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诗溯源

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是一副流传广、影响大的古诗，没有留下诗题，姑名以“长城”诗。
　　2014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造访了安徽桐城的六尺巷。陪同前去的，有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等人。18日晚，中纪委监察部官网的“廉政文苑”一栏内刊出《让人三尺又何妨？》。文章配以图片，介绍桐城六尺巷的掌故，并生发开去，阐明当官做人、立世处事应有的谦和品德及礼数等。
　　六尺巷在桐城西南隅，位于西后街与五亩园之间。巷长一百米，宽两米，鹅卵石铺就。巷子的形成及名称，与清朝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桐城人张英有关。据桐城人姚永朴（1861—1939）《旧闻随笔》称：张宅基地旁有隙地，邻居吴家在砌院墙时，占用了一点。于是张家遣人送书信至京师给任大学士的张英，希望他出面给地方政府打招呼、写条子。张英阅信明白事由后，在信上批了一首诗，即文前所列。张家接到回复，遵嘱撤让三尺。吴家见状，深感其义，亦退让三尺，于是形成两宅间六尺宽的巷子。
　　诗一流传，难免有异文，甚至作者也被冠以他人。1998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文化版刊有一文《一缕清香说人生》，介绍文心出版社推出的新书《铸就辉煌的一生》，内云，该书“引用了郑板桥劝告叔父不要与邻相争的诗——‘千里告状为一墙，让他一墙又何妨。昨日长城今日瓦，何处去寻秦始皇。’”显然文章作者误置了，因为无论郑板桥生前编定的《郑板桥集》，或是新中国成立后征集到的佚诗《潍县竹枝词》四十首中，均无此诗。但这也说明了诗流传广、影响大，不少人拿它来说事，来阐明事理。
　　说到以它说事，不能不提到毛泽东。1958年，他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引用此诗来阐明国与国之间要以邻为睦、谦和忍让的道理。
　　笔者近日翻阅旧籍，读到另一作者的“长城”诗，且萌生了弄清诗的原创者的念头。作者缘起与张英写诗出自同一机杼。作者呢，是近年来“红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人物曹鼎望。1993年5月，河北丰润发现了他的墓志铭，内容牵涉到曹雪芹究竟是谁的儿子，牵涉到曹雪芹的祖籍是河北还是辽阳等重大课题。若干重量级红学专家不同观点的论文已发表多篇，此处只举一篇与本文有关的文章。著名文史专家杨向奎老先生，在《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中，断言“曹霑（雪芹）是丰润曹鼎望三子曹鋡之子，而过继给曹寅。”
　　曹鼎望写诗缘由之记载，见之于光绪三十三年曹振川据康熙年间族谱重修之《浭阳曹氏族谱》（丰润在浭水之阳，故又名浭阳）：
　　丰润城内西街路南坐落仁义胡同，曹、谷两姓让立，因有曹鼎望在广信知府来信说言：千里捎书为打墙，让他一尺又何妨，眼见长城十万里，至今无有秦始皇。
　　曹鼎望其人，据光绪《丰润县志·文苑上》的本传，参以1993年发现的墓志铭，可知他大致的履历：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二十岁时成为秀才，顺治十一年（1654）中举，十六年（1659）中进士。康熙十七年（1678），起用为江西广信府知府（治所在上饶）。次年冬，因父丧归里。后曾任陕西凤翔知府。康熙二十五年休致。
　　张英及其子张廷玉先后任文华殿大学士，声名显赫。查钱实甫著《清代职官年表》（二）中《内阁学士年表》，知张英任文华殿大学士的时间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十一月至四十年（1701）十月。
　　比照两种记载，曹诗应作于1678—1679年，张诗应作于1699—1701年，曹诗早于张诗二十年。笔者并不绝对认为谁早谁就是原创者。两家均有其事，两人均就事写诗，诗的构思及遣词用句碰巧雷同（由院墙联想到千古岿然的长城），在信息沟通阻滞的时代，大有可能。也就是说，两人均为原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与牛顿与苹布尼兹之于“无穷小算法”的研究相同。莱布尼兹的成果发表于1684年;牛顿其实研究在前，公开发表却是1687年，结果引起一场颇不光彩的争执，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下卷里作了记载，两人均为原创，殊途而同归。曹、张两事两诗的时代与牛、莱相同，或许也如此吧？
　　不过，笔者是倾向曹诗原创的。有清一代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曹鼎望一直声名不显，族人何必把流传已广的张诗置于他的名下;何况，“族谱”中记载的丰润“谷”家及仁义胡同，应是有据可查。桐城张家就不一样了，张英、张廷玉，正史野史均有记载;而且，官大一级压死人，那个“吴”家吃了虎心豹胆，敢去占用一品大学士的老宅隙地？揆情度理，有点说不过去。张英曾写有家训《聪训斋格言》，内有云：“欲行忍让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笔者颇疑，张英写诗为上述格言由抽象而具体地演化而来。
　　声名不显者之作，在流传中被误置于名人身上的例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作者为明朝于谦，已成定谳，尽管康熙刊本《于忠肃集》中无此诗。其实，它原是宋末元初人信忠禅师的一首偈子，流传过程中，作者先后归为于谦、李都宪、刘俊，最终定格为于谦。如今，若要恢复信忠禅师的著作权已大不易了。对《石灰吟》作者流转有兴趣者，可阅《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史洪权《〈石灰吟〉从僧偈到名诗——兼谈〈石灰吟〉的作者问题》一文。
　　“长城”诗是否也如此呢？若是，则为可能是曹雪芹祖父的曹鼎望扼腕。

“上茶”联的作者及故实

坐，请坐，请上坐;

茶，上茶，上好茶。
　　这是一副人们广为知晓的对联。它刻画了现实社会中的人情世态，对势利之徒作了辛辣讽刺和无情针砭。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以貌取人者古今中外都有。契诃夫笔下的奥楚篾洛夫，吴沃尧、李宝嘉描述的某些官员，鲁迅痛斥的“叭儿狗”等等。即便当今社会，亦不乏其人。这一人性劣根深处的阴暗点，大概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泯灭。所以，这副对联的讽刺和针砭，也因贴近现实、干预生活而颇有“永恒”意味。这也是它诞生以来至今仍广为流传的缘由。 　　可是，人们对它的作者、写作时间及背景、被讽刺者为何人均不甚了然。坊间有关书籍说法不一，而且，它们均未注明对联的出处，致使对联缺乏“出生证”。试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本书为例：一说是作者苏东坡，地点为某名山的一座寺庙，被讽刺者为和尚，“从此，这个和尚和苏东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来往十分密切”（《对联趣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90页）。另一说，作者也是苏东坡，在浙江莫干山的小庙，被讽刺者为“庙中主事老道”（《古今联话》，重庆出版社1982年11月版，4页）。还有一说，作者为郑板桥，在镇江金山寺，被讽刺者为“管招待的和尚”（《对联欣赏》，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10月版，107页。）电视台也参与了对联的宣传。2010年11月3日，湖南卫视的晚间节目里，在著名相声演员大兵主持的靓女佳丽答题竞赛中，这副对联成为选题，“选出郑板桥对联的下联”。答案揭晓后，大兵还讲了一通郑板桥与势利之徒对话的情景。
　　其实，这副联语的书写者既不是苏东坡，也不是郑板桥;地点既不是莫干山，也不是金山寺。它的书写者是清朝显宦阮元（1764—1849），地点在扬州平山堂。对联的诞生，见之于易宗夔著《新世说·宠礼》：
　　阮芸台尝于予告后：往游平山堂，方丈某僧，势利之徒也。时方据几书楹帖。阮着布袍葛履，僧以为村叟也，不甚礼之。漫呼曰：“坐，具茶。”书罢，问其姓，阮以告。僧以为芸台之族人也，遽加礼云：“请坐”，并呼“泡茶”。坐定问何字，阮以实告，僧惶遽失措，拂炕，请上坐，亟令泡好茶，待以上宾之礼。旋以所备纸墨，乞阮作书。阮濡毫据案，沉吟曰：“无好联语。”俄书之：“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影印版，27页。）
　　易宗夔（1874—1925），初名鼐，后名宗夔，字蔚儒，一作味腴，湖南湘潭人。1904年赴日留学，清末曾任资政院议员。民国后，曾任众议院议员，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新世说》中所记阮元一事，当采自清人笔记;笔记作者“予”亲聆阮元所述，当不虚妄。惟笔者读书少，尚不知这位“予”是何人。
　　平心而论，阮元书联之故实，作为纪实作品，今天读来虽“源于生活”，却是“低于生活”。因为，势利和尚之所为，只能算“初级阶段”，似不太恶心。如今，势利之徒的技艺，早已与时俱进，提高到新的水平，升华至新的境界。不少人在不少地方亲闻、亲见、亲历势利之徒阿谀逢迎、胁肩谄笑之丑态，早已与清嘉庆时扬州平山堂的和尚不在一个档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