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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一跤跌进大红大紫的荣誉里”
杨荣国（1907—1978），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学者，湖南长沙人。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长期在中山大学工作，一直到他逝世为止，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校党委常委等职。这期间，他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
“文化大革命”之前，杨荣国已在共和国历次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有所表现，小有名气。如批判胡适、梁漱溟以及在“拔白旗”运动中批判中山大学的刘节等，他先后写有《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章。大概也是因为如此，根据于光远的回忆：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四次会议。当时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提出愿在会议期间找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座谈会名单是中宣部开的，报上去后毛泽东同意了。在这个名单里，年长者有高亨、杨荣国，至于青年人，则有王若水、姚文元。据说毛泽东和姚文元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面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荣国与众多“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严酷的批斗，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被隔离审查，还遭到过非人的迫害，抄家、毒打、扣发工资、被派送到“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其妻子陈慧敏更因受到株连，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后弃家出走，又溺水身亡。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随后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杨荣国的命运却突然转向了。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审查之后，1973年，杨荣国恢复了工作，此后他还曾任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山大学哲学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党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等。
杨荣国命运何以如此剧变？这要从他发表在《红旗》1972年第12期上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这篇文章是杨荣国应《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汪子嵩之约写的，据说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第一篇文章。杨荣国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提出的主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此后，1973年8月7日，杨荣国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对他的上述观点进一步详细阐述。文章说：“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52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日》）。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文章还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章最后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杨荣国的文章，并向他人推荐。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讲话，谈到“批林批孔”运动发动经过时，提及这件事。她说：“我大概是去年春天去看望主席”的。“去年春天”，正是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林批孔”话题的时候。江青回忆当时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为了“批判”而看的，又特意印发了此书。此后8月5日，“主席把我叫了去，叫我作笔记，写了一首诗，标题叫《〈读封建论〉呈郭老》”，当然，这是“批判”郭沫若的。接着，江青说：“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她又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上海、广州的学者”，包括杨荣国，跑在了“批孔’的前列，及后而跟上的，则是北京的“梁效”。
由此，杨荣国命运骤变，并很快成为红极一时的“批林批孔”学者。
1973年9月8日至11日，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杨荣国在会上作了《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
杨荣国讲完后，科教组负责人迟群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迟群还恶狠狠地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
继之的17日，杨荣国又在《南方日报》发表了《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一文，随即又于翌年先后发表有《桑弘羊的哲学思想》（《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林彪、孔丘都是开倒车的反动派》（《南方日报》3月5日）、《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光明日报》8月24日）等文章。
也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按照形势的要求，对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作了相应的修订，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73年“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杨荣国的文章红极一时，成为各地组织学习的典范之作。杨荣国最“红”的时候，是“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讲过评法批儒，接着到各省讲学，都是各省省委和省革委领导人到飞机场、火车站迎送，在省报头条上发消息，特号字大标题报道‘杨荣国教授来我省讲学’”。到了197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书。
不过，由于是奉命而作，加上多年意识形态斗争的套路和惯性，杨荣国的这些著作、文章只堪是“帮派文章”，很难说有学术价值。例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中说“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几乎是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了。更加不幸的是，如果说杨荣国此前的”批林批孔”还算得上是一家之言，这时却已完全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等的炮弹了。此后，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杨荣国被“四人帮”牵着鼻子走，进行所谓“周游列国”式的巡回报告。报告中竟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等。
“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杨荣国必不可免地再次受到了“批判”，只不过这一次是不点名的“批判”了，当时许多报纸上的文章在提到他时，都用了“广东那个教授”的说法。
1978年8月，杨荣国由于受到审查和批判，心情抑郁，在广州患癌症过世。
在病中，因为他当时的名声，导致他在医疗中也受到了一定的歧视，他从广东的迎宾馆总统楼，相继迁至部长级房间、高干病房、普通病房，曾经的那些络绎不绝的探望者，忽然一夜之间不见了。所谓世态炎凉，杨荣国是亲身体会到了。
关于此事，舒芜在《忆杨荣国教授》一文曾详细讲述，他说：“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之中，评法批儒运动当然要作为一场政治阴谋受到清算，杨荣国也免不了受到批评，但报刊上并未点他的名，只称为‘南方某教授’，留有余地。不久就听说杨荣国病逝广州。后来又听说，已经查明，他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无关系。还看到他女儿发表的文章，写他父亲病重住院时，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她父亲立刻从首长住的特级病房被迁入高干病房，又被迁入多人合住的普通大病房，饱尝顷刻炎凉的滋味。还说当时批判揭发中有一些过火不实之词，例如有此一说：美国总统特赠周恩来总理一种名贵特效良药，被移用于杨荣国身上，致使周总理不治，此说最使群情激愤，杨荣国最感冤屈，几次言之泪下。我看了也不禁浩叹。我确知杨荣国几十年前就鼓吹法家，此在‘文革’初期，并未使杨荣国能免于‘牛棚’受难，家破人亡；到了‘文革’后期，不知怎样被‘四人帮’发现了，适合了政治阴谋的需要，遂使杨荣国一跤跌进大红大紫的荣誉里。大概他自己还真以为吾道大昌，天将以为木铎，却不知只是被摆到场面上利用利用而已，密室阴谋是不会让他这样一个老书生与闻的。他的悲剧是注定的。”
1982年6月，在杨荣国病逝4年之后，中共广东省委纪委对其作出结论：“杨荣国同志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杨荣国同志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
说杨荣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以及杨荣国“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无关系”，这也是说杨荣国并不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的确，所谓“评法批儒”，杨荣国和发动者的心思就是不同的，正如舒芜所说：“我也知道杨荣国讲法家，不自今日始，解放前他在南宁写中国思想史时，已经对法家评价很高，正好适合了目前某种需要，倒不是有意迎合，曲学阿世。”
说杨荣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并非都是“唯上”，是因为杨荣国在学术上从来都是一个“抑孔”的学者。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和重庆，杨荣国先后写有《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和《孔墨的思想》等著作，书中他持“扬墨抑孔”的主张，这也是他一贯的主张，可谓终生不渝。当时后方的进步学者，代表者如郭沫若是“扬孔抑墨”的，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和杨荣国等则相反。当时《读书与出版》杂志曾介绍杨荣国著《孔墨的思想》，称：“对孔家与墨家学说的估价，在抗战时期学术界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郭沫若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意见在《十批判书》的《孔墨的批判》一篇中说得非常清楚。郭先生认为，在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但别的学者，如翦伯赞先生和《孔墨的思想》一书的作者杨荣国先生的看法则恰恰与郭先生的相反。杨荣国先生在这本书中认为，孔子生在‘奴隶制正趋没落，封建制则正在那里开始发芽’的时代，而孔子的立场则是：‘出身于旧的贵族，他非常不甘心旧的社会就这样没落下去，总在想方设法把这一旧社会维护住。’至于墨子呢，他‘和孔老夫子成了敌对派，孔老先生是在如何维护贵族，墨子则反是，他就甘和下层社会为伍，来反对贵族’。当然不能把郭先生的意见和复古派的歌颂孔孟并为一谈，郭先生是企图从封建专制时代的儒家的烟瘴下恢复孔子思想在当时时代中的真实的地位。当然也不能以为翦、杨诸先生的意见就是把墨家的思想看做是完整的革命思想，他们也是企图把墨家在当时时代中的本色揭露出来。这一个争论在学术界中可说并没有十分展开，所以这也未得到一致公议的结论。现实的许多迫切需要人们去解决的问题使得学术界不可能多花精力在这类问题上。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小问题，这里不仅是有关在三千年来的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两大学派的估价问题，而且是从这一问题上接触到如何总结中国的思想史，如何估价历史上的种种思想学派的根本问题。”
杨荣国当时的几部著作，如《孔墨的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都反映了他执著地打倒“孔家店”的立场。“孔丘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意愿”，这是他根据研究得来的体会，遥自“五四”之后，有许多人赞同这种意见。
至于后来的杨荣国，其弟子之一的李锦全曾在《杨荣国文集·前言》中评论说：“杨荣国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是在这个年代通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是出身于名牌大学哲学系，亦没有受过名师指点，学的是教育，做过几年中学教师，参加革命后做的是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是他自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通过学术争鸣形成自己的观点。如对孔子思想的评价和郭沫若不同，他认为孔子说的‘复礼’和‘吾从周’，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主张历史的倒退。‘文革’时期‘四人帮’胡说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这是别有用心来影射攻击周总理。而杨荣国所以批评孔子说的‘吾从周’，并非反对周公本人，更与影射周总理无关。他认为春秋时代的孔子，却主张‘复礼’、‘从周’，即恢复到西周社会，那是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提出批评。由于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的看法，认为殷周是种族奴隶制社会，到春秋战国才转向封建制。他在‘文革’时写的批孔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不过是他在《孔墨的思想》一书中原有学术观点的发挥。但由于‘四人帮’的利用和歪曲附会，把批孔说成是批判‘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后来又说可以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完全是政治上的附会，并非是杨荣国本来批孔的原意。”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2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标题和内容有改动）
（责任编辑 汪文庆）
“一跤跌进大红大紫的荣誉里”
杨荣国（1907—1978），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学者，湖南长沙人。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长期在中山大学工作，一直到他逝世为止，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校党委常委等职。这期间，他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
“文化大革命”之前，杨荣国已在共和国历次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有所表现，小有名气。如批判胡适、梁漱溟以及在“拔白旗”运动中批判中山大学的刘节等，他先后写有《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章。大概也是因为如此，根据于光远的回忆：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四次会议。当时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提出愿在会议期间找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座谈会名单是中宣部开的，报上去后毛泽东同意了。在这个名单里，年长者有高亨、杨荣国，至于青年人，则有王若水、姚文元。据说毛泽东和姚文元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面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荣国与众多“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严酷的批斗，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被隔离审查，还遭到过非人的迫害，抄家、毒打、扣发工资、被派送到“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其妻子陈慧敏更因受到株连，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后弃家出走，又溺水身亡。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随后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杨荣国的命运却突然转向了。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审查之后，1973年，杨荣国恢复了工作，此后他还曾任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山大学哲学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党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等。
杨荣国命运何以如此剧变？这要从他发表在《红旗》1972年第12期上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这篇文章是杨荣国应《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汪子嵩之约写的，据说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第一篇文章。杨荣国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提出的主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此后，1973年8月7日，杨荣国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对他的上述观点进一步详细阐述。文章说：“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52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日》）。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文章还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章最后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杨荣国的文章，并向他人推荐。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讲话，谈到“批林批孔”运动发动经过时，提及这件事。她说：“我大概是去年春天去看望主席”的。“去年春天”，正是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林批孔”话题的时候。江青回忆当时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为了“批判”而看的，又特意印发了此书。此后8月5日，“主席把我叫了去，叫我作笔记，写了一首诗，标题叫《〈读封建论〉呈郭老》”，当然，这是“批判”郭沫若的。接着，江青说：“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她又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上海、广州的学者”，包括杨荣国，跑在了“批孔’的前列，及后而跟上的，则是北京的“梁效”。
由此，杨荣国命运骤变，并很快成为红极一时的“批林批孔”学者。
1973年9月8日至11日，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杨荣国在会上作了《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
杨荣国讲完后，科教组负责人迟群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迟群还恶狠狠地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
继之的17日，杨荣国又在《南方日报》发表了《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一文，随即又于翌年先后发表有《桑弘羊的哲学思想》（《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林彪、孔丘都是开倒车的反动派》（《南方日报》3月5日）、《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光明日报》8月24日）等文章。
也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按照形势的要求，对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作了相应的修订，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73年“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杨荣国的文章红极一时，成为各地组织学习的典范之作。杨荣国最“红”的时候，是“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讲过评法批儒，接着到各省讲学，都是各省省委和省革委领导人到飞机场、火车站迎送，在省报头条上发消息，特号字大标题报道‘杨荣国教授来我省讲学’”。到了197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书。
不过，由于是奉命而作，加上多年意识形态斗争的套路和惯性，杨荣国的这些著作、文章只堪是“帮派文章”，很难说有学术价值。例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中说“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几乎是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了。更加不幸的是，如果说杨荣国此前的”批林批孔”还算得上是一家之言，这时却已完全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等的炮弹了。此后，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杨荣国被“四人帮”牵着鼻子走，进行所谓“周游列国”式的巡回报告。报告中竟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等。
“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杨荣国必不可免地再次受到了“批判”，只不过这一次是不点名的“批判”了，当时许多报纸上的文章在提到他时，都用了“广东那个教授”的说法。
1978年8月，杨荣国由于受到审查和批判，心情抑郁，在广州患癌症过世。
在病中，因为他当时的名声，导致他在医疗中也受到了一定的歧视，他从广东的迎宾馆总统楼，相继迁至部长级房间、高干病房、普通病房，曾经的那些络绎不绝的探望者，忽然一夜之间不见了。所谓世态炎凉，杨荣国是亲身体会到了。
关于此事，舒芜在《忆杨荣国教授》一文曾详细讲述，他说：“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之中，评法批儒运动当然要作为一场政治阴谋受到清算，杨荣国也免不了受到批评，但报刊上并未点他的名，只称为‘南方某教授’，留有余地。不久就听说杨荣国病逝广州。后来又听说，已经查明，他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无关系。还看到他女儿发表的文章，写他父亲病重住院时，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她父亲立刻从首长住的特级病房被迁入高干病房，又被迁入多人合住的普通大病房，饱尝顷刻炎凉的滋味。还说当时批判揭发中有一些过火不实之词，例如有此一说：美国总统特赠周恩来总理一种名贵特效良药，被移用于杨荣国身上，致使周总理不治，此说最使群情激愤，杨荣国最感冤屈，几次言之泪下。我看了也不禁浩叹。我确知杨荣国几十年前就鼓吹法家，此在‘文革’初期，并未使杨荣国能免于‘牛棚’受难，家破人亡；到了‘文革’后期，不知怎样被‘四人帮’发现了，适合了政治阴谋的需要，遂使杨荣国一跤跌进大红大紫的荣誉里。大概他自己还真以为吾道大昌，天将以为木铎，却不知只是被摆到场面上利用利用而已，密室阴谋是不会让他这样一个老书生与闻的。他的悲剧是注定的。”
1982年6月，在杨荣国病逝4年之后，中共广东省委纪委对其作出结论：“杨荣国同志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杨荣国同志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
说杨荣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以及杨荣国“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无关系”，这也是说杨荣国并不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的确，所谓“评法批儒”，杨荣国和发动者的心思就是不同的，正如舒芜所说：“我也知道杨荣国讲法家，不自今日始，解放前他在南宁写中国思想史时，已经对法家评价很高，正好适合了目前某种需要，倒不是有意迎合，曲学阿世。”
说杨荣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并非都是“唯上”，是因为杨荣国在学术上从来都是一个“抑孔”的学者。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和重庆，杨荣国先后写有《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和《孔墨的思想》等著作，书中他持“扬墨抑孔”的主张，这也是他一贯的主张，可谓终生不渝。当时后方的进步学者，代表者如郭沫若是“扬孔抑墨”的，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和杨荣国等则相反。当时《读书与出版》杂志曾介绍杨荣国著《孔墨的思想》，称：“对孔家与墨家学说的估价，在抗战时期学术界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郭沫若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意见在《十批判书》的《孔墨的批判》一篇中说得非常清楚。郭先生认为，在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但别的学者，如翦伯赞先生和《孔墨的思想》一书的作者杨荣国先生的看法则恰恰与郭先生的相反。杨荣国先生在这本书中认为，孔子生在‘奴隶制正趋没落，封建制则正在那里开始发芽’的时代，而孔子的立场则是：‘出身于旧的贵族，他非常不甘心旧的社会就这样没落下去，总在想方设法把这一旧社会维护住。’至于墨子呢，他‘和孔老夫子成了敌对派，孔老先生是在如何维护贵族，墨子则反是，他就甘和下层社会为伍，来反对贵族’。当然不能把郭先生的意见和复古派的歌颂孔孟并为一谈，郭先生是企图从封建专制时代的儒家的烟瘴下恢复孔子思想在当时时代中的真实的地位。当然也不能以为翦、杨诸先生的意见就是把墨家的思想看做是完整的革命思想，他们也是企图把墨家在当时时代中的本色揭露出来。这一个争论在学术界中可说并没有十分展开，所以这也未得到一致公议的结论。现实的许多迫切需要人们去解决的问题使得学术界不可能多花精力在这类问题上。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小问题，这里不仅是有关在三千年来的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两大学派的估价问题，而且是从这一问题上接触到如何总结中国的思想史，如何估价历史上的种种思想学派的根本问题。”
杨荣国当时的几部著作，如《孔墨的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都反映了他执著地打倒“孔家店”的立场。“孔丘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意愿”，这是他根据研究得来的体会，遥自“五四”之后，有许多人赞同这种意见。
至于后来的杨荣国，其弟子之一的李锦全曾在《杨荣国文集·前言》中评论说：“杨荣国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是在这个年代通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是出身于名牌大学哲学系，亦没有受过名师指点，学的是教育，做过几年中学教师，参加革命后做的是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是他自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通过学术争鸣形成自己的观点。如对孔子思想的评价和郭沫若不同，他认为孔子说的‘复礼’和‘吾从周’，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主张历史的倒退。‘文革’时期‘四人帮’胡说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这是别有用心来影射攻击周总理。而杨荣国所以批评孔子说的‘吾从周’，并非反对周公本人，更与影射周总理无关。他认为春秋时代的孔子，却主张‘复礼’、‘从周’，即恢复到西周社会，那是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提出批评。由于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的看法，认为殷周是种族奴隶制社会，到春秋战国才转向封建制。他在‘文革’时写的批孔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不过是他在《孔墨的思想》一书中原有学术观点的发挥。但由于‘四人帮’的利用和歪曲附会，把批孔说成是批判‘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后来又说可以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完全是政治上的附会，并非是杨荣国本来批孔的原意。”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2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标题和内容有改动）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