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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能给你米饭扑鼻香味的那种感觉？”
在丽江四方桥上，正在拍摄《千里走单骑》的录音师陶经先生曾问徒弟马牛：“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能给你米饭扑鼻香味的那种感觉？”马牛愣住了，他盯着桥下的鱼，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六七年后，马牛意识到，师傅在那时告诉了他这个职业的本质。
“录音师这行不在乎你的耳朵有多特别，而是要会用声音讲故事。”穿着黑色polo衫的陶经说。他被称为张艺谋的御用录音师，无论是文艺片时期的《活着》，还是商业片时代的《英雄》，他都是重要参与者。他还参与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陶经出生在原上海租界，祖父曾是国民党时期上海邮政局的一把手，他从小学习过小提琴、二胡、大提琴、声乐。陶经绅士地靠在录音棚外的沙发上，说话声音却很是响亮。他对此颇有愧意：大嗓门是“合格”录音师的职业病。在混乱的片场中，你的表达一定要准确、充分、简练，它标志你是一个有能力在第一线工作的人。
陶经的职业习惯与信仰和他与张艺谋、陈凯歌同时作为改革开放后电影行业的开拓者密切相关，缺少太多前车之鉴与物质条件的他们要让一切从无到有。在陶经的另一个徒弟肖京眼中，他是一位贪婪的设计师，他永远都在榨取，不知满足，将上海人的“斤斤计较”发挥到了极致。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时，为了录好一条踩碎花盆的声音，陶经让助理找来了两千多个花盆，让他们一组一组踩碎，他要穷尽一切可能来演绎“势不可挡”。
后期开会，陶经总是不停地提想法，不断压榨所有人的创意和可能性。马牛曾把他的话像《圣经》一样记下来，然后执行。但每到下一次，他的想法又变了，他的口头禅是：“弄吧，反正不要钱。”和他一起工作让所有人痛苦不堪，但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一旦离开他，你就会产生深深的不安，你觉得自己的进步从此停止了。他让每一个人怨声载道却又让他们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和他分道扬镳。
陶经第一次对声音有强烈感受是在“文革”时期。高中毕业后，为了让弟弟留在市区，身为大哥的他主动申请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务农。那些苦乐不自觉的日子，他终日与泥土和大喇叭打交道：白天顶着烈日在地里一干就是12个小时，早晚则被各种内容的高音喇叭声“浸泡”着。1977年的一天，清晨5点半，大喇叭里传来的不是起床号，而是使劲地播报考上大学回城的人员名单。“这个刺激多大，全农场几万人，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报，像他们都拿到‘绿卡’了，当天就能拔腿回城。播音员在大喇叭里清晰、中性地念着每一个名字，在薄雾的大地上有着回声，但是没有我。”那一年陶经刚满20岁，那个声音对他来说意味着命运的宣判，“很冷、漆黑的黎明，很静、很刺激”。
在《活着》中，他让这种铭刻于灵魂的命运之声降临到了逆来顺受的家珍身上。痛失独子之后，乐观的家珍终于倒下，她跪在坟头，流着眼泪，两只手机械地烧着有庆的旧衣服，有气无力地念叨着：“都是妈的错……不该让你去啊……”远处是阴沉沉的天，干冷的秋风吹在人脸上，大喇叭里传来一个似空气一分子的朴实男低音，随着风飘来飘去时断时续捉摸不定。而这个男声就是导演张艺谋的声音，它符合陶经对一种质朴气质的热爱，像一种命运的能量，“艺谋的声音非常朴实，非常自然，一点也不做作。”陶经说。
陶经不是一个技术崇拜者，他更看重声音对电影的一种更深刻意义的再造。《霸王别姬》中，“文革”刚开始时，戏园子舞台上程蝶衣与排练革命新戏的年轻人争辩的那场戏，除了拆除戏园子时肆无忌惮的打击声外，老是出现一个明显的电话铃声，但一直没有人接听。“这是我跟凯歌一块儿设计的，我们传达给观众的是：这是个一直没有人应答的电话。也就是说，程蝶衣的质疑和戏里冲突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no answer。”陶经说。不过在中国市场，他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遗憾，比如这种表述中国观众都没有听出来，还是一个法国记者在戛纳解读出来的；再比如，国内影院较为关注座椅、装饰华丽，却不太在意电影视听最基本的标准，这让陶经和他的同行以前几乎不愿意在国内影院观看自己精心创作的电影，暗、偏色、一边喇叭不响、声闷时常发生。
因为更多工作通过后期完成，与导演、摄影相比，录音师是一个更低调、在创作上相对更独立、可以更深入思考的群体。他们被当做电影的四大主创工种之一，却很少在片场喧宾夺主或者与其他人争辩。
当听到抱怨导演的闲话，理性的陶经从不多言语，几十年根深蒂固的制作观告诉他：无论导演怎么样，录音师的工作就是要发挥自己视听创作才能和技能来完成电影。不过，这种低调似乎也有职业的局限性：比起摄影，录音师是一个很难自己转型成为导演的工种。
鲜为人知的是，在电影学院这种艺术院校，与表演、导演不同，录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需要数理化成绩的专业，它的录取分数线历年都是最高的，此外，最好具备一项音乐特长。由于常年和外国设备打交道，这群艺术院校高材生的英语都很不错。他们的出国率与转行率最高。但陶经对职业的热爱经得起机会的诱惑，他一直干了30多年。
当谈起陶经与其他录音师的不同时，他的徒弟们喜欢强调，很多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会把他们的客厅摆满奖杯、照片或者电影拍摄用的卷轴，但陶经不同，他的家里几乎没有电影的痕迹，他的家就是一个家。
像对待所有偏执的开拓者一样，命运回报了陶经的坚持。在为张艺谋的《英雄》做完声音之后，陶经获得了好莱坞的认可，又成为好莱坞影片《功夫之王》的声音总监。在中国电影史上，从没有哪个录音师像他这样备受国际关注。2008年，他成为首位好莱坞的华人音效总监，更两度荣获电影声音创作方面的奥斯卡——美国电影声音协会颁发的“金卷轴奖”。
（转载自《人物》）
在丽江四方桥上，正在拍摄《千里走单骑》的录音师陶经先生曾问徒弟马牛：“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能给你米饭扑鼻香味的那种感觉？”马牛愣住了，他盯着桥下的鱼，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六七年后，马牛意识到，师傅在那时告诉了他这个职业的本质。
“录音师这行不在乎你的耳朵有多特别，而是要会用声音讲故事。”穿着黑色polo衫的陶经说。他被称为张艺谋的御用录音师，无论是文艺片时期的《活着》，还是商业片时代的《英雄》，他都是重要参与者。他还参与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陶经出生在原上海租界，祖父曾是国民党时期上海邮政局的一把手，他从小学习过小提琴、二胡、大提琴、声乐。陶经绅士地靠在录音棚外的沙发上，说话声音却很是响亮。他对此颇有愧意：大嗓门是“合格”录音师的职业病。在混乱的片场中，你的表达一定要准确、充分、简练，它标志你是一个有能力在第一线工作的人。
陶经的职业习惯与信仰和他与张艺谋、陈凯歌同时作为改革开放后电影行业的开拓者密切相关，缺少太多前车之鉴与物质条件的他们要让一切从无到有。在陶经的另一个徒弟肖京眼中，他是一位贪婪的设计师，他永远都在榨取，不知满足，将上海人的“斤斤计较”发挥到了极致。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时，为了录好一条踩碎花盆的声音，陶经让助理找来了两千多个花盆，让他们一组一组踩碎，他要穷尽一切可能来演绎“势不可挡”。
后期开会，陶经总是不停地提想法，不断压榨所有人的创意和可能性。马牛曾把他的话像《圣经》一样记下来，然后执行。但每到下一次，他的想法又变了，他的口头禅是：“弄吧，反正不要钱。”和他一起工作让所有人痛苦不堪，但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一旦离开他，你就会产生深深的不安，你觉得自己的进步从此停止了。他让每一个人怨声载道却又让他们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和他分道扬镳。
陶经第一次对声音有强烈感受是在“文革”时期。高中毕业后，为了让弟弟留在市区，身为大哥的他主动申请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务农。那些苦乐不自觉的日子，他终日与泥土和大喇叭打交道：白天顶着烈日在地里一干就是12个小时，早晚则被各种内容的高音喇叭声“浸泡”着。1977年的一天，清晨5点半，大喇叭里传来的不是起床号，而是使劲地播报考上大学回城的人员名单。“这个刺激多大，全农场几万人，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报，像他们都拿到‘绿卡’了，当天就能拔腿回城。播音员在大喇叭里清晰、中性地念着每一个名字，在薄雾的大地上有着回声，但是没有我。”那一年陶经刚满20岁，那个声音对他来说意味着命运的宣判，“很冷、漆黑的黎明，很静、很刺激”。
在《活着》中，他让这种铭刻于灵魂的命运之声降临到了逆来顺受的家珍身上。痛失独子之后，乐观的家珍终于倒下，她跪在坟头，流着眼泪，两只手机械地烧着有庆的旧衣服，有气无力地念叨着：“都是妈的错……不该让你去啊……”远处是阴沉沉的天，干冷的秋风吹在人脸上，大喇叭里传来一个似空气一分子的朴实男低音，随着风飘来飘去时断时续捉摸不定。而这个男声就是导演张艺谋的声音，它符合陶经对一种质朴气质的热爱，像一种命运的能量，“艺谋的声音非常朴实，非常自然，一点也不做作。”陶经说。
陶经不是一个技术崇拜者，他更看重声音对电影的一种更深刻意义的再造。《霸王别姬》中，“文革”刚开始时，戏园子舞台上程蝶衣与排练革命新戏的年轻人争辩的那场戏，除了拆除戏园子时肆无忌惮的打击声外，老是出现一个明显的电话铃声，但一直没有人接听。“这是我跟凯歌一块儿设计的，我们传达给观众的是：这是个一直没有人应答的电话。也就是说，程蝶衣的质疑和戏里冲突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no answer。”陶经说。不过在中国市场，他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遗憾，比如这种表述中国观众都没有听出来，还是一个法国记者在戛纳解读出来的；再比如，国内影院较为关注座椅、装饰华丽，却不太在意电影视听最基本的标准，这让陶经和他的同行以前几乎不愿意在国内影院观看自己精心创作的电影，暗、偏色、一边喇叭不响、声闷时常发生。
因为更多工作通过后期完成，与导演、摄影相比，录音师是一个更低调、在创作上相对更独立、可以更深入思考的群体。他们被当做电影的四大主创工种之一，却很少在片场喧宾夺主或者与其他人争辩。
当听到抱怨导演的闲话，理性的陶经从不多言语，几十年根深蒂固的制作观告诉他：无论导演怎么样，录音师的工作就是要发挥自己视听创作才能和技能来完成电影。不过，这种低调似乎也有职业的局限性：比起摄影，录音师是一个很难自己转型成为导演的工种。
鲜为人知的是，在电影学院这种艺术院校，与表演、导演不同，录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需要数理化成绩的专业，它的录取分数线历年都是最高的，此外，最好具备一项音乐特长。由于常年和外国设备打交道，这群艺术院校高材生的英语都很不错。他们的出国率与转行率最高。但陶经对职业的热爱经得起机会的诱惑，他一直干了30多年。
当谈起陶经与其他录音师的不同时，他的徒弟们喜欢强调，很多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会把他们的客厅摆满奖杯、照片或者电影拍摄用的卷轴，但陶经不同，他的家里几乎没有电影的痕迹，他的家就是一个家。
像对待所有偏执的开拓者一样，命运回报了陶经的坚持。在为张艺谋的《英雄》做完声音之后，陶经获得了好莱坞的认可，又成为好莱坞影片《功夫之王》的声音总监。在中国电影史上，从没有哪个录音师像他这样备受国际关注。2008年，他成为首位好莱坞的华人音效总监，更两度荣获电影声音创作方面的奥斯卡——美国电影声音协会颁发的“金卷轴奖”。
（转载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