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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哈医大一院惨案，后曝出北京一天之内，北大人民医院、北京航天总院医生相继被砍伤事件……一时间，医患关系又一次剑拔弩张。而由作家六六小说改编的医疗剧《心术》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开播。
六六有句话说得好，“心术”之名意指“仁心仁术”。“一个预备成为医生的人，首先要有一颗仁心，然后才去训练他的仁术。”解决医患矛盾的关键，是否除了制度根源，就是仁心和仁术？为此，《新民周刊》赴卫生部专访了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主任。
《心术》没有脱离现实
《新民周刊》：《心术》这部电视剧你是否已经看过了，感想如何？
邓海华：六六的小说出来以后，部机关有的司局人手一本，我家里也有。这次看电视剧样片的时候，我回去把小说翻出来又看了一遍。
有一场戏很受触动，陕西一位农民大爷的儿子因为得了罕见的病最终未能治愈而去世，医院希望大爷能将儿子的遗体捐出来进行研究，大爷同意了。院方提出为他免去治疗期间的费用，可大爷还是把刚收的庄稼卖了钱交了医疗费。这位淳朴的农民，说的那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世上有两种人的钱不能欠，一个是先生的，一个是医生的。欠了他们的钱，世上就没有人教书和看病了。”
在剧中，大师兄刘晨曦，二师兄霍思邈，老三郑艾平，其实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医务人员，又通过增加美小护这个护士的许多剧情，把医、护生存的状态表达出来了。
《新民周刊》：六六“卧底”的医院，院长是她的朋友，而她本人又是一个有着高知名度的作家，人们比较担心她看到的并非客观现实。
邓海华：人们确实有这个担心：六六写这本书是不是站在医生的角度，得到医院的好处了？她在多个场合说不是，她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我觉得这个立场站得很对，既不是一边倒地帮患者说话，认为患者是弱势群体，也没有为了顾忌什么而帮医务人员说话。《心术》不是一个刻板的、主旋律式的、高大全的作品。六六的风格是很細腻的，通过第三方的眼睛，去描写她所见到的一切。超脱了医患双方本身，真正的医生什么样、患者什么样、医闹什么样，各种各样的人生百态在里面体现出来。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医生、患者，有各自的艰辛，都不容易。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接地气”了。没有浮在云端里，成为一个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作品。
剧中有医生护士在手术过程中说话开玩笑的场景，有的人认为表现得有些过，不太能接受。我曾经跟一位曾经做过医院院长的司局领导交流过，他说：“医生、护士在医院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天上好几台手术，如果全都闷着，不得病才怪。在手术台上，患者全麻状态下，有时相互之间说说话，开点玩笑，说点段子，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一看被电视剧表现出来了，有人就受不了了：“不行，我们医生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希望反映的是医生正面的高大全的形象。但如果六六写成那样子，就脱离生活了，医生们会说看着不像我们的生活，老百姓也觉得离他们很远。那样的话，这电视剧就不好看了，传播效果自然就会打折扣。
《新民周刊》：卫生部为什么对这部作品这么看重？
邓海华：我们希望让老百姓看到一个现实中的城市医院的情况，我觉得《心术》做到了。
六六来卫生部好几趟，就是探听口风，看能拍到什么程度，担心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限制或有所顾忌。张茅书记、尹力副部长亲自和她聊，鼓励她放开拍，给了她很大信心。我们还专门组织了协和、中日友好等医院的医生们对剧本进行讨论，给她提了很多专业意见。
我们就是要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能够接受的形式，来塑造行业形象，让大家了解你、理解你，最后才会去支持你。文艺作品、影视作品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医患关系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
《新民周刊》：六六的作品，直指当下比较尖锐的医患矛盾。各行各业里都有矛盾，为什么医疗行业总是备受指责？以前医生在患者面前享有绝对的权威，患者一般都很相信医生，但为什么近几年医患间的信任度却急速下降？
邓海华：医疗服务不是一个可以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调节的简单消费活动。吃顿饭，大排档、小餐馆、大饭店都可以吃得很开心，看病却不是这么简单。为什么有全国人民跑协和的现象？医疗消费有趋高性，县医院告诉你得了绝症治不了，你和你的家人肯定不会放弃，生命失去不会再有，人们会不顾一切、倾家荡产地去到权威机构得到一个最终的判决，希望县医院错了。社会上为什么对医生的反响这么强烈？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人们对医生这个职业在道德层面上的要求是比一般行业都要高的，患者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你了，容不得半点含糊和错误。
所以说，医患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被消费的关系，而是一个特殊的关系，陈竺部长也讲，医患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目标都是一个：病。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两者被对立起来了。有的患者不相信医生，带着一种敌对的情绪。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对死亡特别恐惧。到医院来，一定要把病看好。躺着进来，一定要站着出去，躺着出去不行，死在医院，更不行。其次就是在医疗保障上出了问题。患者一旦在医院死亡，哪怕医生尽了全力，如果他还不是一个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保障的患者，花了很多的钱，人财两空之后，家属可能会对医生、医院激发出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也是医患矛盾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现在非法的、虚假的医疗广告满天飞，所有疑难杂症都能医到病除，老百姓认为报纸、电视台都说能治好，怎么到了你医院就治不好，又增加了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
为什么在抗震救灾、抗洪救灾、抗非典中，医务人员是白衣天使，和解放军一样，是最可爱的人，那是因为这时候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在里面。回到平时，看病、救人，还是那点事，但是需要付费了，问题可能就来了。医生给你开药，你就想着他是不是在拿回扣、赚差价。一下子之间就对立起来了。搞到最后，正常的，也变成不正常。
医患矛盾为什么会激化
《新民周刊》：具体到近些年患者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卫生部门是否做过调查，患者究竟是出于对医生本人的不满意，还是对医疗机构内的管理、服务有意见？是否存在非法行医，或者假治疗、使用未经注册的医疗器械等等问题？
邓海华：对于伤害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我想强调这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是应该受到法律严惩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卫生部最近也印发了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的通告，要求严厉打击扰乱医疗机构秩序和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对于医患关系的调查，卫生部没有做过，但中国医师协会曾经做过几次大的调查，数据比较全面，医患之间发生矛盾，导火索不太可能是有问题的医疗器械或者药品本身。发生医患矛盾的，大部分还是因为看病的过程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等问题。有一个第三方的调查比较有说服力，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2011年进行的一项医患关系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的医患冲突主要是发生在医方和患方两个群体之间，而非医生和患者个人之间，现有的制度安排产生的高药价、高检查费、高就医总费用等问题，是造成两个群体发生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
《新民周刊》：走访医务人员的时候，我了解到现在有些医院，大学生毕业后直接上临床，缺失了从前老医生带的这么一个关键环节，这是不是也是导致医疗事故增多的一个方面？
邓海华：医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门经验科学，无论是你是博士还是硕士，如果掌握的全是纯理论的东西，上临床可能照样不行，因为没有临床实践经验。
医学生毕业后，原来老协和建院之初沿用国际水准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必须要当5年的住院医师。所有的科室，一个一个轮转。（编者注：在老协和时期，上级医生对住院医师的要求是，查房时汇报的病案必须背熟，教授还会就病案提问。住院医师在头一天晚上必须将患者的病案研究透彻。离开办公室的住院医师仍然要住在医院，24小时听候患者召唤。）现在新医改中要求加强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虽然几个部委文还没有发出去，但上海已经启动了这项，做得比较好。医学生毕业后进入临床培养基地，待三年，把各个科室都轮完后，回到当初分配的医院，以后再通过不断的进修、再学习，成为一个很好的合格的医生。
《新民周刊》：如果患者有良好的维权途径，医患矛盾是不是不至于这么激化？
邓海华：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确实存在很多。医学会的鉴定，尽管已经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有人认为那是兄弟之间的鉴定，只要不利于患者，患者就不相信。走司法途径，又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患者无法承受。所有才让医闹有机可乘，当然有的医院也图省事，宁可赔点钱息事宁人，导致这种事越来越多。
现在这种问题的解决，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叫做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全国现在正在推进，做得比较好的有海南、江苏、浙江等地。
这个机制跟医院、患者都没有关系，是委托司法局，类似人民调解员，有一个组织，一旦出了事，就递交到这里来。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有医生，但它是在一个专家库内随机抽取，尽量让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满足。
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还要探索建立和推广医疗责任险，这个在国外也是很普遍采用的。
在国内，一旦在一个官司中医疗机构败诉，几十万、几百万，对大医院来说还不算伤筋动骨，但街道、社区、乡镇卫生院，就非得倾家荡产不可。医疗纠纷、医疗差错，是永远不可避免的。通过给医疗机构、医生买保险来分担医生、医院的压力，就像车险一样，不撞车，第二年保费往下降；老出事，保费就往上提。将来再出现一个医疗技术事故，大家心平气和地去解决，而不是现在这样，出了事，让医院、医生赔，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当事人，甚至出现医闹，导致医务人员的人身伤害，变成了一种个人之间的冲突。
堵住拿红包、收回扣的源头
《新民周刊》：解决医患矛盾，有人士认为医生收入太低，提出“高薪养医”，你怎么看？
邓海华：医生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有的医生说得很好，医生的价值的体现，不是看你拿多少工资，而是每当治好了一个病人，对方感谢你的时候，那种崇高的职业荣誉感。
当然，我们希望医生体面地、有尊严地来赚自己的这份工资。收入高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高付出的需要不断提高、终身学习的职业。现在挂号费涨了这么多年了，才14元。我们一直在提倡优质护理，把护士还给病人，原来都是家属干、护工干。但是护理费一天才5元、7元、9元。
过去我们曾经自豪地说，中国用不到3%的资源保障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的健康。现在看起来，我们在这其中牺牲的是广大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医务人员的较低水平的人力成本在这里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现在医改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要让他们的付出与得到相对称，但不是通过开大处方、开大检查来赚钱，一定是要通过提高技术诊疗费等手段，让医生拿到和他的付出相当的薪水，得到体面的、有尊严的收入。
《新民周刊》：有人说，其实有些医生实际收入不低，是因为存在“开单费”。不少医院都会给医生下达开单任务，医生必须完成指标。
邓海华：给医生下指标、派任务，或者科室的承包、提成，这都是卫生部不允许的。在当前条件下，国家财政投入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0%，原来主要是通过以药补医来弥补，除了药，器械方面也是个比较大的问题。以药养医的机制，刺激了医院趋利的冲动，其实赚的是老百姓的钱，不管你是盖了大楼还是发了奖金，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
《新民周刊》：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邓海华：医改改什么？卫生部今年提出要逐步革除以药补医的机制。陈竺部长说，水再深、再难，我们也要趟过去。今年是要以县医院为突破口，选择全国300个县级医院，通过进行支付制度改革等综合措施，革除以药补医的制度性弊端。
上个世纪 50年代，实行以药补医的国家政策是为了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但这个制度，可能在计划经济时期起作用，在市场经济时期，却变成了一个很恶的制度。100元提成15元，1000元提成150元，如果和自身利益挂钩，医院和医生本能地就会开1000元的药。药品出厂价很低，医院指导价很高，好多矛盾就出来了。患者利益受损，企业叫苦连天，医生埋怨也多。所以这个制度一定要取消，这是造成医患对立、腐蚀医务人员很重要的根源。医生的价值不能体现在卖药、卖器械上。
取消之后，医改文件说得很清楚，医院基本建设、大型的仪器设备采购、医院的再发展，这些钱都由国家财政掏。不允许公立医院自筹经费、贷款建房、买设备，否则这笔支出必然还是要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去。
在其他补偿渠道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医保的投入既有国家的政策规定，又有政府财政的直接支持，也是国家投入的一种形式。医院可以通过诚实劳动、优质的医疗服务，通过医保的支付得到相应的补偿。
只有把医患间的经济间的对立解决了，医生和患者之间才能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在没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下，医生会根据病情的需要，去做诊断和治疗，尽他的全力，不用考虑是开这个药，还是开那个药，要不要开CT。患者也不用考虑给我做CT是不是过度医疗。否则医患双方都过得很累。
体制改革，精神建设
《新民周刊》：除了取消以药养医，还有哪些措施可以缓解医患矛盾？
邓海华：我认为，解决医患矛盾不能单靠卫生系统，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总的来说，首先是通过医改，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题，逐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这是最根本的。
医保方面进展最快，当然可能力度还不够。新农合原来最多也就30元钱，现在已经快300元了。而且卫生部一手管医疗保障，一手管医疗服务，把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妇女两癌、糖尿病、肾透析等大病一个一个都放进去了，在有限的医保经费基础上逐步解决导致农民因病致贫的大病保障问题。好多人说，现在有些对农民都做到了的，我们城里人还没做到。
然后就是加强基层的医疗卫生能力建设。常见病、多见病在县医院、社区医院，实在不行再转诊，大医院主攻疑难杂症、科研，形成大医院和基层医院互动的良性机制，这样看病费用也降下来了。
现在我们的大医院在干什么？门诊人满为患，但是许多是在看感冒这样的小病。许多国外大医院就只有是急诊和住院，很少有门诊。
还有公立医院改革，全国有17个试点城市在做体制机制的探索，全国的医院都开展了一些便民、利民、惠民的措施，比如节假日门诊、预约挂号等，这些措施更多是管理上的变化，但也涉及体制机制上的保障。
第二个，是加强医疗质量管理，通过各种临床的医疗技术规范、培训，来提高医疗安全的水平，尽量把事故降到最低的程度。六六的电视剧里就有一个小伙子，老出错，被“发配”到实验室去给小白鼠动手术了。
第三个方面是增强医生的沟通水平。
看病“三长一短”(挂号排队时间长、看病等候时间长、取药排队时间长，而医生问诊时间短)让老百姓很不满。 一方面医生没有时间沟通，太多的门诊，太多的病人在后面，只能匆匆忙忙简单交流几句。另一个就是医生不太会沟通。我在大学学了5年医，没有一门课是教人文关怀、交流的。儿科鼻祖张金哲院士，去年专门出了一本《接诊学》，建议医学院校要开这门课。他是老协和的，当年就有这么一门课。现在医生不了解社会民众的心态。除了接诊，包括住院、治疗，沟通太至关重要了。很多病沟通好了，病人的病也好了一半。就像坊间说的癌症三种死亡方法，其中三分之一是吓死的，这就是沟通在医患关系里的重要作用。
第四个方面，是发生纠纷以后的投诉、解决。
我们应该有良好的投诉渠道，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不要进一步发酵、发展。通过第三方调解、医疗风险的分担机制这些长效的机制建设，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是中国现代医学的人文精神、职业精神建设。
《心术》这部电视剧就是一种很好的弘扬医学职业精神的方式。心术，除了术，很重要的是心。人们对于醫生的职业道德的要求，有很高的期望，生命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所以需要一方面要提高医术。医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职业，求学生涯以后，终身继续教育。另一方面，提高职业责任感，全身心的投入。对医生而言，这个患者也许只是成千上万的病人里的一个。但是对病人而言，你就是100%。这就是生死托付。
中国古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西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战争年代形成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建国以来的医学创新精神，以及抗洪救灾、抗非典、抗震救灾形成的一种勇于献身的抗灾精神，共同组成了新时期的医学职业精神，需要去大力弘扬。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媒体和记者来科学、准确、客观地报道医疗卫生这个行业，希望有更多的艺术家通过来源于生活的文艺作品来反映这个行业的形象，我们也希望广大群众能够通过客观的新闻报道和优秀的文艺作品来认识、了解、理解和支持医疗卫生行业。
六六有句话说得好，“心术”之名意指“仁心仁术”。“一个预备成为医生的人，首先要有一颗仁心，然后才去训练他的仁术。”解决医患矛盾的关键，是否除了制度根源，就是仁心和仁术？为此，《新民周刊》赴卫生部专访了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主任。
《心术》没有脱离现实
《新民周刊》：《心术》这部电视剧你是否已经看过了，感想如何？
邓海华：六六的小说出来以后，部机关有的司局人手一本，我家里也有。这次看电视剧样片的时候，我回去把小说翻出来又看了一遍。
有一场戏很受触动，陕西一位农民大爷的儿子因为得了罕见的病最终未能治愈而去世，医院希望大爷能将儿子的遗体捐出来进行研究，大爷同意了。院方提出为他免去治疗期间的费用，可大爷还是把刚收的庄稼卖了钱交了医疗费。这位淳朴的农民，说的那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世上有两种人的钱不能欠，一个是先生的，一个是医生的。欠了他们的钱，世上就没有人教书和看病了。”
在剧中，大师兄刘晨曦，二师兄霍思邈，老三郑艾平，其实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医务人员，又通过增加美小护这个护士的许多剧情，把医、护生存的状态表达出来了。
《新民周刊》：六六“卧底”的医院，院长是她的朋友，而她本人又是一个有着高知名度的作家，人们比较担心她看到的并非客观现实。
邓海华：人们确实有这个担心：六六写这本书是不是站在医生的角度，得到医院的好处了？她在多个场合说不是，她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我觉得这个立场站得很对，既不是一边倒地帮患者说话，认为患者是弱势群体，也没有为了顾忌什么而帮医务人员说话。《心术》不是一个刻板的、主旋律式的、高大全的作品。六六的风格是很細腻的，通过第三方的眼睛，去描写她所见到的一切。超脱了医患双方本身，真正的医生什么样、患者什么样、医闹什么样，各种各样的人生百态在里面体现出来。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医生、患者，有各自的艰辛，都不容易。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接地气”了。没有浮在云端里，成为一个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作品。
剧中有医生护士在手术过程中说话开玩笑的场景，有的人认为表现得有些过，不太能接受。我曾经跟一位曾经做过医院院长的司局领导交流过，他说：“医生、护士在医院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天上好几台手术，如果全都闷着，不得病才怪。在手术台上，患者全麻状态下，有时相互之间说说话，开点玩笑，说点段子，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一看被电视剧表现出来了，有人就受不了了：“不行，我们医生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希望反映的是医生正面的高大全的形象。但如果六六写成那样子，就脱离生活了，医生们会说看着不像我们的生活，老百姓也觉得离他们很远。那样的话，这电视剧就不好看了，传播效果自然就会打折扣。
《新民周刊》：卫生部为什么对这部作品这么看重？
邓海华：我们希望让老百姓看到一个现实中的城市医院的情况，我觉得《心术》做到了。
六六来卫生部好几趟，就是探听口风，看能拍到什么程度，担心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限制或有所顾忌。张茅书记、尹力副部长亲自和她聊，鼓励她放开拍，给了她很大信心。我们还专门组织了协和、中日友好等医院的医生们对剧本进行讨论，给她提了很多专业意见。
我们就是要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能够接受的形式，来塑造行业形象，让大家了解你、理解你，最后才会去支持你。文艺作品、影视作品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医患关系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
《新民周刊》：六六的作品，直指当下比较尖锐的医患矛盾。各行各业里都有矛盾，为什么医疗行业总是备受指责？以前医生在患者面前享有绝对的权威，患者一般都很相信医生，但为什么近几年医患间的信任度却急速下降？
邓海华：医疗服务不是一个可以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调节的简单消费活动。吃顿饭，大排档、小餐馆、大饭店都可以吃得很开心，看病却不是这么简单。为什么有全国人民跑协和的现象？医疗消费有趋高性，县医院告诉你得了绝症治不了，你和你的家人肯定不会放弃，生命失去不会再有，人们会不顾一切、倾家荡产地去到权威机构得到一个最终的判决，希望县医院错了。社会上为什么对医生的反响这么强烈？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人们对医生这个职业在道德层面上的要求是比一般行业都要高的，患者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你了，容不得半点含糊和错误。
所以说，医患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被消费的关系，而是一个特殊的关系，陈竺部长也讲，医患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目标都是一个：病。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两者被对立起来了。有的患者不相信医生，带着一种敌对的情绪。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对死亡特别恐惧。到医院来，一定要把病看好。躺着进来，一定要站着出去，躺着出去不行，死在医院，更不行。其次就是在医疗保障上出了问题。患者一旦在医院死亡，哪怕医生尽了全力，如果他还不是一个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保障的患者，花了很多的钱，人财两空之后，家属可能会对医生、医院激发出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也是医患矛盾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现在非法的、虚假的医疗广告满天飞，所有疑难杂症都能医到病除，老百姓认为报纸、电视台都说能治好，怎么到了你医院就治不好，又增加了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
为什么在抗震救灾、抗洪救灾、抗非典中，医务人员是白衣天使，和解放军一样，是最可爱的人，那是因为这时候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在里面。回到平时，看病、救人，还是那点事，但是需要付费了，问题可能就来了。医生给你开药，你就想着他是不是在拿回扣、赚差价。一下子之间就对立起来了。搞到最后，正常的，也变成不正常。
医患矛盾为什么会激化
《新民周刊》：具体到近些年患者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卫生部门是否做过调查，患者究竟是出于对医生本人的不满意，还是对医疗机构内的管理、服务有意见？是否存在非法行医，或者假治疗、使用未经注册的医疗器械等等问题？
邓海华：对于伤害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我想强调这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是应该受到法律严惩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卫生部最近也印发了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的通告，要求严厉打击扰乱医疗机构秩序和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对于医患关系的调查，卫生部没有做过，但中国医师协会曾经做过几次大的调查，数据比较全面，医患之间发生矛盾，导火索不太可能是有问题的医疗器械或者药品本身。发生医患矛盾的，大部分还是因为看病的过程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等问题。有一个第三方的调查比较有说服力，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2011年进行的一项医患关系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的医患冲突主要是发生在医方和患方两个群体之间，而非医生和患者个人之间，现有的制度安排产生的高药价、高检查费、高就医总费用等问题，是造成两个群体发生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
《新民周刊》：走访医务人员的时候，我了解到现在有些医院，大学生毕业后直接上临床，缺失了从前老医生带的这么一个关键环节，这是不是也是导致医疗事故增多的一个方面？
邓海华：医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门经验科学，无论是你是博士还是硕士，如果掌握的全是纯理论的东西，上临床可能照样不行，因为没有临床实践经验。
医学生毕业后，原来老协和建院之初沿用国际水准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必须要当5年的住院医师。所有的科室，一个一个轮转。（编者注：在老协和时期，上级医生对住院医师的要求是，查房时汇报的病案必须背熟，教授还会就病案提问。住院医师在头一天晚上必须将患者的病案研究透彻。离开办公室的住院医师仍然要住在医院，24小时听候患者召唤。）现在新医改中要求加强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虽然几个部委文还没有发出去，但上海已经启动了这项，做得比较好。医学生毕业后进入临床培养基地，待三年，把各个科室都轮完后，回到当初分配的医院，以后再通过不断的进修、再学习，成为一个很好的合格的医生。
《新民周刊》：如果患者有良好的维权途径，医患矛盾是不是不至于这么激化？
邓海华：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确实存在很多。医学会的鉴定，尽管已经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有人认为那是兄弟之间的鉴定，只要不利于患者，患者就不相信。走司法途径，又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患者无法承受。所有才让医闹有机可乘，当然有的医院也图省事，宁可赔点钱息事宁人，导致这种事越来越多。
现在这种问题的解决，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叫做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全国现在正在推进，做得比较好的有海南、江苏、浙江等地。
这个机制跟医院、患者都没有关系，是委托司法局，类似人民调解员，有一个组织，一旦出了事，就递交到这里来。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有医生，但它是在一个专家库内随机抽取，尽量让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满足。
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还要探索建立和推广医疗责任险，这个在国外也是很普遍采用的。
在国内，一旦在一个官司中医疗机构败诉，几十万、几百万，对大医院来说还不算伤筋动骨，但街道、社区、乡镇卫生院，就非得倾家荡产不可。医疗纠纷、医疗差错，是永远不可避免的。通过给医疗机构、医生买保险来分担医生、医院的压力，就像车险一样，不撞车，第二年保费往下降；老出事，保费就往上提。将来再出现一个医疗技术事故，大家心平气和地去解决，而不是现在这样，出了事，让医院、医生赔，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当事人，甚至出现医闹，导致医务人员的人身伤害，变成了一种个人之间的冲突。
堵住拿红包、收回扣的源头
《新民周刊》：解决医患矛盾，有人士认为医生收入太低，提出“高薪养医”，你怎么看？
邓海华：医生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有的医生说得很好，医生的价值的体现，不是看你拿多少工资，而是每当治好了一个病人，对方感谢你的时候，那种崇高的职业荣誉感。
当然，我们希望医生体面地、有尊严地来赚自己的这份工资。收入高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高付出的需要不断提高、终身学习的职业。现在挂号费涨了这么多年了，才14元。我们一直在提倡优质护理，把护士还给病人，原来都是家属干、护工干。但是护理费一天才5元、7元、9元。
过去我们曾经自豪地说，中国用不到3%的资源保障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的健康。现在看起来，我们在这其中牺牲的是广大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医务人员的较低水平的人力成本在这里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现在医改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要让他们的付出与得到相对称，但不是通过开大处方、开大检查来赚钱，一定是要通过提高技术诊疗费等手段，让医生拿到和他的付出相当的薪水，得到体面的、有尊严的收入。
《新民周刊》：有人说，其实有些医生实际收入不低，是因为存在“开单费”。不少医院都会给医生下达开单任务，医生必须完成指标。
邓海华：给医生下指标、派任务，或者科室的承包、提成，这都是卫生部不允许的。在当前条件下，国家财政投入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0%，原来主要是通过以药补医来弥补，除了药，器械方面也是个比较大的问题。以药养医的机制，刺激了医院趋利的冲动，其实赚的是老百姓的钱，不管你是盖了大楼还是发了奖金，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
《新民周刊》：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邓海华：医改改什么？卫生部今年提出要逐步革除以药补医的机制。陈竺部长说，水再深、再难，我们也要趟过去。今年是要以县医院为突破口，选择全国300个县级医院，通过进行支付制度改革等综合措施，革除以药补医的制度性弊端。
上个世纪 50年代，实行以药补医的国家政策是为了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但这个制度，可能在计划经济时期起作用，在市场经济时期，却变成了一个很恶的制度。100元提成15元，1000元提成150元，如果和自身利益挂钩，医院和医生本能地就会开1000元的药。药品出厂价很低，医院指导价很高，好多矛盾就出来了。患者利益受损，企业叫苦连天，医生埋怨也多。所以这个制度一定要取消，这是造成医患对立、腐蚀医务人员很重要的根源。医生的价值不能体现在卖药、卖器械上。
取消之后，医改文件说得很清楚，医院基本建设、大型的仪器设备采购、医院的再发展，这些钱都由国家财政掏。不允许公立医院自筹经费、贷款建房、买设备，否则这笔支出必然还是要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去。
在其他补偿渠道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医保的投入既有国家的政策规定，又有政府财政的直接支持，也是国家投入的一种形式。医院可以通过诚实劳动、优质的医疗服务，通过医保的支付得到相应的补偿。
只有把医患间的经济间的对立解决了，医生和患者之间才能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在没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下，医生会根据病情的需要，去做诊断和治疗，尽他的全力，不用考虑是开这个药，还是开那个药，要不要开CT。患者也不用考虑给我做CT是不是过度医疗。否则医患双方都过得很累。
体制改革，精神建设
《新民周刊》：除了取消以药养医，还有哪些措施可以缓解医患矛盾？
邓海华：我认为，解决医患矛盾不能单靠卫生系统，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总的来说，首先是通过医改，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题，逐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这是最根本的。
医保方面进展最快，当然可能力度还不够。新农合原来最多也就30元钱，现在已经快300元了。而且卫生部一手管医疗保障，一手管医疗服务，把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妇女两癌、糖尿病、肾透析等大病一个一个都放进去了，在有限的医保经费基础上逐步解决导致农民因病致贫的大病保障问题。好多人说，现在有些对农民都做到了的，我们城里人还没做到。
然后就是加强基层的医疗卫生能力建设。常见病、多见病在县医院、社区医院，实在不行再转诊，大医院主攻疑难杂症、科研，形成大医院和基层医院互动的良性机制，这样看病费用也降下来了。
现在我们的大医院在干什么？门诊人满为患，但是许多是在看感冒这样的小病。许多国外大医院就只有是急诊和住院，很少有门诊。
还有公立医院改革，全国有17个试点城市在做体制机制的探索，全国的医院都开展了一些便民、利民、惠民的措施，比如节假日门诊、预约挂号等，这些措施更多是管理上的变化，但也涉及体制机制上的保障。
第二个，是加强医疗质量管理，通过各种临床的医疗技术规范、培训，来提高医疗安全的水平，尽量把事故降到最低的程度。六六的电视剧里就有一个小伙子，老出错，被“发配”到实验室去给小白鼠动手术了。
第三个方面是增强医生的沟通水平。
看病“三长一短”(挂号排队时间长、看病等候时间长、取药排队时间长，而医生问诊时间短)让老百姓很不满。 一方面医生没有时间沟通，太多的门诊，太多的病人在后面，只能匆匆忙忙简单交流几句。另一个就是医生不太会沟通。我在大学学了5年医，没有一门课是教人文关怀、交流的。儿科鼻祖张金哲院士，去年专门出了一本《接诊学》，建议医学院校要开这门课。他是老协和的，当年就有这么一门课。现在医生不了解社会民众的心态。除了接诊，包括住院、治疗，沟通太至关重要了。很多病沟通好了，病人的病也好了一半。就像坊间说的癌症三种死亡方法，其中三分之一是吓死的，这就是沟通在医患关系里的重要作用。
第四个方面，是发生纠纷以后的投诉、解决。
我们应该有良好的投诉渠道，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不要进一步发酵、发展。通过第三方调解、医疗风险的分担机制这些长效的机制建设，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是中国现代医学的人文精神、职业精神建设。
《心术》这部电视剧就是一种很好的弘扬医学职业精神的方式。心术，除了术，很重要的是心。人们对于醫生的职业道德的要求，有很高的期望，生命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所以需要一方面要提高医术。医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职业，求学生涯以后，终身继续教育。另一方面，提高职业责任感，全身心的投入。对医生而言，这个患者也许只是成千上万的病人里的一个。但是对病人而言，你就是100%。这就是生死托付。
中国古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西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战争年代形成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建国以来的医学创新精神，以及抗洪救灾、抗非典、抗震救灾形成的一种勇于献身的抗灾精神，共同组成了新时期的医学职业精神，需要去大力弘扬。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媒体和记者来科学、准确、客观地报道医疗卫生这个行业，希望有更多的艺术家通过来源于生活的文艺作品来反映这个行业的形象，我们也希望广大群众能够通过客观的新闻报道和优秀的文艺作品来认识、了解、理解和支持医疗卫生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