可与再前一点的炎帝一类同样看待，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便用什么五行里的土德来表示他。……尧传位给舜，舜又传位给禹。后世艳称他为揖让之世，大家都看作“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黄金时代。其实只是时势使然的自然结果，并没什么特别的圣明！尧舜的传说，为后世所崇信；我们看惯了，遂以为古代真有一个圣明的尧、舜的时代了。其实尧、舜的故事，一部分属于神话，一部分出于周末学者“托古改制”的捏造；他们“言必称尧舜”，你造一段，他又造一段，越造就越像真有其人其事了。④
从这段引文来看，《本国史》确实“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但从史学研究来看，这种怀疑古史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就是在当时的进步学者也作如是观。胡适在分析这起教科书案时即表示：
平心而论，这在稍稍明白中国学术史或欧洲近代史学界消息的人，决不会认定这是顾颉刚一种甚么了不得的创获，或者说这是一种甚么不稳的思想，实实在在，只是平平无奇。⑤
然而，在当局者来看，这一态度便是“非圣无法”了。
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⑥
但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9月出版的，署名王钟麒编、吴稚晖校订，并标明完全遵照教育部颁发的《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的《中国史》一书，在“上古史”一章中同样以“传说中的古史”为一小节目，更为关键的是，该书对三皇、五帝的表述也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三皇五帝的传说，自来也很不一致。《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尚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春秋运斗枢》的三皇则没有燧人而有女娲，而《白虎通》也引或说以祝融代燧人。东汉时的王符曾说：“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可见中国太古的情形是怎样的茫味难凭了。所以《史记》的托始于黄帝已是折衷群言的办法，而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舍努力地下挖掘以期获得实证外，止得心知其意，存而不论。⑦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这段话正是来自《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一书中用以说明三皇、五帝的传说不可靠的注释。⑧这便产生了一个悖逆的现象：教育部因为《本国史》与《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查禁了这两部书，但不久却通过了同一编者编写的同样“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甚至不惜笔墨将解释这一事实的注释纳入正文的《中国史》。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并非导致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只能被视为该案的直接导火索。 那么，导致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真正主因是什么呢？当事人之一顾颉刚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线索。1929年3月1日，《顾颉刚日记》载：
（王）伯祥告我，谓上月国民政府根据山东曹州府人丛涟珠呈文，禁止《现代初中本国史》发行，……又谓此案固根据丛某呈，闻实系李济深上次北来时带到之梁漱溟，黄节提案。彼辈宗旨在于打倒我及适之先生二人，以我为编辑者，胡为校订者也（按梁曾为曹州中学校长，故丛氏此事当即梁所指挥）。
同年9月15日，《顾颉刚日记》载：
得梁漱溟先生来书，知教科书……与他及莘田无关。①
由此二则材料来看，《本国史》教科书案之所以发生，与编者之一的王伯祥并无直接的关系，而主要与黄节等“彼辈”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们并不能凭借黄节而判断出顾颉刚所言的“彼辈”具体指哪些人，但至少可以知道这些人主要是与胡适、顾颉刚二人立场相对的一批人。
另一位当事人王伯祥的日记让这起教科书案的真相显得更加清晰。1929年7月26日，《王伯祥日记》载：
得教育部息，此次对予编教本为难者，实出郑奠（介石）一人之力。盖受马叙伦之意旨以专与胡适臭味相近之人周旋也。予以与颉刚合作，故连类及之耳。②
这则材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本国史》教科书案的另有“隐情”，还指明了旨在打倒胡适、顾颉刚的“彼辈”，即马叙伦、郑奠等人。进言之，这起教科书案是以马叙伦、郑奠为代表的一派有意“打倒”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派人的产物。
那么，这两派人具体指的是哪两派呢？熟悉北京大学校史或民国学术史的人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大学渐成全国的文化重心。而在这文化重心中，主要可以分成“留学英美派”和“留学法日派”。当事人顾颉刚指出，“留学英美派”以胡适、陈源等人为代表，“留学法日派”则以沈兼士、沈尹默、马裕藻、马衡、鲁迅及周作人等为代表。他们各自左右着两种刊物，前者有《现代评论》与《晨报副刊》，后者有《语丝》与《京报副刊》。③顾颉刚的观察并非空穴来风，“留学法日派”主要成员的沈尹默晚年回忆说：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④
当代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桑兵在以学派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学术史时便将北大文科内部划分为太炎门生和新文化派。⑤陈以爱在考察北大国学门时则认为：
从1914至1930年代初，章太炎的弟子不但一直是北大文科的主流派，对校政也发挥很大的影响；要到30年代，此派势力才逐渐式微，而由蒋梦麟、胡适等留美派取而代之。这两批学者在教育界、学术界的角力，牵涉到近代学术风气之运转。⑥
可见，当时在北京大学文科内部确实存在着“留学法日派”与“留学英美派”两大派系，而它们的纷争更关系到整个近代中国的学术风气。
就这起教科书案而言，胡适属于“留学英美派”及马叙伦属于“留学法日派”自不必说，但问题在于，顾颉刚、郑奠是不是分别属于“留学英美派”和“留学法日派”呢？郑奠，字介石，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之初曾在北大、女师大任教，而在北大、女师大任教期间，与鲁迅、马裕藻等人过从甚密。①因而郑氏可以被视为“留学法日派”的一员。较之郑氏，顾颉刚的归属问题则复杂得多，因为顾颉刚本人并未将自己视为“留学英美派”的一员。然而，心理事实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留学法日派”均不将其视为自己阵营中的一员。1921年11月，北大国学门成立后，顾颉刚即应沈兼士邀请任国学门助教，负责编辑《歌谣周刊》等工作，但沈兼士一直不满意他所编辑的周刊，主要原因即在于他“登载胡适《吴歌甲集序》”。②至北大同人受林语堂之邀共同赴厦门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这一紧张的关系更加明朗化。顾颉刚在1926年8月9日的日记后补记到：
此次到厦门，携北大派性以俱往，代表德法日派者，沈兼士、鲁迅、孙伏园、章延谦（川岛）也。代表英美派者，我也。我本非留学生，且一人亦不能成一派，徒以接近现代评论社之故，遂自成一对立面。③
而顾颉刚与鲁迅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纠纷更为他与“留学法日派”的矛盾进一步升温。④
1927年2月5日，《顾颉刚日记》载：
（沈）兼士先生与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⑤
同年7月4日，他在致与王伯祥、叶圣陶的信中亦说：
我为《语丝》尽了这么多的力，到现在，却无端地这一班人都成了我的仇敌，非把我打死总不快。⑥
可见，顾颉刚因与胡适的接近而被“留学法日派”视为“留学英美派”中的重要一员。所以，“留学法日派”处处与他为难，而《本国史》教科书案亦是“留学法日派”有意“打倒”“留学英美派”的产物。
那么，“留学法日派”为何偏偏选择这个时间点（1929年初）向“留学英美派”发难呢？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当局接受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提议，以设立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对全国行政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不过，由于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于1928年10月将大学院取消，而因大学院制而产生的大学区便不能继续存在下去。⑦被改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的北京大学也因此发生学潮，主张复校。正在这个关节，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回到北京一次：
各方往访者，络绎不绝，陶孟和等为之洗尘，北大哲学会欢迎演讲，北大学生派代表问询。⑧
于是，新闻报道胡适即将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是，胡适公开表示自己来北京与北大校长人选无关，自己是处理存放在北京的藏书和中国公学经费两事而来。即便如此，胡适这次北来还是引起了“留学法日派”的不满。根据《胡适日记》，胡适于这期间曾建议“留学法日派”的中坚、⑨时任北平大学副校长的李书华将北大改作研究院，李书华虽然当面“表同情”，但背后却对这一建议“大发牢骚”，并表示“决计不干”。⑩如此来看，试图控制北京大学的“留学法日派”于此时借《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这一事实向“留学英美派”的领袖胡适发难绝不是偶然的，或可说是恰逢其时。 与胡适的境遇相近，当时的顾颉刚正试图脱离中山大学前往北京，{11}所以“留学法日派”借《本国史》教科书案向顾颉刚发难的原因即在于不想让他重返北平各大学任教。1929年3月1日，《顾颉刚日记》载：
（王）伯祥又告我，谓（郭）绍虞来信，说北平方面人知道我要去，又为我铸造空气，甚恶。予绝不愿与人争权位而到处被打击，且为一班实力者认作劲敌。①
这则日记中指的“北平方面人”无疑包括“留学法日派”。即是直到顾颉刚任教于远离北平城区而位于郊区的燕京大学后，“留学法日派”仍对他一再地加以攻击。同年12月3日，《顾颉刚日记》载：
（钱）玄同先生告我，（马）幼渔先生对他说：“你如何与顾颉刚往还，他这样的性情，同鲁迅闹翻了，同林玉堂闹翻了，同傅孟真也闹翻了！”
可见，“留学法日派”对顾颉刚的攻讦可谓不遗余力，甚至予以挑拨离间之能事，以致使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在现在的世间……做事是要结党的，党员是要听党魁的话的。②
至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只是这起教科书案得以发生的导火索，而北京大学内部“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的纷争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留学法日派”选择这个特定的时间点向“留学英美派”发难，主要的意图是阻止胡适、顾颉刚重新回到北平尤其是北京大学，但最后的结果则是顾颉刚毅然地回到北平任教于燕大，③而胡适则于1931年初重返北大，出长北大文学院。④
这起教科书案主要源于“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的纷争，但它还牵涉较为复杂的政学交锋、政治斗争等因素，因为“留学法日派”向“留学英美派”发难的这个时间点不仅是胡适、顾颉刚重返北平的前夜，更是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教育改革以加强思想控制的前期。进一步言之，整个事件是“留学法日派”借助政治手段来试图打压“留学英美派”的一场较量。
1929年2月6日，《王伯祥日记》载：
岫庐（王云五——引者注）邀谈，谓《现代初中本国史》与《新时代初中本国史》被指摘已证实，纯为党争作用，大约广东方面颇不满于颉刚，故出此无聊之举耳。⑤
这则日记再一次说明《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绝非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广东方面不满意于颉刚”才是问题所在。但若想解读“党争作用”与“广东方面不满意于颉刚”的具体指代，还需同下面的两则材料合读。1929年3月1日，《顾颉刚日记》载：
此案固根据丛某呈，闻实系李济深上次北来时带到之梁漱溟、黄节提案。⑥
同年3月22日，《顾颉刚日记》载：
今日（王）云五先生来，予首道编本国史之歉，谓以中山大学同事攻击我个人之故，殃及商务馆。⑦
从这几则材料来看，黄节无疑是解读“党争作用”的关键人物，因为他不仅与“留学法日派”关系甚笃，而且时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⑧进一步言之，顾颉刚的“中山大学同事”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政治手段来向他发难的。
那么，为什么“实系李济琛上次北来时带到之梁漱溟、黄节提案”偏偏在形式上又由山东省的参议员王鸿一提出专案？一种可能的猜测是：一方面王鸿一与当时的李济琛同为反蒋派，并且其所在的济南正是蒋介石置之不管的“济南惨案”发生的地方；另一方面，王鸿一与梁漱溟交好，不仅认同梁氏关于东西文化与哲学的见解，而梁氏的“乡村建设运动”则很大程度上受王氏的影响。⑨
因此，王鸿一很有可能对《本国史》所表达的“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持否定态度，而对于胡适的政治见解亦是不满，因为“胡先生主张中国成一现代国家，梁先生要取民族固有精神作民族自救运动”。⑩虽然梁漱溟后来致信顾颉刚，《本国史》教科书案与他无关，但至少他是不反对的，而王鸿一、黄节的提案无疑借助的是政治手段。
那么，国民党当局为什么又很快通过了他们的提案？一般认为，这是国民党当局加强思想控制的表现。主要依据的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到的：
一个学者编了本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①
言下之意，较之于晚清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是在有意识地加强思想控制。顾颉刚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
当二十世纪初年，商务印书馆曾请夏曾佑编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他编了三册，到唐末就搁笔了。这第一册里有用基督教《圣经》和倮罗文洪水传说和大禹治水作比较的文字，总称三皇、五帝的时代为“传疑时代”，直到周武王灭殷，才称为“化成时代”，表示其已进入文明世界了。那我所编的来比他，我并不比他写得激烈。可是时代不同了，他的时代正是各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要瓜分中国的时候，谁来管这古代历史的有无问题。我的时代则正是南北纷争，人民正在渴望统一的时期，国民党北伐号称成功，建都南京，各省设参议会，也要摆出一些“民主”的架势。②
而反蒋派的王鸿一借此“民主”的机会，以《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提出专案，一方面帮助“留学法日派”打压“留学英美派”，另一方面给国民党当局以难堪。而国民党当局也借此发挥，戴季陶表态，“中国目前能够团结为一个整体，全是因为人民共同相信有一个祖先。如今竟然说三皇、五帝是不存在的，这等于把作为一个整体的全国人民给解散了，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足以动摇国本”的头等大事，并以此种耸人听闻的论调禁止《本国史》的发行，企图达到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
但这只是原因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被查禁的《本国史》与《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都是蔡元培掌大学院时正式经过审定而发行全国的初中历史教科书。③进言之，旨在借禁止《本国史》加强思想控制的国民党当局为什么不在大学院期间就禁止这两部书呢？首先应排除蔡元培对“留学英美派”尤其是当事人胡适、顾颉刚的照顾。1928年8月9日，《王伯祥日记》载： 大学院审定批回本，指摘处不唯不中肯，且竟有大谬不然者。如此滥竽充数，居然挟政治之力以临人，真欲令人气破肚皮也。一按其人，率北京高师及北大之学生投奔蔡元培营谋差缺不遂之流，随手位置者，则又不必为之认真矣。④
很明显，在蔡元培掌大学院的期间，就对《本国史》一书多有挑剔。换言之，在大学院期间，国民党当局已经开始着手加强思想控制。可见，加强思想控制的笼统说法还不足以解释国民党当局“不惜推翻大学院所已经审定之书”这一事实。
如果我们循着这条线索思考，就会发现这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斗争。1929年3月22日《顾颉刚日记》载：王云五在分析这起教科书案发生的原因中指出，“对于大学院之攻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⑤那么，是谁对大学院的攻击呢？不难想象，王氏指的是这件教科书案的主要负责人戴季陶。这一猜测在同年2月6日《王伯祥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
据岫庐（即王云五——引者注）、柏丞（何炳松——引者注）云，戴传贤（季陶）持之最力，欲藉此牵倒蔡元培。⑥
至于戴季陶为何要牵倒蔡元培我们暂且可以不论，但需要说明的是，《本国史》教科书案的政治因素不仅包括政学之间的交锋，而且还牵涉复杂的政治争斗，否则就无法解释同样旨在加强思想控制的国民党当局“不惜推翻大学院所已经审定之书”，而对同样对三皇五帝时代持怀疑态度的由王伯祥编、吴稚晖校订的《中国史》通过教育部审定这两个事实。
其实，这起教科书案的复杂程度还不仅如此，它还牵涉到商界尤其是出版业之间的利益竞争。王云五在向顾颉刚分析此案时指出：
商务营业既大，为他书肆所忌，而此书（指《本国史》——引者注）尤畅销（每版五千，已五十版）一方面也。①
王氏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自晚清改革学制始，编写教科书便成为商界获利的一个新增长点，大多数出版企业就是靠出版教科书起家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中国近代有名的出版企业莫不如此。其中，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又长期在这一教科书出版市场中占据主要地位，销售面最广、获利也最大，因而其他出版企业若想“做大做强”，势必要与商务争夺教科书这一出版市场。
而由于《本国史》以其观点新颖、叙事精彩等特色赢得了普遍的欢迎，自1923年出版始便长期占据着初中历史教科书市场，这便影响了其他出版企业在这方面的营生，因而便得到了其他出版企业的嫉妒乃至有意地“攻击”。比如，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历史》论及“尧舜禅让”时指出：
尧舜禅让，已能“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那种民主的精神，颇影响及于中国数千年来的人心。……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常以“天下为公”四字昭示民众，足见此种黄金时代的故事，真是中华民族史中荣誉的一页。虽然尧舜禅让，有许多疑心是春秋、战国时儒家的说法，原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孔子生于乱世，故特地宣传先王敝履天下的故事，欲借此劝勉周室诸侯，力行仁义之道，不要徒务霸术。此等见解未尝没有琐屑的考证。但我们可不必拘泥去论断是否真有其事。即使处于假托，也可见中国在春秋之际，已有这样崇高的政治理想。未尝不可宝贵。当时的儒家距古较近，所述必有近似之处。②
很明显，这段论述是对《本国史》的不点名批评。但是，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笔者绝对无意坐实商务印书馆在这起教科书案上的竞争对象，只是借此佐证当事人王云五从商业竞争角度分析这起教科书案的历史真实性，以及这起教科书案背后隐藏的诸多面相与复杂性。
此次教科书案后，民国当时的政、学、商三界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调整。在国民党当局内部，蔡元培、李石曾和戴季陶分别出长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考试院；在派系纷争的学界，“留学英美派”中的两个代表人胡适和顾颉刚，并没有被“留学法日派”打倒，前者由上海重返北大出长文学院，后者则脱离中山大学，返回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在竞争激烈的商界，世界书局成功地挤进了长期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霸占的教科书市场，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对峙局面。
从这场较量的最终结果来看，“留学法日派”的企图并没有完全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教科书案后的不久，胡适与顾颉刚对国民党当局与“三皇五帝”的认识上的确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很多学者认识到胡适与国民党在教科书案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主要在于胡适在这一时段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一系列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时论文字。③的确如此，并且这一认识正是许多研究者将这起教科书案仅限定在政治加强思想控制范畴之内的主要原因所在，但唯不宜忽视的是，胡适在一次谈话中耐人寻味地对顾颉刚说：
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④
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无疑为此次他与国民党交锋后又向国民党当局的靠拢做了铺垫。自教科书案发生以后，胡适虽然还在以他的政治标准与政治信仰来衡量和批评国民党当局，并与其进行最后的抗争，但他已然下意识地逐渐改变与国民党当局对抗的态度，并开始向其靠拢，两者最后的汇流只是时间问题。这便引起了顾颉刚的不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胡适表现出来的那种“无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麻木不仁的态度”，引起了他“极大的反感”。⑤而顾颉刚任教燕京大学以后，“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详细阐发三皇、五帝的考证及结论”，①坚持自己“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的判断。在“九一八事变”后，顾则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与禹贡学会，大力宣扬救国运动，无疑与胡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可以说，以《本国史》教科书案为节点，编者之一的顾颉刚与校订者胡适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了。
【作者简介】李长银，男，1986年生，辽宁省绥中县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Abstract： The case of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firstly was an academic event， which occurred in 1929. "They didn’t admit the existence of the earliest Emperors"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case， but the main reason was that the school of study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 disputed with the school of studying in France and Japa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case also involved complex factors， which include Kuomintang authorities disputed with the academia， internal political combat and commercial competition， which doomed that the case was not only a generally academic event， but also a major historical event related to political circles， academia and Business commun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1929，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the School of Study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 the School of Studying in France and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