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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身后，其入室弟子、“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见《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身后，笔者的授业恩师、北京大学名教授陈平原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思想家”（见《当年游侠人》）。
这里要讲的，是民初洪宪变制前后袁世凯“攘夺国柄，以遂私图”，章太炎气愤不过，主动打上门去，和政坛枭雄挥起老拳的一段风云岁月——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北京二年多，至袁死后方才重获自由。具体时间的起止，是从1913年8月到1916年6月。
民国建元伊始，章太炎未始不曾对袁稍有好感，这好感很大程度来源于章与孙（中山）、黄（兴）此前几度交恶，且对这两位的任事能力颇有月旦，所谓“孙君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甚至责备南京政府“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这里具体影射的是汉冶萍公司抵押日本借款事），一党专制，惟务阿谀”，亦看不惯“共和初政，少年横欲推致极端”，执政躁进，更因为“南府昏缪，自翦羽翼，不任燮伐，假手袁氏，势自然也”——光复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暗杀无疑是此时章太炎支持北都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然而令太炎也未曾料到的是，“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民国首任总统包括其属下办事越来越无法无天。显然，不习惯“在约法中讨生活”的老官僚袁世凯与新体制兼不成熟的共和国之间，终于有了无法化约的矛盾。而这是身为光复领袖、民国元老（章太炎与吴稚晖、蔡元培、于右任等人被南京政府“册封”为“四老”）、自身学养厚植与思想深邃精悍都当世无匹的太炎先生所无法忍受与听之任之的。他要“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要知道，一生低首顾亭林（明季遗民大儒）的章太炎本身就是追求“行止合一”的行动派，一个很不甘于“仅垂空文”的实干家。
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章自述民国元年曾到武昌，闻说湖北人特重张之洞，“以为人才、军实皆张氏所遗，以为倡义资也”。章从武昌回来后进京见到袁世凯言及此事。不料袁竟“愤然曰：‘南皮竖儒，今犹为人引重耶？’”，又不依不饶“数张过咎数端”，认为“部练陆军及遣学生出洋，皆己所建，明无与南皮”，这番自我炫耀行为竟然喋喋不休“剧谈至三刻顷”。无疑章太炎这一见之下对袁世凯相当失望：
余始虽审袁公雄猜，犹谓非卞急者；及闻其排诋张之洞，独念曰：“死者尚忌之，况于生人！褊浅若是，盖无足观矣。”
“卞急”、“褊浅”，这样的政治性格恰恰是太炎不喜欢的，他之排孙斥黄，未始不与此标准相关。他于民国人物独推年轻的宋教仁以为“堪为宰辅”，欣赏的就是宋“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很对章的脾气。饶是如此，书生气长的太炎先生总算以大局为重，此后仍多次上书大总统袁世凯商榷国是。
1913年8月11日章太炎冒危进入京师，起因在欲领导共和党实行反袁活动（时章太炎为共和党副理事长，有领导党务的责任），“要与诸志士同出患难，为中夏留一线光明”（《致伯中书》十一）。章氏原本自许特高，“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按，国名为章提议拟定），不忍其覆亡，故来相识”，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根据时人的亲历追忆来看，似乎太炎这次入京本身，其实是袁或者其手下有意策划的一次骗局：
太炎先生居沪，常发表反袁文字，报章轰载，袁恨而畏之。鄂人陈某献策，谓彼有法致太炎于北京。
民国建元、袁氏当国以后，由日返沪的章太炎的确不断发表政论文字，诸如《致袁世凯商榷官制电一》（1912年2月）、《论国民捐之弊》（1912年6月）、《内阁进退论》（1912年6月）、《新纪元星期报发刊词》（1912年9月）等。虽持论清刚、高瞻远瞩，却直言不讳乃至指手划脚，正犯袁氏独裁专权的用人大忌。1913年5月9日《顺天时报》刊出的信函继续苦口婆心谓“大总统苦心经营，推倒清室，功不在黎、黄下，乃为宵人所误”、“何苦保佞谀之禄位，随一己之令名”，同月14日《致袁世凯》电可就指名道姓将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目为“四凶”必欲去之而后快。1913年7月3日《致伯中书》更鲜明表态“项城不去中国必亡”。这话虽非公开意见，7月17日的《宣言书》可是宣告了统一政府“政以贿成，厉行暗杀，贼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远贤智而近馋佞”的大过，如上“四凶”而外，更增加王赓、陈汉第、陆建章构成七害，均视为“当戮者”。总之，这个运行仅仅一年的北京政府“恶逾夏癸，罪倍商辛”，较之曾令太炎痛恨的“南京政府”又下一筹。太炎一管大笔，雄深雅健、嬉笑怒骂，十分动人心魄，百年以后读来还让人为之悚然惕然，追念不已。这些言论如钉板上，掷地有声，怎么能怪将袁氏集团面对太炎的存在感到坐卧不安呢？
这个负责出谋划策“赚”太炎入觳的所谓“鄂人陈某”，随即与共和党员郑、胡（疑即胡培德）等商量，言目前党势孤危，需请太炎来京主持党务，来后不久自然即将其幽闭。据说此后“携黎（元洪）入京”、将其软禁瀛台也是“陈实主谋”。
几事上下勾连，推而断之，“鄂人陈某”很可能就是袁氏集团此时的智囊人物陈宦。陈宦（1869—1939）是湖北安陆人，1911—1912年为黎元洪幕僚，1912年入京后大受袁世凯信赖。1913年护法战争袁世凯能够击败反对他的各路诸侯，基本统一中国，其中湖北、江苏的平定陈宦出力最大。1915年2月袁为统一大西南与两广，特派陈往任四川总督、掌军政大权，行前并让“皇太子”袁克定与他结拜兄弟。后陈宦于1916年5月22日在四川宣布独立反袁。据说这是置已经风雨飘摇的袁氏帝国于死地的最后致命一击。《民国文献》记载：“陈自袁氏无能为，猝响应义师，通电暴袁罪恶，视倡义诸将领语气殆有过焉。电末有袁逆密以巨款三千万汇存英伦，将逃亡计等语。时袁忧危成疾，阅电大忿，凄然而起日：‘人心大变，乃至是耶！’言已，呃逆气喘，病加剧……人谓陈琳之檄可以愈头风，陈宦一电，则不啻袁之催命符。”袁实在没有想到他陈宦也会反对自己。
其实太炎与陈宦两人之间的梁子，在民元初相见即已结下，断陈宦趁机公报私仇也说得过去。据说太炎曾一口断定陈宦“此中国第一等人物，然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陈宦自然又恨又怕——当然还有佩服，甚至不乏“得意”。二十多年以后，1936年太炎病逝江南，和他同岁而生、晚死三年的陈宦当时在北京严守出处颇受清贫，闻讯亲制挽联寄往苏州：“囊括大典，整齐百年，否岁值龙蛇，千载修名君比郑；人号三国，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这简直是将太炎与自己视作知音了。
写作《洪宪纪事诗》的刘成禺也是湖北人，这次章太炎幽居北京期间，刘“自癸丑至丙辰，追随先生，始终其事”，算有半师之分。关于“湖北人”问题，章、刘两人之间曾有风趣的讨论。刘自述1913年在上海曾力阻太炎北上，谓共和党“党员志趣复杂，保无有以先生为饵者。先生虽笃信鄂人，鄂人亦未尽可信”。但太炎以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立意要进京。1914年刘成禺在化石桥共和党部再次见到已经困住无奈的章太炎。章一见刘，即说：“你湖北人设计卖我。”刘分辩说在沪我曾劝过你不可尽信鄂人嘛。太炎于是持杆大拍：“你不卖我！”
国学大师遇见政坛枭雄，习惯掰手腕的自然不允许讲道理，太炎几乎马上陷入被软禁的处境，“戒严副司令陆建章以宪兵守门，余不得出”（《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但太炎自述过于简劲，似乎还有一点夸张的成分，或者说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实际情况是，当时太炎被幽禁之处凡数变：其一为共和党总部期间；其二为龙泉寺期间；其三为徐医生本司寓所；其四为钱粮胡同期间，中间似乎还短暂幽居过兵备处。
共和党党部期间，尚可自由活动，不过每逢乘马车出门，“宪兵跃登车前后夹卫之”，太炎初未留意何以如此护卫隆重。此举再三复见，方才大疑，一旦询出实情，太炎“乃大怒，操杖逐之，宪兵逃”，并告诉共和党干事吴宗慈：“袁狗被吾逐去矣。”实际上呢？宪兵则“易便服来”，不敢招惹太炎却去找“组织”（党部）谈判，说是“奉上命来，保护章先生，虽触怒不敢怠”，改成便衣打扮，混在“司阍室中”，监护行为由地上转入地下。“组织”当然惹不起总统，唯独“不令先生知耳”。
太炎憋在党部斗室当中，穷极无聊，惟日与三数党员穷侃，“上天下地，无所不谈”：
谈话既穷，继以狂饮，醉则怒骂，甚或于窗壁遍书袁贼字以泄愤。或掘树书袁贼，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矣”。骂倦则作书自遣，大篆小楷行草，堆置案头，日若干纸。
老是如此郁闷总不是办法，“穷愁抑郁既以伤生，纵酒谩骂尤非长局”。何况黎元洪又托人带话来，说袁世凯对章太炎“尚具善意，但不欲其出京及发表任何文字耳”。闷得实在无法，“同人劝以讲学自娱”，于是有国学讲习所之设。
讲学的地点就在共和党总部所在地化石桥（在西城区，正阳门今之和平门之内），讲室设在会议厅大楼，听讲情形很是动人：
报名者沓至。袁氏私人受命来监察者，亦侧讲筵，讲授科目为经学、史学、玄学、子学，每科编讲义。党内此类书籍无多，先生亦不令向外间购借，便便腹笥，取之有余。讲学时绝无政治上感情，不惟专诚学子听之忘倦，即袁氏之私人无不心服，忘其来意矣。
如此景象，真是黄巾亦拜郑康成了。日后疑古学派的开山大师顾颉刚，就在此时见识了太炎风范，不过那时他还是个信古的后生小子。当然，此时章太炎如果欲与在京诸弟子商办讲学性质的“弘文馆”（相当于现在的研究院），“当（钱）玄同等以马车迎章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玄同兄长）面谈此事”，依然“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也许已经换穿便衣免得触怒太炎？
虽然讲学此举并非毫无忌讳，但“若并此不为，则了无生趣矣”（1913年12月7日太炎家书），不过持续了不到二月，虽然“听者得意”，太炎却生倦意。这就有了太炎欲离京返沪、未能成行而翌日找上门去，就此发生了最为后世传说艳称的太炎抗暴之举：1914年1月7日，“以大勋章为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之包藏祸心”。在吴宗慈的记载中，这一天的形态更加生动细腻。出京不成临时住在扶桑馆（东单牌楼之日本旅馆）的章太炎一大早就不见了踪影，根据侍应生报告，原来“先生一人，服蓝布长衫，手羽扇，悬勋位章，雇街车前往”。吴等人赶紧追踪而至，亲眼见识了如下一幕壮举：
先生兀坐招待室候电话。顷之，梁士诒来招待，方致词，先生曰：“吾见袁世凯，宁见汝耶！”梁默然去，旋又一秘书来，谓总统适冗，请稍待，久之无耗。先生怒，击毁招待室器物几尽。至下午五时许，陆建章昂然入，鞠躬向先生曰：“总统有要公，劳久候，殊歉。今遣某迎先生入见。”先生熟视有顷，随陆出，登马车，车出东辕门，先生唶曰：“见总统胡不入新华门？”陆笑对曰：“总统憩居仁堂，出东辕门，经后门，进福泽门，车可直达，免步行耳。”
真真“君子可欺之以方”！此举当然也是骗局，章太炎进一步失去自由，被送往龙泉寺幽禁。不过，根据章太炎致吴炳湘的信函推论，则章入龙泉寺似乎是1月21日的事。则此前十几天，也许是被临时关押在军备处。
陆建章是袁氏政府的执法处处长、宪兵副司令。龙泉寺坐落在北京西山凤凰岭的山脚下，太炎被关在偏院，“屋五间，整而丽”。尽管袁世凯明令陆建章，只要“不越雷池一步”，就“待遇殊优，不得非礼”，但太炎的脾气无疑更大了：“焦怒异常，以杖扫击器物，并欲焚其屋”。陆建章办事“维谨”，风度相当好，你生气我不生气，“饬监守者慎防而已”。这回秀才遇见的兵，一并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先生无奈，宣言绝食”。
按，1903年太炎在上海因“《苏报》案”入狱，就曾一度绝食，意欲成为谢枋得、刘宗周那样的“饿死之故鬼”，这次绝食为第二次，日后移居钱粮胡同太炎还将进行第三次绝食。秀才被兵逼急了的时候，往往只能选择跟自己的身板过不去，千古如斯，可以浩叹。但袁世凯仿佛比后世统治者还略懂“斯文不堕”的要义，看章太炎一连饿了好几天，有些紧张起来，询问周围谁能劝太炎进食。这时日后著名的日伪汉奸王揖唐挺身而出，跑到龙泉寺循循善诱：袁世凯要杀一章太炎，并不困难，如今幽而不杀，非不能杀、是不敢杀，“袁氏之奸，等于阿瞒（曹操），先生之名，过于正平（祢衡），所以不敢者，不愿千秋万世后蒙杀士之名”，如果你自己饿死，则正中袁之下怀，徒然亲痛仇快，于己何益？王本来算是太炎学生，也是知师莫若徒，一番劝说，果然令太炎“瞿然而起，趣以食进”。王揖唐固然舌底莲花，道理得失讲得娓娓动听，其实平心而论，袁世凯不能杀章太炎的真正原因，排除爱才的心理之外（袁氏那代政客，多少还存心厚道，且是念过几本古书的人，即使自己只能“办事”不讲“学问”，却还打心眼里知道学问的高下轻重，文化的清冽尊贵），更因为太炎“国学大师”的威名在兹，门生弟子遍布天下，他袁某当然不敢冒这个大不韪：如果逼死太炎，肯定千夫所指。
据说太炎刚被禁在龙泉寺的第二天，风流潇洒、温文尔雅的“皇二子”袁克文，奉父命亲来庙中，给太炎送来锦缎被褥。孰料太炎并不领情，知道那个从窗隙窥探而未敢谋面的来客是袁家少爷寒云公子，即用燃烧的烟头在被褥上烧出许多洞洞，喝令“将去”——拿走！
当时的北平人曾经纷纷传言，太炎乘车入龙泉寺，袁政府以杀人不眨眼著称的陆建章骑马前驱。有人因此揶揄，陆建章却说：“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陆又曾告人：“太炎先生，今之郑康成（按，即古文经学的泰山北斗、汉代郑玄）也。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予奉极峰命令，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谬，必敬让之，否则是黄巾之不若也。”据说袁世凯曾经亲自交代陆建章保护章太炎的“八项注意”，可谓“尊师重道”，毕恭毕敬，值得全部摘录：
（一）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
（二）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钞。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
（三）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
（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
（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
（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
（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
（八）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大概太炎的脾气实在太大，经常“怒不可遏”，且又拒绝吃饭，陆建章也实在受不了，因见其与住在本司胡同的医生徐某“语气甚洽”，每当大发脾气的时候，徐至必可“片言商兑，意气胥平”。陆建章乃主动劝说袁世凯：将太炎移驾到徐医生家继续实行监禁。说来有趣，此时太炎之所以与徐姓医生颇为友好，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太炎喜爱中医、通博医理、能述各种医书精要因而与“能明医理”的徐医“相得益彰”。按，太炎早年政治失望之时，一度曾有“弃文从医”的愿望，“生民之厄，每在末造，傅青主以故国遗民，常借斯道护持品庶，如仆无似。亭林、夏峰之业，近已绝望，亦欲从青主后矣。哲学家谓乱离之士，率多厌世观念，遂流为吐纳导引一派，岂不信哉！”（见1902年4月章太炎从日本致吴保初书）。晚年在苏州隐居，更经常为人开方布药，“临床”一把。不过一般拿到“章氏药方”的人都不敢按方抓药，毕竟害怕国学大师悬壶济世也一如他投身政治，只会“纸上谈兵”！但章、徐交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居然是饮食问题。据说太炎平生最喜以花生米佐酒，尤其喜欢湖北花豆夹油炒的。住在化石桥共和党总部的时候，太炎饮酒佐以花生，往往边去花生蒂边说“杀了袁皇帝头”，自己还乐不可支。而这位徐医生为了取得太炎好感，居然搜集了油、盐、糖、酱各种风味的花生米讨太炎欢喜，难怪太炎“与徐最得”。
但令书夯太炎未曾想到的是，这位徐姓医生本来就是当时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亲信，据说于中还克扣过袁世凯专批给太炎的生活费（高等囚粮）。总而言之是“嗣后话不投机”了，太炎遂又有租住（月费五十四元）钱粮胡同“凶宅”之举。后来，太炎长女来京侍父，正是在这个地方自胫而死。
钱粮胡同房屋轩敞，上房七开间，厢房五开间，太炎自住之外，仆役厨师共有十几个人，都是警察厅派来的，服务、监视“双轨制”运行，倒也相安无事。太炎亦有自定的稀奇的“齐家”之规定。他要求全体名仆实监的听差对自己须称“大人”、对来宾亦称“大人”或“老爷”；又令初一、十五听差须向本“大人”行叩首大礼以贺朔望，“如敢故违，轻则罚跪，重则罚钱”。钱玄同曾好奇地询问自己的老师何用此例。太炎的回答是：北京乃帝制余孽，不配使用“先生”这样的民国文明称谓，故还他一个“大人、老爷”的糊涂世界耳。
这时太炎最喜爱的大弟子黄侃正在北京大学任教，为常近本师问学方便，生性倜傥的黄索性搬来跟老师同住。黄侃一生好美食好美女，嘴刁得很，嫌太炎那个名为厨子实为警察的大师傅手艺太坏，每餐颇有不能下箸之苦（太炎则于饮食素不考究，厨子会蒸蛋糕蒸火腿他就很欢喜了）。于是黄侃遂撺掇老师辞退此人，另换了一个四川厨子。结果美味川菜没吃几天，那个警察被剥夺此肥差美差（因太炎于钱物从不知也不屑计量，任凭此辈于中渔利耳）后，大恚，于是搬弄是非捏造口舌，到底把黄侃撵走而后已。不料此举大大触怒太炎，于是又有第三次绝食之举。而这第三次绝食的打破，则归功于当时太炎年仅十几岁的三女儿忽然北上探望父亲，活泼可爱跳跃于前，“人伦至性，岂能无动”，为父的为了孩子，自然而然有了生存下去的本能欲望。恰好马叙伦趁机前来百般诱劝，就此复食。
章太炎被袁软禁北京长达三年期间，各种政论都被禁止刊布。目前传世的，有他气愤愤写过的《魏武帝颂》与《宋武帝颂》，以为袁世凯连曹操、桓温都不能攀比：“苟拟人之失伦，胡厚颜而无？”真是书呆特有的发泄途径与复仇方式！我们再不妨引征一段章太炎如何面对枪杆子讲道理的宏论。太炎迁入龙泉寺后，1914年1月23日有《致吴炳湘书》，解说自己何以赶走被派来担任仆役工作的四名警察：
长官命令，有合法不合法之分，有明发命令与暗中指使之异。制人迁居，违背约法，则悖逆也；不用明令，但下纸条，则私谋也。
卿等所为，无异于马贼绑票。自作不法，干犯常人。
吾生平虽有性气，苟以礼来，断无抗扞。若不合规则，违背约法之事而强以施行于我，则自有正当防卫。
1916年6月初，全国已经一片声讨、反旗遍插，袁世凯呕血不支，太炎本欲趁机逃走，又在车站被追回。6月6日袁死，16日方始警察撤走，25日太炎离京，7月1日回到阔别三年的上海。
尘埃落定之后，洪宪皇帝也早已撒手人寰，章太炎之于袁世凯，屡有公允之论。例如他对袁世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心胸气度，还颇追忆。也许是比照了袁氏之后军阀混战武夫当国，越发“一蟹不如一蟹”的政治环境有感而发吧。值得一提的是，被幽禁在北京的章太炎痛定思痛，当时对民初自身与孙中山之间的分歧颇有反思，大约也是从偏激的理想为现实的冲击之后的“理解之同情”：“孙公草创金陵，纲纪未具，政事小有凌乱，其于炳麟又有同义肺腑之亲，然犹奋笔弹射，无所回避。今之政事，视金陵何如？”
相传洪宪元旦，需要草定正位诏书的时候，袁氏集团有人出损招，说此诏非太炎草定不可。倒是袁世凯自己鲜明表态：“何必苦人所难！是速其死也！我不愿太炎为祢衡，我岂可为变相之黄祖乎？若此则太炎必为方孝孺矣！”——方孝孺即明初因为拒绝替明成祖朱棣赶走侄儿建文帝之后草定即位诏书而被刑割舌、灭十族的“读书种子”。这一幕读来，居然让笔者有些感动！最懂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居然还是政坛枭雄袁世凯！尽管他俩彼此都跟对方“过不去”、别扭了一生一世：他关了他三年，他骂了他很久，却在这样的时刻有了“惺惺惜惺惺”的“温暖”，袁世凯不死章太炎，他的确比起三百年前那个丧灭斯文已极的独裁者更有人味和人性。难怪连刘成禺都要慨叹：“项城（袁）与朗斋（陆），能知先生文字，可转移天下，真苏子瞻语‘古之所有，今之所无’也。”
何止国学与大师，这样的枭雄与这样的政客，此后怕是“风流云散”！
这里要讲的，是民初洪宪变制前后袁世凯“攘夺国柄，以遂私图”，章太炎气愤不过，主动打上门去，和政坛枭雄挥起老拳的一段风云岁月——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北京二年多，至袁死后方才重获自由。具体时间的起止，是从1913年8月到1916年6月。
民国建元伊始，章太炎未始不曾对袁稍有好感，这好感很大程度来源于章与孙（中山）、黄（兴）此前几度交恶，且对这两位的任事能力颇有月旦，所谓“孙君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甚至责备南京政府“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这里具体影射的是汉冶萍公司抵押日本借款事），一党专制，惟务阿谀”，亦看不惯“共和初政，少年横欲推致极端”，执政躁进，更因为“南府昏缪，自翦羽翼，不任燮伐，假手袁氏，势自然也”——光复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暗杀无疑是此时章太炎支持北都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然而令太炎也未曾料到的是，“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民国首任总统包括其属下办事越来越无法无天。显然，不习惯“在约法中讨生活”的老官僚袁世凯与新体制兼不成熟的共和国之间，终于有了无法化约的矛盾。而这是身为光复领袖、民国元老（章太炎与吴稚晖、蔡元培、于右任等人被南京政府“册封”为“四老”）、自身学养厚植与思想深邃精悍都当世无匹的太炎先生所无法忍受与听之任之的。他要“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要知道，一生低首顾亭林（明季遗民大儒）的章太炎本身就是追求“行止合一”的行动派，一个很不甘于“仅垂空文”的实干家。
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章自述民国元年曾到武昌，闻说湖北人特重张之洞，“以为人才、军实皆张氏所遗，以为倡义资也”。章从武昌回来后进京见到袁世凯言及此事。不料袁竟“愤然曰：‘南皮竖儒，今犹为人引重耶？’”，又不依不饶“数张过咎数端”，认为“部练陆军及遣学生出洋，皆己所建，明无与南皮”，这番自我炫耀行为竟然喋喋不休“剧谈至三刻顷”。无疑章太炎这一见之下对袁世凯相当失望：
余始虽审袁公雄猜，犹谓非卞急者；及闻其排诋张之洞，独念曰：“死者尚忌之，况于生人！褊浅若是，盖无足观矣。”
“卞急”、“褊浅”，这样的政治性格恰恰是太炎不喜欢的，他之排孙斥黄，未始不与此标准相关。他于民国人物独推年轻的宋教仁以为“堪为宰辅”，欣赏的就是宋“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很对章的脾气。饶是如此，书生气长的太炎先生总算以大局为重，此后仍多次上书大总统袁世凯商榷国是。
1913年8月11日章太炎冒危进入京师，起因在欲领导共和党实行反袁活动（时章太炎为共和党副理事长，有领导党务的责任），“要与诸志士同出患难，为中夏留一线光明”（《致伯中书》十一）。章氏原本自许特高，“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按，国名为章提议拟定），不忍其覆亡，故来相识”，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根据时人的亲历追忆来看，似乎太炎这次入京本身，其实是袁或者其手下有意策划的一次骗局：
太炎先生居沪，常发表反袁文字，报章轰载，袁恨而畏之。鄂人陈某献策，谓彼有法致太炎于北京。
民国建元、袁氏当国以后，由日返沪的章太炎的确不断发表政论文字，诸如《致袁世凯商榷官制电一》（1912年2月）、《论国民捐之弊》（1912年6月）、《内阁进退论》（1912年6月）、《新纪元星期报发刊词》（1912年9月）等。虽持论清刚、高瞻远瞩，却直言不讳乃至指手划脚，正犯袁氏独裁专权的用人大忌。1913年5月9日《顺天时报》刊出的信函继续苦口婆心谓“大总统苦心经营，推倒清室，功不在黎、黄下，乃为宵人所误”、“何苦保佞谀之禄位，随一己之令名”，同月14日《致袁世凯》电可就指名道姓将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目为“四凶”必欲去之而后快。1913年7月3日《致伯中书》更鲜明表态“项城不去中国必亡”。这话虽非公开意见，7月17日的《宣言书》可是宣告了统一政府“政以贿成，厉行暗杀，贼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远贤智而近馋佞”的大过，如上“四凶”而外，更增加王赓、陈汉第、陆建章构成七害，均视为“当戮者”。总之，这个运行仅仅一年的北京政府“恶逾夏癸，罪倍商辛”，较之曾令太炎痛恨的“南京政府”又下一筹。太炎一管大笔，雄深雅健、嬉笑怒骂，十分动人心魄，百年以后读来还让人为之悚然惕然，追念不已。这些言论如钉板上，掷地有声，怎么能怪将袁氏集团面对太炎的存在感到坐卧不安呢？
这个负责出谋划策“赚”太炎入觳的所谓“鄂人陈某”，随即与共和党员郑、胡（疑即胡培德）等商量，言目前党势孤危，需请太炎来京主持党务，来后不久自然即将其幽闭。据说此后“携黎（元洪）入京”、将其软禁瀛台也是“陈实主谋”。
几事上下勾连，推而断之，“鄂人陈某”很可能就是袁氏集团此时的智囊人物陈宦。陈宦（1869—1939）是湖北安陆人，1911—1912年为黎元洪幕僚，1912年入京后大受袁世凯信赖。1913年护法战争袁世凯能够击败反对他的各路诸侯，基本统一中国，其中湖北、江苏的平定陈宦出力最大。1915年2月袁为统一大西南与两广，特派陈往任四川总督、掌军政大权，行前并让“皇太子”袁克定与他结拜兄弟。后陈宦于1916年5月22日在四川宣布独立反袁。据说这是置已经风雨飘摇的袁氏帝国于死地的最后致命一击。《民国文献》记载：“陈自袁氏无能为，猝响应义师，通电暴袁罪恶，视倡义诸将领语气殆有过焉。电末有袁逆密以巨款三千万汇存英伦，将逃亡计等语。时袁忧危成疾，阅电大忿，凄然而起日：‘人心大变，乃至是耶！’言已，呃逆气喘，病加剧……人谓陈琳之檄可以愈头风，陈宦一电，则不啻袁之催命符。”袁实在没有想到他陈宦也会反对自己。
其实太炎与陈宦两人之间的梁子，在民元初相见即已结下，断陈宦趁机公报私仇也说得过去。据说太炎曾一口断定陈宦“此中国第一等人物，然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陈宦自然又恨又怕——当然还有佩服，甚至不乏“得意”。二十多年以后，1936年太炎病逝江南，和他同岁而生、晚死三年的陈宦当时在北京严守出处颇受清贫，闻讯亲制挽联寄往苏州：“囊括大典，整齐百年，否岁值龙蛇，千载修名君比郑；人号三国，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这简直是将太炎与自己视作知音了。
写作《洪宪纪事诗》的刘成禺也是湖北人，这次章太炎幽居北京期间，刘“自癸丑至丙辰，追随先生，始终其事”，算有半师之分。关于“湖北人”问题，章、刘两人之间曾有风趣的讨论。刘自述1913年在上海曾力阻太炎北上，谓共和党“党员志趣复杂，保无有以先生为饵者。先生虽笃信鄂人，鄂人亦未尽可信”。但太炎以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立意要进京。1914年刘成禺在化石桥共和党部再次见到已经困住无奈的章太炎。章一见刘，即说：“你湖北人设计卖我。”刘分辩说在沪我曾劝过你不可尽信鄂人嘛。太炎于是持杆大拍：“你不卖我！”
国学大师遇见政坛枭雄，习惯掰手腕的自然不允许讲道理，太炎几乎马上陷入被软禁的处境，“戒严副司令陆建章以宪兵守门，余不得出”（《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但太炎自述过于简劲，似乎还有一点夸张的成分，或者说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实际情况是，当时太炎被幽禁之处凡数变：其一为共和党总部期间；其二为龙泉寺期间；其三为徐医生本司寓所；其四为钱粮胡同期间，中间似乎还短暂幽居过兵备处。
共和党党部期间，尚可自由活动，不过每逢乘马车出门，“宪兵跃登车前后夹卫之”，太炎初未留意何以如此护卫隆重。此举再三复见，方才大疑，一旦询出实情，太炎“乃大怒，操杖逐之，宪兵逃”，并告诉共和党干事吴宗慈：“袁狗被吾逐去矣。”实际上呢？宪兵则“易便服来”，不敢招惹太炎却去找“组织”（党部）谈判，说是“奉上命来，保护章先生，虽触怒不敢怠”，改成便衣打扮，混在“司阍室中”，监护行为由地上转入地下。“组织”当然惹不起总统，唯独“不令先生知耳”。
太炎憋在党部斗室当中，穷极无聊，惟日与三数党员穷侃，“上天下地，无所不谈”：
谈话既穷，继以狂饮，醉则怒骂，甚或于窗壁遍书袁贼字以泄愤。或掘树书袁贼，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矣”。骂倦则作书自遣，大篆小楷行草，堆置案头，日若干纸。
老是如此郁闷总不是办法，“穷愁抑郁既以伤生，纵酒谩骂尤非长局”。何况黎元洪又托人带话来，说袁世凯对章太炎“尚具善意，但不欲其出京及发表任何文字耳”。闷得实在无法，“同人劝以讲学自娱”，于是有国学讲习所之设。
讲学的地点就在共和党总部所在地化石桥（在西城区，正阳门今之和平门之内），讲室设在会议厅大楼，听讲情形很是动人：
报名者沓至。袁氏私人受命来监察者，亦侧讲筵，讲授科目为经学、史学、玄学、子学，每科编讲义。党内此类书籍无多，先生亦不令向外间购借，便便腹笥，取之有余。讲学时绝无政治上感情，不惟专诚学子听之忘倦，即袁氏之私人无不心服，忘其来意矣。
如此景象，真是黄巾亦拜郑康成了。日后疑古学派的开山大师顾颉刚，就在此时见识了太炎风范，不过那时他还是个信古的后生小子。当然，此时章太炎如果欲与在京诸弟子商办讲学性质的“弘文馆”（相当于现在的研究院），“当（钱）玄同等以马车迎章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玄同兄长）面谈此事”，依然“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也许已经换穿便衣免得触怒太炎？
虽然讲学此举并非毫无忌讳，但“若并此不为，则了无生趣矣”（1913年12月7日太炎家书），不过持续了不到二月，虽然“听者得意”，太炎却生倦意。这就有了太炎欲离京返沪、未能成行而翌日找上门去，就此发生了最为后世传说艳称的太炎抗暴之举：1914年1月7日，“以大勋章为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之包藏祸心”。在吴宗慈的记载中，这一天的形态更加生动细腻。出京不成临时住在扶桑馆（东单牌楼之日本旅馆）的章太炎一大早就不见了踪影，根据侍应生报告，原来“先生一人，服蓝布长衫，手羽扇，悬勋位章，雇街车前往”。吴等人赶紧追踪而至，亲眼见识了如下一幕壮举：
先生兀坐招待室候电话。顷之，梁士诒来招待，方致词，先生曰：“吾见袁世凯，宁见汝耶！”梁默然去，旋又一秘书来，谓总统适冗，请稍待，久之无耗。先生怒，击毁招待室器物几尽。至下午五时许，陆建章昂然入，鞠躬向先生曰：“总统有要公，劳久候，殊歉。今遣某迎先生入见。”先生熟视有顷，随陆出，登马车，车出东辕门，先生唶曰：“见总统胡不入新华门？”陆笑对曰：“总统憩居仁堂，出东辕门，经后门，进福泽门，车可直达，免步行耳。”
真真“君子可欺之以方”！此举当然也是骗局，章太炎进一步失去自由，被送往龙泉寺幽禁。不过，根据章太炎致吴炳湘的信函推论，则章入龙泉寺似乎是1月21日的事。则此前十几天，也许是被临时关押在军备处。
陆建章是袁氏政府的执法处处长、宪兵副司令。龙泉寺坐落在北京西山凤凰岭的山脚下，太炎被关在偏院，“屋五间，整而丽”。尽管袁世凯明令陆建章，只要“不越雷池一步”，就“待遇殊优，不得非礼”，但太炎的脾气无疑更大了：“焦怒异常，以杖扫击器物，并欲焚其屋”。陆建章办事“维谨”，风度相当好，你生气我不生气，“饬监守者慎防而已”。这回秀才遇见的兵，一并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先生无奈，宣言绝食”。
按，1903年太炎在上海因“《苏报》案”入狱，就曾一度绝食，意欲成为谢枋得、刘宗周那样的“饿死之故鬼”，这次绝食为第二次，日后移居钱粮胡同太炎还将进行第三次绝食。秀才被兵逼急了的时候，往往只能选择跟自己的身板过不去，千古如斯，可以浩叹。但袁世凯仿佛比后世统治者还略懂“斯文不堕”的要义，看章太炎一连饿了好几天，有些紧张起来，询问周围谁能劝太炎进食。这时日后著名的日伪汉奸王揖唐挺身而出，跑到龙泉寺循循善诱：袁世凯要杀一章太炎，并不困难，如今幽而不杀，非不能杀、是不敢杀，“袁氏之奸，等于阿瞒（曹操），先生之名，过于正平（祢衡），所以不敢者，不愿千秋万世后蒙杀士之名”，如果你自己饿死，则正中袁之下怀，徒然亲痛仇快，于己何益？王本来算是太炎学生，也是知师莫若徒，一番劝说，果然令太炎“瞿然而起，趣以食进”。王揖唐固然舌底莲花，道理得失讲得娓娓动听，其实平心而论，袁世凯不能杀章太炎的真正原因，排除爱才的心理之外（袁氏那代政客，多少还存心厚道，且是念过几本古书的人，即使自己只能“办事”不讲“学问”，却还打心眼里知道学问的高下轻重，文化的清冽尊贵），更因为太炎“国学大师”的威名在兹，门生弟子遍布天下，他袁某当然不敢冒这个大不韪：如果逼死太炎，肯定千夫所指。
据说太炎刚被禁在龙泉寺的第二天，风流潇洒、温文尔雅的“皇二子”袁克文，奉父命亲来庙中，给太炎送来锦缎被褥。孰料太炎并不领情，知道那个从窗隙窥探而未敢谋面的来客是袁家少爷寒云公子，即用燃烧的烟头在被褥上烧出许多洞洞，喝令“将去”——拿走！
当时的北平人曾经纷纷传言，太炎乘车入龙泉寺，袁政府以杀人不眨眼著称的陆建章骑马前驱。有人因此揶揄，陆建章却说：“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陆又曾告人：“太炎先生，今之郑康成（按，即古文经学的泰山北斗、汉代郑玄）也。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予奉极峰命令，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谬，必敬让之，否则是黄巾之不若也。”据说袁世凯曾经亲自交代陆建章保护章太炎的“八项注意”，可谓“尊师重道”，毕恭毕敬，值得全部摘录：
（一）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
（二）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钞。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
（三）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
（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
（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
（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
（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
（八）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大概太炎的脾气实在太大，经常“怒不可遏”，且又拒绝吃饭，陆建章也实在受不了，因见其与住在本司胡同的医生徐某“语气甚洽”，每当大发脾气的时候，徐至必可“片言商兑，意气胥平”。陆建章乃主动劝说袁世凯：将太炎移驾到徐医生家继续实行监禁。说来有趣，此时太炎之所以与徐姓医生颇为友好，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太炎喜爱中医、通博医理、能述各种医书精要因而与“能明医理”的徐医“相得益彰”。按，太炎早年政治失望之时，一度曾有“弃文从医”的愿望，“生民之厄，每在末造，傅青主以故国遗民，常借斯道护持品庶，如仆无似。亭林、夏峰之业，近已绝望，亦欲从青主后矣。哲学家谓乱离之士，率多厌世观念，遂流为吐纳导引一派，岂不信哉！”（见1902年4月章太炎从日本致吴保初书）。晚年在苏州隐居，更经常为人开方布药，“临床”一把。不过一般拿到“章氏药方”的人都不敢按方抓药，毕竟害怕国学大师悬壶济世也一如他投身政治，只会“纸上谈兵”！但章、徐交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居然是饮食问题。据说太炎平生最喜以花生米佐酒，尤其喜欢湖北花豆夹油炒的。住在化石桥共和党总部的时候，太炎饮酒佐以花生，往往边去花生蒂边说“杀了袁皇帝头”，自己还乐不可支。而这位徐医生为了取得太炎好感，居然搜集了油、盐、糖、酱各种风味的花生米讨太炎欢喜，难怪太炎“与徐最得”。
但令书夯太炎未曾想到的是，这位徐姓医生本来就是当时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亲信，据说于中还克扣过袁世凯专批给太炎的生活费（高等囚粮）。总而言之是“嗣后话不投机”了，太炎遂又有租住（月费五十四元）钱粮胡同“凶宅”之举。后来，太炎长女来京侍父，正是在这个地方自胫而死。
钱粮胡同房屋轩敞，上房七开间，厢房五开间，太炎自住之外，仆役厨师共有十几个人，都是警察厅派来的，服务、监视“双轨制”运行，倒也相安无事。太炎亦有自定的稀奇的“齐家”之规定。他要求全体名仆实监的听差对自己须称“大人”、对来宾亦称“大人”或“老爷”；又令初一、十五听差须向本“大人”行叩首大礼以贺朔望，“如敢故违，轻则罚跪，重则罚钱”。钱玄同曾好奇地询问自己的老师何用此例。太炎的回答是：北京乃帝制余孽，不配使用“先生”这样的民国文明称谓，故还他一个“大人、老爷”的糊涂世界耳。
这时太炎最喜爱的大弟子黄侃正在北京大学任教，为常近本师问学方便，生性倜傥的黄索性搬来跟老师同住。黄侃一生好美食好美女，嘴刁得很，嫌太炎那个名为厨子实为警察的大师傅手艺太坏，每餐颇有不能下箸之苦（太炎则于饮食素不考究，厨子会蒸蛋糕蒸火腿他就很欢喜了）。于是黄侃遂撺掇老师辞退此人，另换了一个四川厨子。结果美味川菜没吃几天，那个警察被剥夺此肥差美差（因太炎于钱物从不知也不屑计量，任凭此辈于中渔利耳）后，大恚，于是搬弄是非捏造口舌，到底把黄侃撵走而后已。不料此举大大触怒太炎，于是又有第三次绝食之举。而这第三次绝食的打破，则归功于当时太炎年仅十几岁的三女儿忽然北上探望父亲，活泼可爱跳跃于前，“人伦至性，岂能无动”，为父的为了孩子，自然而然有了生存下去的本能欲望。恰好马叙伦趁机前来百般诱劝，就此复食。
章太炎被袁软禁北京长达三年期间，各种政论都被禁止刊布。目前传世的，有他气愤愤写过的《魏武帝颂》与《宋武帝颂》，以为袁世凯连曹操、桓温都不能攀比：“苟拟人之失伦，胡厚颜而无？”真是书呆特有的发泄途径与复仇方式！我们再不妨引征一段章太炎如何面对枪杆子讲道理的宏论。太炎迁入龙泉寺后，1914年1月23日有《致吴炳湘书》，解说自己何以赶走被派来担任仆役工作的四名警察：
长官命令，有合法不合法之分，有明发命令与暗中指使之异。制人迁居，违背约法，则悖逆也；不用明令，但下纸条，则私谋也。
卿等所为，无异于马贼绑票。自作不法，干犯常人。
吾生平虽有性气，苟以礼来，断无抗扞。若不合规则，违背约法之事而强以施行于我，则自有正当防卫。
1916年6月初，全国已经一片声讨、反旗遍插，袁世凯呕血不支，太炎本欲趁机逃走，又在车站被追回。6月6日袁死，16日方始警察撤走，25日太炎离京，7月1日回到阔别三年的上海。
尘埃落定之后，洪宪皇帝也早已撒手人寰，章太炎之于袁世凯，屡有公允之论。例如他对袁世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心胸气度，还颇追忆。也许是比照了袁氏之后军阀混战武夫当国，越发“一蟹不如一蟹”的政治环境有感而发吧。值得一提的是，被幽禁在北京的章太炎痛定思痛，当时对民初自身与孙中山之间的分歧颇有反思，大约也是从偏激的理想为现实的冲击之后的“理解之同情”：“孙公草创金陵，纲纪未具，政事小有凌乱，其于炳麟又有同义肺腑之亲，然犹奋笔弹射，无所回避。今之政事，视金陵何如？”
相传洪宪元旦，需要草定正位诏书的时候，袁氏集团有人出损招，说此诏非太炎草定不可。倒是袁世凯自己鲜明表态：“何必苦人所难！是速其死也！我不愿太炎为祢衡，我岂可为变相之黄祖乎？若此则太炎必为方孝孺矣！”——方孝孺即明初因为拒绝替明成祖朱棣赶走侄儿建文帝之后草定即位诏书而被刑割舌、灭十族的“读书种子”。这一幕读来，居然让笔者有些感动！最懂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居然还是政坛枭雄袁世凯！尽管他俩彼此都跟对方“过不去”、别扭了一生一世：他关了他三年，他骂了他很久，却在这样的时刻有了“惺惺惜惺惺”的“温暖”，袁世凯不死章太炎，他的确比起三百年前那个丧灭斯文已极的独裁者更有人味和人性。难怪连刘成禺都要慨叹：“项城（袁）与朗斋（陆），能知先生文字，可转移天下，真苏子瞻语‘古之所有，今之所无’也。”
何止国学与大师，这样的枭雄与这样的政客，此后怕是“风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