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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哈罗报》依然“健在”，激起我一探其“芳容”的兴致。
我所知道的《哈罗报》，是捷克斯洛伐克左翼报纸，创刊于1929年。那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并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很快重创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使这个欧洲富有的国家陷入经济崩溃。为面包、为生存的罢工及示威游行席卷全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阶级斗争日益激烈。为无产阶级发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及《创造》杂志，相继遭到当局查禁。革命报刊的声音不能停止，党的战斗的号令必须传递出去。时任《红色权利报》编辑及《创造》杂志主编的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捷克记者，共产党员）想出一个巧妙的主意，出版一份文化类报纸，这样既不易引起书报检查机关的注意，又能承担起党刊的职责。叫什么报名呢？伏案工作了一宿的伏契克拉开窗帘，面对一切就绪的发刊准备，向这位新朋友亲切地道声好：哈罗，报纸！对，就称这份即将诞生的报纸为《哈罗报》吧！
自此，《哈罗报》问世。伏契克化名马列什博士转入地下，领导《哈罗报》的编辑工作。
表面上，《哈罗报》是失业工人的文化报。文化内容丰富，信息短小精悍，报道引人入胜，编排图文并茂。实际上，它是捷共出版的报纸，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及坚定的政治路线。伏契克在《哈罗报》上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哈罗报》是那些在底层、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刊物——它的使命就在于此。本报告诫自己，当前需要准确无误地报道当代生活中各类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并力求做到迅速与通俗易懂……有些事件仅仅是历史进程中抛出的废料与垃圾，另一些事件则反映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历史不单单是由世界大战、帝王驾崩与登基、图谋侵略等现象形成的。历史是由世界赖以生存或成长及变化的千百万个细小现象构成的……”伏契克指出，《哈罗报》希望成为一份“街头”读物，以通俗活泼的形式，忠实地报道人类发展中意义重大的一切现象，来“吸引成千上万穿行大街小巷上下班或四处谋生的劳动者的注意力……”
伏契克多次巧妙地躲过密探与警察的追踪与逮捕，经常深入罢工一线、集会游行街衢、矿难事故现场，集采、写、编于一身，以多个笔名在《哈罗报》上发表大量来自斗争前沿的报道，成功地发出党的声音，进行着坚韧的政治斗争。在进步力量遭受资产阶级迫害的艰难时期，《哈罗报》成为激发无产阶级勇敢精神和对美好未来坚定信念的源泉。直至1939年3月，纳粹德国铁蹄踏上捷克斯洛伐克国土，《哈罗报》才被迫停刊。
2019年，我为即将启程的捷克之行而查阅相关资料，意外发现《哈罗报》竟然作为一份左翼报纸还在向全国发行。
我知道，创刊于1920年的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自1989年捷共失去执政地位后就不复存在。那么，《哈罗报》与当前的捷共有什么关联？它是伏契克创办的《哈罗报》的再生吗？
带着这些疑问，我联系了布拉格的伏契克协会会长耶林涅克，希望他能帮我们联系《哈罗报》，同意我们拜访。耶林涅克很快来信告知，《哈罗报》总编彼得·科扎尔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9月12日，我们穿过秋意正浓的瓦茨拉夫广场，走进位于政治犯大街九号的一幢粉红色的五层楼房。拱形的石雕门楣上飘扬着两面捷共党旗，标志着捷共中央委员会所在地。门厅内的一面墙上悬挂着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等主要领导成员的照片。
乘电梯来到三楼，彼得·科扎尔已在总编办公室等候我们。西装革履的彼得看上去四十多岁，精明强干，沉稳严谨。他指着挂满墙上的艺术品颇为自豪地说：“报社经常举办文化活动，都会留下一些参展作品，因此我的工作室也变成了展览室。”环顾四壁，高低错落的油画、版画等美术作品散发出浓郁的艺术气息，营造出一种人文氛围，令人赏心悦目。
简单寒暄之后，彼得·科扎尔向我们介绍《哈罗报》的创办情况。他首先强调，《哈罗报》是左翼报纸，整个捷克有八家全国性报纸，我们是唯一一家左翼日报。《哈罗报》是在《红色权利报》停刊后，于1991年创办的，选择沿用伏契克创办过的报刊名称，象征伏契克精神。负责出版的公司是富图拉公司，这家公司本身赞助捷克共产党，所以我们的报纸与捷共关系密切。他笑着指着陪同我们的耶林涅克说，这位朋友及我的父亲都曾是《红色权利报》的记者，他们失业后来到《哈罗报》工作。我们文艺副刊的主编是一名共产党员。
彼得·科扎尔真诚地说，我们会经常报道中国的新闻及与中国有关的纪念日，与中国驻捷机构（大使馆）的关系也很好。他随即从茶几上拿起一份《哈罗报》，展开说，第九版就报道了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访问霍多宁市，促进捷中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的新闻。
我们想知道，在当下捷克，势单力孤的左翼报纸的真实生存状态，它的读者是哪些群体，发行量如何？
彼得·科扎尔介绍说，报纸的读者群主要是共产党员、持有左翼观点的人士以及希望从另一角度了解事实真相、寻求不同观点的年轻读者。他们主要分布在农村、小城镇、布拉格等大都市的农民、小商业者及蓝领工人中。报纸发行量三万份左右，由捷克报业公司发行，同时在捷克大型连锁超市零售。在新媒体及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对传统纸媒造成重大冲击的今天，《哈罗报》的发行量也受到影响，但不像其他纸媒大幅下降，一个原因是我们的部分读者为退休老人，习惯纸质阅读，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跟上时代潮流，如为适应年轻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发行付费电子版《哈罗报》，发行量在一万份左右。
彼得·科扎尔边说边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向我们展示当天的《哈罗报》电子版。屏幕上的《哈罗报》设计精美，风格鲜明，图文并茂，充满着时代元素与活力。在网站的下端，链接着捷克共产党、捷克共青团、捷克和平运动等左翼组织网址。
提到《哈罗报》第一代创办人伏契克，彼得·科扎尔虔诚地说，我十分敬佩伏契克，每每阅读伏契克的作品，特别是思考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沉默，就是撒谎”理念，总能带给我新的启发。他倡导的“写作，不是为了活着，而是说出真相”，是我们办报的精神动力。因为伏契克代表左翼，在右翼把持的捷克社会，他们希望伏契克作品消失。因此，我们要继承伏契克三十年代办报精神，进行不懈地斗争，让报纸为广大劳动阶层发出有力的声音。
短短一个小时的会面，我们从彼得·科扎尔坚定的语气中，感受到他作为主编胸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面对任重道远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力量。
离开彼得·科扎尔办公室，我们来到编辑部办公室。迎面，切·瓦格纳的红色招贴画十分搶眼，渲染出一种别样的色彩。这是一间四十平的办公室，老旧的书柜与办公桌环墙而立，十多位工作人员在忙着写稿、编辑、排版与校对。中间一张桌子上摆着啤酒与糕点，看来是工作人员小憩时的能量加油站。一位身着红色衬衫的工作人员热情地请我们品尝啤酒，我们在欢声笑语中谢绝了盛情。看来，这里的工作气氛是紧张而活泼的。
离开编辑部的路上，布拉格的伏契克协会会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查理大学哲学博士耶林涅克以感同身受的语气告诉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的薪水很低，他们之所以不选择在待遇更好的主流媒体工作，是因为他们遵从内心的信念，希望能自由地写作，自由地表达。耶林涅克举例说，曾有一位即将结婚的年轻记者，因为女友没有工作且带着孩子，为养家糊口生计所迫，跳槽去了一家薪水较高的右翼媒体，但工作不到两个月，他又选择了回归。他说，他不喜欢那里的工作氛围与诸多写作限制，他宁肯生活清贫，但不能违背内心遵循。
道别时，耶林涅克以《哈罗报》老报人的身份自豪而坚定地说：在捷克，有一份左翼报纸问世，这在欧洲是一个奇迹！
我所知道的《哈罗报》，是捷克斯洛伐克左翼报纸，创刊于1929年。那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并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很快重创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使这个欧洲富有的国家陷入经济崩溃。为面包、为生存的罢工及示威游行席卷全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阶级斗争日益激烈。为无产阶级发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及《创造》杂志，相继遭到当局查禁。革命报刊的声音不能停止，党的战斗的号令必须传递出去。时任《红色权利报》编辑及《创造》杂志主编的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捷克记者，共产党员）想出一个巧妙的主意，出版一份文化类报纸，这样既不易引起书报检查机关的注意，又能承担起党刊的职责。叫什么报名呢？伏案工作了一宿的伏契克拉开窗帘，面对一切就绪的发刊准备，向这位新朋友亲切地道声好：哈罗，报纸！对，就称这份即将诞生的报纸为《哈罗报》吧！
自此，《哈罗报》问世。伏契克化名马列什博士转入地下，领导《哈罗报》的编辑工作。
表面上，《哈罗报》是失业工人的文化报。文化内容丰富，信息短小精悍，报道引人入胜，编排图文并茂。实际上，它是捷共出版的报纸，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及坚定的政治路线。伏契克在《哈罗报》上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哈罗报》是那些在底层、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刊物——它的使命就在于此。本报告诫自己，当前需要准确无误地报道当代生活中各类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并力求做到迅速与通俗易懂……有些事件仅仅是历史进程中抛出的废料与垃圾，另一些事件则反映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历史不单单是由世界大战、帝王驾崩与登基、图谋侵略等现象形成的。历史是由世界赖以生存或成长及变化的千百万个细小现象构成的……”伏契克指出，《哈罗报》希望成为一份“街头”读物，以通俗活泼的形式，忠实地报道人类发展中意义重大的一切现象，来“吸引成千上万穿行大街小巷上下班或四处谋生的劳动者的注意力……”
伏契克多次巧妙地躲过密探与警察的追踪与逮捕，经常深入罢工一线、集会游行街衢、矿难事故现场，集采、写、编于一身，以多个笔名在《哈罗报》上发表大量来自斗争前沿的报道，成功地发出党的声音，进行着坚韧的政治斗争。在进步力量遭受资产阶级迫害的艰难时期，《哈罗报》成为激发无产阶级勇敢精神和对美好未来坚定信念的源泉。直至1939年3月，纳粹德国铁蹄踏上捷克斯洛伐克国土，《哈罗报》才被迫停刊。
2019年，我为即将启程的捷克之行而查阅相关资料，意外发现《哈罗报》竟然作为一份左翼报纸还在向全国发行。
我知道，创刊于1920年的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自1989年捷共失去执政地位后就不复存在。那么，《哈罗报》与当前的捷共有什么关联？它是伏契克创办的《哈罗报》的再生吗？
带着这些疑问，我联系了布拉格的伏契克协会会长耶林涅克，希望他能帮我们联系《哈罗报》，同意我们拜访。耶林涅克很快来信告知，《哈罗报》总编彼得·科扎尔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9月12日，我们穿过秋意正浓的瓦茨拉夫广场，走进位于政治犯大街九号的一幢粉红色的五层楼房。拱形的石雕门楣上飘扬着两面捷共党旗，标志着捷共中央委员会所在地。门厅内的一面墙上悬挂着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等主要领导成员的照片。
乘电梯来到三楼，彼得·科扎尔已在总编办公室等候我们。西装革履的彼得看上去四十多岁，精明强干，沉稳严谨。他指着挂满墙上的艺术品颇为自豪地说：“报社经常举办文化活动，都会留下一些参展作品，因此我的工作室也变成了展览室。”环顾四壁，高低错落的油画、版画等美术作品散发出浓郁的艺术气息，营造出一种人文氛围，令人赏心悦目。
简单寒暄之后，彼得·科扎尔向我们介绍《哈罗报》的创办情况。他首先强调，《哈罗报》是左翼报纸，整个捷克有八家全国性报纸，我们是唯一一家左翼日报。《哈罗报》是在《红色权利报》停刊后，于1991年创办的，选择沿用伏契克创办过的报刊名称，象征伏契克精神。负责出版的公司是富图拉公司，这家公司本身赞助捷克共产党，所以我们的报纸与捷共关系密切。他笑着指着陪同我们的耶林涅克说，这位朋友及我的父亲都曾是《红色权利报》的记者，他们失业后来到《哈罗报》工作。我们文艺副刊的主编是一名共产党员。
彼得·科扎尔真诚地说，我们会经常报道中国的新闻及与中国有关的纪念日，与中国驻捷机构（大使馆）的关系也很好。他随即从茶几上拿起一份《哈罗报》，展开说，第九版就报道了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访问霍多宁市，促进捷中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的新闻。
我们想知道，在当下捷克，势单力孤的左翼报纸的真实生存状态，它的读者是哪些群体，发行量如何？
彼得·科扎尔介绍说，报纸的读者群主要是共产党员、持有左翼观点的人士以及希望从另一角度了解事实真相、寻求不同观点的年轻读者。他们主要分布在农村、小城镇、布拉格等大都市的农民、小商业者及蓝领工人中。报纸发行量三万份左右，由捷克报业公司发行，同时在捷克大型连锁超市零售。在新媒体及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对传统纸媒造成重大冲击的今天，《哈罗报》的发行量也受到影响，但不像其他纸媒大幅下降，一个原因是我们的部分读者为退休老人，习惯纸质阅读，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跟上时代潮流，如为适应年轻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发行付费电子版《哈罗报》，发行量在一万份左右。
彼得·科扎尔边说边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向我们展示当天的《哈罗报》电子版。屏幕上的《哈罗报》设计精美，风格鲜明，图文并茂，充满着时代元素与活力。在网站的下端，链接着捷克共产党、捷克共青团、捷克和平运动等左翼组织网址。
提到《哈罗报》第一代创办人伏契克，彼得·科扎尔虔诚地说，我十分敬佩伏契克，每每阅读伏契克的作品，特别是思考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沉默，就是撒谎”理念，总能带给我新的启发。他倡导的“写作，不是为了活着，而是说出真相”，是我们办报的精神动力。因为伏契克代表左翼，在右翼把持的捷克社会，他们希望伏契克作品消失。因此，我们要继承伏契克三十年代办报精神，进行不懈地斗争，让报纸为广大劳动阶层发出有力的声音。
短短一个小时的会面，我们从彼得·科扎尔坚定的语气中，感受到他作为主编胸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面对任重道远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力量。
离开彼得·科扎尔办公室，我们来到编辑部办公室。迎面，切·瓦格纳的红色招贴画十分搶眼，渲染出一种别样的色彩。这是一间四十平的办公室，老旧的书柜与办公桌环墙而立，十多位工作人员在忙着写稿、编辑、排版与校对。中间一张桌子上摆着啤酒与糕点，看来是工作人员小憩时的能量加油站。一位身着红色衬衫的工作人员热情地请我们品尝啤酒，我们在欢声笑语中谢绝了盛情。看来，这里的工作气氛是紧张而活泼的。
离开编辑部的路上，布拉格的伏契克协会会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查理大学哲学博士耶林涅克以感同身受的语气告诉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的薪水很低，他们之所以不选择在待遇更好的主流媒体工作，是因为他们遵从内心的信念，希望能自由地写作，自由地表达。耶林涅克举例说，曾有一位即将结婚的年轻记者，因为女友没有工作且带着孩子，为养家糊口生计所迫，跳槽去了一家薪水较高的右翼媒体，但工作不到两个月，他又选择了回归。他说，他不喜欢那里的工作氛围与诸多写作限制，他宁肯生活清贫，但不能违背内心遵循。
道别时，耶林涅克以《哈罗报》老报人的身份自豪而坚定地说：在捷克，有一份左翼报纸问世，这在欧洲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