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农业恐慌。这次农业恐慌既非一日之寒，也非偶发因素所致。其导因一方面基于传统社会矛盾的演化积累，另一方面又基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矛盾的催生和积累，具有传统危机与现代危机的二重性特征。
关键词 20世纪30年代 农业恐慌 历史成因 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0)02-0112-08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且导因复杂的农业恐慌。这场农业恐慌于1931年以突发性态势爆发，此后一直持续到1935年。虽然当时有不少学者就农业恐慌形成的原因和影响进行过讨论和分析，但对其时代成因和农业恐慌时代特征的揭示尚未充分展开。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入透析其时代成因并揭示其时代特征，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进程的认识不无意义。
“1932年农业恐慌大爆发，最终导致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破产。1935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但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仍未恢复到农业恐慌前的水平。”农业恐慌之爆发，具体表现为：农产品价格持续狂跌，地价低落，农产品输出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村负债和失业人数增加，农民陷入极端贫困化等等。时至今日，这场席卷全国范围的“农业恐慌”仍然是我们探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何谓农业恐慌?学界认识并不一致，各有不同之界定。娄离斋提出：“所谓农业恐慌者，就是农产品的生产量超过社会的需求，致价值低落；而农民经年辛苦，无利可图，频于破产。”田文彬认为“农业恐慌是在一定的社会体系之内，农业生产领域中各种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而来的一种总爆发。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下，农业恐慌和工业恐慌在程度和延续上虽有种种不同，而二者之同为社会的生产与私人的占有之间矛盾的表现，则无二致，简言之，就是两者的发生都起于生产与消费的不能特别均衡，亦即二者都来自生产物的相对过剩”。罗君素则认为“所谓恐慌，不过是暂时解决经济发展之矛盾的一种必经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所表现的。就是物价低落到生产成本费的水平线之下，其次，是复生产过程的停止。”显然，学者们对于农业恐慌的表述各有特色，却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即大都将“农业恐慌”界定为“生产的相对过剩”，以及由此引起的农业生产领域中的矛盾冲突；并从而认为它凸现出这一时期农业恐慌与传统农业危机(生产不足)之不同的时代特征。
无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特征，成为当时人们对中国“农业恐慌”进行分析和认定的基本参照，通常都把“农业恐慌”与“农业危机”等同，把“经济恐慌”与“经济危机”等同，建立起“经济恐慌是资本主义社会底特殊的产物，它是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占有的矛盾的突然爆发。这种矛盾底具体表现是生产同消费的不能互相适应；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生产品底相对过剩……农业恐慌是整个经济恐慌底一个分支，它是以经济恐慌一般的特质为其特质”的认知逻辑。
这种把“经济恐慌”等同于“经济危机”，把“农业恐慌”等同于“农业危机”界定显然不甚确切。农业危机在本质上可视为纯经济范畴，农业恐慌则属于社会范畴。一般性的经济危机不一定必然导致社会性的恐慌，恐慌通常是在国家和社会调适力弱化或丧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近年有学者著文论及这场农业恐慌，均以一般的农业危机视之。④问题还在于，以“生产相对过剩”来界定“农业恐慌”与史实又不相符合。据刘克祥研究这一时期“农业收成不稳，土地产量起伏波动，但均低于‘常年’水平。1931－1937年的农业产量变化，呈现明显的马鞍形。1934年是鞍底，1932、1936年为鞍峰。但最高年份为1932年，而非通常说的193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既大大低于清代前期的水平，也比上世纪年代减少了将近一成。”“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十足丰年的64.4％……1927－1937年间，常年收成已完全绝迹，歉年反成‘常年”’。许涤新在《农村破产中底农民生计问题》中也指出，“中国农民的生计，现在是深深地陷在绝境之中。其所发如此，大家都知道是‘农民的收支相差太远，入不敷出的关系’。”至少有“二万万农民生活在地租的铁鞭之下，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这显然不可以认定为“生产相对过剩”问题。
民国时期灾荒频生，与农民生计影响极大，灾荒与农业恐慌的发生和恶化关联性甚强。据当时的报刊杂志表述，人们经常也将农业恐慌与灾荒、丰收成灾等概念等同或混淆。然而，所谓灾荒，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于财富与生产力的破坏，它主要表现为自然和人类的冲突，非历史范畴。中国连年的灾荒。是当时农业生产力极度衰败的表征，换言之，它是当时中国农民大众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内不良制度与封建剥削的宰制，无力抵抗自然条件的结果。然而，灾荒本身并不能等于农业恐慌，也不是农业恐慌的表现，但它却是导致或触发农业恐慌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它削减了农民的收入，破坏他们的生产，剥夺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他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加深了农民的贫困，使他们更无力承受天灾的压迫，而陷于饥饿和死亡的境地。同时，它也减弱了各地方当局榨取的来源，令其不得不多方搜刮，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崩溃。
对于农业恐慌性质的划分，当时传人中国的分类方法有瓦加尔氏的分类法。他将世界各国的农业恐慌分为两种：第一种，农业恐慌发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主宰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中，在那里是由农产品的过剩促成生产大众的贫困。第二种，恐慌是发生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等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在这里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宰割，他方面受到封建势力的宰割，在那里是生产力的薄弱，即生产量的不足，陷农民大众于饥饿和死亡。这种农业恐慌性质的分类法，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当时学界存在的代表性的说法有三种：其一，“封建式”农业恐慌说——生产不足；其二，“资本主义式”农业恐慌说——生产过剩；其三，“前资本主义式”农业恐慌说。
其实，无论是“封建式”农业恐慌说，还是“资本主义式”农业恐慌说均不足以揭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这场复杂而又深刻的农业恐慌的特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业恐慌有其特殊性，过渡时代或转型时代的特征，使它的面相既复杂多样，又独具特征。一方面，“一种上下骚然，民不聊生的状态……是现在个个人所感触到的切肤之痛。”但是，从世界范围比较而言，现在世界各国，虽同为“不景气”的阴霾所笼罩，“然而恐慌的严重性，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得上中国。”因此，如果简单以西方“经济危机或不景气”，表现为“生产过剩”的特征来比对的话，则“中国生产则从未发达过，而又陷于煎迫之 中。”它的复杂性、复合性，即“农村的崩溃，产业的衰竭，国内外贸易的不振，金融的疲滞和投机”诸多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农业恐慌。因此，有人也试图从“社会制度”层面来解读农业恐慌，即“因临了社会制度过程的恐慌时期，再加上连年天灾人祸的打击，群众的贫困既益深刻，土地兼并也更剧烈……所以土地问题之在现今，已更臻于严重化，改善分配制度，实为刻不容缓。”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之农业恐慌既非一日之寒，也非偶发因素所致。其间制度变迁所形成的推助力，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背离化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从更深层面上成为农业恐慌形成或爆发的致因。“中国近年来经济基础最大之危机是都市膨胀，农村偏枯。都市中苦感现金的过多，只得注力于公债与地皮之投机事业，而内地农村中则最低之生产资本亦不可得，真成一文莫名。”
近年也有不少学者著文论及这场农业恐慌，但均以一般的农业危机视之，且有人认为导致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业大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对此，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其一，以章有义为代表的“衰退论”，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极其微小，基本上处于停滞与衰落状态。其二，以吴承明为代表的“增长论”，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虽然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是比较落后，但从自身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呈总扩张趋势发展的。其三，以黄宗智为代表的“过密型增长论”，认为近代中国农村人口压力太大，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目前，“增长论”在学术界似乎略占上风。诚如有些学者对近代生产力概括的“相对发展，绝对落后”，应该更确切些。因此，把近代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归结为20世纪30年代农业危机的深层原因或根本原因，忽视了传统农业在近代取得的进步，使人们对近代农业发展的整体状况缺乏客观了解。同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下降究竟是农业危机的原因还是农业危机造成的结果，也还值得商榷。
农业恐慌一经出现，关于其爆发或形成原因的讨论就成为一个社会焦点。陈醉云将其分列为十个致因：1，从鸦片战争以后，口岸开放，商品输入逐年增加，破坏内地原有的经济组织，已使各农村处于慢性的枯竭。2，因苛捐战乱的内在关系，致谷物停滞减少；因世界经济恐慌的外在关系，遂有大量农产进口，使国内一般农产的价格因之骤跌。3，农村经济的自给自足状态已被资本主义破坏，农产趋于商品化，多种原料作物及间接的原料作物如桑树茶叶之类(甚至于栽种罂粟)最近即深受丝与茶跌价的影响，而食用所资的主要谷物，更因耕地该种原料作物而深感不足。4，苛捐偏重，大部分负担加在农民身上。5，大多数土地集中于地主之手，一般农民无地可耕，或沦为佃农，生活困难；或铤而走险，从事打劫。6，田租地租极不公平。7，高利贷的猖獗。8，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游民地痞，每每联同所诈；再加上军队的发生，盗匪的骚扰，农民更难存活，农村也更以糜烂。9，因军事的破坏，政治的腐败，直接间接损害了防灾的力量，致酿成大水灾、大旱灾、使农民愁苦，饥饿、流离、丧亡的程度，愈益深刻。10，连年内战，不但制造了许多灾民，并制造巨量散兵土匪，加重农村危害。其他学者所论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其大要仍不出上述之范围，如表一所列。
显然，按一般的归类原则可知，人们将其形成的原因略分为外因与内因二大类。外因论所举证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外国农产品的大量倾销与国内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跌；国际关税战与农产品产销危机；美国“白银政策”与乡村金融的枯竭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得到史实的支持，从而与农业恐慌建立起因果关系。如，“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普遍的农业恐慌演进中，殖民地的中国虽某些年份(如1932年)，大部分省份中的农作物都获丰收，然亦不免为资本主义的过剩农产品的倾销市场结果造成了国内所谓‘谷贱伤农’的畸形现象。”而且，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为了摆脱困扰，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限制农产品输入或奖励农产品输出的政策，为此各国改定关税，高筑关税壁垒。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一两年之内，改定关税有24国，税率之高为历史上所未见。我国茶、丝、花生、大豆等农产品由于对西方市场的依赖性，但因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出口减少，价格大跌。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随之降低，农产品过剩问题更为突出。这时期国内的剩余农产品供给除部分由于丰收与国家的调节失控外，主要的原因则与外国的倾销有关；国外的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各国为摆脱危机纷纷设置的关税壁垒，从而造成中国国际市场萎缩的结果。再则，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列强为攫取更多的国外市场，纷纷进行币值改革。英、日、美相继放弃金本位。美国于1933年底通过了“白银法案”，大量收购国内外白银，仅1934年中国白银外流达2.6亿多元。国内金融，异常梗塞，农工商业，日益衰颓，而通货之危机，更高深刻。此种悲惨现象，有深刻的国内背景，但是“美国之白银，提高银价，促进中国白银之外流，实为其根本原因。”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特征，成为当时人们理解、认识社会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起点，“中国的农业恐慌是世界资本主义突破中国农村经济中的亚洲生产方式的基础所惹起，故中国农业的恐慌，一面固是经济上之内在的崩溃，同时，最主要的还是外在经济的袭击。因世界之生产过剩，使大量的农产品流到中国来，破坏中国农产物市价的均衡，因农业新生产技术的刺激，使中国旧的生产方式不得不遭受到摧残。总而言之，因世界经济关系的袭击，中国农村问题越发复杂化。”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即被拖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近代中国长期遭受列强的侵略与凌辱，何以在30年代突发性地出现“农业恐慌”?因此，这种列举式的“外因论”未能真正切中问题之命脉。所以，当时即有学者提出质疑：“实际上即使资本主义的势力不来，而中国经济状况的凋敝与衰落亦必依然，并且迟早也还是要演成现在这样上下骚然民不聊生的局面。”从而，“内因论”认为，从根本上制约中国社会衰败的角色依旧的扮演，或谓之危机之因并不全在列强，而“一半是由帝国主义作祟，而另一半则是由于我们祖先的幽灵显现。”两千年历史上的“波状的循环，即每有一度的繁荣与发达，必紧接着一度的衰落与退步，又总是退步到没有发达以前的旧状上来。”“一起一伏，消磨了两千年的悠久岁月。”其论证重点则落在“内因”之上，列强之因或为推助，或为诱导而己。
那么，导致“农业恐慌”的内因究竟有哪些?择要而言主要有：1，苛捐杂税之繁剧亦国民经济的致命伤。2，田赋附加和预征。据1934年对全国30省田赋附加的调查，共计有附加税有673种，最多的江苏省可达147种。附加税超过正税额少的一倍，多则达几十倍，据1930年湖南民国日报中载：“湖南各县田赋附加，超过正税三十者有之，二十倍 者有之，十倍则普通皆是。”3，商业及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4，恐慌的催化剂和导火索——超常度的天灾。5，兵灾匪患及其烟毒祸害。显然，所归纳的上述诸因素都或多或少对“农业恐慌”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之影响，甚至对于整个近代社会之进程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以此来解释“农业恐慌”的致因，仍流于现象之描述。而且，在上述诸因素中，何者为主导、何者为从属?各因素之相互关系与作用如何?并没有形成既符合历史又合乎逻辑的学理性解释。因此，对于30年代农业恐慌的历史致因，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近年来，有学者试图对农业恐慌的导因另作解释，认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极易对食物安全形成威胁，这已为许多经济学研究者所证实。如范子英、孟令杰在对1959－1961年饥荒中中国所有缺粮区的调查中发现，经济作物主产区的影响比传统缺粮区的影响要大得多。也有将人地矛盾的激化作为促成农业恐慌的重要原因。毋须置疑，20世纪30年代这场农业恐慌是内外因共同促成的，但追本溯源，我们认为外因不容忽视，但不可夸大；内因极为复杂，需作全面深入的分析；而且，诸因素并非平行地或者等同地发生作用；列举式的归因方法，其实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致因。
无论“外因论”还是“内因论”，在其归纳的诸多因素中，最集中的体现为，“综上各项原因观之，农村经济破产之原因甚为复杂，而各地农村经济没落之原因亦不尽同。如能实地考察，制成农村经济没落分区图，颇为有意义之工作……农村经济破产，虽到处有此现象或趋势，实以长江流域及河淮之间为最烈。其他如广东广西各省，则病不在农村经济之没落，而在华侨海外经济之破产。至于长江流域各省，原因亦不尽同：江浙由于工业化及外国工业品之侵入，江北及其他各省则由于水灾，或治安不宁，江西及湖北等省，则由于共匪之骚扰；四川则由于军阀之混战。黄河流域各省，则或由于水灾，或由于早荒，或由于匪乱；而为农村经济破产普遍之原因，则实为捐税之繁重；税捐中归农民直接负担者，厥催田赋，而田赋中之有加无已，使农民负担至不能负担者，实为附加税。”所以综而言之，“故吾人可得一结论：农村经济破产一般的原因，实为田赋附加税之有加无已。”然而，处于失控状态的各省“田赋附加税”，事实上又与民国以来的制度更易和重构性历史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在上述诸因素之外，或者说超越上述诸因素之上的，有两大因素起着关键性作用。
其一，民国以来，传统皇族一国家崩解，而近代民族一国家权威却迟迟未能建构。“辛亥革命运动只知推翻满清，没有充分准备推翻以后的办法，所以满清一倒，民主政治并不能实现，中国的政治更趋于纷乱。……结果，社会失却旧日所赖以维系的东西，解放了的民族精力无处归宿，而发生很大的纷乱，不能收拾。”这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至深且钜。首先，“本来全国税制统税手续简单化，乃为商品流通亦即资本经济发展之必要的这一条件，迄今在我国还是没有的。前年虽明令取消厘金制度，军阀割据地盘，巧立名目，私增税捐，乃不减于昔，这是大家周知的不难举出许多例证。”因此，即使民国政府多方整顿，规定正附总额不得超过现时地价百分之一，而分立各地的军阀势力和地方政权却是虚与逶迤，其政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而己。民族一国家权威的失落，使国家权力不仅不能形成应对恐慌或危机的全局性操控，反而成为恐慌爆发或日渐加重的制度性原因。如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将田赋征收使用划归各省，中央政府对各地田赋保留监督权。地方财政，一向都把田赋当作最主要的基础。根据1935年的预算估计，全国各省各县(中央预算除外)每年收入，至少有5万万元。在各省政府收入(除掉中央辅助款和借款)中间，田赋大约占40％上下；在各县政府收入中，田赋更占60％以上。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田赋征收之重，如此骇人。其次，由于民族一国家权威迟迟未能建构，由此生发的军阀混战和政治纷争，对于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创痛甚剧。现有研究表明，自1912年至1930年的历年发生战争省份共计55省，1930年有10省(当然，这个统计是极不完全的)。仅1930年而言，有统计显示的国内发生战争的省份达16省。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为了满足战争对兵员和其他军事需要，国民政府对广大农民进行更大规模的兵差和力役征伐。20世纪30年代的兵差不但在种类上、地域上是扩大的，并且在数量上更有非常地增加。就不完全统计，仅就1929～1930两年间，全国各省1941县中，确定负担过兵差的已有823县。北方比南方更为普遍，北方诸县76.94％是负担兵差的。尤其是黄河流域各省，兵差负担的县份竟达87.12％。以上情形，不过是实际所表现的千百分之一，未见记载或无从稽考的，所在甚多。总之，兵连祸结，横征暴敛，人畜两亡，田园荒废，土地兼并加速，促便农业恐慌进一步加剧。
其二，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背离化发展趋势的推助。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呈现着城乡殊分发展的趋势。“中国近年来经济上最大之危机是都市膨胀，农村偏枯。都市中苦感现金的过多，只得注意力于公债与地皮之投机事业，而内地农村中则最低之生产资本亦不可得，真成一文莫名!”这是我们深入分析农业恐慌的重要历史前提。
一方面，“夫农村崩溃，资金集中都市，致使城市工商资本膨胀，而同时农村资本无着，迫令全国人口四分之三之农民经济破产，购买力消灭以致工商凋敝，信用紧缩，金融恐慌，日趋严重，伊于胡底。”即使南京政府发行公债以偿还各银行所垫军费，(按中国流动资本不过(游资)六万万元)，然“发行大量公债结果，所有流动资本多被吸收至都市，一时农村金融奇窘，发生偏枯现象。而都市银货充斥，甚至银元价格反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既是工商业重心当然也是政治中心的近代都市对乡村逐渐形成了绝对的优势，造成乡村城乡人才的逆转性流动。“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的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这种“工业文明的产物”的新教育，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它“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它加速了乡村精英外流的趋势，为乡土社区是断送了人才，驱逐了人才。问题在于，这一历史进程其实由来已久，它所形成的历史积累只是到30年代，才在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突发性地爆发出来。这是从根本上决定农村、农业和农民地位的急剧下滑的时代性致因。“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农民的生活也非常的满意。不过到了近来，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从前的工匠，现在变成了工程师和制造家，从前的市侩，现在变成了商业家庭资本家。但是农民呢，他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被旁的阶级的同胞压迫和讪笑了。”无疑，引起乡村社会动荡和农业困境直接原因的地方摊派，也 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而不断加剧。所谓“近数年来，举办新政甚多，需款甚殷，”“地方摊款不须呈报到省，不受法令之限制……而漫无限制”；从而，“地方不肖官吏，横加摊派以自肥”。其各项“新政”“经费多在人民身上。”以“新政”为名的各种税费，层层迭加为农民的负担并从根本上危及农民的生存状况。
概而言之，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恐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兼有传统社会危机与近代社会危机的双重特性。前近代社会的农业危机一般都是以自然界的阴晴雪雨为参照系，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同步运行。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恐慌则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封建性农业危机——生产不足。由于受列强侵略和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农业生产的“相对过剩”，农村大量用于供应世界市场的丝茶等走向破产，而且由于外国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使中国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局面。“中国的农业恐慌它自身是以生产底萎缩和因此所形成的饥荒而呈现，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内因生产过剩而形成的农业恐慌截然不同。但同时它是世界农业恐慌底一环节。去年所发生的，足为农业恐慌底新姿态的‘丰收成灾’，它底形成，与其说是在偶然性的比较顺利的自然条件下由于国内农产底丰收，不如说是由于洋米洋麦冲斥我国市场之故。”这主要是因为当中国的经济已是组成世界经济的一员，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国的生产尽管贫弱，但受世界生产过剩危机的影响，也表现出一种“虚幻”的过剩。与资本主义的农业恐慌相比，它的生产水平是极其低下的，恐慌过程中所表现的生产不足只是其基本的特征之一，“现在中国的农业恐慌，当然不是单纯的过剩生产恐慌。农业恐慌特别在中国表现出一个很厉害的形态，是因为特殊的生产过剩与渐渐深下去永续的农业危机结合起来了的关系。因为它是二重性的，所以农民的生活特别陷入苦恼之渊了。”具体而言，农业恐慌中的生产不足，是由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落后所造；农业恐慌中表现的生产过剩，则是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尤其是受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才是中国的这场农业恐慌具有“资本主义的恐慌”现象。“中国目下农业恐慌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世界一分子的缘故。”
传统农业危机，多因人口压力，人地矛盾，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所致。20世纪30年代这场农业恐慌的原因却十分复杂的，既蕴含着传统因子，也具有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历史成因；既有世界经济危机的诱因，也有社会制度变迁重构中的困境所致，更有当政者腐败、自然灾害的频发等因素的影响。故20世纪30年代农业恐慌是近代传统农业危机的延续与深化，又有浓厚的近代色彩，具有明显的兼容性特征，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
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30年代之农业恐慌完全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乡村危机。其导因一方面是基于传统社会矛盾的演化积累，另一方面又基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矛盾的催生和积累，具有传统危机与现代危机的二重性特征。“我国农民生活的疾苦，不是今日才发生的现象，不过近年以来，外受资本家及工商业的压迫，内受政治纷扰及贪官的茶毒，所以弄得越来越不堪设想了。”农村秩序紊乱，治安破产，因此农民不能生存，或流为盗匪，或集中都市——于是引起畸形的“lalldnucht”现象，而造成病态的大都市发展。“中国近百年史，即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前大半期顺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中国乡村；后小半期又由反近代都市文明的潮流学西洋而破坏中国乡村。”农业恐慌、乡村危机与城乡背离化发展趋势如影相随，实互为表里。
关键词 20世纪30年代 农业恐慌 历史成因 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0)02-0112-08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且导因复杂的农业恐慌。这场农业恐慌于1931年以突发性态势爆发，此后一直持续到1935年。虽然当时有不少学者就农业恐慌形成的原因和影响进行过讨论和分析，但对其时代成因和农业恐慌时代特征的揭示尚未充分展开。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入透析其时代成因并揭示其时代特征，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进程的认识不无意义。
“1932年农业恐慌大爆发，最终导致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破产。1935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但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仍未恢复到农业恐慌前的水平。”农业恐慌之爆发，具体表现为：农产品价格持续狂跌，地价低落，农产品输出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村负债和失业人数增加，农民陷入极端贫困化等等。时至今日，这场席卷全国范围的“农业恐慌”仍然是我们探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何谓农业恐慌?学界认识并不一致，各有不同之界定。娄离斋提出：“所谓农业恐慌者，就是农产品的生产量超过社会的需求，致价值低落；而农民经年辛苦，无利可图，频于破产。”田文彬认为“农业恐慌是在一定的社会体系之内，农业生产领域中各种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而来的一种总爆发。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下，农业恐慌和工业恐慌在程度和延续上虽有种种不同，而二者之同为社会的生产与私人的占有之间矛盾的表现，则无二致，简言之，就是两者的发生都起于生产与消费的不能特别均衡，亦即二者都来自生产物的相对过剩”。罗君素则认为“所谓恐慌，不过是暂时解决经济发展之矛盾的一种必经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所表现的。就是物价低落到生产成本费的水平线之下，其次，是复生产过程的停止。”显然，学者们对于农业恐慌的表述各有特色，却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即大都将“农业恐慌”界定为“生产的相对过剩”，以及由此引起的农业生产领域中的矛盾冲突；并从而认为它凸现出这一时期农业恐慌与传统农业危机(生产不足)之不同的时代特征。
无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特征，成为当时人们对中国“农业恐慌”进行分析和认定的基本参照，通常都把“农业恐慌”与“农业危机”等同，把“经济恐慌”与“经济危机”等同，建立起“经济恐慌是资本主义社会底特殊的产物，它是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占有的矛盾的突然爆发。这种矛盾底具体表现是生产同消费的不能互相适应；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生产品底相对过剩……农业恐慌是整个经济恐慌底一个分支，它是以经济恐慌一般的特质为其特质”的认知逻辑。
这种把“经济恐慌”等同于“经济危机”，把“农业恐慌”等同于“农业危机”界定显然不甚确切。农业危机在本质上可视为纯经济范畴，农业恐慌则属于社会范畴。一般性的经济危机不一定必然导致社会性的恐慌，恐慌通常是在国家和社会调适力弱化或丧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近年有学者著文论及这场农业恐慌，均以一般的农业危机视之。④问题还在于，以“生产相对过剩”来界定“农业恐慌”与史实又不相符合。据刘克祥研究这一时期“农业收成不稳，土地产量起伏波动，但均低于‘常年’水平。1931－1937年的农业产量变化，呈现明显的马鞍形。1934年是鞍底，1932、1936年为鞍峰。但最高年份为1932年，而非通常说的193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既大大低于清代前期的水平，也比上世纪年代减少了将近一成。”“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十足丰年的64.4％……1927－1937年间，常年收成已完全绝迹，歉年反成‘常年”’。许涤新在《农村破产中底农民生计问题》中也指出，“中国农民的生计，现在是深深地陷在绝境之中。其所发如此，大家都知道是‘农民的收支相差太远，入不敷出的关系’。”至少有“二万万农民生活在地租的铁鞭之下，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这显然不可以认定为“生产相对过剩”问题。
民国时期灾荒频生，与农民生计影响极大，灾荒与农业恐慌的发生和恶化关联性甚强。据当时的报刊杂志表述，人们经常也将农业恐慌与灾荒、丰收成灾等概念等同或混淆。然而，所谓灾荒，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于财富与生产力的破坏，它主要表现为自然和人类的冲突，非历史范畴。中国连年的灾荒。是当时农业生产力极度衰败的表征，换言之，它是当时中国农民大众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内不良制度与封建剥削的宰制，无力抵抗自然条件的结果。然而，灾荒本身并不能等于农业恐慌，也不是农业恐慌的表现，但它却是导致或触发农业恐慌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它削减了农民的收入，破坏他们的生产，剥夺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他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加深了农民的贫困，使他们更无力承受天灾的压迫，而陷于饥饿和死亡的境地。同时，它也减弱了各地方当局榨取的来源，令其不得不多方搜刮，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崩溃。
对于农业恐慌性质的划分，当时传人中国的分类方法有瓦加尔氏的分类法。他将世界各国的农业恐慌分为两种：第一种，农业恐慌发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主宰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中，在那里是由农产品的过剩促成生产大众的贫困。第二种，恐慌是发生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等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在这里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宰割，他方面受到封建势力的宰割，在那里是生产力的薄弱，即生产量的不足，陷农民大众于饥饿和死亡。这种农业恐慌性质的分类法，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当时学界存在的代表性的说法有三种：其一，“封建式”农业恐慌说——生产不足；其二，“资本主义式”农业恐慌说——生产过剩；其三，“前资本主义式”农业恐慌说。
其实，无论是“封建式”农业恐慌说，还是“资本主义式”农业恐慌说均不足以揭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这场复杂而又深刻的农业恐慌的特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业恐慌有其特殊性，过渡时代或转型时代的特征，使它的面相既复杂多样，又独具特征。一方面，“一种上下骚然，民不聊生的状态……是现在个个人所感触到的切肤之痛。”但是，从世界范围比较而言，现在世界各国，虽同为“不景气”的阴霾所笼罩，“然而恐慌的严重性，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得上中国。”因此，如果简单以西方“经济危机或不景气”，表现为“生产过剩”的特征来比对的话，则“中国生产则从未发达过，而又陷于煎迫之 中。”它的复杂性、复合性，即“农村的崩溃，产业的衰竭，国内外贸易的不振，金融的疲滞和投机”诸多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农业恐慌。因此，有人也试图从“社会制度”层面来解读农业恐慌，即“因临了社会制度过程的恐慌时期，再加上连年天灾人祸的打击，群众的贫困既益深刻，土地兼并也更剧烈……所以土地问题之在现今，已更臻于严重化，改善分配制度，实为刻不容缓。”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之农业恐慌既非一日之寒，也非偶发因素所致。其间制度变迁所形成的推助力，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背离化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从更深层面上成为农业恐慌形成或爆发的致因。“中国近年来经济基础最大之危机是都市膨胀，农村偏枯。都市中苦感现金的过多，只得注力于公债与地皮之投机事业，而内地农村中则最低之生产资本亦不可得，真成一文莫名。”
近年也有不少学者著文论及这场农业恐慌，但均以一般的农业危机视之，且有人认为导致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业大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对此，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其一，以章有义为代表的“衰退论”，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极其微小，基本上处于停滞与衰落状态。其二，以吴承明为代表的“增长论”，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虽然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是比较落后，但从自身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呈总扩张趋势发展的。其三，以黄宗智为代表的“过密型增长论”，认为近代中国农村人口压力太大，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目前，“增长论”在学术界似乎略占上风。诚如有些学者对近代生产力概括的“相对发展，绝对落后”，应该更确切些。因此，把近代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归结为20世纪30年代农业危机的深层原因或根本原因，忽视了传统农业在近代取得的进步，使人们对近代农业发展的整体状况缺乏客观了解。同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下降究竟是农业危机的原因还是农业危机造成的结果，也还值得商榷。
农业恐慌一经出现，关于其爆发或形成原因的讨论就成为一个社会焦点。陈醉云将其分列为十个致因：1，从鸦片战争以后，口岸开放，商品输入逐年增加，破坏内地原有的经济组织，已使各农村处于慢性的枯竭。2，因苛捐战乱的内在关系，致谷物停滞减少；因世界经济恐慌的外在关系，遂有大量农产进口，使国内一般农产的价格因之骤跌。3，农村经济的自给自足状态已被资本主义破坏，农产趋于商品化，多种原料作物及间接的原料作物如桑树茶叶之类(甚至于栽种罂粟)最近即深受丝与茶跌价的影响，而食用所资的主要谷物，更因耕地该种原料作物而深感不足。4，苛捐偏重，大部分负担加在农民身上。5，大多数土地集中于地主之手，一般农民无地可耕，或沦为佃农，生活困难；或铤而走险，从事打劫。6，田租地租极不公平。7，高利贷的猖獗。8，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游民地痞，每每联同所诈；再加上军队的发生，盗匪的骚扰，农民更难存活，农村也更以糜烂。9，因军事的破坏，政治的腐败，直接间接损害了防灾的力量，致酿成大水灾、大旱灾、使农民愁苦，饥饿、流离、丧亡的程度，愈益深刻。10，连年内战，不但制造了许多灾民，并制造巨量散兵土匪，加重农村危害。其他学者所论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其大要仍不出上述之范围，如表一所列。
显然，按一般的归类原则可知，人们将其形成的原因略分为外因与内因二大类。外因论所举证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外国农产品的大量倾销与国内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跌；国际关税战与农产品产销危机；美国“白银政策”与乡村金融的枯竭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得到史实的支持，从而与农业恐慌建立起因果关系。如，“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普遍的农业恐慌演进中，殖民地的中国虽某些年份(如1932年)，大部分省份中的农作物都获丰收，然亦不免为资本主义的过剩农产品的倾销市场结果造成了国内所谓‘谷贱伤农’的畸形现象。”而且，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为了摆脱困扰，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限制农产品输入或奖励农产品输出的政策，为此各国改定关税，高筑关税壁垒。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一两年之内，改定关税有24国，税率之高为历史上所未见。我国茶、丝、花生、大豆等农产品由于对西方市场的依赖性，但因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出口减少，价格大跌。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随之降低，农产品过剩问题更为突出。这时期国内的剩余农产品供给除部分由于丰收与国家的调节失控外，主要的原因则与外国的倾销有关；国外的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各国为摆脱危机纷纷设置的关税壁垒，从而造成中国国际市场萎缩的结果。再则，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列强为攫取更多的国外市场，纷纷进行币值改革。英、日、美相继放弃金本位。美国于1933年底通过了“白银法案”，大量收购国内外白银，仅1934年中国白银外流达2.6亿多元。国内金融，异常梗塞，农工商业，日益衰颓，而通货之危机，更高深刻。此种悲惨现象，有深刻的国内背景，但是“美国之白银，提高银价，促进中国白银之外流，实为其根本原因。”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特征，成为当时人们理解、认识社会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起点，“中国的农业恐慌是世界资本主义突破中国农村经济中的亚洲生产方式的基础所惹起，故中国农业的恐慌，一面固是经济上之内在的崩溃，同时，最主要的还是外在经济的袭击。因世界之生产过剩，使大量的农产品流到中国来，破坏中国农产物市价的均衡，因农业新生产技术的刺激，使中国旧的生产方式不得不遭受到摧残。总而言之，因世界经济关系的袭击，中国农村问题越发复杂化。”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即被拖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近代中国长期遭受列强的侵略与凌辱，何以在30年代突发性地出现“农业恐慌”?因此，这种列举式的“外因论”未能真正切中问题之命脉。所以，当时即有学者提出质疑：“实际上即使资本主义的势力不来，而中国经济状况的凋敝与衰落亦必依然，并且迟早也还是要演成现在这样上下骚然民不聊生的局面。”从而，“内因论”认为，从根本上制约中国社会衰败的角色依旧的扮演，或谓之危机之因并不全在列强，而“一半是由帝国主义作祟，而另一半则是由于我们祖先的幽灵显现。”两千年历史上的“波状的循环，即每有一度的繁荣与发达，必紧接着一度的衰落与退步，又总是退步到没有发达以前的旧状上来。”“一起一伏，消磨了两千年的悠久岁月。”其论证重点则落在“内因”之上，列强之因或为推助，或为诱导而己。
那么，导致“农业恐慌”的内因究竟有哪些?择要而言主要有：1，苛捐杂税之繁剧亦国民经济的致命伤。2，田赋附加和预征。据1934年对全国30省田赋附加的调查，共计有附加税有673种，最多的江苏省可达147种。附加税超过正税额少的一倍，多则达几十倍，据1930年湖南民国日报中载：“湖南各县田赋附加，超过正税三十者有之，二十倍 者有之，十倍则普通皆是。”3，商业及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4，恐慌的催化剂和导火索——超常度的天灾。5，兵灾匪患及其烟毒祸害。显然，所归纳的上述诸因素都或多或少对“农业恐慌”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之影响，甚至对于整个近代社会之进程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以此来解释“农业恐慌”的致因，仍流于现象之描述。而且，在上述诸因素中，何者为主导、何者为从属?各因素之相互关系与作用如何?并没有形成既符合历史又合乎逻辑的学理性解释。因此，对于30年代农业恐慌的历史致因，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近年来，有学者试图对农业恐慌的导因另作解释，认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极易对食物安全形成威胁，这已为许多经济学研究者所证实。如范子英、孟令杰在对1959－1961年饥荒中中国所有缺粮区的调查中发现，经济作物主产区的影响比传统缺粮区的影响要大得多。也有将人地矛盾的激化作为促成农业恐慌的重要原因。毋须置疑，20世纪30年代这场农业恐慌是内外因共同促成的，但追本溯源，我们认为外因不容忽视，但不可夸大；内因极为复杂，需作全面深入的分析；而且，诸因素并非平行地或者等同地发生作用；列举式的归因方法，其实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致因。
无论“外因论”还是“内因论”，在其归纳的诸多因素中，最集中的体现为，“综上各项原因观之，农村经济破产之原因甚为复杂，而各地农村经济没落之原因亦不尽同。如能实地考察，制成农村经济没落分区图，颇为有意义之工作……农村经济破产，虽到处有此现象或趋势，实以长江流域及河淮之间为最烈。其他如广东广西各省，则病不在农村经济之没落，而在华侨海外经济之破产。至于长江流域各省，原因亦不尽同：江浙由于工业化及外国工业品之侵入，江北及其他各省则由于水灾，或治安不宁，江西及湖北等省，则由于共匪之骚扰；四川则由于军阀之混战。黄河流域各省，则或由于水灾，或由于早荒，或由于匪乱；而为农村经济破产普遍之原因，则实为捐税之繁重；税捐中归农民直接负担者，厥催田赋，而田赋中之有加无已，使农民负担至不能负担者，实为附加税。”所以综而言之，“故吾人可得一结论：农村经济破产一般的原因，实为田赋附加税之有加无已。”然而，处于失控状态的各省“田赋附加税”，事实上又与民国以来的制度更易和重构性历史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在上述诸因素之外，或者说超越上述诸因素之上的，有两大因素起着关键性作用。
其一，民国以来，传统皇族一国家崩解，而近代民族一国家权威却迟迟未能建构。“辛亥革命运动只知推翻满清，没有充分准备推翻以后的办法，所以满清一倒，民主政治并不能实现，中国的政治更趋于纷乱。……结果，社会失却旧日所赖以维系的东西，解放了的民族精力无处归宿，而发生很大的纷乱，不能收拾。”这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至深且钜。首先，“本来全国税制统税手续简单化，乃为商品流通亦即资本经济发展之必要的这一条件，迄今在我国还是没有的。前年虽明令取消厘金制度，军阀割据地盘，巧立名目，私增税捐，乃不减于昔，这是大家周知的不难举出许多例证。”因此，即使民国政府多方整顿，规定正附总额不得超过现时地价百分之一，而分立各地的军阀势力和地方政权却是虚与逶迤，其政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而己。民族一国家权威的失落，使国家权力不仅不能形成应对恐慌或危机的全局性操控，反而成为恐慌爆发或日渐加重的制度性原因。如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将田赋征收使用划归各省，中央政府对各地田赋保留监督权。地方财政，一向都把田赋当作最主要的基础。根据1935年的预算估计，全国各省各县(中央预算除外)每年收入，至少有5万万元。在各省政府收入(除掉中央辅助款和借款)中间，田赋大约占40％上下；在各县政府收入中，田赋更占60％以上。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田赋征收之重，如此骇人。其次，由于民族一国家权威迟迟未能建构，由此生发的军阀混战和政治纷争，对于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创痛甚剧。现有研究表明，自1912年至1930年的历年发生战争省份共计55省，1930年有10省(当然，这个统计是极不完全的)。仅1930年而言，有统计显示的国内发生战争的省份达16省。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为了满足战争对兵员和其他军事需要，国民政府对广大农民进行更大规模的兵差和力役征伐。20世纪30年代的兵差不但在种类上、地域上是扩大的，并且在数量上更有非常地增加。就不完全统计，仅就1929～1930两年间，全国各省1941县中，确定负担过兵差的已有823县。北方比南方更为普遍，北方诸县76.94％是负担兵差的。尤其是黄河流域各省，兵差负担的县份竟达87.12％。以上情形，不过是实际所表现的千百分之一，未见记载或无从稽考的，所在甚多。总之，兵连祸结，横征暴敛，人畜两亡，田园荒废，土地兼并加速，促便农业恐慌进一步加剧。
其二，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背离化发展趋势的推助。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呈现着城乡殊分发展的趋势。“中国近年来经济上最大之危机是都市膨胀，农村偏枯。都市中苦感现金的过多，只得注意力于公债与地皮之投机事业，而内地农村中则最低之生产资本亦不可得，真成一文莫名!”这是我们深入分析农业恐慌的重要历史前提。
一方面，“夫农村崩溃，资金集中都市，致使城市工商资本膨胀，而同时农村资本无着，迫令全国人口四分之三之农民经济破产，购买力消灭以致工商凋敝，信用紧缩，金融恐慌，日趋严重，伊于胡底。”即使南京政府发行公债以偿还各银行所垫军费，(按中国流动资本不过(游资)六万万元)，然“发行大量公债结果，所有流动资本多被吸收至都市，一时农村金融奇窘，发生偏枯现象。而都市银货充斥，甚至银元价格反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既是工商业重心当然也是政治中心的近代都市对乡村逐渐形成了绝对的优势，造成乡村城乡人才的逆转性流动。“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的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这种“工业文明的产物”的新教育，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它“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它加速了乡村精英外流的趋势，为乡土社区是断送了人才，驱逐了人才。问题在于，这一历史进程其实由来已久，它所形成的历史积累只是到30年代，才在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突发性地爆发出来。这是从根本上决定农村、农业和农民地位的急剧下滑的时代性致因。“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农民的生活也非常的满意。不过到了近来，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从前的工匠，现在变成了工程师和制造家，从前的市侩，现在变成了商业家庭资本家。但是农民呢，他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被旁的阶级的同胞压迫和讪笑了。”无疑，引起乡村社会动荡和农业困境直接原因的地方摊派，也 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而不断加剧。所谓“近数年来，举办新政甚多，需款甚殷，”“地方摊款不须呈报到省，不受法令之限制……而漫无限制”；从而，“地方不肖官吏，横加摊派以自肥”。其各项“新政”“经费多在人民身上。”以“新政”为名的各种税费，层层迭加为农民的负担并从根本上危及农民的生存状况。
概而言之，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恐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兼有传统社会危机与近代社会危机的双重特性。前近代社会的农业危机一般都是以自然界的阴晴雪雨为参照系，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同步运行。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恐慌则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封建性农业危机——生产不足。由于受列强侵略和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农业生产的“相对过剩”，农村大量用于供应世界市场的丝茶等走向破产，而且由于外国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使中国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局面。“中国的农业恐慌它自身是以生产底萎缩和因此所形成的饥荒而呈现，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内因生产过剩而形成的农业恐慌截然不同。但同时它是世界农业恐慌底一环节。去年所发生的，足为农业恐慌底新姿态的‘丰收成灾’，它底形成，与其说是在偶然性的比较顺利的自然条件下由于国内农产底丰收，不如说是由于洋米洋麦冲斥我国市场之故。”这主要是因为当中国的经济已是组成世界经济的一员，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国的生产尽管贫弱，但受世界生产过剩危机的影响，也表现出一种“虚幻”的过剩。与资本主义的农业恐慌相比，它的生产水平是极其低下的，恐慌过程中所表现的生产不足只是其基本的特征之一，“现在中国的农业恐慌，当然不是单纯的过剩生产恐慌。农业恐慌特别在中国表现出一个很厉害的形态，是因为特殊的生产过剩与渐渐深下去永续的农业危机结合起来了的关系。因为它是二重性的，所以农民的生活特别陷入苦恼之渊了。”具体而言，农业恐慌中的生产不足，是由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落后所造；农业恐慌中表现的生产过剩，则是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尤其是受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才是中国的这场农业恐慌具有“资本主义的恐慌”现象。“中国目下农业恐慌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世界一分子的缘故。”
传统农业危机，多因人口压力，人地矛盾，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所致。20世纪30年代这场农业恐慌的原因却十分复杂的，既蕴含着传统因子，也具有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历史成因；既有世界经济危机的诱因，也有社会制度变迁重构中的困境所致，更有当政者腐败、自然灾害的频发等因素的影响。故20世纪30年代农业恐慌是近代传统农业危机的延续与深化，又有浓厚的近代色彩，具有明显的兼容性特征，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
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30年代之农业恐慌完全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乡村危机。其导因一方面是基于传统社会矛盾的演化积累，另一方面又基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矛盾的催生和积累，具有传统危机与现代危机的二重性特征。“我国农民生活的疾苦，不是今日才发生的现象，不过近年以来，外受资本家及工商业的压迫，内受政治纷扰及贪官的茶毒，所以弄得越来越不堪设想了。”农村秩序紊乱，治安破产，因此农民不能生存，或流为盗匪，或集中都市——于是引起畸形的“lalldnucht”现象，而造成病态的大都市发展。“中国近百年史，即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前大半期顺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中国乡村；后小半期又由反近代都市文明的潮流学西洋而破坏中国乡村。”农业恐慌、乡村危机与城乡背离化发展趋势如影相随，实互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