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随着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日益得到重视，文化教材研究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梳理了近十年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材研究现状，发现对文化教材的编写原则和内容的研究是经典话题，对已有教材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是研究热点，本土化、国别化教材研究仍在深入，跨文化和地域文化视角是近十年研究的新方向。与此同时，文化教学教材研究也存在着理论研究缺乏针对性、实践研究内容与方法缺少创新性的问题。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材;研究综述
从20世紀80年代吕必松、张占一等学者提出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日益得到重视，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化教材编写研究也随之开展起来。本文回顾并梳理了2010年至今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材的相关研究，以期对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编写及文化教学方面有所助益。
目前，就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教材编写做专门阐述的专著并没有出现，只是在相关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或者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专著中涉及部分章节。例如李泉的《对外汉语教材通论》从宏观上对教材内容的文化取向做了总体上的阐述，指出对以语言交际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教材来说，文化内容取向的总原则应该是选取跟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李晓琪主编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梳理了2005年之前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相关研究现状，并收录了代表性论文，其中涉及文化教学教材研究文献有三篇，包括文化取向、教材编写和研究现状三个方面。
在论文方面，本文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2010—2020年的相关文献，并剔除与文化教学定位、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等无关的内容，得到论文108篇，对收集到的论文年份进行梳理（见表1），可以看到文化教学教材研究方兴未艾。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可以分为理论类研究和实践类研究两部分，理论类研究包括教材编写原则和内容选择、文化教材的开发和现状等;实践类研究包括自编教材设计和对已出版教材的考察。文化教学教材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类，尤其是对已出版教材的考察分析。
一、理论类研究情况
文化教学教材研究的理论部分，首先是对文化教材的开发与现状进行分析。齐子萱（2017）通过对唐朝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课教材进行梳理，勾勒出了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的发展史，指出从最开始的在综合课本中穿插文化介绍到如今专门的为不同文化类目编写的教材，汉语文化教材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郭力（2011）认为21世纪后文化课教材有了新的特点：品种内容多样、出版形式立体化、辅助教材渐成热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内容不够深入、难度大、缺乏跨文化视角等。另外还涉及到地域文化教材开发、国别文化教材开发、中国概况类教材开发等专门类别的开发研究。
在教材编写原则与内容的讨论上，文化教材编写的针对性、趣味性、时代性、实用性、客观性已经得到了学界认可。此外，付春媛（2010）认为还要注意教材的层级性和导入性，郭凌云（2012）提出编写时要注意文化对比，魏旭阳（2013）则对文化教材的趣味性进行了深入探究。在内容选择方面，文化教材普遍重古代文化、轻当代文化是学界的共识，尤其以周小兵（2010）、李泉（2011）的研究为代表。文化教材的另一通病是知识文化居多，交际性文化偏少。基于此，吴英成、罗庆命（2011）表示要注意文化教材的实用性和趣味性，文化的学习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汉语学习者顺利完成交际，因而文化交际性应该得到重视。
目前，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一定成果，尤其是对编写原则和编写内容的认识，基本得到了学界认可，由此引发众多研究者根据相关研究理论对已有教材展开了深层次的研究。
二、实践类研究情况
对已出版教材的考察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材研究的热点。在本文收集到的108份文献中，直接相关文章就高达85份，占比78.7%。所涉教材也十分丰富，有80种之多，包括文化教材和非文化教材，但直接以文化教材为研究对象的居多。
基于文化项目在初级阶段总是零星地蕴含于语言知识之中的考虑，对非文化教材的相关研究主要是考察教材中的文化因素安排是否合理，且多以初级汉语为主，分类方式基本参照魏春木、卞觉非和孟子敏、张占一的文化因素分类方式。此类研究对教材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量化考察，基本集中于交际文化因素和知识文化因素，当代文化因素与古代文化因素的对比中，具有趋同性。
对文化教材的研究涉及语言文化教材和专门性文化教材两类。考察内容大多是从语言点选择、生词选择、练习设置、文化导入方式、版面设计、编排体系等方面考量。例如李冬梅（2015）从文化导入、生词和语言点选编、练习和活动等方面进行了对比，指出当下语言文化类教材选材科学，注重实用性、交际性，但语言难度与内容深度不匹配，缺少双向文化视角，练习环节设计较为薄弱。此类研究虽然从多方面综合考量文化教材的编写，对一些经典教材的改良和新教材编写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但也存在研究教材扎堆的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丰富，且独特有趣，因此逐渐有学者注意到将地域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入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刘行（2020）在对南京地域文化的考察中提倡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丰富文化项目，形成地域文化发展与留学生汉语能力提高共赢的局面。在民俗文化方面，学者指出民俗文化内容选择时要注意地域性、现代性与趣味性等原则。将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融入教材之中，是对我国文化教学的拓展和深入。
缺乏跨文化意识是之前教材编写中的通病，近几年从跨文化角度对教材进行考察的研究日益增多，表明了研究者跨文化意识的深入。例如殷鹏（2011）根据跨文化交际理论，指出当前文化教材在跨文化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因文化优越感和炫耀意识;某些文化内容介绍的话语风格不利于外国学习者的理解，没有体现文化通感等。何洁（2012）从跨文化传播的编码与解码过程对教材进行考察，指出文化差异认识不足、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义等因素容易导致编码失败。 除了对我国出版的通用型教材进行研究，根据研究者所在国家和地区，对国别教材和本土教材进行研究的文献也不少，集中于美国、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这与我国孔子学院的发展密切相关。此外，还有将国内通用教材与本土或国别教材进行对比，發现国别和本土教材普遍比国内通用教材更具实用性和趣味性，这为我国的教材编写提供了改进意见。
在教材设计方面，由于当今市场全景式的教材比较丰富，因而研究者多从微观角度出发，植根于传统文化以及地域文化进行教材设计。2016年，二十四节气词成为热点话题，引发了研究者编著二十四节气教材的热情。还有学者关注到我国经典文学作品，从内容选取和样式设计两方面编写文化阅读教材。同时，地域文化也是教材编写者关注的热点，张敏（2015）、孟凡江（2017）从自身所处的地域出发，进行了地域文化教材编写的尝试。文化教材设计是研究者们为丰富教材种类、深入展现中华文化不同内容做出的有益尝试，值得鼓励和肯定。
三、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近十年教材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看到文化教学的教材研究方兴未艾，对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原则的探讨是经典问题，从微观角度对现有教材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考察分析是热点话题，从跨文化角度考察教材的编写已经成为学者的新意识，关注地域文化的融入也成为研究的新方向，更具有针对性的国别教材和本土教材的研究仍在继续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文化教材理论研究与综合教材编写的研究相似度极高，未能突出文化教材的针对性和特殊性;实践研究部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雷同，呈现出模式化的趋向，尤其是对已有教材的考察，只是“换汤不换药”。
总而言之，要真正推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发展，教材研究不可或缺。而要真正促进教材的进步与发展，打破“当前教材良莠不齐，难以满足教学需要”的困境，我们仍需要发掘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结合教学的实践经验，推陈出新，才能让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材研究有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李泉.文化内容呈现方式与呈现心态[J].世界汉语教学，2011，25（3）：388-399.
[2]周小兵，罗宇，张丽.基于中外对比的汉语文化教材系统考察[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145（5）：1-7.
[3]付春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材的编写问题[J].国际汉语学报，2010：168-170.
[4]殷鹏.从跨文化角度分析对外汉语文化类教材[D].济南：山东大学，2011.
[5]郭力.汉语文化教材出版现状与开发策略[J].国际汉语，2011：72-77+117.
[6]齐子萱.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发展史研究[D].兰州大学，2017.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材;研究综述
从20世紀80年代吕必松、张占一等学者提出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日益得到重视，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化教材编写研究也随之开展起来。本文回顾并梳理了2010年至今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材的相关研究，以期对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编写及文化教学方面有所助益。
目前，就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教材编写做专门阐述的专著并没有出现，只是在相关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或者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专著中涉及部分章节。例如李泉的《对外汉语教材通论》从宏观上对教材内容的文化取向做了总体上的阐述，指出对以语言交际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教材来说，文化内容取向的总原则应该是选取跟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李晓琪主编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梳理了2005年之前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相关研究现状，并收录了代表性论文，其中涉及文化教学教材研究文献有三篇，包括文化取向、教材编写和研究现状三个方面。
在论文方面，本文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2010—2020年的相关文献，并剔除与文化教学定位、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等无关的内容，得到论文108篇，对收集到的论文年份进行梳理（见表1），可以看到文化教学教材研究方兴未艾。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可以分为理论类研究和实践类研究两部分，理论类研究包括教材编写原则和内容选择、文化教材的开发和现状等;实践类研究包括自编教材设计和对已出版教材的考察。文化教学教材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类，尤其是对已出版教材的考察分析。
一、理论类研究情况
文化教学教材研究的理论部分，首先是对文化教材的开发与现状进行分析。齐子萱（2017）通过对唐朝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课教材进行梳理，勾勒出了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的发展史，指出从最开始的在综合课本中穿插文化介绍到如今专门的为不同文化类目编写的教材，汉语文化教材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郭力（2011）认为21世纪后文化课教材有了新的特点：品种内容多样、出版形式立体化、辅助教材渐成热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内容不够深入、难度大、缺乏跨文化视角等。另外还涉及到地域文化教材开发、国别文化教材开发、中国概况类教材开发等专门类别的开发研究。
在教材编写原则与内容的讨论上，文化教材编写的针对性、趣味性、时代性、实用性、客观性已经得到了学界认可。此外，付春媛（2010）认为还要注意教材的层级性和导入性，郭凌云（2012）提出编写时要注意文化对比，魏旭阳（2013）则对文化教材的趣味性进行了深入探究。在内容选择方面，文化教材普遍重古代文化、轻当代文化是学界的共识，尤其以周小兵（2010）、李泉（2011）的研究为代表。文化教材的另一通病是知识文化居多，交际性文化偏少。基于此，吴英成、罗庆命（2011）表示要注意文化教材的实用性和趣味性，文化的学习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汉语学习者顺利完成交际，因而文化交际性应该得到重视。
目前，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一定成果，尤其是对编写原则和编写内容的认识，基本得到了学界认可，由此引发众多研究者根据相关研究理论对已有教材展开了深层次的研究。
二、实践类研究情况
对已出版教材的考察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材研究的热点。在本文收集到的108份文献中，直接相关文章就高达85份，占比78.7%。所涉教材也十分丰富，有80种之多，包括文化教材和非文化教材，但直接以文化教材为研究对象的居多。
基于文化项目在初级阶段总是零星地蕴含于语言知识之中的考虑，对非文化教材的相关研究主要是考察教材中的文化因素安排是否合理，且多以初级汉语为主，分类方式基本参照魏春木、卞觉非和孟子敏、张占一的文化因素分类方式。此类研究对教材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量化考察，基本集中于交际文化因素和知识文化因素，当代文化因素与古代文化因素的对比中，具有趋同性。
对文化教材的研究涉及语言文化教材和专门性文化教材两类。考察内容大多是从语言点选择、生词选择、练习设置、文化导入方式、版面设计、编排体系等方面考量。例如李冬梅（2015）从文化导入、生词和语言点选编、练习和活动等方面进行了对比，指出当下语言文化类教材选材科学，注重实用性、交际性，但语言难度与内容深度不匹配，缺少双向文化视角，练习环节设计较为薄弱。此类研究虽然从多方面综合考量文化教材的编写，对一些经典教材的改良和新教材编写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但也存在研究教材扎堆的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丰富，且独特有趣，因此逐渐有学者注意到将地域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入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刘行（2020）在对南京地域文化的考察中提倡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丰富文化项目，形成地域文化发展与留学生汉语能力提高共赢的局面。在民俗文化方面，学者指出民俗文化内容选择时要注意地域性、现代性与趣味性等原则。将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融入教材之中，是对我国文化教学的拓展和深入。
缺乏跨文化意识是之前教材编写中的通病，近几年从跨文化角度对教材进行考察的研究日益增多，表明了研究者跨文化意识的深入。例如殷鹏（2011）根据跨文化交际理论，指出当前文化教材在跨文化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因文化优越感和炫耀意识;某些文化内容介绍的话语风格不利于外国学习者的理解，没有体现文化通感等。何洁（2012）从跨文化传播的编码与解码过程对教材进行考察，指出文化差异认识不足、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义等因素容易导致编码失败。 除了对我国出版的通用型教材进行研究，根据研究者所在国家和地区，对国别教材和本土教材进行研究的文献也不少，集中于美国、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这与我国孔子学院的发展密切相关。此外，还有将国内通用教材与本土或国别教材进行对比，發现国别和本土教材普遍比国内通用教材更具实用性和趣味性，这为我国的教材编写提供了改进意见。
在教材设计方面，由于当今市场全景式的教材比较丰富，因而研究者多从微观角度出发，植根于传统文化以及地域文化进行教材设计。2016年，二十四节气词成为热点话题，引发了研究者编著二十四节气教材的热情。还有学者关注到我国经典文学作品，从内容选取和样式设计两方面编写文化阅读教材。同时，地域文化也是教材编写者关注的热点，张敏（2015）、孟凡江（2017）从自身所处的地域出发，进行了地域文化教材编写的尝试。文化教材设计是研究者们为丰富教材种类、深入展现中华文化不同内容做出的有益尝试，值得鼓励和肯定。
三、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近十年教材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看到文化教学的教材研究方兴未艾，对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原则的探讨是经典问题，从微观角度对现有教材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考察分析是热点话题，从跨文化角度考察教材的编写已经成为学者的新意识，关注地域文化的融入也成为研究的新方向，更具有针对性的国别教材和本土教材的研究仍在继续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文化教材理论研究与综合教材编写的研究相似度极高，未能突出文化教材的针对性和特殊性;实践研究部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雷同，呈现出模式化的趋向，尤其是对已有教材的考察，只是“换汤不换药”。
总而言之，要真正推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发展，教材研究不可或缺。而要真正促进教材的进步与发展，打破“当前教材良莠不齐，难以满足教学需要”的困境，我们仍需要发掘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结合教学的实践经验，推陈出新，才能让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材研究有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李泉.文化内容呈现方式与呈现心态[J].世界汉语教学，2011，25（3）：388-399.
[2]周小兵，罗宇，张丽.基于中外对比的汉语文化教材系统考察[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145（5）：1-7.
[3]付春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材的编写问题[J].国际汉语学报，2010：168-170.
[4]殷鹏.从跨文化角度分析对外汉语文化类教材[D].济南：山东大学，2011.
[5]郭力.汉语文化教材出版现状与开发策略[J].国际汉语，2011：72-77+117.
[6]齐子萱.对外汉语文化课教材发展史研究[D].兰州大学，2017.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