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一秀，是山东人，多年担任报刊主编，有幸拜访过冰心老人。
　　冰心老人的住处，在中央民族学院的“高知楼”。正是10月，但“高知楼”窗外没有西山的红叶，也没有金水河畔的柏丛，有的只是一棵不算高大的塔松和散散乱乱的几簇矮枝月季。
　　很巧，冰心老人的小女儿吴青在家，吴青开门后，把我父亲引进老人的书房。冰心老人正在看信和一些新出版的书。南方一家出版社的几本样书和十几封信，拆开的和未拆开的，正分开摆放在案头。吴青告诉我父亲，上午9点到10点钟，是老人待客和阅读的时间。说话间，冰心微笑着吩咐吴青给我父亲看座，眼神里洋溢着慈祥与和蔼，给人的感觉正像读她的作品一样。
　　因为冰心童年时随任职海军的父亲在烟台生活过，晤谈的气氛就显得亲切。冰心老人说，烟台是她的第二故乡。那是1903年，美丽的海滨，在三四岁她的眼里，山是蓝的，海是蓝的，军舰和穿制服的水兵都是蓝的。蓝色的大海给了她很多幻想，幼小的她心里是大海，嘴里是大海，连梦里也充满了对大海的神秘感和好奇。清晨朝阳，黄昏落日，她都愿意有大海的潮起潮落伴随。
　　到了认字读书的年龄，冰心是最先从认客厅的条幅联句开始的：“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当她认下来“山、竹、三、五、八、九”几个字时，本来嫌她在办公桌前捣乱的父亲高兴了。母亲教她学“字片”，父亲叫帮做文书工作的舅舅教她《国文》。有一次，被关在房里认字的她，挣着要出去看海，母亲哄不住，父亲在外间用马鞭子重重地敲桌子，也没把她吓唬住。最后，父母也只得“放宽政策”，放她出去跑一阵儿，再回来认字。这也显露出小小年纪的她开始形成的个性。
　　另一个舅舅也从南方来了教冰心，她算入了家塾。学写作文，她写出一篇后，先生看着好就批曰：“好！赏洋一角。”她写得就更努力了。要写好，就得多读，她又扑入一个新的海洋。她那么入迷地读，甚至放弃玩耍。第三次搬入的住处离金沟寨村不远，廊檐下眺望，可以看见村里最富的人家先祖得中翰林后竖在门前的旗杆。父亲常骑了马，带她到村中最富的人家去看戏、饮宴，她由此认识了一个小友。可一回来，她又沉迷进读书里去了。甚至，在卫生间的澡盆前，边读边随书中人物的悲欢又哭又笑。母亲一度担心了，夺她的书，甚至把她的书一撕两半扔在澡盆前的地上，可她哭着拾起撕破的书还是读。母亲被她气笑了，只好作罢。冰心7岁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11岁时，她又开始读一系列的西方翻译小说。
　　话语汩汩，似山涧清溪水，使人感到清凉甘洌。少女冰心最初的人生理想追求，是做一个海上灯塔看守人。在想象中，她覺得“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晴明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风雨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这显然是一个与世隔绝又不失爱心的理想境界，所以她终究未能走上灯塔。晚年回顾，她莞尔一笑，总结说：“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
　　联系冰心老人在新时期的创作，我觉得她这种对家国与民族的忧患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我请求》忧患的是教育，她一方面提醒国人，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正因为日本深深懂得“教育是只母鸡”，另一方面赞赏并鼓励“教师职业是神圣的，这神圣就在于甘愿吃亏”，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教育;《无士则如何》疾呼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开卷有益》重提“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年逾九旬的老人的殷殷忧愤之心，拳拳赤诚之意，让人敬佩，也让人感叹。
　　《中国少年报》的同志也来了。考虑到冰心老人的时间安排，我父亲不忍再谈下去。合影时，老人问：“这相机是什么牌子？”当我父亲告诉她，同来的摄影记者使用的是一种日本产的牌子时，她叹了一口气，轻轻地笑着说：“这街上跑的也多是日本车。我和你这么大年龄的时候，日本是军国主义。我知道，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希望祖国更加强大起来。”老人为我父亲和报刊分别题词：“努力学习，深入生活。”我父亲喜欢老人的一首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临别时，我父亲再一次环顾冰心老人的书房，最吸引人的仍是正面梁启超的一副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是冰心老人一直十分珍视的。其实，这也正反映了老人历经世事沧桑后的人格理想，也是她的人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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