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木雕艺术源远流长，独具民族特色和文化意蕴。武威是我国出土汉代木雕数量多、品位高的地区之一。由于较为干燥的气候，考古发现的武威木雕，造型和色彩都基本保存完好。武威汉代木雕，有人物、车辆、动物等，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汉代河西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景象。武威汉代木雕，艺术风格粗犷质朴，简洁明快，体现了工匠们技艺上的鬼斧神工之妙。
　　关键词：河西走廊； 木雕； 木俑； 汉墓
　　中国木雕艺术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当时已经出现了初具雏型的木制工艺品。战国时期，木雕工艺已由商代用于制陶工艺中的简单刻纹和雕花板的阴刻，发展到立体圆雕工艺。湖北等地发现的战国木雕，开始髹漆，并加以彩绘，十分精美。
　　到了汉代，小型器物、人物、动物等木雕用整木雕制，大型木雕用局部雕刻和粘贴来完成，木雕创作题材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可以说汉代是中国木雕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期。汉代木雕题材和内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贵族出游、宴饮、耕作都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欣赏这些木雕作品，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当时人们的生活气息，木雕作品人情味胜过了宗教气息，可以说木雕艺术以它特有的光棱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种面貌，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古代的木雕，由于材质的关系，历史上保存下来的不多。武威汉代墓葬就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木雕，作品有舞乐侍仆俑及鞍马和家畜、家禽等动物造型，还有想象出来的前伸独角镇墓兽等。同时出现了较大的组合木雕，如前驾骏马的轺车模型，车上还有御车的木俑，此外还有牛车、耕牛牵犁和双人博戏等模型。
　　武威木雕在艺术创作构思上，造型不拘一格，别致奇特，极富想象力，虽经2000余年的时间，依然神态生动，栩栩如生。雕刻技法以突出外轮廓为主，细部用彩绘表达，因此雕制时用刀简练，块面棱线分明，仅在头、身、腿部稍作细部刻画。形体硕大的如高度超过80cm的木车、木马、木牛等，头、身、尾等分别雕刻，最后嵌合或粘接成整体。形体较小的俑和动物雕像，则由整木圆雕一次雕成，又称立体雕刻。是可以多方位、多角度欣赏的三维立体雕刻。圆雕是艺术在雕件上的整体表现，整件器物看上去古朴、粗犷，不讲求透视、解剖、时间的规范与约束，而是大胆地设想，造型高度简练概括，将民间各种吉祥物组合杂揉在一起，粗犷的线条就象河西地区的民风一样醇厚、豪迈。
　　自1956年以来，武威磨咀子陆续发掘了72座汉墓，许多墓出土木雕。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后期时间跨度不短。磨咀子木雕品种繁多、内容庞杂、制作讲究，木料多采用松木、柏木、白杨木、梨木、黄杨木等雕刻而成。对于民间工匠来说，如何将一块完整的木材减去多余的东西，雕刻成生动的形象，需要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墓中普遍随葬小型圆雕木、大型木雕，有生活中常见的各种动物：马、牛、羊、狗、猴、鸡、鹅、鸠和长尾鸟等；还有想象的独角兽、剑形辟邪俑；有各种人物，如彩绘六博俑、翩翩起舞的舞蹈俑等；有组合复杂的木轺车、木院落；有反映农业生产和运输耕作的马车、牛车和牛拉犁等。1972年发掘的西汉末年48号墓出土有大型彩绘铜饰木轺车马及御奴一组木雕，木车全长120cm，车身通高97cm，长80cm；装双辕，带伞盖，双轮各有条辐16根，驾一马，马车上坐一穿黑衣宽袖、衣领袖里衬白衬底、戴黑帽的驾车御奴，高33.5cm，跪坐，双手持缰，以黑白两色勾出眼鼻及冠服，马通高89cm，长78cm，作昂首睨视状，头颈、身、腿、尾等系分别雕造粘合而成，绘以红、白、黑三色；框架造型接近真实车辆；它气度宏大，造型古拙，构成了一种特有的艺术气质木雕（图1）。轺车是汉代最为常见的一种代步乘用车，它用于官吏出行、邮差传递、甚至于家庭出游。轺车一般只驾一马，能使用轺车的是贵族官吏，汉代官吏乘轺车，非常讲究，伞盖的颜色是依职务的大小而有别，二百石以下的官员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的用黑布盖，千石以上的用黑缯盖，王用青盖，皇帝则用羽盖。在特殊情况下，羽盖也可以用以赏赐。这套轺车不同于普通墓葬出土的木雕，它的制作非常精细，轺车的每个部位、环节都与真实车辆建造一致，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的一套木雕作品。
　　该墓还出土了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彩绘六博俑”，这组六博俑用简洁概括的手法刻画出人物的动态，画面中，两位长者相对跪坐，眉目清晰、神态安然，造型服饰大致相同，皆着黑、白、灰三色相间的竖纹长袍，腰系带，梳圆髻、蓄须，高28～29cm，中间置一长木棋盘，右面老者右臂伸向棋盘，拇指和食指夹有长方形棋子，正欲投掷，其余三指伸直，似指棋盘。左面老者，右手置腹前，左手举胸前，五指直伸，似欲向对方讲话，好似在探讨棋局，姿态生动、眉目传神，把当时人们博戏的情景重现在今人面前，人物造型非常写实生动（图2），两位长者下的棋在古代称之为六博，是一种智力游戏，它是战国到汉代非常盛行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在各种类型的智力游戏中，棋类被认为是品位最高雅的一种。一说到棋类，人们大都会立即想到围棋，即古代典籍中常提到的“奕”，认为这是我国最古老的智力游戏；而把和围棋同样古老，并一度比围棋更为流行的另一种智力游戏“博”给忽略了。六博由于对局双方各有六枚棋子，故通常称之为“六博”。玩六博，二人对坐，中间为博局（棋盘），局面刻有纵、横、斜各种格道，为行棋路线。格道中有一些固定位置，每个位置都有专署名，如方、廉、道、张、曲、屈、长、高等。棋子六黑六白，分属两方。玩时先投箸（或投骰）后行棋，据投掷结果，决定行棋的步子。我国古代曾有过多种《博经》，讲授博戏的方法和取胜技巧，可惜均已失传。现存古籍中有关六博的资料，虽也有不少记载，但过于零碎和笼统，使人难知其详。而且，历史上六博的玩法可能很多，流行过程中肯定又在不断演变，这必然导致文学记载出现纷乱和歧误。因此后世学者无人能说明白六博的具体用法。六博器具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汉墓中也时有发现，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一套完整博具。一方形漆盒，盒内有一博具、6个黑棋6个白棋，共12枚棋子，箸30枚。从事六博活动的场景往往是非常热闹的，有时伴有宴饮、射箭等活动，武威磨咀子出土的六博俑除带有娱乐活动外，内涵还要更广泛、更深刻些，两位老者也可能从事的是一项迷信色彩很浓的活动，既博占，它是通过在博局上行棋来“择日”和“占卜吉凶”。 　　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木马，造型极富感染力，这类木马，一般马头较小、双目圆睁，似在注视前方，张口露齿翘鼻、双耳竖立、肌肉发达、前腿如柱、后腿似弓、蹄腕较细，力量含蓄，都是能奔跑的骏马，或是能负重远行的良驹，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与豪迈感，马背均雕置有马鞍，其中有一匹马，颈项插有鬃毛状木片，野性感十足，每匹马皆绘有黑底花纹或白底花纹，表面涂一层薄泥，眼、鼻、口皆涂以红、白、黑三色，通高在83cm左右，长91cm左右，亦系分段制做，背上之木鞍也绘有花纹，是木雕加彩绘的方式呈现的（图3）。木雕马以木块削出肢体的各个部分，粘合成型，马张嘴翘尾，作嘶鸣状，十分完整、生动、有神韵。马在汉代社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广泛地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汉武帝时，由于当时社会都广泛使用马、喜爱马，因此将张骞从西域引进的大宛马、乌孙马以及敦煌渥洼池发现的优良马种均冠以“天马”称号，汉武帝还创作了《天马歌》：“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来，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来，历无草，经千里，遁东道。天马来，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来，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来，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给光武帝的奏折中写到马的作用时这样叙述：“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远近之难。”汉代从武威到敦煌设有“厩”，是专门管理马匹的官方机构。
　　1956年发掘的磨咀子东汉墓中，出土有木雕舞俑，身着蝙蝠袖长袍、长袖，袖子上宽下窄，很像今天的蝙蝠袖，梳髻，有扬起右臂起舞的，有两人对称身体斜倾、各伸出左臂和右臂的，非常有律动感，表面着白色，上绘以黑、红两色花纹。一小块整木上稍加砍削，就呈现出长袖善舞的俑，非常写意（图4、5）。从舞者的舞姿来看应该是汉代流行的巾袖舞，巾袖舞是舞者舞袖或执巾而舞。早在战国时期，民间就有“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之说。汉代辞赋中亦有不少描写巾、袖舞蹈的句子，如张衡《西京赋》写：“振朱履于盘樽，奋长袖之飒纚”。巾袖舞蹈的形象在汉代的画像砖、石中十分常见。木雕舞蹈俑还非常罕见。木雕艺人在创作过程中抱着虔诚崇拜之情，抓住人物的性格、身份、面貌特征，大胆地运用概括、夸张、变形等手法，从而塑造出了极富想象力的作品。
　　武威磨咀子还出土了一些非常温情有趣的作品，如调皮的猴、栖息在木架上的鸡、正在戏水的鹅、驾车的木牛、单个的木牛等。造型憨态可掬，生活气息非常浓郁。还有懒散的卧狗、静坐摇尾的小狗。狗拿耗子，并不多管闲事。《吕氏春秋·士容》载：“狗乃取（捕）鼠”。战国时期，以狗捕鼠是正常事，而非闲事。到了汉代，养狗捕鼠已经成了民间习俗。雕刻的这些动物，憨态可掬的样子就蕴藏在简单的刀功之中，作品表面还带着切削的痕迹，就注入了饱满的生命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朴素真挚的情调，令人看后叫绝。
　　武威汉代木雕在当时大多数都不是精工制作的。可以看出，制作时的随意性很大，颇有“急就篇”的意味。
　　甘肃汉代木雕包罗范围广泛，所以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以其规模恢宏、风格朴拙豪迈而永保艺术魅力。文化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木雕艺术也和绘画、文学一样，运用它特殊的艺术手段，歌颂、赞美这生意盎然、生机勃勃的社会现象，以其丰富广泛的题材和奔放有力的气势、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时代精神，和自身所独具有的永恒艺术魅力，屹立于世界艺坛之上。
　　（杨凤明 甘肃省博物馆）
　　参考文献
　　1 傅天仇.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 秦汉雕塑
　　[M].1985.11
　　2 杨重琦.陇上珍藏[M].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