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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探险家西尔万·泰松曾自许四十岁前在森林深处过一段隐居生活。于是2010年，他带了书籍、雪茄和伏特加，在贝加尔湖畔雪松北岬的一片荒原中，自创了一种朴素而美好的生活，时间缩减为几个简单的行为：面朝湖泊和森林，注视着日子流逝；砍柴，钓鱼，做饭；大量阅读；在山间行走；在窗前喝伏特加……西尔万为这段隐居生活准备了一个长长的书单，他说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回答因为有书来不及读。
在贝加尔湖畔居住六个月，西尔万·泰松其间所写的日记结集成《在西伯利亚森林中》，并获得了散文类美第奇文学奖。下文将摘录书中的部分段落：
我曾向自己承诺，四十岁前在森林深处过一段隐居生活。
我在贝加尔湖畔雪松北岬的一座西伯利亚小木屋里居住了六个月。村庄在一百二十公里以外，没有邻居，不通道路，偶尔有人造访。冬季，气温降至零下三十摄氏度，夏季，熊在湖岸陡坡出没。简言之，这儿是天堂。
我带去了书籍、雪茄和伏特加。至于其他——天地，静寂，孤独——已在那里。
在这片荒原中，我自创了一种朴素而美好的生活，度过的这段生命紧缩为几个简单的行为。面朝湖泊和森林，注视着日子流逝。砍柴，钓鱼做饭，大量阅读，在山间行走，在窗前喝伏特加。小屋是一个捕捉自然颤动瞬间的理想观测站。
我经历了冬春，感受了幸福、绝望，以及最终的平和。
在泰加森林深处，我逐渐蜕化。静止的生活为我带来了从旅行中无法获取的东西。此地的神灵助我驯服了时间，而我的隐居生活便成为这些变化的实验室。
每天，我都把自己的思绪记录在笔记本上。
这本隐居日记，正捧在您的手中。
二月十三日
又花了十个小时清理堆满垃圾的林间空地。清扫拭尘，使神明回归。俄罗斯人将过去一笔抹杀，对废品却恋恋不舍。扔东西？“那还不如去死”，他们这样说。为什么扔掉一台拖拉机的发动机？它的活塞还能用做房屋装饰呢！苏联的领土布满了五年计划留下的废物：废弃的工厂，机床，飞机残骸。许多俄罗斯人生活的地方近乎于工地或是废车场，但他们“看不见”那些废品，从心理上忽视摊开在眼前的景象。“抽离”（撇开……）这个动词正是人们居住在垃圾场时最要紧的一个词。
二月十四日
最后一个箱子是一箱书。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这儿，我会回答说，因为我有书来不及读。我在床架上方钉了一块松木板，摆上自己的书，共有六十多本。我在巴黎时无比认真地列了一张完美的书单。当人们担心内心世界贫乏时，应该往里面加入好书：自身的空虚总是可以弥补的。错误则在于只选择艰涩的读物，以为林中生活能使你维持极高的精神状态。但如果在飘雪的午后只有黑格尔相伴的话，时间将会极其漫长。
在我出发前，一位友人建议我带上红衣主教莱兹的《回忆录》和毛杭的《富凯》。但我早就知道，旅行时绝不能带上与目的地有关的书籍。在威尼斯可以读莱蒙托夫，但到了贝加尔湖，则应读拜伦。
我清空了书箱，其中有为遐思而准备的米歇尔·图尼埃，为忧郁而带来的米歇尔·代翁，为肉感而准备的劳伦斯，为冷冽而带来的三岛由纪夫。我还有一小辑关于森林生活的书：激进的格雷·奥尔，神秘的丹尼尔·笛福，道义的奥尔多·利奥波德，还有哲学的梭罗，但他那责任感十足的新教徒式冗长说教让我有些厌倦。惠特曼则使我着迷：他的《草叶集》是上天的惠赠。荣格尔是“回归森林”这一词汇的发明者，我有他的四五本书。
此外还有些诗歌、哲学：尼采，叔本华，斯多葛派。萨德和卡萨诺瓦则是为了给自己一些刺激。还有一些黑色系列的侦探小说：有时也得喘口气。德拉绍与尼埃斯莱出版社关于鸟类、植物和昆虫的几本博物学手册。当我们不请自来地闯进森林时，最起码应该知道主人的姓名。冷漠是一种冒犯。如果有人闯进我的公寓强住下来，我希望他们至少能称呼我的名字。我那几册七星文库书的切口在烛火中闪着光。书籍也是圣像。生平第一次，我将一口气读完一本小说。
我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后的第六天，朋友们的卡车纷纷消失在天际。对于一个遇上海难、被抛到岸边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景象比逐渐消逝的船帆更刺痛人心了。沃洛迪亚和柳德米拉将前往伊尔库茨克开始新生活，而我则等待着他们回头向小木屋看上最后一眼。
他们没有回头。
卡车只剩下一个小黑点儿。我独自一人。山峦似乎更加严峻，四周的景致也浓墨重彩地显现出来。这片土地扑面而来。人类总能攫取其同类的注意力，这实在有些疯狂。他人的存在使世界变得索然无味，而孤独则是一种胜利，使人重新开始享受万物。
温度为零下三十三摄氏度。卡车融入浓雾。寂静化为小小的白色碎屑从天而降。独自一人，便能听见静寂。一阵风。霰雪模糊了视野。我吼了一声，张开双臂，面朝冰冷的空洞，然后回到温暖之地。
我已经抵达人生的站台。
我将终于知道，我是否拥有内心生活。
二月二十三日
叶夫根尼娅·金斯伯格的《眩晕》记述了她在古拉格的那些年。我在温暖的睡袋中读了几页。醒来时，我的日子一个个地挺立着，完整无损，充满渴望，白纸一片。这样的日子，我还储备了数十天。它们的每一秒钟都属于我。我能按自己的心愿自由支配，使之成为光明、沉睡或忧郁的篇章。没有人能改变这种生存方式的进程。这些日子是将被塑形的黏土生命，而我则是抽象动物园的主人。
我了解登山者攀登峭壁时的垂直眩晕：深渊的景象令人心惊。我记得旅行者在草原上的水平眩晕：逐渐消失的界线使他茫然。我清楚酒鬼在自认为发现一个天才念头时的眩晕：他感觉这个念头在体内不断膨大，而大脑却拒绝让它正确成形。我发现了隐士的眩晕，对现世虚无的恐惧。和在悬崖上感到心脏收缩一样，并非因为脚下有什么，而是因为前方有什么。
在这个无事可做的世界里，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我望着塞拉芬的圣像。他所拥有的，是上帝。 无论人们如何祈祷，上帝都不会嫌太饱。这是个打发时间的绝妙办法。而我呢？我所拥有的是写作。
早茶后，湖上漫步。由于持续低温，冰面不再出现裂缝。寒冷也凝住了温度计。我继续在冰上前行。我用一根木棍在雪上写下了《雪之俳句》系列中的第一首诗：
雪上留下点点脚印：行走为白布划下长痕。
把诗写在雪地里的优点在于它不会持久。诗句将随风而逝。
距湖岸两点五公里处，冰面上劈开一道裂痕。半透明的冰块在裂缝处堆积。与湖岸平行的斑纹逐渐在远处消失。开口处能听见汩汩声。贝加尔湖受伤了。我顺着这条伤痕走，但与之保持距离，因为人很可能掉到水里。
我的脑海中冒出了亲人的形象。这神秘的精神机理啊，一些脸孔会从记忆中跳出来。在孤独的国度，居住的是对他人的回忆。想到这些，就能抚慰对这些不在场的人的思念之情。我的家人就在那儿，在记忆的一道褶皱里。我能看见他们。东正教徒相信神性的存在，它能下凡到画像中。神性在圣像的材料中流淌，呈现在绘画和油彩的反光之中。画像会产生嬗变。
返回后，我决定建起自己的祭坛。我锯了一块长三十厘米、宽十厘米的木板，把它钉在我的写字台旁，摆上从伊尔库茨克买来的萨罗夫的圣塞拉芬的三座圣像。塞拉芬在俄罗斯西部的森林里度过了十五年。隐居末期，他为熊喂食，说鹿的语言。我在他的圣像旁边摆上一座圣尼古拉的圣像，一座黑色圣母像，被阿列克谢主教封圣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家装束像。我燃起一支蜡烛和一支帕塔加斯喜维亚四号，凝视着烛光透过哈瓦那雪茄的烟雾将相框染成蜜色。雪茄乃是世俗的乳香。
至此，小木屋的布置工程完成了。我已经整理了最后一个箱子。我躺在床上吸着烟，想到唯一一样忘带的东西：一本美丽的绘画史册，以便能够不时注视一张面容。
为了记起我本人，我只有自己的镜子。
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白昼。湖——俄罗斯人称之为“海”—与天交融。温度计显示为零下二十二摄氏度。我点燃炉子，翻开卡萨诺瓦的《我的一生》。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接连出现，私室里的蒂莱塔，阁楼上的亨利埃特。随后则是邮车旅行，逃离威尼斯的总督监狱，墨迹混杂热泪的信件，刚一许下便被打破的誓言，同一个夜晚向两个不同的人起誓的永恒的爱，优雅、轻盈、风尚。贾科莫描述快感的句子被我牢记在心：“它永不停歇，直到无法再增强为止。”我合上书，穿上毡靴，去冰洞那儿打两桶水，同时想着罗马的贝利诺—特蕾莎和撒莱诺的利纳达。
花花公子的书，俄国庄稼汉的生活。
日子越来越长。在巴黎时，我并不太关注自己的内心状态。那里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记录灵魂的悸动而造的。而在这儿，在盲目的寂静中，我有时间探究自身构造的细微之处。隐士会遇上一个问题：人能够容忍自身吗？
有了那些透过窗子产生的迷人景色，我们怎么还能在家里保留电视机？
山雀又回来了。我在鸟类指南上寻找关于它的技术档案。该书的瑞典籍作者拉斯·斯文森出生于一九四一年，他还有许多作品，如著名的《欧洲鸣禽指南》。据他所说，能通过“吱吱一呔呔呔”的鸣叫声辨认北方山雀。但我的这只山雀一声不响。在随后的几页里，我读到有一种山雀名叫“死亡山雀”。
这只小动物的来访让我喜出望外。它点亮了这个午后。几天内，我已经对此类景象感到满足。神奇的是，我们能迅速戒除如同怪物展览般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我想到，我得进行多少活动、遇见多少人、读多少东西、拜访多少地方才能结束巴黎的一天，而我却在这儿，轻松地面对一只鸟儿。小木屋的生活或许是一种倒退，但如果这种倒退中包含着进步呢？
摘自单读
在贝加尔湖畔居住六个月，西尔万·泰松其间所写的日记结集成《在西伯利亚森林中》，并获得了散文类美第奇文学奖。下文将摘录书中的部分段落：
我曾向自己承诺，四十岁前在森林深处过一段隐居生活。
我在贝加尔湖畔雪松北岬的一座西伯利亚小木屋里居住了六个月。村庄在一百二十公里以外，没有邻居，不通道路，偶尔有人造访。冬季，气温降至零下三十摄氏度，夏季，熊在湖岸陡坡出没。简言之，这儿是天堂。
我带去了书籍、雪茄和伏特加。至于其他——天地，静寂，孤独——已在那里。
在这片荒原中，我自创了一种朴素而美好的生活，度过的这段生命紧缩为几个简单的行为。面朝湖泊和森林，注视着日子流逝。砍柴，钓鱼做饭，大量阅读，在山间行走，在窗前喝伏特加。小屋是一个捕捉自然颤动瞬间的理想观测站。
我经历了冬春，感受了幸福、绝望，以及最终的平和。
在泰加森林深处，我逐渐蜕化。静止的生活为我带来了从旅行中无法获取的东西。此地的神灵助我驯服了时间，而我的隐居生活便成为这些变化的实验室。
每天，我都把自己的思绪记录在笔记本上。
这本隐居日记，正捧在您的手中。
二月十三日
又花了十个小时清理堆满垃圾的林间空地。清扫拭尘，使神明回归。俄罗斯人将过去一笔抹杀，对废品却恋恋不舍。扔东西？“那还不如去死”，他们这样说。为什么扔掉一台拖拉机的发动机？它的活塞还能用做房屋装饰呢！苏联的领土布满了五年计划留下的废物：废弃的工厂，机床，飞机残骸。许多俄罗斯人生活的地方近乎于工地或是废车场，但他们“看不见”那些废品，从心理上忽视摊开在眼前的景象。“抽离”（撇开……）这个动词正是人们居住在垃圾场时最要紧的一个词。
二月十四日
最后一个箱子是一箱书。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这儿，我会回答说，因为我有书来不及读。我在床架上方钉了一块松木板，摆上自己的书，共有六十多本。我在巴黎时无比认真地列了一张完美的书单。当人们担心内心世界贫乏时，应该往里面加入好书：自身的空虚总是可以弥补的。错误则在于只选择艰涩的读物，以为林中生活能使你维持极高的精神状态。但如果在飘雪的午后只有黑格尔相伴的话，时间将会极其漫长。
在我出发前，一位友人建议我带上红衣主教莱兹的《回忆录》和毛杭的《富凯》。但我早就知道，旅行时绝不能带上与目的地有关的书籍。在威尼斯可以读莱蒙托夫，但到了贝加尔湖，则应读拜伦。
我清空了书箱，其中有为遐思而准备的米歇尔·图尼埃，为忧郁而带来的米歇尔·代翁，为肉感而准备的劳伦斯，为冷冽而带来的三岛由纪夫。我还有一小辑关于森林生活的书：激进的格雷·奥尔，神秘的丹尼尔·笛福，道义的奥尔多·利奥波德，还有哲学的梭罗，但他那责任感十足的新教徒式冗长说教让我有些厌倦。惠特曼则使我着迷：他的《草叶集》是上天的惠赠。荣格尔是“回归森林”这一词汇的发明者，我有他的四五本书。
此外还有些诗歌、哲学：尼采，叔本华，斯多葛派。萨德和卡萨诺瓦则是为了给自己一些刺激。还有一些黑色系列的侦探小说：有时也得喘口气。德拉绍与尼埃斯莱出版社关于鸟类、植物和昆虫的几本博物学手册。当我们不请自来地闯进森林时，最起码应该知道主人的姓名。冷漠是一种冒犯。如果有人闯进我的公寓强住下来，我希望他们至少能称呼我的名字。我那几册七星文库书的切口在烛火中闪着光。书籍也是圣像。生平第一次，我将一口气读完一本小说。
我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后的第六天，朋友们的卡车纷纷消失在天际。对于一个遇上海难、被抛到岸边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景象比逐渐消逝的船帆更刺痛人心了。沃洛迪亚和柳德米拉将前往伊尔库茨克开始新生活，而我则等待着他们回头向小木屋看上最后一眼。
他们没有回头。
卡车只剩下一个小黑点儿。我独自一人。山峦似乎更加严峻，四周的景致也浓墨重彩地显现出来。这片土地扑面而来。人类总能攫取其同类的注意力，这实在有些疯狂。他人的存在使世界变得索然无味，而孤独则是一种胜利，使人重新开始享受万物。
温度为零下三十三摄氏度。卡车融入浓雾。寂静化为小小的白色碎屑从天而降。独自一人，便能听见静寂。一阵风。霰雪模糊了视野。我吼了一声，张开双臂，面朝冰冷的空洞，然后回到温暖之地。
我已经抵达人生的站台。
我将终于知道，我是否拥有内心生活。
二月二十三日
叶夫根尼娅·金斯伯格的《眩晕》记述了她在古拉格的那些年。我在温暖的睡袋中读了几页。醒来时，我的日子一个个地挺立着，完整无损，充满渴望，白纸一片。这样的日子，我还储备了数十天。它们的每一秒钟都属于我。我能按自己的心愿自由支配，使之成为光明、沉睡或忧郁的篇章。没有人能改变这种生存方式的进程。这些日子是将被塑形的黏土生命，而我则是抽象动物园的主人。
我了解登山者攀登峭壁时的垂直眩晕：深渊的景象令人心惊。我记得旅行者在草原上的水平眩晕：逐渐消失的界线使他茫然。我清楚酒鬼在自认为发现一个天才念头时的眩晕：他感觉这个念头在体内不断膨大，而大脑却拒绝让它正确成形。我发现了隐士的眩晕，对现世虚无的恐惧。和在悬崖上感到心脏收缩一样，并非因为脚下有什么，而是因为前方有什么。
在这个无事可做的世界里，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我望着塞拉芬的圣像。他所拥有的，是上帝。 无论人们如何祈祷，上帝都不会嫌太饱。这是个打发时间的绝妙办法。而我呢？我所拥有的是写作。
早茶后，湖上漫步。由于持续低温，冰面不再出现裂缝。寒冷也凝住了温度计。我继续在冰上前行。我用一根木棍在雪上写下了《雪之俳句》系列中的第一首诗：
雪上留下点点脚印：行走为白布划下长痕。
把诗写在雪地里的优点在于它不会持久。诗句将随风而逝。
距湖岸两点五公里处，冰面上劈开一道裂痕。半透明的冰块在裂缝处堆积。与湖岸平行的斑纹逐渐在远处消失。开口处能听见汩汩声。贝加尔湖受伤了。我顺着这条伤痕走，但与之保持距离，因为人很可能掉到水里。
我的脑海中冒出了亲人的形象。这神秘的精神机理啊，一些脸孔会从记忆中跳出来。在孤独的国度，居住的是对他人的回忆。想到这些，就能抚慰对这些不在场的人的思念之情。我的家人就在那儿，在记忆的一道褶皱里。我能看见他们。东正教徒相信神性的存在，它能下凡到画像中。神性在圣像的材料中流淌，呈现在绘画和油彩的反光之中。画像会产生嬗变。
返回后，我决定建起自己的祭坛。我锯了一块长三十厘米、宽十厘米的木板，把它钉在我的写字台旁，摆上从伊尔库茨克买来的萨罗夫的圣塞拉芬的三座圣像。塞拉芬在俄罗斯西部的森林里度过了十五年。隐居末期，他为熊喂食，说鹿的语言。我在他的圣像旁边摆上一座圣尼古拉的圣像，一座黑色圣母像，被阿列克谢主教封圣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家装束像。我燃起一支蜡烛和一支帕塔加斯喜维亚四号，凝视着烛光透过哈瓦那雪茄的烟雾将相框染成蜜色。雪茄乃是世俗的乳香。
至此，小木屋的布置工程完成了。我已经整理了最后一个箱子。我躺在床上吸着烟，想到唯一一样忘带的东西：一本美丽的绘画史册，以便能够不时注视一张面容。
为了记起我本人，我只有自己的镜子。
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白昼。湖——俄罗斯人称之为“海”—与天交融。温度计显示为零下二十二摄氏度。我点燃炉子，翻开卡萨诺瓦的《我的一生》。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接连出现，私室里的蒂莱塔，阁楼上的亨利埃特。随后则是邮车旅行，逃离威尼斯的总督监狱，墨迹混杂热泪的信件，刚一许下便被打破的誓言，同一个夜晚向两个不同的人起誓的永恒的爱，优雅、轻盈、风尚。贾科莫描述快感的句子被我牢记在心：“它永不停歇，直到无法再增强为止。”我合上书，穿上毡靴，去冰洞那儿打两桶水，同时想着罗马的贝利诺—特蕾莎和撒莱诺的利纳达。
花花公子的书，俄国庄稼汉的生活。
日子越来越长。在巴黎时，我并不太关注自己的内心状态。那里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记录灵魂的悸动而造的。而在这儿，在盲目的寂静中，我有时间探究自身构造的细微之处。隐士会遇上一个问题：人能够容忍自身吗？
有了那些透过窗子产生的迷人景色，我们怎么还能在家里保留电视机？
山雀又回来了。我在鸟类指南上寻找关于它的技术档案。该书的瑞典籍作者拉斯·斯文森出生于一九四一年，他还有许多作品，如著名的《欧洲鸣禽指南》。据他所说，能通过“吱吱一呔呔呔”的鸣叫声辨认北方山雀。但我的这只山雀一声不响。在随后的几页里，我读到有一种山雀名叫“死亡山雀”。
这只小动物的来访让我喜出望外。它点亮了这个午后。几天内，我已经对此类景象感到满足。神奇的是，我们能迅速戒除如同怪物展览般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我想到，我得进行多少活动、遇见多少人、读多少东西、拜访多少地方才能结束巴黎的一天，而我却在这儿，轻松地面对一只鸟儿。小木屋的生活或许是一种倒退，但如果这种倒退中包含着进步呢？
摘自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