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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曾说过，人类文明的发展史，都承认曾经有一个辉煌的“轴心时代”。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铁器时代”的飞跃，无论东方西方，就都可以“养”出一大批“吃饱饭找事干”的坐下来深入思考的“闲人”，于是都在异地、于同时，不约而同地共同思考和探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一些人类永恒思考的基本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最基本的“人性”问题。而后来的思想无论如何进化、发达和丰富，总要回到或围绕这些“原点性”问题再探讨、再展开、再深化。
我认为，这个认识发展的规律，其实就是认识发展中的历史唯物论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的体现。所以“轴心时代”叫“转轴时代”，不仅更符合英文的原意，意思也更为确切。
从这个角度，不妨来对基督教的人性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论，作一番简单的比较。
曾有朋友问我：
基督教观点认为人是有原罪的，是性恶的，这是摆脱不掉的。所以基督教徒进教堂总是在忏悔，不断地忏悔。他们很难像孟子所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而是不断忏悔诚而又诚，真正能否达到至诚，不是人自己说了算，而是上帝说了算。是吗
我也一直不解，为什么全世界信仰基督教（含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者，竟达20亿人之多 原因之一，就是其有另一套“人性論”在不断吸引和征服人心。我们不能不正视这种现象。
“原罪观”其实有助于人类对自我本性的全面反思和把握。基督教强调人性既有善，也有恶，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性善是指上帝根据自己的“肖像”造人，因而人本身具有神性本质，有真善美的积极因素；但同时，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吃禁果犯了罪，导致全体人类的本性中又有罪的一面，人生而有罪，为 “原罪”。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赎罪，而达到“人性完美”“成德成圣”，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信仰上帝的信徒得以从原罪中被拯救出来。人只有体察到这种人性 “幽暗” 的存在（即“原罪”），才可能以一种高度的自省精神来彻底否定自我，从而达到获取真正自由和人性新生的起始。
恩格斯说：
基督教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1882年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并且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恩格斯语）。
那么，人性究竟是善、是恶，究竟有没有“原罪”，人如何才能实现“性善” 围绕这些归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人类永恒思考的基本问题，就产生了“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和“以神为本”的“神本主义”的两大分野。多少神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观点，乃至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其实大都绕此展开。
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认为 ：（1）人性是内在的、本有的； （2）人性是人所共同的，是有普遍性的，尽管不是本质主义的普遍性；（3）人性是需要存养，可以发展的。有学者认为，孟子所讲的四心、四端，是因为他意识到恻隐、羞恶、恭让、是非或曰仁、义、礼、智四端，是作为人普遍接受的法则，从而人的行为准则要向这个法则看齐，而且这是自在的善，是一种自律不是他律。
一般认为荀子是主张“性恶论”的，但荀子其实同时提出一个概念，叫作“化性起伪”，即更看重他律。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化”可以理解为改造，“伪”字梁先生作了字义考证，可以理解为通过心去学习思考改变。荀子认为，人具有这种能力。实际上他在认为，后天的作用在人性形成中具有决定性。
如果说荀子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之说，其“伪”非“虚伪”之“伪”，而是“心为”之“为”；基督教的“原罪观”其实同样也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只不过此“伪”非人心之可为和能为，而是人之一切努力皆“虚伪”，只有不断虔诚祈求上帝之“为”才可为。上帝就在心中，“心为”就是“神为”。我认为，“人之为人，以求善至善为人性”去理解，而不是重在去分辨人以“善性”还是“恶性”孰“为真正的性”。孟荀或可由此统合。甚至还可以把王阳明之“致良知”说（他说“此良知二字，实乃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也统合进来了。人性的本质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而是他既可能选择善，也可能选择恶，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选择并坚持善，这才是人的独特之处，也就是孔子讲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马克思的话就说得更明白更透彻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问题越比较越复杂，不妨再回到“原点”来看。读《易经》可知，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讲阴爻阳爻而八卦生，在天地人合一中阐释人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读《圣经》可知，西方文化的基因，讲上帝造人，亚当、夏娃都是上帝造的，其实也就是阴阳，但阴阳交合而生人是人之原罪，人类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原罪，只能靠上帝拯救。一个从“爻”之变而道法自然，生生不息；一个自“神”而始只能靠神，崇神第一。中西方原创思维从一开始就分途了。一个是人本，一个是神本。
当然，东西方思维的差别除了人本与神本的差别外，还有《易经》中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整体思维”。东西方思维一开始的区别还在于整体与部分、综合与分析思维方面的差别。季羡林先生讲过，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思维。从“三才合一的整体思维”，展开就是梁涛先生所概括的“仁学三维”：1.立足于己（成己爱人，将仁落实到心，“仁，人心也”，即心言性）；2.由己而“向上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3.由己“向外推”（“克己复礼为仁”）。
这一比较，回到“人性论”的原点，回到“轴心时代”或“转轴时代”的讨论，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与西方文化的神本主义，孰优孰劣，高下立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我认为，这个认识发展的规律，其实就是认识发展中的历史唯物论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的体现。所以“轴心时代”叫“转轴时代”，不仅更符合英文的原意，意思也更为确切。
从这个角度，不妨来对基督教的人性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论，作一番简单的比较。
曾有朋友问我：
基督教观点认为人是有原罪的，是性恶的，这是摆脱不掉的。所以基督教徒进教堂总是在忏悔，不断地忏悔。他们很难像孟子所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而是不断忏悔诚而又诚，真正能否达到至诚，不是人自己说了算，而是上帝说了算。是吗
我也一直不解，为什么全世界信仰基督教（含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者，竟达20亿人之多 原因之一，就是其有另一套“人性論”在不断吸引和征服人心。我们不能不正视这种现象。
“原罪观”其实有助于人类对自我本性的全面反思和把握。基督教强调人性既有善，也有恶，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性善是指上帝根据自己的“肖像”造人，因而人本身具有神性本质，有真善美的积极因素；但同时，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吃禁果犯了罪，导致全体人类的本性中又有罪的一面，人生而有罪，为 “原罪”。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赎罪，而达到“人性完美”“成德成圣”，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信仰上帝的信徒得以从原罪中被拯救出来。人只有体察到这种人性 “幽暗” 的存在（即“原罪”），才可能以一种高度的自省精神来彻底否定自我，从而达到获取真正自由和人性新生的起始。
恩格斯说：
基督教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1882年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并且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恩格斯语）。
那么，人性究竟是善、是恶，究竟有没有“原罪”，人如何才能实现“性善” 围绕这些归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人类永恒思考的基本问题，就产生了“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和“以神为本”的“神本主义”的两大分野。多少神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观点，乃至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其实大都绕此展开。
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认为 ：（1）人性是内在的、本有的； （2）人性是人所共同的，是有普遍性的，尽管不是本质主义的普遍性；（3）人性是需要存养，可以发展的。有学者认为，孟子所讲的四心、四端，是因为他意识到恻隐、羞恶、恭让、是非或曰仁、义、礼、智四端，是作为人普遍接受的法则，从而人的行为准则要向这个法则看齐，而且这是自在的善，是一种自律不是他律。
一般认为荀子是主张“性恶论”的，但荀子其实同时提出一个概念，叫作“化性起伪”，即更看重他律。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化”可以理解为改造，“伪”字梁先生作了字义考证，可以理解为通过心去学习思考改变。荀子认为，人具有这种能力。实际上他在认为，后天的作用在人性形成中具有决定性。
如果说荀子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之说，其“伪”非“虚伪”之“伪”，而是“心为”之“为”；基督教的“原罪观”其实同样也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只不过此“伪”非人心之可为和能为，而是人之一切努力皆“虚伪”，只有不断虔诚祈求上帝之“为”才可为。上帝就在心中，“心为”就是“神为”。我认为，“人之为人，以求善至善为人性”去理解，而不是重在去分辨人以“善性”还是“恶性”孰“为真正的性”。孟荀或可由此统合。甚至还可以把王阳明之“致良知”说（他说“此良知二字，实乃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也统合进来了。人性的本质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而是他既可能选择善，也可能选择恶，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选择并坚持善，这才是人的独特之处，也就是孔子讲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马克思的话就说得更明白更透彻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问题越比较越复杂，不妨再回到“原点”来看。读《易经》可知，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讲阴爻阳爻而八卦生，在天地人合一中阐释人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读《圣经》可知，西方文化的基因，讲上帝造人，亚当、夏娃都是上帝造的，其实也就是阴阳，但阴阳交合而生人是人之原罪，人类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原罪，只能靠上帝拯救。一个从“爻”之变而道法自然，生生不息；一个自“神”而始只能靠神，崇神第一。中西方原创思维从一开始就分途了。一个是人本，一个是神本。
当然，东西方思维的差别除了人本与神本的差别外，还有《易经》中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整体思维”。东西方思维一开始的区别还在于整体与部分、综合与分析思维方面的差别。季羡林先生讲过，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思维。从“三才合一的整体思维”，展开就是梁涛先生所概括的“仁学三维”：1.立足于己（成己爱人，将仁落实到心，“仁，人心也”，即心言性）；2.由己而“向上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3.由己“向外推”（“克己复礼为仁”）。
这一比较，回到“人性论”的原点，回到“轴心时代”或“转轴时代”的讨论，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与西方文化的神本主义，孰优孰劣，高下立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