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问晋商》之后，我们推出秦商专题，希望对秦商的历史与现状来一次集中的梳理，同时也参考各地区域经济和商帮的发展情况，和目前的秦商群体进行一次比较。
　　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在这里提出问题，乃出于对陕西的热爱，对秦商的关注——尽管“秦商”这个概念是否依然成立，仍有待于讨论和发掘——但如果秦商能够早日“归队”，势必对陕西当地融入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大循环，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有好处的。
　　
　　2007年4月份，《中国商人》杂志为了“寻找中国商人精神”系列报道去天津做调研。此行同时还附带了一个任务，就是给我们已经启动的“区域经济全球化传播战略”研究课题寻找一些基础案例。
　　在这次为期一个多周的调研中，我们跟天津大学的孙卫军博士，以及天津山西商会张世伦会长有过多次深入的交流。张是一个积极的发明家，也是在上世纪末期影响较大的企业改革家。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为晋商的出路，和山西与天津的区域合作问题殚精竭虑，几乎到了废寝忘食、如痴如狂的境界。
　　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多数在这两个地区经过了早期的实践。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地区曾经在明清时代形成两大驰名天下的商帮——晋商与秦商（也叫陕商），它们的名字往往连在一起，统称山陕商人，它们在全国各地的会馆也往往建在一起，叫做“山陕会馆”。然而近代以来，山陕商人同归于没落。这种没落造成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以致于直到今天——山西和陕西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模式，以及商人的群体面貌上也有着不少相近的地方。
　　正是在跟张世伦探讨“晋商如何应对全球化竞争”这个问题时，我的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关中老房东的形象，无论如何挥之不去。这是我在西安曲江居住的几年中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农民，其人黑胖而高大，由于多年躬耕生活，他的体格罕见的强壮，精力也是罕见的充沛。此人为了维护自己日渐衰落的权威经常跟家人和邻居爆发剧烈的争吵，因此人家送了他一个外号：黑头张飞。他所在的村子叫做庙坡头，现在由于西安曲江改造结束，这个村名已经从西安地图上永久消失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带中晚期，东南沿海很多下地种田、下海捕鱼的农民纷纷扔掉祖辈沿袭的生存方式，做起了小买卖，以致后来席卷中国和世界，如今的很多企业精英，便是从这批人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赢得了温商、潮商、粤商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商帮名号。在这些商帮中，广东“四小虎”之一的顺德商人原先是没有什么优势的，政策、资金等好处几乎都跟他们不沾边，但是顺德后来成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最有竞争力，甚至比温州还值得借鉴的地方之一。
　　我所认识的黑头张飞，和他的村邻们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当我2000年搬进庙坡头的时候，拜老城改造运动所赐，黑头张飞已经修了五层高的带有天井的出租房，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房租和村里转让土地的收入，他的数十个房间出租给那些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小商小贩以及各种自由职业者。村里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出租房。
　　黑头张飞总跟人吵架我是可以理解的，其时他已经无地可种，整天就是呆在家里，控制着自己的房租和一家人的开支。此外，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不过他的荣耀感让我感到兴趣，当时有点不理解。每天黄昏时分，他都会出现在大门口，蹲在一个小板凳上，手里端着硕大一老碗，手里高高举起一筷子油泼辣子面，他总是举得很高，偶尔看看来来往往的打工仔从面前走过，然后从容不迫吸进去。炎夏他光着黝黑闪亮的庞大肚腩，寒冬则裹着臃肿的棉衣。他的重量全部施加在那个小板凳上，由于大门口坡度是倾斜的，黑头张飞吃面的动作看来仿佛是在表演杂技。
　　三年后，随着曲江的开发进入攻坚阶段，庙坡头面临不可避免的拆迁，我和黑头张飞，以及他们的乡邻们，还有几千名租户离开了这个村子。几个月后，庙坡头一片废墟。村里以前发生的种种，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现在，我不知道，黑头张飞是如何吃饭的，因为在西安远郊区某个小小的安居楼里，他即便蹲在小板凳上，也没有那么多人可以看见他了。
　　黑头张飞六年前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又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这是有原因的。和中国东南沿海那些最早富起来，暴发手段千奇百怪的农民商帮不同，陕西新兴的商人群体大多不是来源于黑头张飞这样的农民群体。比如这些年来大浪淘沙幸存的“陕西大腕”们，荣海、崔荣华、郭家学、吴一坚、来辉武这些人，都是当过老师，当过兵、从过政，或者来自于国营企业。也就是说，这个群体来自于中国的一个中间阶层，相对于更强势力的阶层，他们是弱势的，相对于农民群体，他们又是强势的。
　　在中国经济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这个漫长时期，他们的经营手段和战略思路表现出跟“农民企业家”群体完全不同的另类特性，但是陕西多年来只有这个群体唱主角，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陕西尚未形成浓厚的商业基础和商业氛围。
　　近年来，围绕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滞后问题，各界人士见仁见智，其中“国家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倾斜度不够，是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当地人士的主流意见。同时，顺着这种逻辑，对于历史上商帮的兴衰问题，也多数被归结为政治、军事以及外商的冲击等客观原因。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一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和商帮群体，固然会受到来自政治、军事等外部因素的严重扭曲，但是只要一个地区还有方言存在，就说明，这个地区在历史上的人口并没有彻底消失，只要人口在发展，市场就存在；同时，只要讲一种方言的人口延续下来，那么历史上好的商业和文化传统就没有理由完全中断，只要时机一到，自然会如同星火燎原，兴旺蓬勃起来。
　　从全球商业文明的演变过程来看，商人首先是商品经济的主体动力，其次，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商人群体的兴起和壮大，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七问晋商》之后，我们推出秦商专题，希望对秦商的历史与现状来一次集中的梳理，同时也参考各地区域经济和商帮的发展情况，和目前的秦商群体进行一次比较。
　　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在这里提出问题，乃出于对陕西的热爱，对秦商的关注——尽管“秦商”这个概念是否依然成立，仍有待于讨论和发掘——但如果秦商能够早日“归队”，势必对陕西当地融入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大循环，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