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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铜器和陶瓷的源头都来自于原始上古文明，可以说它们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是共生与互动、此消彼长的。以青铜时代和陶瓷时代为两座文化艺术形态的高峰构成了五千年文明的文化艺术形态的演变过程。本文着重从青铜器和陶瓷文化艺术形态的解析比较中，推演出中国文化之火的跃动之魅和历史长河的流动之美。
【关键词】 青铜器；陶瓷；文化艺术形态；关系
一、陶器与青铜器的共生与互动和此消彼长
火是人类最重要的能源。如果没有火，人类不仅会失去物质基础，也会失去心灵、精神和文明；如果没有火，人类就不可能走出蛮荒，不可能建立文明社会。奥运火炬的寓意，来自古希腊神话传说，是为了纪念普罗米修斯，他在烈焰熊熊的太阳车经过时，偷到了火种并带给了人类。火对于人类而言，就是走出野蛮，走向开放，向浩瀚的宇宙索求能量和灵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年—前480年）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一切都在流变之中。“这个有秩序的宇宙对万物都是相同的，它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尺度燃烧，一定尺度熄灭。”
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文化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其中青铜文化和陶瓷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器和陶瓷产生的元素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是金、木、水、火、土的有机组合，并通过其中最关键的媒介——火，而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材质感和文化艺术形态。青铜器和陶瓷在逐步的演进中，不断地丰富自身，它们是中华文明的物态化和结晶体。
青铜器和陶瓷的源头都来自于原始上古文明，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先有了陶器，而后才有了青铜器。铸造青铜器的“范”、“模”等就是由陶烧成的，可以说，陶瓷和青铜器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是共生与互动、相辅相成、此消彼长的。青铜器的材质和器形光致茂美、质地坚硬，符合夏、商、周以来国家的意志和尚“礼”之需及战争武器之坚锐，因而成为当时文化艺术形态的主流，此时代也被称为青铜时代。
陶器和青铜器的出现和火的发明与使用有着密切关系。大约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利用泥土和水混合，捏制出各种造型，然后晒干，烧烤后就成了陶器。陶器的出现，标志着原始人阶段的结束、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原始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品和祭祀用品，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将本民族对自然、图腾、灵物、祖先的崇拜观念融合到陶器的器形和纹饰中，也形成后来青铜器的观念和审美的有机结合。到公元前4040—前224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这也证明青铜的器形和纹样是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在6700年前西安半坡出土的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陶瓷乐器——陶埙，还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陕西长县客省庄出土的陶饶与商代流行的铜饶基本一致，说明后来的铜饶是由陶饶发展而来。诸如陶鬲（图1）、陶鼓等等发展到青铜乐器体现了青铜时代“礼乐”的博大气势“黄钟大吕”、“八音齐鸣”，达到当时人类金属冶炼和音律学的最高成就。
在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和蚩尤作战时，就有了使用青铜兵器的文献纪录。考古发掘发现的最早青铜器，是1957年甘肃马家窑和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其后，青铜器还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在那里出土了制作原始的青铜小刀、爵、锥、铃等。这些青铜器，多是仿照同时期的石、骨、蚌、陶器制成的，其胎质很薄，铸造工艺稚嫩，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它们对社会文化、生产、生活的影响较小，在文化艺术形态上还处于萌芽状态。它们在石器时代的母体中孕育着，与大量的石器、陶器共存，并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由制陶工艺所积累的火侯知识和经验影响和推动了冶炼铸造青铜器技术的日渐成熟，铸造青铜器的“范”等就是由陶烧成。而青铜器成型后，其器形稳重、质地坚硬、纹饰光致茂美等优良特性及构图和秩序之美得到了充分体现，体现出中国文化是个道家讲的“气”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是个“礼”的世界；青铜材质本身的凝重厚实正好对应了“礼”的庄严齐一，其中的饕餮形象暗合了“礼”的一个重要特征——威严与秩序，成为国家政权、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
文献记载夏代根据国家分成九州而铸九鼎。“夏铸九鼎”说明夏代的青铜铸造已进入高度发展的时期。夏代以后商代青铜器在此基础上得以迅速提升，成为古中国文化精神物化的载体，由于这时期形成了独特的以青铜器为文化艺术形态主流的文明形式而被称为青铜时代。从青铜器文化艺术的形态传承演变历程可将其分为三个发展传承转换阶段：商代的以“神”为中心；周代的以“礼”为中心；两汉时代的以“人”为中心。神性向人性的回归是青铜时代思想观念发展的总趋势。从最初的饕餮纹所表现的尊神事鬼、神性弥漫的社会走向关注现实、注重现实、凸显人性。这种由神性向人性的回归，奠定了中国文化艺术形态以后的发展之路，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即注重此岸世界，而较少关注彼岸世界。
青铜文化艺术发展到东汉末期以后，由于制瓷技术成熟，原料丰富，陶瓷较之青铜器在制作上更便捷，使中国陶瓷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并广泛深入地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快取代了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青铜器退出了文化艺术形态的主流圈而由陶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陶瓷进入魏晋，再经过唐宋的发展，融入宋代“理”学和宋人心态及文人画精神，带来了其在宋元明清的高度发展，成为文化艺术形态的主流，从而使中国进入陶瓷时代（昌南时代——英语中China,字头大写意为中国，字头小写则指瓷器也即是景德镇古称昌南之译音）。
以青铜时代和陶瓷时代为两座文化艺术形态的高峰构成了五千年文明的文化艺术形态的演变过程。本文着重从青铜器和陶瓷文化艺术形态解析比较中，推演出中国文化之火的跃动之魅和历史长河的流动之美。
二、青铜时代的文化艺术形态的特点和成就
夏商周青铜器文化艺术形态体现为国家严格控制的礼器，鼎（图2）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大腹可以盛载食物，高足架空可以烧火加热，空耳可以穿过长杠利于搬运。尽管鼎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鼎的真正价值却体现为国家政权、个人身份与地位的标志。它一般多用于统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权力的象征，并根据地位的不同进行严格等级上的分配使用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鼎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周时一幕幕问鼎、夺鼎、追鼎的历史传说，及秦始皇泗水捞鼎，汉武帝得鼎改元的历史记载，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等都源自于鼎的象征意义的引申。
青铜器具有记录与传承中华文化历史的功能。青铜器中的铭文内容丰富，有祭祀祖先、征伐、纪功、册命和赏赐等记载，生动而具体地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为研究青铜时代的人文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在祭祀和典礼中青铜乐器更是不可或缺，青铜乐器有如饶、钟、铃、鼓等，并有按音律学原理编成的以编钟、编罄为主的大型青铜乐器组合阵，体现了青铜时代“礼乐”的博大气势。“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在祭祀和典礼的盛况。“黄钟大吕”、“八音齐鸣”是我国古代音乐中所用的两句成语，以“黄钟大吕”来形容音乐的庄严、文辞的庄重或场面的热烈；以“八音齐鸣”来形容各种乐器一起热烈地演奏。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达到当时人类金属冶炼和音律学的最高成就。
青铜时代把中国文化艺术推进到历史的高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产生了分别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出世与入世的哲学，它们是几千年来注入到中国人血脉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中国艺术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其文学终端是青铜时代的《诗经》。《诗经》中风、雅、颂的排列体现了一种理性的规范，同时也显出一种宇宙观。风、雅、颂是青铜时代的等级秩序，也是一种天人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及框架在青铜时代已经聚集和搭建完成。
青铜时代造就了秦汉气魄，使秦汉时期的文化形态显示出一种胸怀之大、力量之大、气魄之大、趣味之大。秦汉文化艺术形态的这种大气魄，来源于青铜的强悍、阳刚、庄重，勃发于新统一的现实力量及容纳万有、法天象地的想象心灵。正是因为秦汉时期民风的淳朴、大气、强悍、阳刚、包容性强，才有了沿用至今的“汉族”、“男子汉”等名词……
从青铜器文化艺术的形态传承演变历程可将其分为三个发展传承转换阶段：商代的以“神”为中心；周代的以“礼”为中心；两汉时代的以“人”为中心。神性向人性的回归是青铜时代思想观念发展的总趋势。
从战国中期开始的青铜器文化艺术性态以“人”为中心的趋势到汉代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追求人本，体验人生乐趣、容纳万有、法天象地的想象心灵成为时代思潮、时代风貌。
这个时期的青铜文化艺术形态的转换——由为以“神”、“礼”为中心转变成为以“人”为中心。青铜器神秘的宗教外衣及庄严的礼制思想被剥离掉了。
汉代青铜器在战国的基础上，将春秋以来的诸种青铜工艺推向顶峰，集青铜器铸造工艺之大成。青铜器文化艺术形态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由幻想到现实的过程，一个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过程。天人关系的变化是青铜器文化艺术形态演变的关键因素。
中国青铜文化经历了2000余年的发展历程，青铜时代把中国文化艺术推进到历史的高峰，青铜器作为2000余年时代精神和文化艺术的物质载体也留下了时代演变社会变革的痕迹，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及框架的形成，为陶瓷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精神与文化取向的基础。
东汉晚期，由于制瓷原料丰富，制瓷技术发展成熟，瓷器制作比青铜铸造更为方便。瓷器没有漆器和铁器本身所有的局限，可以广泛地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并且它在材质感上的似玉非玉的品性，符合中国人自远古而来形成的玉石文化的精神追求。这样，陶瓷很快取代了青铜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青铜文化演变到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与文化取向及艺术追求为陶瓷奠定了文化根基和美学基础，于是，由陶瓷传承了青铜器作为文化艺术形态主流的历史地位。
青铜文化艺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由陶瓷闪亮登场。但，这并不说青铜文化已经消亡，随着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中国，青铜制作的精美的佛像、香炉、法器及钱币、铜镜等等一直在生产铸造。青铜器的文化艺术形态一直在展现它独特的影响和魅力。只是青铜器退出了文化艺术形态的主流圈，而由符合时代需求的陶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三、陶瓷时代之艺术形态的特点和成就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是“陶瓷”，其实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统称，从发展的历程来看是先有陶器，后有瓷器，在西汉时陶器和瓷器才分开。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从东汉到南北朝，我国青瓷逐步成熟起来，但这一时期的瓷器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与青铜器有联系。这时瓷器的造型特征是清秀挺拔，与当时人们的审美爱好相一致，更多的是反映人和社会，人已成为陶器造型的主体。陶瓷艺术装饰语言反映了人间生活的千姿百态，反映出人们对于自然和自身认识的深入。在这种语境和情境中，其艺术形式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士的既入世又出世的矛盾状态。魏晋以来，审美风气变化，崇尚古拙质朴、简淡空疏的“六朝风韵”与讲情致、讲风神、讲个性的魏晋风度。这时期少了青铜时代的国家意志和大气磅礴、容纳万有、法天象地的特点，而转为依法自然、逸气飘然、秀骨清相的文人士大夫的风神气韵。
唐代是中国艺术的高峰，又是中国文化艺术从前期转向后期的关键。唐代的时代精神体现为丰富的艺术创造，为后期社会奠定了一系列艺术类型和艺术境界的根基。其中青瓷、白瓷、唐三彩代表了唐代陶瓷的最高水平。唐代陶瓷经过丝绸之路广泛传播到海外，促进了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陶瓷“自唐代始而有窑名”，这种传统习惯一直沿用至今。
陶瓷正渐渐脱离青铜器的影响，开始展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艺术形态。自魏晋带着深刻社会文化艺术背景的青瓷风行以来，到了宋代得到了更广泛的尊重和发展，并在原有玻璃青釉的基础上，开创出不透明、乳浊状的瓷釉，一改隋朝以来“南青北白”时期的一览无余、可以透彻见底的青釉传统，创造了展现独特艺术形态的乳浊釉、结晶釉、石灰碱釉和多层釉。这样在釉色的运用上，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使其彰显出淳朴、自然、大气的特质，不仅具有玉的质感——“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色泽，还有着自然的开片和窑变，典雅纯洁而令人回味。宋代是“玉的精神”和类玉的品质体现的最为深刻的时代。鈞、汝、官、哥、定五大窑(图3、图4)所取得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史上登峰造极。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执著追求的审美典范。宋代不仅传承了历史的优良基因，而且开拓创新，为元明清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文化将汉唐以来的崇高精神以更为理性的方式进行把握，呈现出一种真正的中庸合度、刚柔相济、天人合一、气象浑成、心与理一的文化范式。这一思想相当重要、内涵也十分丰富。周敦颐的“希圣”、“希贤”，张载的“天人合一”，程颢的“仁体”，程颐的“理”，朱熹的“心与理一”、“气象浑成”，王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刘宗周的“慎独”，王夫之的“情景妙合无限”等，无不体现着“乐”的基本精神和意义，推动并产生了明清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和明清之际的重理性、重情理统一的思潮。
宋代陶瓷体现为一种典雅的文化气质之美，内敛、沉静，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以此来体现自然中物性、趣味性和哲思性，上升到了透彻了悟的哲学高度。即使是一般日用陶瓷，也有着体现宋代整体文化风气不俗的气韵和风姿。与宋代卓越的青瓷官窑相比，宋代民窑则更生气勃勃、多姿多彩，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的强烈烙印。如磁州窑、吉州窑具有千变万化的多彩釉色；黑釉、白釉、窑变釉、釉下彩绘等为元代青花的出现开启了先河，它们是一种雄健、简洁的文化艺术形态。宋代创造了天趣十足、自然活泼的木叶、兔豪、玳瑁、油滴、天目等各类窑变的黑釉作品，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沉淀，竟然成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高峰。
笔者家乡在福建武夷山脉著名的宋代建窑遗址周边地区松溪县，它是宋代著名九龙窑所在地。从收藏的九龙窑青瓷片和一只建窑的兔豪盏上，我们能深深体会到宋代陶瓷的独特魅力。元代大力发展瓷业，制瓷生产技术的日臻完善、人们审美观念的逐步改变，给古老的瓷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以彩绘青花瓷与釉里红为代表的釉下彩瓷成了新贵，而瓷器绘画装饰也变为主流。由宋代的追求灰、蟹壳青、灰黄、炒米黄等显示阴柔之美和含蓄之美，转变为开始吸纳异族的粗犷之美。
元代为蒙古族统治，上层阶级整体文化素养不高，文人地位空前降落。“九儒十丐”，儒士在社会地位中排行第九，仅高于乞丐。这造成许多文人画家为生计而投入了陶瓷绘制的生产中。由于使用了釉下彩的技术，釉料在烧制过程中可以产生笔墨在宣纸上的浓淡干枯的微妙变化，使得陶瓷纹饰更加向中国传统的文人水墨画方向靠近。把中国文人画引入陶瓷，在瓷器上题诗作画推动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大步发展，青花瓷成了中国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完美结晶，从而带来了艺术重心的转移和审美趣味的变迁。文化艺术的世俗性继续发展而被整合进文化的整体结构中。
起于元代的白地蓝花的青花瓷成熟于明代，青花瓷造型简约、素雅，瓷质如玉温润。无论是从器形还是从纹饰上，它都符合中国文化艺术在传承与转换中形成的简约、自由、合心性的美学基质。它讲究虚静为本、天人合一、中庸合度，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把玩”的美学意味。永乐年间的白瓷洁净如玉、薄如纸；宣德年间的青花瓷达到了完美无缺、合度的境界。明代在高温单色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成化年间的祭红、宣德年间的祭蓝独步当色釉之冠。著名的景泰蓝又名珐琅，起源于元代，盛行于明景泰年间因其釉料颜色主要以蓝色(孔雀蓝和宝石蓝）为主，古称为景泰蓝。在历经元、明、清三代王朝的传承与转换中，人们创造了灿烂的景泰蓝文化（图5）。
明代宣德炉是继商、周青铜器后另一件傲人的铜铸品，是用金属锌配制铸造的黄铜器，在合金配制、熔炼、铸造及表面处理技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器形上深深地受到宋瓷文化艺术形态的影响。
清代的陶瓷，是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形态依然风采的又一个高峰。清代是满族统治者，清军入关后在被汉族文化逐步同化整合后，还带着强烈满族文化艺术形态的特征：追求纹饰繁丽、色彩搭配对比强烈。这种特点在中国很多少数民族生活物件和服饰中都能体现出来。所以清代陶瓷文化艺术在彩瓷方面的发展迅猛达到成就巅峰，为中国陶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清代陶瓷以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历史时期为繁荣阶段，康熙时期最为精绝的五彩瓷器，其胎骨轻薄、釉色洁白莹亮、画工细腻、色彩柔和、线条流畅。雍乾时的粉彩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器形合度，色调温润，鲜艳而不妖冶，立体感强，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文化艺术形态的花枝招展。直到现在雍、乾时的粉彩还成为古玩陶瓷拍卖会上竞拍的宠儿。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在元代明代基础上又更进一步，其青花层次分明，笔韵浓淡如中国画般墨分五色，把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意境和追求充分地转换到青花瓷上，同时还将西洋画技有机融入青花纹饰中（图6）。
中国陶瓷是民族心灵的物态化和结晶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内涵，文脉清晰，从而形成了自身世界独有的陶瓷文化，并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更新着自身的面貌。我们可看到中国陶瓷文化的文脉在传承与转换中所显现出的鲜明时代特征：秦汉的气魄、六朝风韵、大唐气象、宋人心态、元明清趣味，它们无不闪耀着属于各自时代的、独有的傲人光辉。追溯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形态在历史各个时期传承与创新，最醒目的是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上的转换表达方式。中国陶瓷注重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并重发展，把客观形式中的抽象生命伸展到最强的限度，并极力清除了强加于人的“物质美”。这就使观众能直接进入陶瓷艺术的精神世界，与之发生内在共鸣。中国陶瓷在器形、纹饰等诸方面已简约到接近点、线、面的抽象形式，这种形式上的视觉冲击和思维上的强烈碰撞产生了新的视点，导致了艺术样式的变动。陶瓷中的精髓就在于造型是否恰到好处地与它的适用度及纹饰和质地完美结合。它注重点、线、面的完美融合，营造成一个神思飞扬、上天入地的境界，时间与空间相互存在，这样的空间构架必须汇入形而上的精神感受，以及具有书法线条的意蕴，而且在造型上的结束处和转折部分强调不着痕迹、天然落成的形象。
这是从自然主义的写实中提取到境界层面的抽象的自然，及中国美学精神的“妙造自然”。它类似于中国画中的意境美，即所画的一树一石是虚灵的、表象的，因而，反映到色釉视觉语言上，也是中国式的写实。这种深入内心的精神的写实与中国画的个体思想融于宇宙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们都体现了中国哲学精神。
中国茶文化促进了陶瓷茶具生产的多样化，构成茶道与茶器的合二为一，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延续至今的茶及茶具的使用，依然成为人们交流文化、思想、情感的精神平台。同样，中国酒文化促进了从青铜器酒具到陶瓷酒具的大量生产与使用，创造出器形多样、雅致的陶瓷酒器造型。这是中国酒文化与陶瓷文化的融合。民以食为天，锅碗瓢盆等各种陶瓷器具，承载着几千年天南地北的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
中国陶瓷自汉、唐由“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传播到中亚、西亚、欧洲和非洲一带的地区。自宋起从海上丝路（瓷器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艺术的交流。中国陶瓷的传播对许多国家的文化艺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它首先带动了日本、韩国的陶瓷文化艺术的产生，并促使两国各自走出一条充满地域特色的陶瓷之路。同样，它对西亚伊斯兰一带的影响极大，具有伊斯兰文化艺术特征的青花瓷不仅成为伊斯兰人民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品，也成为他们装饰庙宇和家庭不可缺少的陈设品。它对欧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了17世纪追求东方情调的“罗可可”艺术的诞生。
陶瓷艺术作为当时中国文化艺术的主流和原创性洋洋洒洒，使中国走向了世界，更使得世界认识和了解了中国文化。
四、结论
青铜器和陶瓷都是金、木、水、火、土的有机组合并通过其中最关键的媒介——火的练就，而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材质感和文化艺术形态。它们在历史长河逐步的推演中，共生与互动、传承与转换、此消彼长，不断地丰富自身的文化艺术形态，是两根撑起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顶梁柱。青铜器和陶瓷是中国文化艺术形态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载体和文明精神的结晶体，它们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流淌着明晰的文脉，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强烈的感染力及时代精神。
青铜时代把中国文化艺术推进到高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产生了老子和孔子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出世与入世的哲学，是几千年来注入到中国人血脉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中国文化艺术形态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从“神”到“礼”到“人”的回归，显出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天人关系。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及框架在青铜时代已经聚集和搭建完成。
青铜是厚重的，它的形象靠的是火的铸造。它体现的是一种雕塑精神，构图和秩序之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个道家讲的“气”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是个“礼”的世界。青铜时代造就了秦汉气魄，使秦汉时期的文化形态显示出的一种胸怀之大、力量之大、气魄之大，趣味之大。它来源于青铜的强悍、阳刚、庄重，勃发于新统一的现实力量及容纳万有、法天象地的想象心灵。
进入陶瓷时代，陶瓷更多的是反映天、地、人的和谐关系，反映出人们道法自然和对自我认识的逐步清晰深刻，在这种语境和情境中，其艺术形式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士的既出世又隐逸的矛盾状态。魏晋以来，审美风气变化，盛行讲情致、讲风神、讲个性的魏晋风度。这时期由青铜时代的国家意志和大气磅礴、容纳万有、法天象地的特点转为依法自然、逸气飘然、秀骨清相的文人士大夫的风神气韵。这样就逐步形成中国文化艺术的核心取向：“静”——虚静为本，安妥心斋；“净”——简约为本，净化心灵；“敬”——虔诚为本，提升心境。中国陶瓷艺术也自根性生成“素”（形质素净）、“宁”（气息宁馨）、“远”(含蕴深远)等在陶瓷形而上者谓之道也的境界。
如今，当我们聆听景德镇“十七女子瓷乐坊”用经过陶瓷和音乐工作者多年艰辛研发制作出来的陶瓷乐器（瓷瓯、瓷罄、瓷笛、瓷埙、瓷管钟、瓷编钟、瓷腰鼓、瓷唢呐、瓷二胡等）演奏音乐时，我们会发现其既蕴含丝竹金革的音质共性，又富有陶瓷清透的音色个性。它还蕴含着中华民族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从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到昌南时代，中国文化艺术形态的演变体现出中国文化艺术形态之火的跃动之魅和历史长河的流动之美。
【关键词】 青铜器；陶瓷；文化艺术形态；关系
一、陶器与青铜器的共生与互动和此消彼长
火是人类最重要的能源。如果没有火，人类不仅会失去物质基础，也会失去心灵、精神和文明；如果没有火，人类就不可能走出蛮荒，不可能建立文明社会。奥运火炬的寓意，来自古希腊神话传说，是为了纪念普罗米修斯，他在烈焰熊熊的太阳车经过时，偷到了火种并带给了人类。火对于人类而言，就是走出野蛮，走向开放，向浩瀚的宇宙索求能量和灵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年—前480年）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一切都在流变之中。“这个有秩序的宇宙对万物都是相同的，它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尺度燃烧，一定尺度熄灭。”
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文化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其中青铜文化和陶瓷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器和陶瓷产生的元素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是金、木、水、火、土的有机组合，并通过其中最关键的媒介——火，而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材质感和文化艺术形态。青铜器和陶瓷在逐步的演进中，不断地丰富自身，它们是中华文明的物态化和结晶体。
青铜器和陶瓷的源头都来自于原始上古文明，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先有了陶器，而后才有了青铜器。铸造青铜器的“范”、“模”等就是由陶烧成的，可以说，陶瓷和青铜器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是共生与互动、相辅相成、此消彼长的。青铜器的材质和器形光致茂美、质地坚硬，符合夏、商、周以来国家的意志和尚“礼”之需及战争武器之坚锐，因而成为当时文化艺术形态的主流，此时代也被称为青铜时代。
陶器和青铜器的出现和火的发明与使用有着密切关系。大约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利用泥土和水混合，捏制出各种造型，然后晒干，烧烤后就成了陶器。陶器的出现，标志着原始人阶段的结束、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原始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品和祭祀用品，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将本民族对自然、图腾、灵物、祖先的崇拜观念融合到陶器的器形和纹饰中，也形成后来青铜器的观念和审美的有机结合。到公元前4040—前224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这也证明青铜的器形和纹样是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在6700年前西安半坡出土的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陶瓷乐器——陶埙，还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陕西长县客省庄出土的陶饶与商代流行的铜饶基本一致，说明后来的铜饶是由陶饶发展而来。诸如陶鬲（图1）、陶鼓等等发展到青铜乐器体现了青铜时代“礼乐”的博大气势“黄钟大吕”、“八音齐鸣”，达到当时人类金属冶炼和音律学的最高成就。
在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和蚩尤作战时，就有了使用青铜兵器的文献纪录。考古发掘发现的最早青铜器，是1957年甘肃马家窑和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其后，青铜器还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在那里出土了制作原始的青铜小刀、爵、锥、铃等。这些青铜器，多是仿照同时期的石、骨、蚌、陶器制成的，其胎质很薄，铸造工艺稚嫩，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它们对社会文化、生产、生活的影响较小，在文化艺术形态上还处于萌芽状态。它们在石器时代的母体中孕育着，与大量的石器、陶器共存，并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由制陶工艺所积累的火侯知识和经验影响和推动了冶炼铸造青铜器技术的日渐成熟，铸造青铜器的“范”等就是由陶烧成。而青铜器成型后，其器形稳重、质地坚硬、纹饰光致茂美等优良特性及构图和秩序之美得到了充分体现，体现出中国文化是个道家讲的“气”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是个“礼”的世界；青铜材质本身的凝重厚实正好对应了“礼”的庄严齐一，其中的饕餮形象暗合了“礼”的一个重要特征——威严与秩序，成为国家政权、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
文献记载夏代根据国家分成九州而铸九鼎。“夏铸九鼎”说明夏代的青铜铸造已进入高度发展的时期。夏代以后商代青铜器在此基础上得以迅速提升，成为古中国文化精神物化的载体，由于这时期形成了独特的以青铜器为文化艺术形态主流的文明形式而被称为青铜时代。从青铜器文化艺术的形态传承演变历程可将其分为三个发展传承转换阶段：商代的以“神”为中心；周代的以“礼”为中心；两汉时代的以“人”为中心。神性向人性的回归是青铜时代思想观念发展的总趋势。从最初的饕餮纹所表现的尊神事鬼、神性弥漫的社会走向关注现实、注重现实、凸显人性。这种由神性向人性的回归，奠定了中国文化艺术形态以后的发展之路，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即注重此岸世界，而较少关注彼岸世界。
青铜文化艺术发展到东汉末期以后，由于制瓷技术成熟，原料丰富，陶瓷较之青铜器在制作上更便捷，使中国陶瓷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并广泛深入地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快取代了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青铜器退出了文化艺术形态的主流圈而由陶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陶瓷进入魏晋，再经过唐宋的发展，融入宋代“理”学和宋人心态及文人画精神，带来了其在宋元明清的高度发展，成为文化艺术形态的主流，从而使中国进入陶瓷时代（昌南时代——英语中China,字头大写意为中国，字头小写则指瓷器也即是景德镇古称昌南之译音）。
以青铜时代和陶瓷时代为两座文化艺术形态的高峰构成了五千年文明的文化艺术形态的演变过程。本文着重从青铜器和陶瓷文化艺术形态解析比较中，推演出中国文化之火的跃动之魅和历史长河的流动之美。
二、青铜时代的文化艺术形态的特点和成就
夏商周青铜器文化艺术形态体现为国家严格控制的礼器，鼎（图2）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大腹可以盛载食物，高足架空可以烧火加热，空耳可以穿过长杠利于搬运。尽管鼎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鼎的真正价值却体现为国家政权、个人身份与地位的标志。它一般多用于统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权力的象征，并根据地位的不同进行严格等级上的分配使用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鼎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周时一幕幕问鼎、夺鼎、追鼎的历史传说，及秦始皇泗水捞鼎，汉武帝得鼎改元的历史记载，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等都源自于鼎的象征意义的引申。
青铜器具有记录与传承中华文化历史的功能。青铜器中的铭文内容丰富，有祭祀祖先、征伐、纪功、册命和赏赐等记载，生动而具体地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为研究青铜时代的人文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在祭祀和典礼中青铜乐器更是不可或缺，青铜乐器有如饶、钟、铃、鼓等，并有按音律学原理编成的以编钟、编罄为主的大型青铜乐器组合阵，体现了青铜时代“礼乐”的博大气势。“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在祭祀和典礼的盛况。“黄钟大吕”、“八音齐鸣”是我国古代音乐中所用的两句成语，以“黄钟大吕”来形容音乐的庄严、文辞的庄重或场面的热烈；以“八音齐鸣”来形容各种乐器一起热烈地演奏。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达到当时人类金属冶炼和音律学的最高成就。
青铜时代把中国文化艺术推进到历史的高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产生了分别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出世与入世的哲学，它们是几千年来注入到中国人血脉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中国艺术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其文学终端是青铜时代的《诗经》。《诗经》中风、雅、颂的排列体现了一种理性的规范，同时也显出一种宇宙观。风、雅、颂是青铜时代的等级秩序，也是一种天人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及框架在青铜时代已经聚集和搭建完成。
青铜时代造就了秦汉气魄，使秦汉时期的文化形态显示出一种胸怀之大、力量之大、气魄之大、趣味之大。秦汉文化艺术形态的这种大气魄，来源于青铜的强悍、阳刚、庄重，勃发于新统一的现实力量及容纳万有、法天象地的想象心灵。正是因为秦汉时期民风的淳朴、大气、强悍、阳刚、包容性强，才有了沿用至今的“汉族”、“男子汉”等名词……
从青铜器文化艺术的形态传承演变历程可将其分为三个发展传承转换阶段：商代的以“神”为中心；周代的以“礼”为中心；两汉时代的以“人”为中心。神性向人性的回归是青铜时代思想观念发展的总趋势。
从战国中期开始的青铜器文化艺术性态以“人”为中心的趋势到汉代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追求人本，体验人生乐趣、容纳万有、法天象地的想象心灵成为时代思潮、时代风貌。
这个时期的青铜文化艺术形态的转换——由为以“神”、“礼”为中心转变成为以“人”为中心。青铜器神秘的宗教外衣及庄严的礼制思想被剥离掉了。
汉代青铜器在战国的基础上，将春秋以来的诸种青铜工艺推向顶峰，集青铜器铸造工艺之大成。青铜器文化艺术形态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由幻想到现实的过程，一个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过程。天人关系的变化是青铜器文化艺术形态演变的关键因素。
中国青铜文化经历了2000余年的发展历程，青铜时代把中国文化艺术推进到历史的高峰，青铜器作为2000余年时代精神和文化艺术的物质载体也留下了时代演变社会变革的痕迹，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及框架的形成，为陶瓷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精神与文化取向的基础。
东汉晚期，由于制瓷原料丰富，制瓷技术发展成熟，瓷器制作比青铜铸造更为方便。瓷器没有漆器和铁器本身所有的局限，可以广泛地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并且它在材质感上的似玉非玉的品性，符合中国人自远古而来形成的玉石文化的精神追求。这样，陶瓷很快取代了青铜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青铜文化演变到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与文化取向及艺术追求为陶瓷奠定了文化根基和美学基础，于是，由陶瓷传承了青铜器作为文化艺术形态主流的历史地位。
青铜文化艺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由陶瓷闪亮登场。但，这并不说青铜文化已经消亡，随着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中国，青铜制作的精美的佛像、香炉、法器及钱币、铜镜等等一直在生产铸造。青铜器的文化艺术形态一直在展现它独特的影响和魅力。只是青铜器退出了文化艺术形态的主流圈，而由符合时代需求的陶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三、陶瓷时代之艺术形态的特点和成就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是“陶瓷”，其实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统称，从发展的历程来看是先有陶器，后有瓷器，在西汉时陶器和瓷器才分开。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从东汉到南北朝，我国青瓷逐步成熟起来，但这一时期的瓷器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与青铜器有联系。这时瓷器的造型特征是清秀挺拔，与当时人们的审美爱好相一致，更多的是反映人和社会，人已成为陶器造型的主体。陶瓷艺术装饰语言反映了人间生活的千姿百态，反映出人们对于自然和自身认识的深入。在这种语境和情境中，其艺术形式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士的既入世又出世的矛盾状态。魏晋以来，审美风气变化，崇尚古拙质朴、简淡空疏的“六朝风韵”与讲情致、讲风神、讲个性的魏晋风度。这时期少了青铜时代的国家意志和大气磅礴、容纳万有、法天象地的特点，而转为依法自然、逸气飘然、秀骨清相的文人士大夫的风神气韵。
唐代是中国艺术的高峰，又是中国文化艺术从前期转向后期的关键。唐代的时代精神体现为丰富的艺术创造，为后期社会奠定了一系列艺术类型和艺术境界的根基。其中青瓷、白瓷、唐三彩代表了唐代陶瓷的最高水平。唐代陶瓷经过丝绸之路广泛传播到海外，促进了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陶瓷“自唐代始而有窑名”，这种传统习惯一直沿用至今。
陶瓷正渐渐脱离青铜器的影响，开始展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艺术形态。自魏晋带着深刻社会文化艺术背景的青瓷风行以来，到了宋代得到了更广泛的尊重和发展，并在原有玻璃青釉的基础上，开创出不透明、乳浊状的瓷釉，一改隋朝以来“南青北白”时期的一览无余、可以透彻见底的青釉传统，创造了展现独特艺术形态的乳浊釉、结晶釉、石灰碱釉和多层釉。这样在釉色的运用上，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使其彰显出淳朴、自然、大气的特质，不仅具有玉的质感——“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色泽，还有着自然的开片和窑变，典雅纯洁而令人回味。宋代是“玉的精神”和类玉的品质体现的最为深刻的时代。鈞、汝、官、哥、定五大窑(图3、图4)所取得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史上登峰造极。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执著追求的审美典范。宋代不仅传承了历史的优良基因，而且开拓创新，为元明清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文化将汉唐以来的崇高精神以更为理性的方式进行把握，呈现出一种真正的中庸合度、刚柔相济、天人合一、气象浑成、心与理一的文化范式。这一思想相当重要、内涵也十分丰富。周敦颐的“希圣”、“希贤”，张载的“天人合一”，程颢的“仁体”，程颐的“理”，朱熹的“心与理一”、“气象浑成”，王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刘宗周的“慎独”，王夫之的“情景妙合无限”等，无不体现着“乐”的基本精神和意义，推动并产生了明清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和明清之际的重理性、重情理统一的思潮。
宋代陶瓷体现为一种典雅的文化气质之美，内敛、沉静，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以此来体现自然中物性、趣味性和哲思性，上升到了透彻了悟的哲学高度。即使是一般日用陶瓷，也有着体现宋代整体文化风气不俗的气韵和风姿。与宋代卓越的青瓷官窑相比，宋代民窑则更生气勃勃、多姿多彩，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的强烈烙印。如磁州窑、吉州窑具有千变万化的多彩釉色；黑釉、白釉、窑变釉、釉下彩绘等为元代青花的出现开启了先河，它们是一种雄健、简洁的文化艺术形态。宋代创造了天趣十足、自然活泼的木叶、兔豪、玳瑁、油滴、天目等各类窑变的黑釉作品，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沉淀，竟然成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高峰。
笔者家乡在福建武夷山脉著名的宋代建窑遗址周边地区松溪县，它是宋代著名九龙窑所在地。从收藏的九龙窑青瓷片和一只建窑的兔豪盏上，我们能深深体会到宋代陶瓷的独特魅力。元代大力发展瓷业，制瓷生产技术的日臻完善、人们审美观念的逐步改变，给古老的瓷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以彩绘青花瓷与釉里红为代表的釉下彩瓷成了新贵，而瓷器绘画装饰也变为主流。由宋代的追求灰、蟹壳青、灰黄、炒米黄等显示阴柔之美和含蓄之美，转变为开始吸纳异族的粗犷之美。
元代为蒙古族统治，上层阶级整体文化素养不高，文人地位空前降落。“九儒十丐”，儒士在社会地位中排行第九，仅高于乞丐。这造成许多文人画家为生计而投入了陶瓷绘制的生产中。由于使用了釉下彩的技术，釉料在烧制过程中可以产生笔墨在宣纸上的浓淡干枯的微妙变化，使得陶瓷纹饰更加向中国传统的文人水墨画方向靠近。把中国文人画引入陶瓷，在瓷器上题诗作画推动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大步发展，青花瓷成了中国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完美结晶，从而带来了艺术重心的转移和审美趣味的变迁。文化艺术的世俗性继续发展而被整合进文化的整体结构中。
起于元代的白地蓝花的青花瓷成熟于明代，青花瓷造型简约、素雅，瓷质如玉温润。无论是从器形还是从纹饰上，它都符合中国文化艺术在传承与转换中形成的简约、自由、合心性的美学基质。它讲究虚静为本、天人合一、中庸合度，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把玩”的美学意味。永乐年间的白瓷洁净如玉、薄如纸；宣德年间的青花瓷达到了完美无缺、合度的境界。明代在高温单色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成化年间的祭红、宣德年间的祭蓝独步当色釉之冠。著名的景泰蓝又名珐琅，起源于元代，盛行于明景泰年间因其釉料颜色主要以蓝色(孔雀蓝和宝石蓝）为主，古称为景泰蓝。在历经元、明、清三代王朝的传承与转换中，人们创造了灿烂的景泰蓝文化（图5）。
明代宣德炉是继商、周青铜器后另一件傲人的铜铸品，是用金属锌配制铸造的黄铜器，在合金配制、熔炼、铸造及表面处理技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器形上深深地受到宋瓷文化艺术形态的影响。
清代的陶瓷，是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形态依然风采的又一个高峰。清代是满族统治者，清军入关后在被汉族文化逐步同化整合后，还带着强烈满族文化艺术形态的特征：追求纹饰繁丽、色彩搭配对比强烈。这种特点在中国很多少数民族生活物件和服饰中都能体现出来。所以清代陶瓷文化艺术在彩瓷方面的发展迅猛达到成就巅峰，为中国陶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清代陶瓷以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历史时期为繁荣阶段，康熙时期最为精绝的五彩瓷器，其胎骨轻薄、釉色洁白莹亮、画工细腻、色彩柔和、线条流畅。雍乾时的粉彩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器形合度，色调温润，鲜艳而不妖冶，立体感强，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文化艺术形态的花枝招展。直到现在雍、乾时的粉彩还成为古玩陶瓷拍卖会上竞拍的宠儿。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在元代明代基础上又更进一步，其青花层次分明，笔韵浓淡如中国画般墨分五色，把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意境和追求充分地转换到青花瓷上，同时还将西洋画技有机融入青花纹饰中（图6）。
中国陶瓷是民族心灵的物态化和结晶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内涵，文脉清晰，从而形成了自身世界独有的陶瓷文化，并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更新着自身的面貌。我们可看到中国陶瓷文化的文脉在传承与转换中所显现出的鲜明时代特征：秦汉的气魄、六朝风韵、大唐气象、宋人心态、元明清趣味，它们无不闪耀着属于各自时代的、独有的傲人光辉。追溯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形态在历史各个时期传承与创新，最醒目的是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上的转换表达方式。中国陶瓷注重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并重发展，把客观形式中的抽象生命伸展到最强的限度，并极力清除了强加于人的“物质美”。这就使观众能直接进入陶瓷艺术的精神世界，与之发生内在共鸣。中国陶瓷在器形、纹饰等诸方面已简约到接近点、线、面的抽象形式，这种形式上的视觉冲击和思维上的强烈碰撞产生了新的视点，导致了艺术样式的变动。陶瓷中的精髓就在于造型是否恰到好处地与它的适用度及纹饰和质地完美结合。它注重点、线、面的完美融合，营造成一个神思飞扬、上天入地的境界，时间与空间相互存在，这样的空间构架必须汇入形而上的精神感受，以及具有书法线条的意蕴，而且在造型上的结束处和转折部分强调不着痕迹、天然落成的形象。
这是从自然主义的写实中提取到境界层面的抽象的自然，及中国美学精神的“妙造自然”。它类似于中国画中的意境美，即所画的一树一石是虚灵的、表象的，因而，反映到色釉视觉语言上，也是中国式的写实。这种深入内心的精神的写实与中国画的个体思想融于宇宙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们都体现了中国哲学精神。
中国茶文化促进了陶瓷茶具生产的多样化，构成茶道与茶器的合二为一，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延续至今的茶及茶具的使用，依然成为人们交流文化、思想、情感的精神平台。同样，中国酒文化促进了从青铜器酒具到陶瓷酒具的大量生产与使用，创造出器形多样、雅致的陶瓷酒器造型。这是中国酒文化与陶瓷文化的融合。民以食为天，锅碗瓢盆等各种陶瓷器具，承载着几千年天南地北的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
中国陶瓷自汉、唐由“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传播到中亚、西亚、欧洲和非洲一带的地区。自宋起从海上丝路（瓷器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艺术的交流。中国陶瓷的传播对许多国家的文化艺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它首先带动了日本、韩国的陶瓷文化艺术的产生，并促使两国各自走出一条充满地域特色的陶瓷之路。同样，它对西亚伊斯兰一带的影响极大，具有伊斯兰文化艺术特征的青花瓷不仅成为伊斯兰人民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品，也成为他们装饰庙宇和家庭不可缺少的陈设品。它对欧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了17世纪追求东方情调的“罗可可”艺术的诞生。
陶瓷艺术作为当时中国文化艺术的主流和原创性洋洋洒洒，使中国走向了世界，更使得世界认识和了解了中国文化。
四、结论
青铜器和陶瓷都是金、木、水、火、土的有机组合并通过其中最关键的媒介——火的练就，而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材质感和文化艺术形态。它们在历史长河逐步的推演中，共生与互动、传承与转换、此消彼长，不断地丰富自身的文化艺术形态，是两根撑起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顶梁柱。青铜器和陶瓷是中国文化艺术形态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载体和文明精神的结晶体，它们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流淌着明晰的文脉，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强烈的感染力及时代精神。
青铜时代把中国文化艺术推进到高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产生了老子和孔子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出世与入世的哲学，是几千年来注入到中国人血脉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中国文化艺术形态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从“神”到“礼”到“人”的回归，显出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天人关系。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及框架在青铜时代已经聚集和搭建完成。
青铜是厚重的，它的形象靠的是火的铸造。它体现的是一种雕塑精神，构图和秩序之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个道家讲的“气”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是个“礼”的世界。青铜时代造就了秦汉气魄，使秦汉时期的文化形态显示出的一种胸怀之大、力量之大、气魄之大，趣味之大。它来源于青铜的强悍、阳刚、庄重，勃发于新统一的现实力量及容纳万有、法天象地的想象心灵。
进入陶瓷时代，陶瓷更多的是反映天、地、人的和谐关系，反映出人们道法自然和对自我认识的逐步清晰深刻，在这种语境和情境中，其艺术形式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士的既出世又隐逸的矛盾状态。魏晋以来，审美风气变化，盛行讲情致、讲风神、讲个性的魏晋风度。这时期由青铜时代的国家意志和大气磅礴、容纳万有、法天象地的特点转为依法自然、逸气飘然、秀骨清相的文人士大夫的风神气韵。这样就逐步形成中国文化艺术的核心取向：“静”——虚静为本，安妥心斋；“净”——简约为本，净化心灵；“敬”——虔诚为本，提升心境。中国陶瓷艺术也自根性生成“素”（形质素净）、“宁”（气息宁馨）、“远”(含蕴深远)等在陶瓷形而上者谓之道也的境界。
如今，当我们聆听景德镇“十七女子瓷乐坊”用经过陶瓷和音乐工作者多年艰辛研发制作出来的陶瓷乐器（瓷瓯、瓷罄、瓷笛、瓷埙、瓷管钟、瓷编钟、瓷腰鼓、瓷唢呐、瓷二胡等）演奏音乐时，我们会发现其既蕴含丝竹金革的音质共性，又富有陶瓷清透的音色个性。它还蕴含着中华民族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从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到昌南时代，中国文化艺术形态的演变体现出中国文化艺术形态之火的跃动之魅和历史长河的流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