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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校跋汲古刻本《唐僧弘秀集》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因傅增湘过录了黄丕烈和李盛铎的跋，并与宋棚本《唐僧弘秀集》对校一遍，所以，此本虽为明刻本，实际上可以等同于宋本看待（书影见封三）。
一
傅增湘过录本记述了宋本《唐僧弘秀集》的收藏过程，可谓跌宕曲折。宋本《唐僧弘秀集》最早为黄丕烈收藏，黄丕烈题写了四篇跋，第一篇跋写于嘉庆八年（1803）的端阳日，此宋本并非全本，“惜失其九、十两卷，于六年前为五柳居主人所遗，纸本破损，腹衬字纸，殊不耐观”。虽破损不堪，但因其珍贵，复翁仍很爱惜，不仅将其编入《百宋一廛书目》，而且“命工重加补缀，装成二册”。四年后的嘉庆十二年（1807）“端阳后五日”，黄丕烈写了第二篇跋，“于王府基书坊见有旧刻《唐清塞诗集》《唐贯休诗集》，皆题菏泽李龏和父编，与此行款正同，盖翻宋刻也”。流行于坊间的清塞和贯休诗集实则从宋本《唐僧弘秀集》中节录的单行本，而《唐僧弘秀集》竟不传，愈发可见复翁所藏宋本之价值。
两年后的嘉庆十四年（1809），有感于僧诗创作及僧诗诗集刊刻不易，黄丕烈写了第三篇跋，“僧而诗，非僧之本分也，而僧是诗之方外也”。僧人是方外之人，其诗集刊刻多赖他人资助，“吴中石远梅为”“葊僧寒石”“刻其倚杖吟一卷”，复翁亦举一己之力为“理安方丈”的诗作“梓于吴中”。这样的义举似乎促成了他与《唐僧弘秀集》的缘分，“重阳前四日，偶得旧钞《唐僧弘秀集》，系崇祯癸未年间钞本，重是百六十余年物，取而藏之，出此残宋刻相对”。复翁又得一崇祯年间钞本《唐僧弘秀集》，并将其与宋本对校。
嘉庆二十年（1815）“乙亥二月望后一日”，黄丕烈写了第四篇跋：“余藏《唐僧弘秀集》此残宋本外，只有明刻二十四行，行二十字本。每卷次行止有菏泽云云一行，无校刻人姓名。卷首但载李序并目录，前后无他序跋，必从旧本出也。因仅为明刻行款，又与宋本不同，故未之取校。”惜其所藏宋本为一残本，虽手中有明钞本，但觉明钞本与宋本仍有出入，因而并未用明钞本对校宋本。之后黄丕烈又获一“明吴兴沈春泽雨若校刻本”，沈春泽刻本虽不及他手中的明钞本，但经过了“孙潜夫校旧刻本”，又经过了“叶石君校旧钞照陈解元书棚本录出之本”，与宋书棚本相校后，此本已然较为完善。黄丕烈将此本与自己手中的八卷残宋本对校后，亦认定“则凡宋本所缺俱可以两家所校本补之，未可谓校本之可废也”。明本也有其价值所在。至此，黄丕烈已收藏有三种《唐僧弘秀集》，一为残宋本，一为明钞本，一为明沈春泽校刻本。
从“六年前为五柳居主人所遗”残宋本《唐僧弘秀集》，直至获得沈春泽校刻本《唐僧弘秀集》，从嘉庆二年到嘉庆二十年，历时近二十年的时间。用二十年的时间孜孜以求一部书，足见如复翁之辈藏书家对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执着之心和敬畏之心。
残宋本《唐僧弘秀集》辗转半个世纪后，在光绪十年（1884）收入李盛铎手中，李盛铎跋曰：“此残本《唐僧宏秀集》乃士礼居旧藏，《百宋一廛赋》所称‘衲子之宏秀’是也。甲申夏书贾仲仁卿从金陵收孙澄之家书中有此种，以番饼十六枚易之。顷从缪筱珊编修从都中寄新刻《士礼居题跋》中载，荛夫先生校据宋本，所校即此宋本。元本即跋中所称沈刻，曾于国初为孙潜夫、叶石君以旧钞本（即陈解元书棚本）、明刻本校过。据荛夫跋知，诸本皆不如是本之善，则此本诚当世鸿宝也。惜不得以荛夫先生校本补足，使成完书耳。”李盛铎叙述了此本的收藏经过，并慨叹其为“当世鸿宝”。
在过录了以上五篇跋文之后，傅增湘亦写二跋，其一云：“宋棚本《唐僧弘秀集》为椒微师所藏，昨自津门从师假得，以汲古刻本对勘一过，补诗一首，改定如干字（宋本亦脱诗一首），并荛翁跋语于后。他日当访求旧钞以补勘后二卷，庶完师之素志云。癸亥十二月十三日藏园居士傅增湘记。”傅增湘从其老师李盛铎处得到残宋本《唐僧弘秀集》后，与其所藏汲古刻本对校一遍，但因缺九、十两卷，所以仍留有遗憾。非常幸运，几日后他就见到了完整的宋本《唐僧弘秀集》，其二云：“余记此未数日，忽有持宋本《弘秀集》一册来售，首尾完具，为蔡、李、徐、季四家递藏之物。书中有夹签，知为乾隆五十六年三月畅春园发下付装者，因补校卷首数叶，及九、十两卷。卷十尚颜诗，割析紊亂，赖此改正之。精神所会，异书来投，古缘眼福，良是自诩矣。癸亥东坡生日沅叔记。”终于弥补了黄丕烈、李盛铎两代收藏家的遗憾，得见宋刻本全貌，于是将宋本后两卷补校于汲古刻本。
傅增湘校跋明汲古刻本《唐僧弘秀集》与宋本参校之后内容更合于原貌，通过所录跋语，不仅得以知晓残宋本辗转递藏的来龙去脉，而且使得并非善本的汲古刻本，具有了更高的价值。
二
此汲古刻本共十卷，前有李龏作“唐僧弘秀集序”，其后为“唐僧弘秀集目录”，再后为收录诗歌。版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四周单栏。版心题“弘秀集卷几”，下有页码。每卷标题“唐僧弘秀集卷几”，占首行不空格。次行低八格题“荷泽李”，空一格“龏和父编”。空一行。四行低二格为诗题。
傅增湘将此本与宋本对校，不同处用朱笔标于其上。李龏“唐僧弘秀集序”题下补：“濮阳李廷相双桧堂书画私印”“蔡氏公惠”，序后补批文：“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目录首页眉批：“目录无。”卷一第一行补“乾学徐健庵”“季振宜藏书”字样，并“张一桂印”和“嵩庭”两方印。卷一标题“唐僧弘秀集卷一”改为“唐僧弘秀集卷第一”，版心“弘秀集卷一”改为“唐僧一”，后之卷未改。每卷卷首作者处“荷泽”均改为“菏泽”。
集中收录诗歌内容改动较大者如下：
卷一《春日杼山寄李纵员外》诗“一闭禅关老此身”句，改为“古书连拳伴我身”;“无限幽芳徒欲寄”句改为“欲掇幽芳聊赠远”。
卷二《九日和于使君上京》，诗题改为《九日和于使君思上京亲故》。
卷三《游山寺》后于书眉处补诗《寄青龙寺原上人》一首：“敛屦入寒竹，安禅过漏声。高杉残子落，深井冻痕生。罢磬风枝动，悬灯雪屋明。何当招我宿，乘月上方行。” 卷六《书石壁禅居》诗“禅客相逢只弹指”句，改为“禅客相逢劝归去”。
卷六《秀州张相公见访》诗“出师暂放张良箸”句，改为“出师暂放萧何箸”。
卷八《张舍人南溪别业》诗上眉批“宋本脱此首”。
卷十《夷陵即事》诗末补四句诗：“暑衣经雪着，冻砚向阳呵。岂谓临歧路，还闻圣主过。”上有眉批：“此五律诗后半首在下叶，改题为《读齐己上人集》”，“此下接第六叶《与王嵩隐》一首”。
卷十《读齐己上人集》上眉批：“此四句乃《夷陵即事》之后半首也。”
卷十《自纪》诗后《又》一首，诗题改为《读齐己上人集》。
卷第十终补题文：“嘉兴崇德凤鸣世医蔡济公惠家，无甔石之储，惟好蓄书于藏，以为子孙计。因书此，传之不朽。”并批注云：“此一佛幡式丹色木记。”
后为傅增湘过录黄丕烈跋四篇、李盛铎跋，以及自作跋二篇。
三
《唐僧弘秀集》的作者南宋诗人李龏，字和父，号雪林，菏泽人。与周伯弼友善，其《汶阳端平诗隽》序中称：“汝阳周伯弼，与予同庚生，同寓里。相与往来论诗三十余年。”戚辅之《佩楚轩客谈》有载：“李龙，字和父，菏泽人，家吴兴三汇之交。效元白，为歌诗，不乐仕进。年登耆期自铭墓云：‘孰生予？孰死予？予自不知。为文之徒、诗之徒，今瘗于斯，孰知？’伯道之无儿。未几死，赵文曜为志。葬之河道两山间，梅树百株。赵德符题其碣曰‘宋诗人雪林李君之墓’。”李龏善作歌诗，一生未仕进，耄耋之时自作墓志铭，定性自己的一生是“为文之徒、诗之徒”，可见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投入。写完墓志铭后不久即去世，因无子嗣，死后“赵文曜为志”，赵德符题碑。其所葬之处，有“梅树百株”。周密有《挽雪林李和父二首》，注曰：“本菏泽人，居吴兴，年八十，自作志。”其一云：“灯雨苹洲忆旧盟，游仙赋就五云深。梁园授简春风醉，吴苑敲诗夜雪吟。贫病一生无旧业，江湖八十有知音。只鸡斗酒梅边屋，九辩空招不可寻。”李龏贫病一生，八十而卒，与梅酒相伴，守穷而志高。由上可推断其生卒年约为1194年至1272年。释文珦有《哭李雪林》一诗：“昔者闻卢殷，颇为世所推。读书过万卷，尽以资于诗。复闻孟东野，气清而色夷。平生嗜章句，有甚于渴饥。二士举无子，所学竟不施。昌黎为买棺，又作铭墓辞。相去五百年，雪林酷似之。春谷古人徒，生死相维持。亦为立佳城，著文树穹碑。林兮信不忘，千载修名垂。”感慨李龏是一个同卢殷和孟郊一样嗜诗苦吟而且膝下无子的诗人，其才华和勤奋令人敬佩，其孤苦人生又令人唏嘘。李龏一生诗歌创作颇丰，多收于《江湖后集》，有诗二百余首。除了《唐僧弘秀集》外，李龏还编有《梅花衲》一卷和《翦绡集》二卷，两书皆为集句诗集。
《唐僧弘秀集》十卷成书于宝祐六年（1258），李龏自序中称：“古之吟咏情性，一本于诗。诗至唐为盛，唐之诗僧亦盛。唐一代为高道，为内供奉，名弘才秀者，三百年间，今得五十二人，诗五百首。或取于各僧本集，或出于诸家纂录，皆有拔山之力，搜海之功，风致不尘，一字弗赘，发音雄富，群立峥嵘，名曰《唐僧弘秀集》。不敢藏于巾笥，刊梓用传识者，第毫残松管，灯焰兰膏，截锦扬珠，神愁鬼毒，诗教湮微，取以为缁流砥柱，艺苑规衡，非假沽名鼓吹于江湖也。兼禅余风月，客外山川，千古之下，一目可见耳。”诗集收录诗人五十二家诗五百零七首，其中选诗较多者为皎然、灵一、无可、清塞、贯休、齐己，其余诗人诗作皆少于二十首。从序言可知，李龏是有感于“唐之诗僧亦盛”而编选此集，所选皆“名弘才秀者”，并以此为诗集命名。李龏给予所选诗僧很高的评价，说他们“皆有拔山之力，搜海之功，风致不尘，一字弗赘，发音雄富，群立峥嵘”，因此須为他们编集刊梓。不仅如此，“诗教湮微，取以为缁流砥柱，艺苑规衡，非假沽名鼓吹于江湖也”，李龏编选此诗集也有以之为范、扭转诗风的目的。南宋后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享乐风气开始流行，诗坛缺少了对社会、对政治的关心，反而以流连风光、吟咏情怀为主，格局不大，情调感伤惆怅。是李龏所谓“诗教湮微”也。但李龏以唐僧诗作为“艺苑规衡”，并非一剂良方。末代文学需要的已然不是对症下药，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从《唐僧弘秀集》对诗歌的择选中，可以明显看出李龏的尚趣。李龏属于当时最大的诗人群体“江湖诗人”，他们大多是流宕江湖的雅士高人，不乐仕进，参禅访道，交友吟咏，追求高逸情怀，重视诗歌的抒情性。如集中所选贯休《山居诗》，贯休作《山居诗》二十四首，《唐僧弘秀集》选十首，这十首诗多表达诗人山居闲适之情和参禅悟道之趣，如其一：“休话喧哗事事难，山翁只合住深山。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绿圃空阶云冉冉，异禽灵草水潺潺。无人为向群儒道，岩桂枝高更好攀。”描述的是天然淳朴的山居生活，抒发的是山林怡然自适与超越尘世的情怀。《山居诗》二十四首中亦有政事感怀和人生感悟之作，如：“尘埃中更有埃尘，时复双眉十为颦。赖有年光飞似箭，是何心地亦称人。回贤参孝时时说，蜂虿狼贪日日新。天意刚容此徒在，不堪惆怅不堪陈。”此诗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动荡、世人遭受苦难的不忍。情感激越，风格直切刚毅，不符合李龏的诗歌审美，则弃之不选。因此，李龏更多的是从个人趣味出发，编选了他崇尚的表达高蹈隐逸之情，具有清丽尖新、空灵流美之风的唐僧人诗。
总的来看，《唐僧弘秀集》所选诗歌大体能够代表诗人的创作风格，反映唐僧诗的创作成就。而且除了皎然、清塞、贯休、寒山等人有专集行世，其余诗人创作多赖此集得以保存。尽管其误收释宝月《行路难》诗，被《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时有不检”，但纵览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仍然承认其价值所在，给出较为公允的评价：“今观龏所录，如集中《听琴》《剑客》《登南岳祝融峰》诸篇，皆不见收，则别裁去取。亦未必尽诸僧所长，然唐僧有专集者，不过数家，其余散见诸书，渐就澌灭。龏能裒合而存之，俾残章断简，一一有传于后;其收拾散亡，要亦不能谓之无功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16ZDA17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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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傅增湘过录本记述了宋本《唐僧弘秀集》的收藏过程，可谓跌宕曲折。宋本《唐僧弘秀集》最早为黄丕烈收藏，黄丕烈题写了四篇跋，第一篇跋写于嘉庆八年（1803）的端阳日，此宋本并非全本，“惜失其九、十两卷，于六年前为五柳居主人所遗，纸本破损，腹衬字纸，殊不耐观”。虽破损不堪，但因其珍贵，复翁仍很爱惜，不仅将其编入《百宋一廛书目》，而且“命工重加补缀，装成二册”。四年后的嘉庆十二年（1807）“端阳后五日”，黄丕烈写了第二篇跋，“于王府基书坊见有旧刻《唐清塞诗集》《唐贯休诗集》，皆题菏泽李龏和父编，与此行款正同，盖翻宋刻也”。流行于坊间的清塞和贯休诗集实则从宋本《唐僧弘秀集》中节录的单行本，而《唐僧弘秀集》竟不传，愈发可见复翁所藏宋本之价值。
两年后的嘉庆十四年（1809），有感于僧诗创作及僧诗诗集刊刻不易，黄丕烈写了第三篇跋，“僧而诗，非僧之本分也，而僧是诗之方外也”。僧人是方外之人，其诗集刊刻多赖他人资助，“吴中石远梅为”“葊僧寒石”“刻其倚杖吟一卷”，复翁亦举一己之力为“理安方丈”的诗作“梓于吴中”。这样的义举似乎促成了他与《唐僧弘秀集》的缘分，“重阳前四日，偶得旧钞《唐僧弘秀集》，系崇祯癸未年间钞本，重是百六十余年物，取而藏之，出此残宋刻相对”。复翁又得一崇祯年间钞本《唐僧弘秀集》，并将其与宋本对校。
嘉庆二十年（1815）“乙亥二月望后一日”，黄丕烈写了第四篇跋：“余藏《唐僧弘秀集》此残宋本外，只有明刻二十四行，行二十字本。每卷次行止有菏泽云云一行，无校刻人姓名。卷首但载李序并目录，前后无他序跋，必从旧本出也。因仅为明刻行款，又与宋本不同，故未之取校。”惜其所藏宋本为一残本，虽手中有明钞本，但觉明钞本与宋本仍有出入，因而并未用明钞本对校宋本。之后黄丕烈又获一“明吴兴沈春泽雨若校刻本”，沈春泽刻本虽不及他手中的明钞本，但经过了“孙潜夫校旧刻本”，又经过了“叶石君校旧钞照陈解元书棚本录出之本”，与宋书棚本相校后，此本已然较为完善。黄丕烈将此本与自己手中的八卷残宋本对校后，亦认定“则凡宋本所缺俱可以两家所校本补之，未可谓校本之可废也”。明本也有其价值所在。至此，黄丕烈已收藏有三种《唐僧弘秀集》，一为残宋本，一为明钞本，一为明沈春泽校刻本。
从“六年前为五柳居主人所遗”残宋本《唐僧弘秀集》，直至获得沈春泽校刻本《唐僧弘秀集》，从嘉庆二年到嘉庆二十年，历时近二十年的时间。用二十年的时间孜孜以求一部书，足见如复翁之辈藏书家对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执着之心和敬畏之心。
残宋本《唐僧弘秀集》辗转半个世纪后，在光绪十年（1884）收入李盛铎手中，李盛铎跋曰：“此残本《唐僧宏秀集》乃士礼居旧藏，《百宋一廛赋》所称‘衲子之宏秀’是也。甲申夏书贾仲仁卿从金陵收孙澄之家书中有此种，以番饼十六枚易之。顷从缪筱珊编修从都中寄新刻《士礼居题跋》中载，荛夫先生校据宋本，所校即此宋本。元本即跋中所称沈刻，曾于国初为孙潜夫、叶石君以旧钞本（即陈解元书棚本）、明刻本校过。据荛夫跋知，诸本皆不如是本之善，则此本诚当世鸿宝也。惜不得以荛夫先生校本补足，使成完书耳。”李盛铎叙述了此本的收藏经过，并慨叹其为“当世鸿宝”。
在过录了以上五篇跋文之后，傅增湘亦写二跋，其一云：“宋棚本《唐僧弘秀集》为椒微师所藏，昨自津门从师假得，以汲古刻本对勘一过，补诗一首，改定如干字（宋本亦脱诗一首），并荛翁跋语于后。他日当访求旧钞以补勘后二卷，庶完师之素志云。癸亥十二月十三日藏园居士傅增湘记。”傅增湘从其老师李盛铎处得到残宋本《唐僧弘秀集》后，与其所藏汲古刻本对校一遍，但因缺九、十两卷，所以仍留有遗憾。非常幸运，几日后他就见到了完整的宋本《唐僧弘秀集》，其二云：“余记此未数日，忽有持宋本《弘秀集》一册来售，首尾完具，为蔡、李、徐、季四家递藏之物。书中有夹签，知为乾隆五十六年三月畅春园发下付装者，因补校卷首数叶，及九、十两卷。卷十尚颜诗，割析紊亂，赖此改正之。精神所会，异书来投，古缘眼福，良是自诩矣。癸亥东坡生日沅叔记。”终于弥补了黄丕烈、李盛铎两代收藏家的遗憾，得见宋刻本全貌，于是将宋本后两卷补校于汲古刻本。
傅增湘校跋明汲古刻本《唐僧弘秀集》与宋本参校之后内容更合于原貌，通过所录跋语，不仅得以知晓残宋本辗转递藏的来龙去脉，而且使得并非善本的汲古刻本，具有了更高的价值。
二
此汲古刻本共十卷，前有李龏作“唐僧弘秀集序”，其后为“唐僧弘秀集目录”，再后为收录诗歌。版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四周单栏。版心题“弘秀集卷几”，下有页码。每卷标题“唐僧弘秀集卷几”，占首行不空格。次行低八格题“荷泽李”，空一格“龏和父编”。空一行。四行低二格为诗题。
傅增湘将此本与宋本对校，不同处用朱笔标于其上。李龏“唐僧弘秀集序”题下补：“濮阳李廷相双桧堂书画私印”“蔡氏公惠”，序后补批文：“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目录首页眉批：“目录无。”卷一第一行补“乾学徐健庵”“季振宜藏书”字样，并“张一桂印”和“嵩庭”两方印。卷一标题“唐僧弘秀集卷一”改为“唐僧弘秀集卷第一”，版心“弘秀集卷一”改为“唐僧一”，后之卷未改。每卷卷首作者处“荷泽”均改为“菏泽”。
集中收录诗歌内容改动较大者如下：
卷一《春日杼山寄李纵员外》诗“一闭禅关老此身”句，改为“古书连拳伴我身”;“无限幽芳徒欲寄”句改为“欲掇幽芳聊赠远”。
卷二《九日和于使君上京》，诗题改为《九日和于使君思上京亲故》。
卷三《游山寺》后于书眉处补诗《寄青龙寺原上人》一首：“敛屦入寒竹，安禅过漏声。高杉残子落，深井冻痕生。罢磬风枝动，悬灯雪屋明。何当招我宿，乘月上方行。” 卷六《书石壁禅居》诗“禅客相逢只弹指”句，改为“禅客相逢劝归去”。
卷六《秀州张相公见访》诗“出师暂放张良箸”句，改为“出师暂放萧何箸”。
卷八《张舍人南溪别业》诗上眉批“宋本脱此首”。
卷十《夷陵即事》诗末补四句诗：“暑衣经雪着，冻砚向阳呵。岂谓临歧路，还闻圣主过。”上有眉批：“此五律诗后半首在下叶，改题为《读齐己上人集》”，“此下接第六叶《与王嵩隐》一首”。
卷十《读齐己上人集》上眉批：“此四句乃《夷陵即事》之后半首也。”
卷十《自纪》诗后《又》一首，诗题改为《读齐己上人集》。
卷第十终补题文：“嘉兴崇德凤鸣世医蔡济公惠家，无甔石之储，惟好蓄书于藏，以为子孙计。因书此，传之不朽。”并批注云：“此一佛幡式丹色木记。”
后为傅增湘过录黄丕烈跋四篇、李盛铎跋，以及自作跋二篇。
三
《唐僧弘秀集》的作者南宋诗人李龏，字和父，号雪林，菏泽人。与周伯弼友善，其《汶阳端平诗隽》序中称：“汝阳周伯弼，与予同庚生，同寓里。相与往来论诗三十余年。”戚辅之《佩楚轩客谈》有载：“李龙，字和父，菏泽人，家吴兴三汇之交。效元白，为歌诗，不乐仕进。年登耆期自铭墓云：‘孰生予？孰死予？予自不知。为文之徒、诗之徒，今瘗于斯，孰知？’伯道之无儿。未几死，赵文曜为志。葬之河道两山间，梅树百株。赵德符题其碣曰‘宋诗人雪林李君之墓’。”李龏善作歌诗，一生未仕进，耄耋之时自作墓志铭，定性自己的一生是“为文之徒、诗之徒”，可见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投入。写完墓志铭后不久即去世，因无子嗣，死后“赵文曜为志”，赵德符题碑。其所葬之处，有“梅树百株”。周密有《挽雪林李和父二首》，注曰：“本菏泽人，居吴兴，年八十，自作志。”其一云：“灯雨苹洲忆旧盟，游仙赋就五云深。梁园授简春风醉，吴苑敲诗夜雪吟。贫病一生无旧业，江湖八十有知音。只鸡斗酒梅边屋，九辩空招不可寻。”李龏贫病一生，八十而卒，与梅酒相伴，守穷而志高。由上可推断其生卒年约为1194年至1272年。释文珦有《哭李雪林》一诗：“昔者闻卢殷，颇为世所推。读书过万卷，尽以资于诗。复闻孟东野，气清而色夷。平生嗜章句，有甚于渴饥。二士举无子，所学竟不施。昌黎为买棺，又作铭墓辞。相去五百年，雪林酷似之。春谷古人徒，生死相维持。亦为立佳城，著文树穹碑。林兮信不忘，千载修名垂。”感慨李龏是一个同卢殷和孟郊一样嗜诗苦吟而且膝下无子的诗人，其才华和勤奋令人敬佩，其孤苦人生又令人唏嘘。李龏一生诗歌创作颇丰，多收于《江湖后集》，有诗二百余首。除了《唐僧弘秀集》外，李龏还编有《梅花衲》一卷和《翦绡集》二卷，两书皆为集句诗集。
《唐僧弘秀集》十卷成书于宝祐六年（1258），李龏自序中称：“古之吟咏情性，一本于诗。诗至唐为盛，唐之诗僧亦盛。唐一代为高道，为内供奉，名弘才秀者，三百年间，今得五十二人，诗五百首。或取于各僧本集，或出于诸家纂录，皆有拔山之力，搜海之功，风致不尘，一字弗赘，发音雄富，群立峥嵘，名曰《唐僧弘秀集》。不敢藏于巾笥，刊梓用传识者，第毫残松管，灯焰兰膏，截锦扬珠，神愁鬼毒，诗教湮微，取以为缁流砥柱，艺苑规衡，非假沽名鼓吹于江湖也。兼禅余风月，客外山川，千古之下，一目可见耳。”诗集收录诗人五十二家诗五百零七首，其中选诗较多者为皎然、灵一、无可、清塞、贯休、齐己，其余诗人诗作皆少于二十首。从序言可知，李龏是有感于“唐之诗僧亦盛”而编选此集，所选皆“名弘才秀者”，并以此为诗集命名。李龏给予所选诗僧很高的评价，说他们“皆有拔山之力，搜海之功，风致不尘，一字弗赘，发音雄富，群立峥嵘”，因此須为他们编集刊梓。不仅如此，“诗教湮微，取以为缁流砥柱，艺苑规衡，非假沽名鼓吹于江湖也”，李龏编选此诗集也有以之为范、扭转诗风的目的。南宋后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享乐风气开始流行，诗坛缺少了对社会、对政治的关心，反而以流连风光、吟咏情怀为主，格局不大，情调感伤惆怅。是李龏所谓“诗教湮微”也。但李龏以唐僧诗作为“艺苑规衡”，并非一剂良方。末代文学需要的已然不是对症下药，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从《唐僧弘秀集》对诗歌的择选中，可以明显看出李龏的尚趣。李龏属于当时最大的诗人群体“江湖诗人”，他们大多是流宕江湖的雅士高人，不乐仕进，参禅访道，交友吟咏，追求高逸情怀，重视诗歌的抒情性。如集中所选贯休《山居诗》，贯休作《山居诗》二十四首，《唐僧弘秀集》选十首，这十首诗多表达诗人山居闲适之情和参禅悟道之趣，如其一：“休话喧哗事事难，山翁只合住深山。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绿圃空阶云冉冉，异禽灵草水潺潺。无人为向群儒道，岩桂枝高更好攀。”描述的是天然淳朴的山居生活，抒发的是山林怡然自适与超越尘世的情怀。《山居诗》二十四首中亦有政事感怀和人生感悟之作，如：“尘埃中更有埃尘，时复双眉十为颦。赖有年光飞似箭，是何心地亦称人。回贤参孝时时说，蜂虿狼贪日日新。天意刚容此徒在，不堪惆怅不堪陈。”此诗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动荡、世人遭受苦难的不忍。情感激越，风格直切刚毅，不符合李龏的诗歌审美，则弃之不选。因此，李龏更多的是从个人趣味出发，编选了他崇尚的表达高蹈隐逸之情，具有清丽尖新、空灵流美之风的唐僧人诗。
总的来看，《唐僧弘秀集》所选诗歌大体能够代表诗人的创作风格，反映唐僧诗的创作成就。而且除了皎然、清塞、贯休、寒山等人有专集行世，其余诗人创作多赖此集得以保存。尽管其误收释宝月《行路难》诗，被《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时有不检”，但纵览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仍然承认其价值所在，给出较为公允的评价：“今观龏所录，如集中《听琴》《剑客》《登南岳祝融峰》诸篇，皆不见收，则别裁去取。亦未必尽诸僧所长，然唐僧有专集者，不过数家，其余散见诸书，渐就澌灭。龏能裒合而存之，俾残章断简，一一有传于后;其收拾散亡，要亦不能谓之无功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16ZDA17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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