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及至如今，网上却风行“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所有人”。对此，有人拉出“彭宇案”的终审法官，说他才是始作俑者。其实，这种浇薄的风气由来已久。
　　唐朝时，广宗人潘好礼靠“明经”入仕后，被分到藩王府做了从四品的长史。王府长史可以说是皇帝派到王爷身边“掺沙子”的人物，本来就不受待见，要想干得舒服，无非是曲意奉承，甚至帮虎吃食，但潘好礼没这么做。
　　潘好礼负责监督的人是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邠王李守礼。要不是武则天野心膨胀，皇位应是李守礼的囊中之物。但阴差阳错，他不但做了几十年的囚徒，还差点命丧于奶奶的杖责之下。所以他坐稳“富贵闲王”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玩”——把前半生的玩回来，把后半生的玩出来。
　　李守礼姬妾无数，子女多达近百人却无一成才。他晚年时每日出行还要携带大量现金，基本属于那种看见什么买什么的主儿。有人劝他悠着点，他却大嘴一咧，说：“我是当今万岁的哥哥，害怕死了没钱埋吗？”就这么个货色还明白“众乐乐”的道理，每次出城打猎都要带一大票卫队、侍从，不搅个天翻地覆绝不回来。
　　李守禮手下不是没有明白人，但都一筹莫展，只有潘好礼挺身而出，躺在李守礼的马前，仰天大呼道：“今农在田，王何得非时暴禾稼以损下人？要先践杀司马而后听所为！”这明明是要搞“尸谏”嘛！被当众怒怼的李守礼，几次举起马鞭又无奈放下。从此，农忙时节城外的田间地头再也看不到李守礼飞鹰走马的身影了。
　　很快，能力出众的潘好礼调任豫州刺史，成了大权在握的一路诸侯。但他仍保持着事无巨细通通过问的习惯，弄得那些好打擦边球的家伙再无空子可钻。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州乃至全国的奇事。
　　潘好礼的儿子想效仿父亲考取明经科，他听说后不但没半句鼓励，反倒拉长脸说：“经不明不可妄进！”其实唐代作为中国史上最后一个贵族社会，“官二代”入仕还是大有捷径的，比如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可享“门荫”，无须挤科举的独木桥。唐代中期以降，“门荫”制度因受新兴地主官员的抵制而有所收敛，但“官二代”仍能取得散职官位，跳过考试，直接参加吏部选举。
　　应该说，潘好礼的儿子是活脱脱的励志男，但潘好礼的兜头冷水还是泼了下去。他正襟危坐，命儿子跪在面前，一口气问了几十篇五经题。不知是不是应了那句“猫爪下的黄鹂不会唱歌”，本来信心满满的潘少爷被问得哑口无言。这下，潘好礼震怒了，不但将儿子暴打一顿，还命人给儿子戴上枷锁，绑在府外示众。
　　潘好礼这么极端化地处理儿子，一方面是因为儿子的能力显然不够，有欺骗老子之嫌;更重要的是给那些一窝蜂往官场挤的“官二代”提个醒——没真才实学就别来丢人现眼，也给百姓留条活路。
　　但就是这么一个铁面无私的正人君子，在当时却遭到了“急功近名”的讥讽，有人甚至把他和身居宰相却盖布被的公孙弘相提并论。他为官几十年从不搞人身依附，穷得只用破桌破柜，竟在可畏人言的逼迫下，以风烛残年贬往遥远的温州，最后病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