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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儒家倡导的和谐思想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方法论上看，儒家试图通过调和的方式，最终达到一种和谐。
从价值取向上看，儒家的全部道德理论，都是为了追求最终的和谐。
儒家“和”文化讲究“和心”，“和心”在处理人自身、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了我们至今仍需学习并加以倡导的各种素质；讲究“和而不同”，体现了强大的包容性，展示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容纳力；讲究“天人合一”，集中说明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这些涉及人类生活各方面的伦理道德思想与观念，至今令我们津津乐道。
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和”思想为历代统治者及民众所信奉，占据着统治地位。总体来说，儒家强调克己、修身，追求的是人格的和谐；“贵德重礼”追求的是群体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仇必和而解”追求的是整个天下的和谐。
一、个人自身的人格和谐、与他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最基本保证
儒家对于理想人格的培养，是按照“内圣外王”的理念来设计的，他们认为，只有人心的和谐，才能达致天下的有序与和谐，因此，儒家极其注重实现人格精神的和谐及对实现这种和谐的途径与方法的探究。
一个人自身的人格和谐、与他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最基本保证。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儒家制定了几个条件：
一是克己。克己是和谐关系的重要基础，要求个体“克己复礼”，要求我们约束自己的言行，遵守社会礼仪，以友善、恭敬的态度对待家人和其他社会成员。
二是礼让。“礼”既指人们的行为规范、法则、仪式，又指礼貌、礼节、礼仪等。“让”是指不争。儒家认为，只有以礼待人，才能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三是仁爱。“仁”强调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即“为仁由己”。内容上来讲，包括“爱人”和“孝悌”两方面的内容。“为仁”的途径也有二种：一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二是自我修行。
四是忠恕。儒家对“忠恕之道”有两种表达：一种为否定性表达，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给别人）；另一种是肯定性表达，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成功，也要使别人能成功；自己想通达事理，也要使别人能通达事理）。其核心思想就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讲究换位思考、“推己及人”（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想别人的心意。指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儒家认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
五是贵和。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人和与否是胜负的决定因素。俗语说“和气生财”，“以和为贵”，中国人把“贵和”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与和谐。
二、和而不同
“和”的观念之所以能成为儒学之精义，在于儒家在严格的意义上，将“和”与“同”区分开来。
“同”表现出来的是无差别与完全的契合，“和”则是一种融洽的相互存在。
“和而不同”是一种伦理学原则，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说：“君子和（可否相济，相辅相成）而不同，小人同（单一不二，无所差异）而不和。”何晏对此解释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
“和而不同”逐渐发展成为儒家的理想人格观、文化观、方略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和”与同的重要区别，在于本质性，承认本质性差异，才能做到正确认识“和”。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
这两种处理事物之间关系的方法，在道德层面上也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想道德境界。真正的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分歧、思想交锋的一团和气，而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对话、切磋、讨论，从而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协调统一、和谐互动的“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就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根源所在，正如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存在，文化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样，它是中国各学术流派以及不同文化间相互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古代所经历的几个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在中国逐步形成了儒、佛、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
“和而不同”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它的实质在于，允许多元文化的平等共存，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取长补短的前提下的一种交汇与融合，达到一种融洽的状态。
三、人类不仅要爱人类自身，还必须泛爱万物
“天人合一”是汉代的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干提出来的，但“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的起源是非常早的。儒家从孔子时就已经开始了从天道到人道的论证过程，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说，并试图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中确立起一个新的体系，于是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
“赞天地之化育”是儒家美学在先秦的共同取向，其认为真正的美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在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在于感性个体人格修养与社会人伦秩序建构的协调发展，该思想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表现。
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非常准确的点明了其中的旨意——人心与天地被连为一体，人心的所思所想，和天地万物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人类不仅要爱人类自身，还必须泛爱万物，达到一种“博爱”的精神状态。
总的说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儒家的思想理论是极其丰富的。尽管其提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共同表现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和与自然谐调一致的立场，共同构成处理和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选择。
从方法论上看，儒家试图通过调和的方式，最终达到一种和谐。
从价值取向上看，儒家的全部道德理论，都是为了追求最终的和谐。
儒家“和”文化讲究“和心”，“和心”在处理人自身、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了我们至今仍需学习并加以倡导的各种素质；讲究“和而不同”，体现了强大的包容性，展示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容纳力；讲究“天人合一”，集中说明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这些涉及人类生活各方面的伦理道德思想与观念，至今令我们津津乐道。
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和”思想为历代统治者及民众所信奉，占据着统治地位。总体来说，儒家强调克己、修身，追求的是人格的和谐；“贵德重礼”追求的是群体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仇必和而解”追求的是整个天下的和谐。
一、个人自身的人格和谐、与他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最基本保证
儒家对于理想人格的培养，是按照“内圣外王”的理念来设计的，他们认为，只有人心的和谐，才能达致天下的有序与和谐，因此，儒家极其注重实现人格精神的和谐及对实现这种和谐的途径与方法的探究。
一个人自身的人格和谐、与他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最基本保证。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儒家制定了几个条件：
一是克己。克己是和谐关系的重要基础，要求个体“克己复礼”，要求我们约束自己的言行，遵守社会礼仪，以友善、恭敬的态度对待家人和其他社会成员。
二是礼让。“礼”既指人们的行为规范、法则、仪式，又指礼貌、礼节、礼仪等。“让”是指不争。儒家认为，只有以礼待人，才能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三是仁爱。“仁”强调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即“为仁由己”。内容上来讲，包括“爱人”和“孝悌”两方面的内容。“为仁”的途径也有二种：一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二是自我修行。
四是忠恕。儒家对“忠恕之道”有两种表达：一种为否定性表达，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给别人）；另一种是肯定性表达，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成功，也要使别人能成功；自己想通达事理，也要使别人能通达事理）。其核心思想就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讲究换位思考、“推己及人”（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想别人的心意。指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儒家认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
五是贵和。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人和与否是胜负的决定因素。俗语说“和气生财”，“以和为贵”，中国人把“贵和”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与和谐。
二、和而不同
“和”的观念之所以能成为儒学之精义，在于儒家在严格的意义上，将“和”与“同”区分开来。
“同”表现出来的是无差别与完全的契合，“和”则是一种融洽的相互存在。
“和而不同”是一种伦理学原则，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说：“君子和（可否相济，相辅相成）而不同，小人同（单一不二，无所差异）而不和。”何晏对此解释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
“和而不同”逐渐发展成为儒家的理想人格观、文化观、方略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和”与同的重要区别，在于本质性，承认本质性差异，才能做到正确认识“和”。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
这两种处理事物之间关系的方法，在道德层面上也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想道德境界。真正的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分歧、思想交锋的一团和气，而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对话、切磋、讨论，从而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协调统一、和谐互动的“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就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根源所在，正如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存在，文化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样，它是中国各学术流派以及不同文化间相互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古代所经历的几个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在中国逐步形成了儒、佛、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
“和而不同”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它的实质在于，允许多元文化的平等共存，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取长补短的前提下的一种交汇与融合，达到一种融洽的状态。
三、人类不仅要爱人类自身，还必须泛爱万物
“天人合一”是汉代的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干提出来的，但“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的起源是非常早的。儒家从孔子时就已经开始了从天道到人道的论证过程，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说，并试图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中确立起一个新的体系，于是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
“赞天地之化育”是儒家美学在先秦的共同取向，其认为真正的美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在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在于感性个体人格修养与社会人伦秩序建构的协调发展，该思想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表现。
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非常准确的点明了其中的旨意——人心与天地被连为一体，人心的所思所想，和天地万物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人类不仅要爱人类自身，还必须泛爱万物，达到一种“博爱”的精神状态。
总的说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儒家的思想理论是极其丰富的。尽管其提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共同表现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和与自然谐调一致的立场，共同构成处理和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