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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上期话说曾国藩、李鸿章首创上海江南制造局，历时20年（1865-1885），带头造出我国近代自制的兵舰8艘。这期本文接着叙述左宗棠1866年继创福州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在其前期的17年（1866-1883），自造近代船舰24艘。过去史学家对两局的评价是不分伯仲。但推究其产量和功效，则闽局超过沪局；论质量，则两局制造之船，均不及西方列强。这是当时客观实际条件使然。
福州船政局的首创者，是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令人钦佩的是，就在该局草创初办的1866年，清廷于10月急调他出任钦差大臣，兼陕甘总督，率大军赶赴西北及新疆，肩负“安内”攘外重任达15年之久，直至1881年调京晋升军机大臣，晚年又出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由此可见清廷对他的倚重。他在督师边陲的岁月，却时时关注闽船局的进展，常以驿站传递方式，指挥闽船局重大工程的筹划与决策。
湘江舟中遇前贤，纵论天下兴亡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道光举人。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他就读到林则徐的《九洲志》等著述，深为敬佩林等关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远见卓识。十年后，左已是曾国藩麾下一员屡建奇功的主将，忽然有幸在湘江舟中，邂逅从新疆退休回籍的65岁的林则徐。两人一见如故，促膝纵论天下大事，英雄所见契合而共鸣。之后林与随员语，称赞左是“绝世奇才”。林是年归故里后不幸辞世。
鸿猷初创，左帅西征
1866年2月，左赴任闽浙总督，为巩固海防，振兴商务，他在上奏清廷的《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写道：“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自洋船载百货行销各口，江浙大商以海船（指木帆船）为业者，费重运迟，亏折货本，正歇其旧业……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他建议在福建马尾一带设厂，较之江、浙、粤更宜于造船。
在左宗棠的呼吁下，清廷很快批准，谕示：“所需经费即着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于是，当年就提出闽海关结款40万两为开办费，以后每月拨银5万两为经常费。
于是，左宗棠就正式成立福州船政局，下设马尾造船厂。又选定法国造船专家日意格和法德克碑为聘期5年的船厂正副监督，并亲自陪同他们到马尾勘察厂址。选定在福州下游40里的罗星塔马尾山下，该处闽江水深7米，是建设造船厂的理想地址。
正当筹建船厂紧锣密鼓铺开时，是年10月4日忽接清廷圣旨：急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率师东征“平叛”。左顿时慌了手脚。闽省友绅百余人随即联名奏请稍缓。待接到允旨后，左宗棠便加紧遴选接班人。经过慎重议定，推荐当时“丁忧”（旧时官吏父母丧，须离职在家守孝一年）居家的江西省巡抚，林则徐之婿沈葆桢来接任。沈初有为难，左遂效“三顾茅庐”的虔诚，登门恭请，从而感动了沈提前“释服”，应命接任。左又向沈表示，他西征后，对船厂工作绝不置身事外，仍旧承担责任。他又向清廷奏准，凡以后船政奏折，须左、沈联名上呈，以承担责任，俾使沈安心。他又径自上疏，请清廷赐沈葆桢实权，授以“特命总理船政大臣”衔，由部颁发关防，以保证沈以后的政令，在闽通行无阻。
首造“万年清”号轮，试航京门报喜
经过两年的努力，1868年马尾船厂建成4座可容纳龙骨长100米，排水量2500吨轮船的修造船台。投产的车间有：铸锻、轧钢、锅炉、装配、安装、翻砂、经纬仪、锯木等，以及一座30丈长、15丈阔的拉拔式铁船漕，具备了造船所需的全部设施。它不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近代造船基地，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船厂。例如：1869年7月造出第一艘排水量1370吨的“万年清”号轮，主机580匹马力，航速10海里。其不论吨位与功率，都大大超过同时期日本横滨造船厂首造的“千代”号和“清辉”号，该两轮的排水量只有138吨，仅为“万年清”号的十分之一；其功率只64马力，而“万年清”号主机功率比它大9倍。于是沈葆桢奏准，破格任用渔民出身的副将贝锦泉为船长，配备的驾轮船员均为中国人。沈又亲自率厂正监日意格出海试航成功。10月该轮迳驶天津。清廷总理衙门派三口（津、宁、沪）大臣会同验收。
由于上下衙门的当政者，并不精谙造船术，却好大喜功，妄自陶醉，竟作出对该轮过誉的评价，并且又向该省行文称：“以后各省所需轮船，可由马尾厂制造，以免国帑外流。”
于是马尾船厂从1873年后，兼造少量运输轮船。以前雇佣的洋员陆续解雇，改由归国的留学生自行设计监造。迄1883年中法马江海战前的17年，共计造出大小船舰24艘，总计吨位27448吨，其中兵舰有19艘（千吨以上的13艘，都是铁肋木质的船体）；运输轮船4艘和练习船一艘。以上船舰出厂后，分别编入福建水师14艘、北洋水师5艘、南洋水师5艘。
自办学堂，培养造船和航海人才
自力更生附设“船政学堂”，以适应海军建设的需求，这是福州船政局具有远见的一大特色。左宗棠早在奏请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就提到自办学堂的规划，继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也强调：“船政的根本在学堂”。
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和“后学堂”两部，招收15-18岁具有较好国文基础的学生，学制5年。
前学堂是船舶制造班，培养能从事设计、制造船舰船体和轮机的专业人才，采用法文教材，聘请法国教师授课；后学堂，先设驾驶班，培养航海人才；后又加设轮机管理班，培养能操纵和维修轮机的专业人才，采用英文教材，聘请英国教师授课。1866—1913年前后，学堂共培养629人，其中前学堂造船班8届，计178人；后学堂驾驶班19届，计241人，轮管班14届，计210人。从1877年至1936年前后，学堂挑选优秀毕业生110人，分四批赴欧美各国深造。其中后来最优秀的、造诣很高的、甚至名垂青史的为：邓世昌、林永升、严复、詹天佑、刘步蟾、刘冠雄、萨镇冰等。在甲午黄海大战，中国出战的10艘军舰的管带（即舰长），有7人出身于后学堂。后来，清末至民国，服役于海军的骨干，也大都卒业于后学堂。
中法马江海战，船厂惨遭兵燹被毁
1884年6月，侵占越南河内的法军，继续北窜，进犯我国广西边境，遭到我边防军的反击，法军死伤数十人而溃退。法国政府十分恼火，便派遣海军中将孤拔率远东舰队驰援，8月5日进犯台湾基隆，经我守军顽强抵抗，法舰队又伤亡数十人。孤拔接到法国政府的命令：改攻福州。法舰队急调转航向西窜，8月23日，孤拔以“游历”为幌子，蒙骗福州当局，开进闽江口，偷袭泊在马尾港内的中国福建水师。中国战舰仓促应战，旗舰“扬武”号在被法舰鱼雷击中下沉时，用尾炮击伤法国的旗舰，并击毙法舰水兵多人。另一艘中国战舰“福星”号，遭到法国舰队围攻时，管带陈英沉着指挥战斗，最后被击沉，全舰官兵壮烈牺牲。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此时，法舰队也有数艘军舰被击伤，便逃离闽江口，又再次东窜进犯基隆，仍遭到台湾军民的抵抗。法舰队忽又转向西北，攻击浙江镇海，也被我守军击伤其舰数艘而败退。
这次马江海战我方惨败的主因是：福建省当局对海防的失职与无能；对法军的狡黠和欺骗丧失警惕；临战指挥又慌乱失措。致使由马尾船厂多年制成的11艘战舰组成的福建水师，竟有9艘被击沉，官兵伤亡七百余人。而且历时17年建成的马尾船厂，也惨遭法舰队猛烈轰击，遂被摧毁。
清廷海防政策骤变，闽船政局日薄西山
马江之战败绩，福州船政局惨遭浩劫，在后来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又面临着十分严峻和险恶的国内外形势：
1.自上世纪西方列强相继从海上入侵我国后，而今东面的近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政策，加速了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进程，虎视眈眈，觊觎我国台湾和东北。
2.此时我国清廷的海防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这就是本文上期提到的：朝野刮起“自造舰船糜费论”的责难。曾先后担任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总办的丁日昌，坦率承认：“‘江南’和‘马尾’自造的舰船，只能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李鸿章也不得不透露其内情：“中国造船物料、工匠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即成军，须在外国订造为省便。”于是1885年清廷新成立的海军衙门，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主持下，便大量向西方列强订购铁甲战舰。至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时，共拥有22艘军舰，总吨位达4万多吨，其中就有14艘购自英国；另有3艘竟费银400万两，向德国购买两艘均7300吨级的铁甲战舰（命名“定远”和“镇远”）和一艘2800吨级的铁甲战舰（命名“济远”）。与此同时，李鸿章又指令恢复后的马尾船厂，建造几艘一两千吨级的军舰“平远”、“广甲”、“广丙”，以及沿海各省巡逻、缉私用小艇。
3.再从福州船政局历届“总办”的人员变动，也可以看出该局每况愈下，正在走下坡路。1874年，沈葆桢上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协助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师，后又出任两江总督，不幸于1879年去世。1875年调丁日昌来福州船政局接替总办。以后该局的继任者都是巡抚以下无所作为的官员。
4.由于清廷出重资购买英、德的铁甲舰，这就大大削减了马尾船厂恢复的经费，何况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的造船技术已进入“铁甲舰”时代，而马尾船厂还处在“铁肋木壳船”落后的制作技术，所以李鸿章只能要求该厂制造几艘改进的中小型鱼雷快艇以及沿海运输的商船。马尾船厂在中法马江之战后，造船舰16艘，如加上战前17年所造的24艘，则前后39年共造舰船40艘。
5.主持西北及新疆军务15年的左宗棠，1881年奉调晋京任军机大臣，继又外放两江总督。旋奉旨视师福建。中法之战时曾督办福建军务，战后亲自视察了马尾船厂，仍不气馁，还主张继续造船，并兼造大炮。可是此时他已年逾七旬，也正如昔日震惊华夏，创办福州船政事业一样，现在已是由盛转衰，日暮途穷，“回天乏术”了，于1885年溘然长逝，终年73岁。
6.时至1905年,马尾船厂已“油尽灯枯”，终止造船，改铸铜元，以维持职工生计。至此历时39年的福州船政局，耗资1069万银两，遂付诸东流。辛亥革命后，曾改为海军造船所，前后学堂，改为马尾海军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又遭到日本空军的轰炸，而成废墟。
福州船政局的首创者，是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令人钦佩的是，就在该局草创初办的1866年，清廷于10月急调他出任钦差大臣，兼陕甘总督，率大军赶赴西北及新疆，肩负“安内”攘外重任达15年之久，直至1881年调京晋升军机大臣，晚年又出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由此可见清廷对他的倚重。他在督师边陲的岁月，却时时关注闽船局的进展，常以驿站传递方式，指挥闽船局重大工程的筹划与决策。
湘江舟中遇前贤，纵论天下兴亡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道光举人。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他就读到林则徐的《九洲志》等著述，深为敬佩林等关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远见卓识。十年后，左已是曾国藩麾下一员屡建奇功的主将，忽然有幸在湘江舟中，邂逅从新疆退休回籍的65岁的林则徐。两人一见如故，促膝纵论天下大事，英雄所见契合而共鸣。之后林与随员语，称赞左是“绝世奇才”。林是年归故里后不幸辞世。
鸿猷初创，左帅西征
1866年2月，左赴任闽浙总督，为巩固海防，振兴商务，他在上奏清廷的《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写道：“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自洋船载百货行销各口，江浙大商以海船（指木帆船）为业者，费重运迟，亏折货本，正歇其旧业……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他建议在福建马尾一带设厂，较之江、浙、粤更宜于造船。
在左宗棠的呼吁下，清廷很快批准，谕示：“所需经费即着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于是，当年就提出闽海关结款40万两为开办费，以后每月拨银5万两为经常费。
于是，左宗棠就正式成立福州船政局，下设马尾造船厂。又选定法国造船专家日意格和法德克碑为聘期5年的船厂正副监督，并亲自陪同他们到马尾勘察厂址。选定在福州下游40里的罗星塔马尾山下，该处闽江水深7米，是建设造船厂的理想地址。
正当筹建船厂紧锣密鼓铺开时，是年10月4日忽接清廷圣旨：急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率师东征“平叛”。左顿时慌了手脚。闽省友绅百余人随即联名奏请稍缓。待接到允旨后，左宗棠便加紧遴选接班人。经过慎重议定，推荐当时“丁忧”（旧时官吏父母丧，须离职在家守孝一年）居家的江西省巡抚，林则徐之婿沈葆桢来接任。沈初有为难，左遂效“三顾茅庐”的虔诚，登门恭请，从而感动了沈提前“释服”，应命接任。左又向沈表示，他西征后，对船厂工作绝不置身事外，仍旧承担责任。他又向清廷奏准，凡以后船政奏折，须左、沈联名上呈，以承担责任，俾使沈安心。他又径自上疏，请清廷赐沈葆桢实权，授以“特命总理船政大臣”衔，由部颁发关防，以保证沈以后的政令，在闽通行无阻。
首造“万年清”号轮，试航京门报喜
经过两年的努力，1868年马尾船厂建成4座可容纳龙骨长100米，排水量2500吨轮船的修造船台。投产的车间有：铸锻、轧钢、锅炉、装配、安装、翻砂、经纬仪、锯木等，以及一座30丈长、15丈阔的拉拔式铁船漕，具备了造船所需的全部设施。它不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近代造船基地，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船厂。例如：1869年7月造出第一艘排水量1370吨的“万年清”号轮，主机580匹马力，航速10海里。其不论吨位与功率，都大大超过同时期日本横滨造船厂首造的“千代”号和“清辉”号，该两轮的排水量只有138吨，仅为“万年清”号的十分之一；其功率只64马力，而“万年清”号主机功率比它大9倍。于是沈葆桢奏准，破格任用渔民出身的副将贝锦泉为船长，配备的驾轮船员均为中国人。沈又亲自率厂正监日意格出海试航成功。10月该轮迳驶天津。清廷总理衙门派三口（津、宁、沪）大臣会同验收。
由于上下衙门的当政者，并不精谙造船术，却好大喜功，妄自陶醉，竟作出对该轮过誉的评价，并且又向该省行文称：“以后各省所需轮船，可由马尾厂制造，以免国帑外流。”
于是马尾船厂从1873年后，兼造少量运输轮船。以前雇佣的洋员陆续解雇，改由归国的留学生自行设计监造。迄1883年中法马江海战前的17年，共计造出大小船舰24艘，总计吨位27448吨，其中兵舰有19艘（千吨以上的13艘，都是铁肋木质的船体）；运输轮船4艘和练习船一艘。以上船舰出厂后，分别编入福建水师14艘、北洋水师5艘、南洋水师5艘。
自办学堂，培养造船和航海人才
自力更生附设“船政学堂”，以适应海军建设的需求，这是福州船政局具有远见的一大特色。左宗棠早在奏请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就提到自办学堂的规划，继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也强调：“船政的根本在学堂”。
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和“后学堂”两部，招收15-18岁具有较好国文基础的学生，学制5年。
前学堂是船舶制造班，培养能从事设计、制造船舰船体和轮机的专业人才，采用法文教材，聘请法国教师授课；后学堂，先设驾驶班，培养航海人才；后又加设轮机管理班，培养能操纵和维修轮机的专业人才，采用英文教材，聘请英国教师授课。1866—1913年前后，学堂共培养629人，其中前学堂造船班8届，计178人；后学堂驾驶班19届，计241人，轮管班14届，计210人。从1877年至1936年前后，学堂挑选优秀毕业生110人，分四批赴欧美各国深造。其中后来最优秀的、造诣很高的、甚至名垂青史的为：邓世昌、林永升、严复、詹天佑、刘步蟾、刘冠雄、萨镇冰等。在甲午黄海大战，中国出战的10艘军舰的管带（即舰长），有7人出身于后学堂。后来，清末至民国，服役于海军的骨干，也大都卒业于后学堂。
中法马江海战，船厂惨遭兵燹被毁
1884年6月，侵占越南河内的法军，继续北窜，进犯我国广西边境，遭到我边防军的反击，法军死伤数十人而溃退。法国政府十分恼火，便派遣海军中将孤拔率远东舰队驰援，8月5日进犯台湾基隆，经我守军顽强抵抗，法舰队又伤亡数十人。孤拔接到法国政府的命令：改攻福州。法舰队急调转航向西窜，8月23日，孤拔以“游历”为幌子，蒙骗福州当局，开进闽江口，偷袭泊在马尾港内的中国福建水师。中国战舰仓促应战，旗舰“扬武”号在被法舰鱼雷击中下沉时，用尾炮击伤法国的旗舰，并击毙法舰水兵多人。另一艘中国战舰“福星”号，遭到法国舰队围攻时，管带陈英沉着指挥战斗，最后被击沉，全舰官兵壮烈牺牲。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此时，法舰队也有数艘军舰被击伤，便逃离闽江口，又再次东窜进犯基隆，仍遭到台湾军民的抵抗。法舰队忽又转向西北，攻击浙江镇海，也被我守军击伤其舰数艘而败退。
这次马江海战我方惨败的主因是：福建省当局对海防的失职与无能；对法军的狡黠和欺骗丧失警惕；临战指挥又慌乱失措。致使由马尾船厂多年制成的11艘战舰组成的福建水师，竟有9艘被击沉，官兵伤亡七百余人。而且历时17年建成的马尾船厂，也惨遭法舰队猛烈轰击，遂被摧毁。
清廷海防政策骤变，闽船政局日薄西山
马江之战败绩，福州船政局惨遭浩劫，在后来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又面临着十分严峻和险恶的国内外形势：
1.自上世纪西方列强相继从海上入侵我国后，而今东面的近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政策，加速了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进程，虎视眈眈，觊觎我国台湾和东北。
2.此时我国清廷的海防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这就是本文上期提到的：朝野刮起“自造舰船糜费论”的责难。曾先后担任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总办的丁日昌，坦率承认：“‘江南’和‘马尾’自造的舰船，只能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李鸿章也不得不透露其内情：“中国造船物料、工匠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即成军，须在外国订造为省便。”于是1885年清廷新成立的海军衙门，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主持下，便大量向西方列强订购铁甲战舰。至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时，共拥有22艘军舰，总吨位达4万多吨，其中就有14艘购自英国；另有3艘竟费银400万两，向德国购买两艘均7300吨级的铁甲战舰（命名“定远”和“镇远”）和一艘2800吨级的铁甲战舰（命名“济远”）。与此同时，李鸿章又指令恢复后的马尾船厂，建造几艘一两千吨级的军舰“平远”、“广甲”、“广丙”，以及沿海各省巡逻、缉私用小艇。
3.再从福州船政局历届“总办”的人员变动，也可以看出该局每况愈下，正在走下坡路。1874年，沈葆桢上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协助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师，后又出任两江总督，不幸于1879年去世。1875年调丁日昌来福州船政局接替总办。以后该局的继任者都是巡抚以下无所作为的官员。
4.由于清廷出重资购买英、德的铁甲舰，这就大大削减了马尾船厂恢复的经费，何况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的造船技术已进入“铁甲舰”时代，而马尾船厂还处在“铁肋木壳船”落后的制作技术，所以李鸿章只能要求该厂制造几艘改进的中小型鱼雷快艇以及沿海运输的商船。马尾船厂在中法马江之战后，造船舰16艘，如加上战前17年所造的24艘，则前后39年共造舰船40艘。
5.主持西北及新疆军务15年的左宗棠，1881年奉调晋京任军机大臣，继又外放两江总督。旋奉旨视师福建。中法之战时曾督办福建军务，战后亲自视察了马尾船厂，仍不气馁，还主张继续造船，并兼造大炮。可是此时他已年逾七旬，也正如昔日震惊华夏，创办福州船政事业一样，现在已是由盛转衰，日暮途穷，“回天乏术”了，于1885年溘然长逝，终年73岁。
6.时至1905年,马尾船厂已“油尽灯枯”，终止造船，改铸铜元，以维持职工生计。至此历时39年的福州船政局，耗资1069万银两，遂付诸东流。辛亥革命后，曾改为海军造船所，前后学堂，改为马尾海军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又遭到日本空军的轰炸，而成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