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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储备粮,主要囤积在全国基层各区县的粮库。为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侵略,中央规定,基层一级政府对这些储备粮只有看护的义务,无丝毫动用的权力。这项义务,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如有违反,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可是,在当年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为了尽可能多地从死神手中夺回普通百姓的生命,重庆一些基层共产党员干部,不惜冒着丢乌纱帽甚至坐牢的危险开仓放粮,形成建国以来首例“开仓放粮案”。
恶噩频传:水肿病大爆发
1960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重庆以东76公里、紧傍长江的长寿县城,冷冷清清的街道,任由被风裹挟的枯叶萧萧滚动。这个川东产粮大县,在这春节前10天,城区竟看不见多少喜庆气氛。
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在明急匆匆来到县委,推开县委第一书记纪俊仪的办公室门,劈头就喊:“纪书记,这几天渡舟区死了500多人!”
纪俊仪顿时感到头“轰”地一下要炸了,几个月来他一直试图防止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并且竟在春节前夕。他急如星火,驱车渡舟区。事情立刻明了――离区委不远的孙家,就横卧着两具尸体。死者刚刚抬出来,还来不及掩埋。死者穿戴并不算太破,但面容出奇的枯萎,四肢也是枯萎得仅一层皮包着骨头。纪俊仪一看就知道,这是因水肿病致死的。
到渡舟区的徐家坪―― 一个离县城不远的生产队,又见到几具尸体……
這时,渡舟区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700多。死因几乎都一样:水肿病,且多是老人和强壮的男人。长时间营养不良,四肢会肿胀,这是体内发出的警告,表示脏器已经衰竭。到此地步,若不及时补充营养,脏器就会萎缩并丧失功能,最终导致患者死亡。某医院曾解剖过一个水肿病尸体,其肝脏已变得只有拳头般大。早在两个月前的1959年11月,长寿县就有人患水肿病,当时这种现象在大面积饥荒的四川并不鲜见。
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但凡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了肚子,还是没有遏止住水肿病蔓延的势头。到了12月,长寿县数十万人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得了水肿病,在今天有案可稽的,是县志上记载有9万多人。不过当年的实际情况是,连每月尚有19斤商品粮供应的长寿县最高官员――纪俊仪本人,也没能逃过劫难;而且他66岁的老母亲以及正在怀孕的妻子,也无一例外!几个月来,纪俊仪和县委以及各级干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肿病的恶性发展,眼前的事实说明,他最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凭经验,纪俊仪意识到,饿死人的事不会仅限于渡舟一个区,全县所有的区可能都不会幸免。他下令紧急调查全县的死人情况。6天之后(196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数据出来了,全县10个公社每个的死亡人数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数百!
看着报表,纪俊仪目瞪口呆!心一阵阵绞痛。
1941年5月,年仅17岁的纪俊仪在山东省海阳县的老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淮海战役,并升任某营教导员,多年的革命生涯,早让他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深深镌刻在了心灵深处,作为毕生的追求。但现在,在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崭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在自已直接管辖的范围内,竟然发生了饿死人的事!这对纪俊仪来说太残酷了!他心里隐隐有犯罪的感觉。职责和良知告诉他,绝不能麻木听任可怕的局面继续下去,否则愧对人民,愧对长眠地下的烈士,更愧对“共产党员”的神圣称号!然而他又十分为难。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本欲纠“左”结果大反右倾,连续三年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一步步把“左”推到极致,挤占了本应由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唱主角的思想舞台。在这种局面下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风险是明显的,弄不好,一顶“给新社会抹黑”的右倾帽子,就会戴在头上。
纪俊仪硬着头皮让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汇报,重庆市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李唐彬赓即就亲自打电话到纪俊仪办公室来了,一开口就直奔主题:“纪俊仪,你怎么搞的,长寿县死那么多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经过深思熟虑,早已作好最坏思想准备的纪俊仪镇静地回答:“李书记,这是真的。”
“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饿死的。”
李唐彬急了:“一个县饿死那么多人还得了呀,不但要撤你的职,你还该坐牢!”
纪俊仪回答:“李书记,我就是坐牢也要实事求是地向你汇报,长寿县是饿死了那么多人!而且还在继续死亡,若不及早采取措施,后果更加严重。”
究其起因:是天灾还是人祸?
建国初期,长寿县属四川省涪陵专区管辖,各项农村基础工作开展得比较早,在川东算得上是底子比较厚实的大县。但到了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严重脱离实际的“左风”也自上而下刮到了长寿县。
1958年10月,涪陵地区通知长寿去领国务院颁发的奖状,县委书记纪俊仪、县长宋敬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没有通知长寿县的情况下,涪陵行署擅自向中央报了长寿粮食亩产八百斤的喜讯。同年,长寿县组织了10多万劳动力上山砍树、挖矿石,搞土法炼钢。对于当时50万人口的长寿县来说,这几乎是他们全县的劳动力。为此,全县几乎荒废了所有的农耕生产,更直接导致第二年粮食减产以致出现饥荒,引发水肿病,造成大批饥民饿死。
应该说,来自农村又有四五年管理农业大县经验的纪俊仪,从1958年秋天起,就在担心长寿县出现饥荒了;同时也在多方面努力,防止不该发生的事情出现。1958年11月14日,长寿县委接到通知:长寿县由涪陵地区划归重庆市管辖。同时划归重庆市管辖的还有綦江县、巴县。同年11月15日,纪俊仪、宋敬武怀着复杂的心情赴重庆,去见新的上级领导。他俩商量:到重庆后,一定实事求是地汇报,争取得到新领导首肯,将上山炼钢的10多万劳动力撤下来,赶快收粮食、种小麦;如可能,再把以前虚报的粮食产量指标降下来。他们还商定:如果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就由他们两人承担。当时,重庆市委主持工作的是书记任白戈、鲁大东、李唐彬、辛易之,市委常委廖书华等人。他们集体接见了纪、宋二人,并听取汇报。纪俊仪如实汇报了情况,说粮食亩产只有500多斤,不到600斤。并要新领导同意他们将全县10多万在山上的劳动力撤下来,搞小麦播种,获得任白戈等人的首肯。当天下午,纪、宋就马不停蹄返回长寿,组织实施。然而,因错过了节气,全县大部分红薯、晚稻烂在了田地里,长寿县这一年丰产却没能丰收!紧接着忙小麦等小春作物栽种,也晚了,到12月初才种完。这直接导致1959年的小麦大量减产。更严峻的事情在后面,因一个冬季没有蓄水,多数水田成了干田,第二年秧苗栽不下田。直到五六月雨季才匆忙犁田、耙田、蓄水栽秧,待全县栽秧完毕,已过了夏至。无情的现实更是这一年的七、八、九月,恰恰是多年少见的大旱天。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下,这年长寿水稻总产量从过去的3亿多斤锐减到1亿多斤,加上小麦、玉米、红薯、豆类等的损失,全县的粮食总产量降到2.5亿斤,减产幅度达40%以上。至此,饥荒已不可避免地发生。
屋漏更遇连阴寸雨:救灾粮指标被神秘押扣
1959年10月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到重庆搞调查,在涪陵专区垫江县的海棠乡发现农民缺口粮。从海棠出来,他直奔长寿。纪俊仪早就赶到与垫江县相连的长寿县葛兰乡候迎了。他要截住这位四川最高长官,向他如实汇报灾情,争取救灾粮指标。在车上,纪俊仪如实汇报了长寿县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然后说:“农民的粮食已经吃不到明年小春了。”李井泉问纪俊仪还差多少粮食才能度过饥荒。纪俊仪答:“要4000万斤。”
随后,李井泉一行在长寿狮子滩的重庆市委招待所住下,并叫来川东及川北的涪陵、万县、江津、达县四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重庆的任白戈、辛易之和重庆市委的一个部门负责人,纪俊仪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粮食减产后的农民生活问题。会上,纪俊仪再次汇报了长寿县的灾情,再次提出需要4000万斤救灾粮。然而,就在会中纪俊仪请求拨救灾粮时,一个参加会议的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抢过了话头,说:“我是四川人,了解这里的情况。灾情是有,但我们四川就是三分粮七分菜。粮不够、瓜菜凑嘛。”好在与会的领导同志都没在意,会上决定:给长寿县调拨4000万斤救灾粮。同时确定集体食堂每天保人均4两粮、3斤菜、半斤代食品。纪俊仪带着好心情离开了狮子滩招待所,然而,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不久,长寿县因缺粮出现水肿病;再过段时间,水肿病已发展得相当严重了,省里决定给的4000万斤救灾粮指标还迟迟不见消息。纪俊仪十分着急,打电话给具体管这件事的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对方说:没有救灾粮指标。纪俊仪从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却是:四川省给长寿县的救灾粮指标,早就下到了重庆市。
纪俊仪急忙赶到重庆,找市委主管农业的书记辛易之要粮食,辛易之看来也莫可奈何,但他给纪俊仪出主意:直接给四川省李大章副省长打电话。纪俊仪依计而行,得到的答复是:“这个事是李政委(指李井泉,当时他兼成都军区政委职务)定的,你们市里看着办吧。”
放下电话,纪俊仪一头雾水。这话说得含糊,让听的人也犯迷糊――“李政委定的”在此是指什么?是指李政委定下的事其他同志不好插手?还是指李政委自已更改了在獅子滩作的决定,这粮不给长寿了?或者,给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这件事是李政委早就拍板定了的,重庆市就看着办吧?但既然李政委已经定了,怎么还要“市里看着办”呢?纪俊仪百思不得其解,然而这事又岂能马虎,这可是长寿县几十万人的救命粮呀!纪俊仪满腹疑团,心急如焚。
纪俊仪万万想不到,在他给李大章副省长打电话之前,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早就给李副省长打了电话。而且很久以后纪俊仪才得知,四川省当时确实是给了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指标,但指标却被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扣了2000万,另2000万也没落实下来!也许那位部门负责人有千万条扣粮理由,也许换个角度思考这批粮就应该扣,也许扣粮是在较高层次支持下的行为――否则作为主管全市农业的辛易之书记也不致于爱莫能助,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这一扣,让纪俊仪没了退路,使长寿县平添上万座坟茔。
开仓放粮:坐牢杀头一人承担!
1960年的春节,寒风刺人。自1月25日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之后,重庆方面一直没有回音。饥荒范围眼看着一点点在扩大,情况越来越严重,山区的尚可上山找点野果、野草之类的东西填填肚子,平坝的已无任何东西可供果腹了。由于长时间饥饿,人们极度虚弱,他们普遍感觉心慌,在床上躺不住,想出门走一走,或者找点东西吃,然而下床走不了几步又浑身发软,总想蹲下来或坐着休息一下,这一蹲或一坐往往就再起不来了。有的人就死在路边、树下甚至厕所,还有的死在厨房、床边……全县饿死人的数量每天都在递增。
到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年腊月小,腊月二十九即为大年三十),本该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却有不少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饿死鬼”。有的甚至全家无一幸免,连尸骨也无人收敛。纪俊仪心如火燎。此时要缓解民众的饥饿,惟有粮食。这粮食,上边已经来不了了,眼前倒不是没有,但敢动吗?
国家在各个县都建有粮食仓库,各地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粮食就存放在这些粮库里。这些储备粮,当时主要是为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侵略,在当时,这可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因此,尽管这些粮食就存放在各地,但纪俊仪这一级县政权只有看护的义务,无丝毫动用的权力。如有违反,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一边是党的纪律,一边是群众的利益,本应是保障和目标的关系,如今却在特殊条件下变成了一对矛盾,尖锐地摆在纪俊仪面前。两相权衡,纪俊仪心灵深处那朴素的感情最终占了上风。不管怎样讲,总不能让群众守着粮仓饿死!他心想:豁出去了,就是为此自己个人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除夕下午,他驱车重庆,找到辛易之书记:“辛书记,那么多人在饿死,这个年我无法过了,我今天就呆在你这里,不解决粮食我就不走了。”辛易之无语,有办法他早就办了。下午5时30分,下班了。辛易之劝纪俊仪说:“今天是年三十,你还是回去过年吧。”纪俊仪说:“县里的干部、区社的书记们还在等着我带回去好消息,空起两手我不走。”辛易之冒火了:“你给我走,就是死人,你也要回去给我看着!”停了一下,辛易之换一种较温和的口气说:“你回去吧,家里老小还等你过年呢。我明天上午到长寿来。”当天23时30分,纪俊仪回到长寿。
第二天(1960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一早,纪俊仪乘车到黄草山接辛易之。就在等候之际,黄草山的杨家垮死了3人。纪俊仪起初还有点纳闷,死了3人怎么没听见哭声。后来才知道,死的这一家,一共就3口,3人都死了!周围邻居也早变得麻木,见惯不惊;况且大家都被饥饿折磨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力气管得了这类事了。
杨家垮的死人让纪俊仪血往上涌。他不住地看表、眺望公路的尽头,希望辛易之书记快一点到。纪俊仪还不知道,辛易之一大早就上路了,上午先看了南桐,然后经南川、涪陵到的长寿。车路过涪陵的李渡等地时,车窗外的死人惨景,使这位重庆市委农业书记震惊不已。
中午,辛易之的车终于到了。纪俊仪急忙迎上去。双方没有多作寒喧,甚至辛易之来不及吃饭――他一路赶来还未吃饭,纪俊仪就带着辛易之去看杨家垮才饿死的一家3口人。随后,又带辛易之去渡舟、松柏、徐家坪等地去察看。之后辛易之问:“还有没有饿死的?”纪俊仪答:“还有。”辛易之说:“不看了,你说怎么办?”纪俊仪说:“要给我粮食才行。”他提出动用国库粮赈救饥民。辛易之一惊,“要多少?”“每人一天至少半斤。”
这问题太大了,又来得这么突然,辛易之显然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他眉头紧锁,想了想,说:“现在我决定不了,我要马上回去向任白戈书记和市委汇报,市委决定了,我就打电话告诉你。”
正月初一的下午4点多钟,辛易之又匆匆乘车向重庆奔去。在回渝时,途经江北县路段,辛易之又看见了摆在路边的几具死尸。
这一夜,纪俊仪守候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边。饥荒中的农村的冬夜似乎异常地寒冷,纪俊仪在寒风中彻夜未眠。耿耿长夜,饥饿和焦灼一起在啃噬着他的肉体、他的心,让他几乎虚脱。但他不敢睡、不能睡、睡不着――若是市里同意动用国库,早一分钟放粮,就将挽救多少濒于死亡的村民!寒夜里,他的手边上只有一盅些许炒盐调的开水,他不时抿一口,与其说在抵御咬噬他肠胃的饥饿,不如说借以缓缓烧灼他心田的火。他盼着电话铃响起,但他不知道,电话响后会是什么结果,但他已横下一条心,如果还得不到粮食就直接去找任白戈书记,再不行就去找四川省的领导,再不然,就……
对于死亡线上挣扎的村民们,如此关切的党的基层干部,又岂止纪俊仪一人?于此同时,已有一个人,破釜沉舟地放手干起来。这人是纪俊仪治下的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
双龙区是长寿县的产粮重点区,正常年份,双龙上交的征粮就多达3000万斤,约占全县近两成左右。但在饥荒中和长寿的其它区一样,也不例外地发生了饥荒,而且还由于是平坝,后果更严重。就在1960年那个除夕的下午,区委书记张开华一直守候在他的办公室。他知道,县委书记纪俊仪正在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那里要救灾粮。此时张开华的全部希望都在办公桌上那台电话机上,他盼望铃声响起,也许,响铃过后就是发粮的好消息。但下班了,电话铃未响;夜幕降临了,电话铃仍未响……张开华脸色阴沉下来,他知道,纪书记没要到救灾粮,否则电话早就响了。张开华深深地吸口气。这一瞬间,他作出了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无法预测,在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实施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他十分清醒他将“严重违纪”,而一旦追究下来,轻则是党纪处分,如果重处,就是坐牢!“但纪律是为什么制定的?”张开华想,“不就是为了保证宗旨的顺利实施么?”为了让老百姓能吃上饭,为了把那些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拉回来,张开华决定铤而走险。他没有向县委请示,他知道这种时候就是请示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况且,干这种事儿,牵涉的人越少越好,一人作事一人当!除夕之夜,张开华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取出了300万斤粮食赈救饥饿的民众。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深谙县情民情的纪俊仪。当事后张开华有些激动地对他说:“纪书记,说老实话,我开国库了。我接受组织的处理,坐牢、杀头我都没意见!”纪俊仪差点哭了。他拍了下张开华的肩:“你做了件好事,谢谢你;没你的事了,开国库的责任我来负。”这时是张开华差点哭了。事后果然有人追究张开华私自开仓这件事。前面提到的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前后三次专门来长寿县调查,意欲“严肃处理”张开华,还责问纪俊仪是否知道这件事,知道了为什么不汇报?纪俊仪以“长寿县委”的名义对张开华开仓承担了责任,纪俊仪还在向辛易之汇报时特别强调:“张开华没经请示就开仓是不对,但他的开仓减少了人员死亡,也是件好事,不应该处分这样的干部。”张开华最终被保护下来,并受到重视。大难考验干部。从这件事上,长寿县委发现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后话。后来,张开华先后担任了长寿县委组织部长、长寿县人大副主任,直到脑癌手术失败去世。
1960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亲自打電话来了:“市委研究后决定,同意动用国库的粮食赈救灾民,每人一天半斤的标准。”县委立即通知各公社:“严格按市委制定的标准开仓,务必让全县人民一个不漏地在今晚之前吃上粮食。”纪俊仪附加了一道死命令:各食堂只准熬稀饭,严禁做干饭。经历过残酷战争环境的他知道,这时候人们的肠胃都已不同程度萎缩,消化功能明显下降,一旦猛吃,极会出问题,甚至因此“撑死”。
开仓放粮的效果非常明显,初二开仓,初三死亡人数就开始下降;初四更见减少……
这一年,长寿县共用了国库粮食4700万斤,与纪俊仪事前向李井泉汇报时提出的“需4000万斤救灾粮”基本相符。初二一放粮,纪俊仪就处在一种近乎于亢奋的好心情中,这下几十万人终于有救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把这好消息告诉挚友――相邻的涪陵县委书记侯尧礼。在电话里,侯尧礼也十分高兴。涪陵县也大范围饥荒,侯尧礼正为此坐立不安,有长寿的先例,侯尧礼胆就壮了。电话一挂断,他就拨通了涪陵地委书记办公室……可是一套申请、审批程序走完,待到涪陵县开仓放粮,已是长寿开仓之后一个星期了。涪陵县为这一个星期付出了代价……
重庆市近郊的三县两区(长寿县、綦江县、巴县、南桐区、北碚区)在那场灾荒中,是川东、川北饿死人最少的。
1960年春节过后不久,纪俊仪的二儿子出生了。在这场饥荒中,纪俊仪四处奔走使长寿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而自已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孩子母亲怀孕时的水肿病损害了孩子的健康,都满3岁了,按理该上幼儿园了,纪家老二却还不会走路。
冒险开国库:放粮谁与评说?
为人民谋利益,与人民同甘共苦,是中国共产党性质所决定的,也正是党的事业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像纪俊仪这样、像张开华这样,在人民危难的关头,置个人的前途命运于不顾,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是大有人在的。可以这样说,若不是这样,共产党就没有光辉的昨天、辉煌的今天。
涪陵地区的秀山县县委书记杨文堂也是这样的人。
秀山是涪陵地区最边远的县,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四个省在这里交界,是个典型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那场饥荒中,这个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山东牟平汉子,像纪俊仪一样不忍秀山县饿死人,未经请示,就直接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动用了3000万斤国库粮食救灾。虽然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也饿死了不少人,但由于杨文堂的“私自开仓”,使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饿死的人数大大地少于周边各县。然而,杨文堂可没张开华那样幸运,因为他是一县的最高“长官”,没人能为他承担责任。涪陵行署将此事汇报到了四川省,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赓即亲临秀山处理。这位副书记根本不听杨文堂解释,也不详细调查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一口认定杨文堂犯有“严重错误”,责令杨文堂“老实交待,听候处理”。谁知那位省监委副书记在回省里的路上,于白马山翻车摔死了,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秘书和司机。杨文堂闻讯后直拍手,连说“该死”。这下,麻烦大了。省委领导震怒了,四川省委书记、省长廖志高亲自到秀山处理这个“阶级立场有严重问题”的县委书记。
廖志高建国前就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认真听取了杨文堂的分辩,又到实地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当即对杨文堂表态:“你做得对,当时如果是向上级请示也不会有结果,你的果断开仓使秀山县少死了人,你是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杨文堂于是平安无事。几个月后,杨文堂被提升为涪陵地委副书记;后来又调任北京市劳动局局长。
尽管事情的发展曲曲折折,但最终的结果证明,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
那场灾荒过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对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扣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一事承担了责任,并肯定:市里当时扣这4000万斤指标是错误的。
1962年1月,纪俊仪进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中央对前段时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已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也为在那场灾荒中饿死人作了深刻检讨。
会议期间,邓小平、朱德专门到四川代表团看望家乡来的代表。邓小平对四川省各级组织在那场自然灾害期间作的种种努力表示感谢。
1966年,纪俊仪调任重庆市委农林政治部副主任,尔后又任重庆市农委书记。
摘自《炎黄春秋》
恶噩频传:水肿病大爆发
1960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重庆以东76公里、紧傍长江的长寿县城,冷冷清清的街道,任由被风裹挟的枯叶萧萧滚动。这个川东产粮大县,在这春节前10天,城区竟看不见多少喜庆气氛。
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在明急匆匆来到县委,推开县委第一书记纪俊仪的办公室门,劈头就喊:“纪书记,这几天渡舟区死了500多人!”
纪俊仪顿时感到头“轰”地一下要炸了,几个月来他一直试图防止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并且竟在春节前夕。他急如星火,驱车渡舟区。事情立刻明了――离区委不远的孙家,就横卧着两具尸体。死者刚刚抬出来,还来不及掩埋。死者穿戴并不算太破,但面容出奇的枯萎,四肢也是枯萎得仅一层皮包着骨头。纪俊仪一看就知道,这是因水肿病致死的。
到渡舟区的徐家坪―― 一个离县城不远的生产队,又见到几具尸体……
這时,渡舟区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700多。死因几乎都一样:水肿病,且多是老人和强壮的男人。长时间营养不良,四肢会肿胀,这是体内发出的警告,表示脏器已经衰竭。到此地步,若不及时补充营养,脏器就会萎缩并丧失功能,最终导致患者死亡。某医院曾解剖过一个水肿病尸体,其肝脏已变得只有拳头般大。早在两个月前的1959年11月,长寿县就有人患水肿病,当时这种现象在大面积饥荒的四川并不鲜见。
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但凡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了肚子,还是没有遏止住水肿病蔓延的势头。到了12月,长寿县数十万人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得了水肿病,在今天有案可稽的,是县志上记载有9万多人。不过当年的实际情况是,连每月尚有19斤商品粮供应的长寿县最高官员――纪俊仪本人,也没能逃过劫难;而且他66岁的老母亲以及正在怀孕的妻子,也无一例外!几个月来,纪俊仪和县委以及各级干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肿病的恶性发展,眼前的事实说明,他最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凭经验,纪俊仪意识到,饿死人的事不会仅限于渡舟一个区,全县所有的区可能都不会幸免。他下令紧急调查全县的死人情况。6天之后(196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数据出来了,全县10个公社每个的死亡人数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数百!
看着报表,纪俊仪目瞪口呆!心一阵阵绞痛。
1941年5月,年仅17岁的纪俊仪在山东省海阳县的老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淮海战役,并升任某营教导员,多年的革命生涯,早让他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深深镌刻在了心灵深处,作为毕生的追求。但现在,在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崭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在自已直接管辖的范围内,竟然发生了饿死人的事!这对纪俊仪来说太残酷了!他心里隐隐有犯罪的感觉。职责和良知告诉他,绝不能麻木听任可怕的局面继续下去,否则愧对人民,愧对长眠地下的烈士,更愧对“共产党员”的神圣称号!然而他又十分为难。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本欲纠“左”结果大反右倾,连续三年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一步步把“左”推到极致,挤占了本应由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唱主角的思想舞台。在这种局面下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风险是明显的,弄不好,一顶“给新社会抹黑”的右倾帽子,就会戴在头上。
纪俊仪硬着头皮让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汇报,重庆市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李唐彬赓即就亲自打电话到纪俊仪办公室来了,一开口就直奔主题:“纪俊仪,你怎么搞的,长寿县死那么多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经过深思熟虑,早已作好最坏思想准备的纪俊仪镇静地回答:“李书记,这是真的。”
“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饿死的。”
李唐彬急了:“一个县饿死那么多人还得了呀,不但要撤你的职,你还该坐牢!”
纪俊仪回答:“李书记,我就是坐牢也要实事求是地向你汇报,长寿县是饿死了那么多人!而且还在继续死亡,若不及早采取措施,后果更加严重。”
究其起因:是天灾还是人祸?
建国初期,长寿县属四川省涪陵专区管辖,各项农村基础工作开展得比较早,在川东算得上是底子比较厚实的大县。但到了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严重脱离实际的“左风”也自上而下刮到了长寿县。
1958年10月,涪陵地区通知长寿去领国务院颁发的奖状,县委书记纪俊仪、县长宋敬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没有通知长寿县的情况下,涪陵行署擅自向中央报了长寿粮食亩产八百斤的喜讯。同年,长寿县组织了10多万劳动力上山砍树、挖矿石,搞土法炼钢。对于当时50万人口的长寿县来说,这几乎是他们全县的劳动力。为此,全县几乎荒废了所有的农耕生产,更直接导致第二年粮食减产以致出现饥荒,引发水肿病,造成大批饥民饿死。
应该说,来自农村又有四五年管理农业大县经验的纪俊仪,从1958年秋天起,就在担心长寿县出现饥荒了;同时也在多方面努力,防止不该发生的事情出现。1958年11月14日,长寿县委接到通知:长寿县由涪陵地区划归重庆市管辖。同时划归重庆市管辖的还有綦江县、巴县。同年11月15日,纪俊仪、宋敬武怀着复杂的心情赴重庆,去见新的上级领导。他俩商量:到重庆后,一定实事求是地汇报,争取得到新领导首肯,将上山炼钢的10多万劳动力撤下来,赶快收粮食、种小麦;如可能,再把以前虚报的粮食产量指标降下来。他们还商定:如果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就由他们两人承担。当时,重庆市委主持工作的是书记任白戈、鲁大东、李唐彬、辛易之,市委常委廖书华等人。他们集体接见了纪、宋二人,并听取汇报。纪俊仪如实汇报了情况,说粮食亩产只有500多斤,不到600斤。并要新领导同意他们将全县10多万在山上的劳动力撤下来,搞小麦播种,获得任白戈等人的首肯。当天下午,纪、宋就马不停蹄返回长寿,组织实施。然而,因错过了节气,全县大部分红薯、晚稻烂在了田地里,长寿县这一年丰产却没能丰收!紧接着忙小麦等小春作物栽种,也晚了,到12月初才种完。这直接导致1959年的小麦大量减产。更严峻的事情在后面,因一个冬季没有蓄水,多数水田成了干田,第二年秧苗栽不下田。直到五六月雨季才匆忙犁田、耙田、蓄水栽秧,待全县栽秧完毕,已过了夏至。无情的现实更是这一年的七、八、九月,恰恰是多年少见的大旱天。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下,这年长寿水稻总产量从过去的3亿多斤锐减到1亿多斤,加上小麦、玉米、红薯、豆类等的损失,全县的粮食总产量降到2.5亿斤,减产幅度达40%以上。至此,饥荒已不可避免地发生。
屋漏更遇连阴寸雨:救灾粮指标被神秘押扣
1959年10月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到重庆搞调查,在涪陵专区垫江县的海棠乡发现农民缺口粮。从海棠出来,他直奔长寿。纪俊仪早就赶到与垫江县相连的长寿县葛兰乡候迎了。他要截住这位四川最高长官,向他如实汇报灾情,争取救灾粮指标。在车上,纪俊仪如实汇报了长寿县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然后说:“农民的粮食已经吃不到明年小春了。”李井泉问纪俊仪还差多少粮食才能度过饥荒。纪俊仪答:“要4000万斤。”
随后,李井泉一行在长寿狮子滩的重庆市委招待所住下,并叫来川东及川北的涪陵、万县、江津、达县四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重庆的任白戈、辛易之和重庆市委的一个部门负责人,纪俊仪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粮食减产后的农民生活问题。会上,纪俊仪再次汇报了长寿县的灾情,再次提出需要4000万斤救灾粮。然而,就在会中纪俊仪请求拨救灾粮时,一个参加会议的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抢过了话头,说:“我是四川人,了解这里的情况。灾情是有,但我们四川就是三分粮七分菜。粮不够、瓜菜凑嘛。”好在与会的领导同志都没在意,会上决定:给长寿县调拨4000万斤救灾粮。同时确定集体食堂每天保人均4两粮、3斤菜、半斤代食品。纪俊仪带着好心情离开了狮子滩招待所,然而,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不久,长寿县因缺粮出现水肿病;再过段时间,水肿病已发展得相当严重了,省里决定给的4000万斤救灾粮指标还迟迟不见消息。纪俊仪十分着急,打电话给具体管这件事的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对方说:没有救灾粮指标。纪俊仪从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却是:四川省给长寿县的救灾粮指标,早就下到了重庆市。
纪俊仪急忙赶到重庆,找市委主管农业的书记辛易之要粮食,辛易之看来也莫可奈何,但他给纪俊仪出主意:直接给四川省李大章副省长打电话。纪俊仪依计而行,得到的答复是:“这个事是李政委(指李井泉,当时他兼成都军区政委职务)定的,你们市里看着办吧。”
放下电话,纪俊仪一头雾水。这话说得含糊,让听的人也犯迷糊――“李政委定的”在此是指什么?是指李政委定下的事其他同志不好插手?还是指李政委自已更改了在獅子滩作的决定,这粮不给长寿了?或者,给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这件事是李政委早就拍板定了的,重庆市就看着办吧?但既然李政委已经定了,怎么还要“市里看着办”呢?纪俊仪百思不得其解,然而这事又岂能马虎,这可是长寿县几十万人的救命粮呀!纪俊仪满腹疑团,心急如焚。
纪俊仪万万想不到,在他给李大章副省长打电话之前,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早就给李副省长打了电话。而且很久以后纪俊仪才得知,四川省当时确实是给了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指标,但指标却被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扣了2000万,另2000万也没落实下来!也许那位部门负责人有千万条扣粮理由,也许换个角度思考这批粮就应该扣,也许扣粮是在较高层次支持下的行为――否则作为主管全市农业的辛易之书记也不致于爱莫能助,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这一扣,让纪俊仪没了退路,使长寿县平添上万座坟茔。
开仓放粮:坐牢杀头一人承担!
1960年的春节,寒风刺人。自1月25日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之后,重庆方面一直没有回音。饥荒范围眼看着一点点在扩大,情况越来越严重,山区的尚可上山找点野果、野草之类的东西填填肚子,平坝的已无任何东西可供果腹了。由于长时间饥饿,人们极度虚弱,他们普遍感觉心慌,在床上躺不住,想出门走一走,或者找点东西吃,然而下床走不了几步又浑身发软,总想蹲下来或坐着休息一下,这一蹲或一坐往往就再起不来了。有的人就死在路边、树下甚至厕所,还有的死在厨房、床边……全县饿死人的数量每天都在递增。
到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年腊月小,腊月二十九即为大年三十),本该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却有不少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饿死鬼”。有的甚至全家无一幸免,连尸骨也无人收敛。纪俊仪心如火燎。此时要缓解民众的饥饿,惟有粮食。这粮食,上边已经来不了了,眼前倒不是没有,但敢动吗?
国家在各个县都建有粮食仓库,各地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粮食就存放在这些粮库里。这些储备粮,当时主要是为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侵略,在当时,这可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因此,尽管这些粮食就存放在各地,但纪俊仪这一级县政权只有看护的义务,无丝毫动用的权力。如有违反,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一边是党的纪律,一边是群众的利益,本应是保障和目标的关系,如今却在特殊条件下变成了一对矛盾,尖锐地摆在纪俊仪面前。两相权衡,纪俊仪心灵深处那朴素的感情最终占了上风。不管怎样讲,总不能让群众守着粮仓饿死!他心想:豁出去了,就是为此自己个人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除夕下午,他驱车重庆,找到辛易之书记:“辛书记,那么多人在饿死,这个年我无法过了,我今天就呆在你这里,不解决粮食我就不走了。”辛易之无语,有办法他早就办了。下午5时30分,下班了。辛易之劝纪俊仪说:“今天是年三十,你还是回去过年吧。”纪俊仪说:“县里的干部、区社的书记们还在等着我带回去好消息,空起两手我不走。”辛易之冒火了:“你给我走,就是死人,你也要回去给我看着!”停了一下,辛易之换一种较温和的口气说:“你回去吧,家里老小还等你过年呢。我明天上午到长寿来。”当天23时30分,纪俊仪回到长寿。
第二天(1960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一早,纪俊仪乘车到黄草山接辛易之。就在等候之际,黄草山的杨家垮死了3人。纪俊仪起初还有点纳闷,死了3人怎么没听见哭声。后来才知道,死的这一家,一共就3口,3人都死了!周围邻居也早变得麻木,见惯不惊;况且大家都被饥饿折磨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力气管得了这类事了。
杨家垮的死人让纪俊仪血往上涌。他不住地看表、眺望公路的尽头,希望辛易之书记快一点到。纪俊仪还不知道,辛易之一大早就上路了,上午先看了南桐,然后经南川、涪陵到的长寿。车路过涪陵的李渡等地时,车窗外的死人惨景,使这位重庆市委农业书记震惊不已。
中午,辛易之的车终于到了。纪俊仪急忙迎上去。双方没有多作寒喧,甚至辛易之来不及吃饭――他一路赶来还未吃饭,纪俊仪就带着辛易之去看杨家垮才饿死的一家3口人。随后,又带辛易之去渡舟、松柏、徐家坪等地去察看。之后辛易之问:“还有没有饿死的?”纪俊仪答:“还有。”辛易之说:“不看了,你说怎么办?”纪俊仪说:“要给我粮食才行。”他提出动用国库粮赈救饥民。辛易之一惊,“要多少?”“每人一天至少半斤。”
这问题太大了,又来得这么突然,辛易之显然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他眉头紧锁,想了想,说:“现在我决定不了,我要马上回去向任白戈书记和市委汇报,市委决定了,我就打电话告诉你。”
正月初一的下午4点多钟,辛易之又匆匆乘车向重庆奔去。在回渝时,途经江北县路段,辛易之又看见了摆在路边的几具死尸。
这一夜,纪俊仪守候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边。饥荒中的农村的冬夜似乎异常地寒冷,纪俊仪在寒风中彻夜未眠。耿耿长夜,饥饿和焦灼一起在啃噬着他的肉体、他的心,让他几乎虚脱。但他不敢睡、不能睡、睡不着――若是市里同意动用国库,早一分钟放粮,就将挽救多少濒于死亡的村民!寒夜里,他的手边上只有一盅些许炒盐调的开水,他不时抿一口,与其说在抵御咬噬他肠胃的饥饿,不如说借以缓缓烧灼他心田的火。他盼着电话铃响起,但他不知道,电话响后会是什么结果,但他已横下一条心,如果还得不到粮食就直接去找任白戈书记,再不行就去找四川省的领导,再不然,就……
对于死亡线上挣扎的村民们,如此关切的党的基层干部,又岂止纪俊仪一人?于此同时,已有一个人,破釜沉舟地放手干起来。这人是纪俊仪治下的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
双龙区是长寿县的产粮重点区,正常年份,双龙上交的征粮就多达3000万斤,约占全县近两成左右。但在饥荒中和长寿的其它区一样,也不例外地发生了饥荒,而且还由于是平坝,后果更严重。就在1960年那个除夕的下午,区委书记张开华一直守候在他的办公室。他知道,县委书记纪俊仪正在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那里要救灾粮。此时张开华的全部希望都在办公桌上那台电话机上,他盼望铃声响起,也许,响铃过后就是发粮的好消息。但下班了,电话铃未响;夜幕降临了,电话铃仍未响……张开华脸色阴沉下来,他知道,纪书记没要到救灾粮,否则电话早就响了。张开华深深地吸口气。这一瞬间,他作出了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无法预测,在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实施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他十分清醒他将“严重违纪”,而一旦追究下来,轻则是党纪处分,如果重处,就是坐牢!“但纪律是为什么制定的?”张开华想,“不就是为了保证宗旨的顺利实施么?”为了让老百姓能吃上饭,为了把那些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拉回来,张开华决定铤而走险。他没有向县委请示,他知道这种时候就是请示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况且,干这种事儿,牵涉的人越少越好,一人作事一人当!除夕之夜,张开华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取出了300万斤粮食赈救饥饿的民众。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深谙县情民情的纪俊仪。当事后张开华有些激动地对他说:“纪书记,说老实话,我开国库了。我接受组织的处理,坐牢、杀头我都没意见!”纪俊仪差点哭了。他拍了下张开华的肩:“你做了件好事,谢谢你;没你的事了,开国库的责任我来负。”这时是张开华差点哭了。事后果然有人追究张开华私自开仓这件事。前面提到的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前后三次专门来长寿县调查,意欲“严肃处理”张开华,还责问纪俊仪是否知道这件事,知道了为什么不汇报?纪俊仪以“长寿县委”的名义对张开华开仓承担了责任,纪俊仪还在向辛易之汇报时特别强调:“张开华没经请示就开仓是不对,但他的开仓减少了人员死亡,也是件好事,不应该处分这样的干部。”张开华最终被保护下来,并受到重视。大难考验干部。从这件事上,长寿县委发现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后话。后来,张开华先后担任了长寿县委组织部长、长寿县人大副主任,直到脑癌手术失败去世。
1960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亲自打電话来了:“市委研究后决定,同意动用国库的粮食赈救灾民,每人一天半斤的标准。”县委立即通知各公社:“严格按市委制定的标准开仓,务必让全县人民一个不漏地在今晚之前吃上粮食。”纪俊仪附加了一道死命令:各食堂只准熬稀饭,严禁做干饭。经历过残酷战争环境的他知道,这时候人们的肠胃都已不同程度萎缩,消化功能明显下降,一旦猛吃,极会出问题,甚至因此“撑死”。
开仓放粮的效果非常明显,初二开仓,初三死亡人数就开始下降;初四更见减少……
这一年,长寿县共用了国库粮食4700万斤,与纪俊仪事前向李井泉汇报时提出的“需4000万斤救灾粮”基本相符。初二一放粮,纪俊仪就处在一种近乎于亢奋的好心情中,这下几十万人终于有救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把这好消息告诉挚友――相邻的涪陵县委书记侯尧礼。在电话里,侯尧礼也十分高兴。涪陵县也大范围饥荒,侯尧礼正为此坐立不安,有长寿的先例,侯尧礼胆就壮了。电话一挂断,他就拨通了涪陵地委书记办公室……可是一套申请、审批程序走完,待到涪陵县开仓放粮,已是长寿开仓之后一个星期了。涪陵县为这一个星期付出了代价……
重庆市近郊的三县两区(长寿县、綦江县、巴县、南桐区、北碚区)在那场灾荒中,是川东、川北饿死人最少的。
1960年春节过后不久,纪俊仪的二儿子出生了。在这场饥荒中,纪俊仪四处奔走使长寿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而自已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孩子母亲怀孕时的水肿病损害了孩子的健康,都满3岁了,按理该上幼儿园了,纪家老二却还不会走路。
冒险开国库:放粮谁与评说?
为人民谋利益,与人民同甘共苦,是中国共产党性质所决定的,也正是党的事业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像纪俊仪这样、像张开华这样,在人民危难的关头,置个人的前途命运于不顾,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是大有人在的。可以这样说,若不是这样,共产党就没有光辉的昨天、辉煌的今天。
涪陵地区的秀山县县委书记杨文堂也是这样的人。
秀山是涪陵地区最边远的县,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四个省在这里交界,是个典型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那场饥荒中,这个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山东牟平汉子,像纪俊仪一样不忍秀山县饿死人,未经请示,就直接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动用了3000万斤国库粮食救灾。虽然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也饿死了不少人,但由于杨文堂的“私自开仓”,使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饿死的人数大大地少于周边各县。然而,杨文堂可没张开华那样幸运,因为他是一县的最高“长官”,没人能为他承担责任。涪陵行署将此事汇报到了四川省,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赓即亲临秀山处理。这位副书记根本不听杨文堂解释,也不详细调查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一口认定杨文堂犯有“严重错误”,责令杨文堂“老实交待,听候处理”。谁知那位省监委副书记在回省里的路上,于白马山翻车摔死了,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秘书和司机。杨文堂闻讯后直拍手,连说“该死”。这下,麻烦大了。省委领导震怒了,四川省委书记、省长廖志高亲自到秀山处理这个“阶级立场有严重问题”的县委书记。
廖志高建国前就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认真听取了杨文堂的分辩,又到实地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当即对杨文堂表态:“你做得对,当时如果是向上级请示也不会有结果,你的果断开仓使秀山县少死了人,你是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杨文堂于是平安无事。几个月后,杨文堂被提升为涪陵地委副书记;后来又调任北京市劳动局局长。
尽管事情的发展曲曲折折,但最终的结果证明,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
那场灾荒过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对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扣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一事承担了责任,并肯定:市里当时扣这4000万斤指标是错误的。
1962年1月,纪俊仪进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中央对前段时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已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也为在那场灾荒中饿死人作了深刻检讨。
会议期间,邓小平、朱德专门到四川代表团看望家乡来的代表。邓小平对四川省各级组织在那场自然灾害期间作的种种努力表示感谢。
1966年,纪俊仪调任重庆市委农林政治部副主任,尔后又任重庆市农委书记。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