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英国殖民者到达美洲大陆后不久，奴隶制就开始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起初，殖民者会把美洲原住民当作奴隶贩卖，随后开始从非洲大陆大量进口黑人奴隶，作为补充。
　　1661年弗吉尼亚殖民地最早将奴隶制合法化，承认“自由人拥有奴隶的权利”，将奴隶认定为可以买卖或赠予的私人财产。
　　当时的法令确保了殖民者可以一代又一代通过长期剥削黑奴获利，也使得白人殖民者不必对其和女性黑奴所生的孩子承担身为父亲的养育之责，同时限制了殖民者和异族通婚的丑闻。在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最早组成美国的13个殖民地全部陆续通过了支持奴隶制的法律法规。
　　北美的奴隶人数在17世纪末开始指数级增长。到了1776年，来自非洲的奴隶人数已经占美国13个殖民地总人口的两成。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黑奴占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0%和40%。
　　在美国立国的过程中，奴隶制进一步得到了制度的肯定。虽然美国《独立宣言》中有“人人受造而平等”的章句，但在签署《独立宣言》的56个人中，41个都拥有奴隶。《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一生累计拥有超过600个奴隶。前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就曾公开质疑那些美国独立主义者：既然认为人人平等，为什么不先解放自己的奴隶？
　　美国宪法里虽然没有明文提及“奴隶”这个词，但是在多个条文中给予了蓄奴者极大的特权。例如宪法第四条第二款的制定，就是为了防止奴隶靠逃到其他州的方式获得自由。
　　在美国建国之初，蓄奴的政客长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利弗·霍顿总结道：从华盛顿到林肯当选总统的72年间，有50年是奴隶主担任美国总统，而在这期间竞逐连任的总统无一不是奴隶主。

　　从华盛顿到林肯当选总统的72年间，有50年是奴隶主担任美国总统。

　　从18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些反对奴隶制的声音。但在高度依赖农业的美国南方，当地的政治经济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奴隶人口也比北方多得多，因此废除奴隶制的思想遭到了强烈的抵抗。而影响南方奴隶制存续最主要的经济因素，就是当地蓬勃发展的棉产业。

棉花上帝论

　　18世纪末，轧棉机的出现刺激了美国南方腹地的棉花种植产业，同时增加了对奴隶劳动的需求。毫不夸张地说，轧棉机的出现重振了当时正逐渐走向衰落的奴隶制。
　　从1790年到1860年，美国棉花产量增长了惊人的1000倍。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北部和欧洲有数十万到成百万捆的棉花购买需求。棉花由此成了美国第一个重要的全球业务，以及领土扩张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

　　到了南北战争爆发的前夕，美国南方几个州制造的棉花占到了世界棉花总产量的75%，出口的棉花每年为美国创造近2亿美元的收入。
　　正因为棉花对美国经济有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前州长詹姆斯·亨利·哈蒙德在1858年发表了著名演讲《棉花为王》。这位拥有300多名奴隶的南方人在联邦参议院傲慢地宣称：“世界上有任何神志清醒的国家会和棉花开战吗？如果有国家朝我们开战，我们不用开一枪一炮、剑不出鞘就能征服他们。如果三年没有棉花供应他们会如何？英格兰将会带着整个（西方）文明世界一起轰然崩塌，而（美国）南方将幸免于难。棉花就是王。”
　　哈蒙德的這番言论十分具有代表性。当时的南方人普遍对棉花产业非常自豪。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美国经济乃至世界贸易的命脉。“棉花为王”的政治口号，在内战前的南方开始广为流传。这也为两年后南方州脱离联邦、进而引发美国内战埋下了伏笔。
　　当时南方政客的设想是，利润丰厚的棉花产业可以让南方经济自给自足，同时他们可以通过控制棉花出口的方式，摧毁美国东北地区的纺织业，并且让英法等依赖美国棉花进口的国家出兵协助南方。
　　受到美国近年来宣传的影响，一些人认为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关于“废奴”理念的斗争，这其实是误解。在历史上，这场险些葬送国家的血腥内战起因，是南方和北方州迥异的经济模式，与难以调解的利益分歧。而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发动战争的初衷，就是为了保存联邦。
　　到1861年，宣布脱离联邦独立建立新政权的7个南方州，都是经济高度依赖棉花的州，而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等几乎不产棉的蓄奴州选择留在北方联邦。由于这些州效忠联邦，联邦政府当时并未取缔这些州的奴隶制度。在林肯于1863年宣读《解放黑奴宣言》后，他的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半嘲讽地评论道：“我们现在宣布解放那些我们管不到的州的奴隶，但是继续奴役那些我们真正有能力解放的人，这实际上是对奴隶制的同情。”足可见，无论开战还是宣言，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可以说，棉花是19世纪美国历史真正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美国南方“棉花王国”的核心支柱和力量源泉就是奴隶制。北方联邦希望通过废除奴隶制的方式，摧毁南方的棉花经济，进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分裂问题。

奴隶制塑造“完美”劳动力

　　产棉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棉花作物的种植、采摘到加工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种经济模式的致命弱点，就是来自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一旦劳动力供需失衡，就会出现“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等现象。
　　当时自动化采棉机械尚未被发明出来，采棉严苛而随机的用工条件，很难通过正常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得到满足。奴隶制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完美方案”。黑奴被殖民者从遥远的非洲大陆绑架到了美洲。他们在陌生的新大陆举目无亲，逃跑的机会微乎其微，更不可能自由“跳槽”，选择更高的薪水。
　　一位名叫威廉·韦尔斯·布朗的逃跑奴隶，讲述在种植园里，男性奴隶每天必须采摘80磅棉花，女性奴隶则需要每天采摘70磅棉花。如果有任何奴隶没有达标，他们每少一磅就要受到一定次数的鞭打。一名曾观摩过奴隶拍卖会的纽约人称，至少3/4的男性黑奴后背都有鞭痕。

“福利制度”诡辩

　　当时的《美国棉花种植者》杂志称，黑奴为“全世界最廉价且最容易获得的劳工”。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的说法，酷刑是美国种植者生产更多棉花的能力根源。从这一角度看，奴隶制实际上是一种保护白人种植者免受劳动力市场风险威胁以及确保棉花产量的“公共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棉花产量最大化，一些南方的种植园主逐渐开始采取比二元奖惩更复杂的机制管理奴隶。佐治亚的一个农场主这样描述他的经验：“我的首要任务是选择合适的位置，然后为我的黑奴们建造舒适的房屋。我会建一个大房子作为（黑奴子女的）托儿所，所有的孩子都在白天被帶走，并由一个细心而有经验的女人照顾。她的唯一职责就是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喂养和照顾。我有一间大而舒适的医院为生病的黑奴们治病。我还有一名很好的小提琴手，我为他提供充足的琴弦，让他每周六为我的黑奴拉琴，直到12点。”

　　这种“家长式”管理制度一方面全方位地确保奴隶付出更高效的劳动，同时也强化了种植园主对奴隶的监视和控制，使得他们愈发难以离开种植园。当时的南方知识界人士甚至据此辩称，奴隶制是一种“全然有益”的“福利制度”。
　　这些充满偏见的谬论放到今天来看，实在令人咋舌。如果这些南方的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地相信奴隶制，那么他们应该自己加入这种制度，去和黑奴一起摘棉花。显然，这套说辞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南方种植园主的经济利益。无论黑奴的环境得到怎样的改善，他们最终还是被白人当作牲畜和工具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