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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民周刊》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海平博士进行专访,请其解读“问题彩民”现象。
问题彩民到底有多少?
“问题彩民”伴随着中国彩票事业的发展而产生。何谓“问题彩民”,陈海平表示,“通俗地说,问题彩民就是那种买彩票上瘾的彩民,想停停不下来,不买难受,不能自抑。”在问题彩民群体也有一定的分类,例如有些是花费时间多,每天4个小时以上,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有些是投入金钱多,购彩的花费超过了其收入;还有一项就是情感投入过多,不买彩票就难受,影响生活。
实际上,对问题彩民群体,国内彩票研究者早已注意,但此前的一些调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并没有得出可靠的问题彩民规模数据,有人通过推算的方式来估计这个数字,其方法是按照外国的比例推算。他们认为,国外统计的“问题彩(赌)民”的比例为整个彩民人数的2%至3%,按此比例计算,中国有2亿彩民,再加上地下私彩,即使是最低的比例,至少也有400万“问题彩民”。
陈海平并不认可这种方法,“直接套用国外的比例是不可取的”,国外的比例是整个博彩业的情况,而我国只有彩票,彩票只是博彩的一个部分,并且还是最不容易上瘾的部分。
而基于问题彩民的关注以及自身的心理学学科背景,陈海平在去年便申请了“彩民购彩理性”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同时也依靠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与多家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互联网展开了问题彩民的调查,以便确定问题彩民的数量和特点。
“问题彩民规模的确定是很困难的,因为彩民的认定标准一直没有统一的说法,彩民本身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一直以来是个未知数。另外彩民群体本身是动态变化的,地区差异很大,问题彩民的认定缺乏标准。”陈海平向记者解释了一些调查的细节,在“中国互联网彩民调查”中,设置了彩民每月购彩花费问题,调查知晓了这个数额,加之去年全国彩票共销售数额——2214亿,按照平均数、中数、众数推算,得出彩民规模2亿多的结果,这其实印证了此前社会对彩民规模的直觉。
而调查中,问题彩民的判定上,陈海平选取了两套国际上采用比较普遍的诊断工具,结果显示调查比较理想,两套测试的诊断一致率非常高,最后综合数据得出了问题彩民约700万,重度问题彩民43万的结果,“应该说我们这次的标准定得还是比较高,所以数字都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而实际数字应该更大一些”。
毫无疑问,这些被公布的数字使社会对问题彩民情况的现状感到震惊。但同时,调查的结果和方法的科学性上也遭到同行专家们的质疑。对于其他人的质疑,陈海平并没有去公开回应,“这种社会调查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误差,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技术层面上进行严谨的设计,尽量减小误差。如果对质疑过多回应就变成了口舌之争,其实质疑者要推翻这次调查数据的方法并不难,用自己的调查数据就可以了”。
問题彩民是行业产生的“污染”
此前,陈海平曾说:“调研价值最大的,就是最终能够画出一个问题彩民群体的画像。”调查结果给我们描绘的彩民以及问题彩民的群体画像清晰可见:整个彩民群体属于“五有一缺”,即是有技术、家庭、学历、结余、梦想,但是觉得自己缺社会地位。其中,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18岁到45岁之间,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绝大多数感觉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层以下,同时,男性彩民比女性更容易上瘾。
彩民自身对金钱的过度渴望,从而导致欲望的膨胀使自身深陷购彩之中是问题彩民出现的重要的原因,国外理论界还会细分为性格、动机、生理遗传、非理性认知等方面的原因,但陈海平强调,“如果仅仅从彩民的自身找原因是偏颇的,问题彩民作为社会问题需要从整个社会背景出发”。
“社会价值体系出了问题,导致很多情况出现变化。就业难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动摇了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贪腐的存在挫伤了诚实劳动致富的热情,高企的房价粉碎了一部分人努力奋斗改变境遇的梦想,普遍存在的拜金主义使得有钱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唯一的人生追求。凡此种种,导致一些人把发财的梦想寄托在彩票身上。”而同时,发行方、媒体、相关机构也给彩民营造了不真实氛围,陈海平特别指出了媒体这样的报道倾向:热衷报道2块钱中得头奖等暴富神话,似乎大奖很容易得到,而大多数彩民亏本甚至有人倾家荡产的消息很少出现。
而问题彩民群体的出现其实又反过来危害到社会的健康发展。陈海平讲述了其中的缘由,“彩票只是一种财富再分配方式,它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所以热衷于这种方式得财并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同时,陈海平通过搜集的个案研究发现,每个问题彩民单独危害的大小可能主要不是其自己意愿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他自己拥有多少资源”。当问题彩民因为迷恋彩票而导致财务困境后,需要筹集资金继续购彩时,如果他可以动用单位的公款那么危害就很大,如果只能动用自有资金那么问题就较小,由此看出其危害性与彩民自身的智慧、意志无关,而是占有多大资源的问题。
北师大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希望把问题彩民当作一种职业病来看,普通人买彩票不会当作职业,但是对于问题彩民来说,每天沉溺于购买彩票,胜似自己本身的职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职业病。
陈海平说:“我个人理解它像一个彩票行业的环境污染,希望把它当作环境污染来防治。”
彩票行业需倡行“责任彩票”
问题彩民就等于彩票行业产生的行业污染,理应大力治理,而且想要解决问题彩民的污染需要做一个系统工程。但国内这点却难尽如人意。陈海平表示,国内对于彩民的研究滞后,更别说专业的疏导和救助机构,所以“问题彩民”目前处于无奈、无助的状况之下。
“防治问题彩民需要推动‘责任彩票’,各方需要承担其责任,做好自身该做的。”同时,陈海平向记者说明了国外的相关经验,国外强调“责任博彩”,针对问题彩民有系统的预防救助体系。比如有的国家规定,必须加强风险提示、限制一些容易上瘾的人群进入博彩场合、彩票投注站和ATM取款机间须有一定距离等等,防止彩民过度沉迷而造成经济损失。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彩民(赌徒),经过相关鉴定会,就有规定强制投注站不能对其出售彩票。彩民个人、投注站、彩票发行机构都有责任避免问题彩民的产生,“多人少买”,以此保证彩票的公益性。
“所以,在我国预防和治理问题彩民,更多的是要从国家的层面来做,在一些方面民间机构也可以参与,但总体上应由政府来推动,而所需要的费用也应由政府承担。”在陈海平看来,由澳门特区政府出资的“志毅轩”等戒赌帮扶机构是一种良好的运作方式。
国家对彩票行业要加强监管,改变单纯发展销量的“GDP思路”,要考虑到彩票销售的社会成本。在彩票行业自身方面,不能只关心投注站的销售额,还要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要有一套完备的问题彩民监测标准、检测体系,来监测彩票行业的运行,监测问题彩民的发展变化。
问题彩民到底有多少?
“问题彩民”伴随着中国彩票事业的发展而产生。何谓“问题彩民”,陈海平表示,“通俗地说,问题彩民就是那种买彩票上瘾的彩民,想停停不下来,不买难受,不能自抑。”在问题彩民群体也有一定的分类,例如有些是花费时间多,每天4个小时以上,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有些是投入金钱多,购彩的花费超过了其收入;还有一项就是情感投入过多,不买彩票就难受,影响生活。
实际上,对问题彩民群体,国内彩票研究者早已注意,但此前的一些调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并没有得出可靠的问题彩民规模数据,有人通过推算的方式来估计这个数字,其方法是按照外国的比例推算。他们认为,国外统计的“问题彩(赌)民”的比例为整个彩民人数的2%至3%,按此比例计算,中国有2亿彩民,再加上地下私彩,即使是最低的比例,至少也有400万“问题彩民”。
陈海平并不认可这种方法,“直接套用国外的比例是不可取的”,国外的比例是整个博彩业的情况,而我国只有彩票,彩票只是博彩的一个部分,并且还是最不容易上瘾的部分。
而基于问题彩民的关注以及自身的心理学学科背景,陈海平在去年便申请了“彩民购彩理性”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同时也依靠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与多家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互联网展开了问题彩民的调查,以便确定问题彩民的数量和特点。
“问题彩民规模的确定是很困难的,因为彩民的认定标准一直没有统一的说法,彩民本身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一直以来是个未知数。另外彩民群体本身是动态变化的,地区差异很大,问题彩民的认定缺乏标准。”陈海平向记者解释了一些调查的细节,在“中国互联网彩民调查”中,设置了彩民每月购彩花费问题,调查知晓了这个数额,加之去年全国彩票共销售数额——2214亿,按照平均数、中数、众数推算,得出彩民规模2亿多的结果,这其实印证了此前社会对彩民规模的直觉。
而调查中,问题彩民的判定上,陈海平选取了两套国际上采用比较普遍的诊断工具,结果显示调查比较理想,两套测试的诊断一致率非常高,最后综合数据得出了问题彩民约700万,重度问题彩民43万的结果,“应该说我们这次的标准定得还是比较高,所以数字都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而实际数字应该更大一些”。
毫无疑问,这些被公布的数字使社会对问题彩民情况的现状感到震惊。但同时,调查的结果和方法的科学性上也遭到同行专家们的质疑。对于其他人的质疑,陈海平并没有去公开回应,“这种社会调查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误差,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技术层面上进行严谨的设计,尽量减小误差。如果对质疑过多回应就变成了口舌之争,其实质疑者要推翻这次调查数据的方法并不难,用自己的调查数据就可以了”。
問题彩民是行业产生的“污染”
此前,陈海平曾说:“调研价值最大的,就是最终能够画出一个问题彩民群体的画像。”调查结果给我们描绘的彩民以及问题彩民的群体画像清晰可见:整个彩民群体属于“五有一缺”,即是有技术、家庭、学历、结余、梦想,但是觉得自己缺社会地位。其中,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18岁到45岁之间,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绝大多数感觉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层以下,同时,男性彩民比女性更容易上瘾。
彩民自身对金钱的过度渴望,从而导致欲望的膨胀使自身深陷购彩之中是问题彩民出现的重要的原因,国外理论界还会细分为性格、动机、生理遗传、非理性认知等方面的原因,但陈海平强调,“如果仅仅从彩民的自身找原因是偏颇的,问题彩民作为社会问题需要从整个社会背景出发”。
“社会价值体系出了问题,导致很多情况出现变化。就业难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动摇了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贪腐的存在挫伤了诚实劳动致富的热情,高企的房价粉碎了一部分人努力奋斗改变境遇的梦想,普遍存在的拜金主义使得有钱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唯一的人生追求。凡此种种,导致一些人把发财的梦想寄托在彩票身上。”而同时,发行方、媒体、相关机构也给彩民营造了不真实氛围,陈海平特别指出了媒体这样的报道倾向:热衷报道2块钱中得头奖等暴富神话,似乎大奖很容易得到,而大多数彩民亏本甚至有人倾家荡产的消息很少出现。
而问题彩民群体的出现其实又反过来危害到社会的健康发展。陈海平讲述了其中的缘由,“彩票只是一种财富再分配方式,它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所以热衷于这种方式得财并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同时,陈海平通过搜集的个案研究发现,每个问题彩民单独危害的大小可能主要不是其自己意愿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他自己拥有多少资源”。当问题彩民因为迷恋彩票而导致财务困境后,需要筹集资金继续购彩时,如果他可以动用单位的公款那么危害就很大,如果只能动用自有资金那么问题就较小,由此看出其危害性与彩民自身的智慧、意志无关,而是占有多大资源的问题。
北师大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希望把问题彩民当作一种职业病来看,普通人买彩票不会当作职业,但是对于问题彩民来说,每天沉溺于购买彩票,胜似自己本身的职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职业病。
陈海平说:“我个人理解它像一个彩票行业的环境污染,希望把它当作环境污染来防治。”
彩票行业需倡行“责任彩票”
问题彩民就等于彩票行业产生的行业污染,理应大力治理,而且想要解决问题彩民的污染需要做一个系统工程。但国内这点却难尽如人意。陈海平表示,国内对于彩民的研究滞后,更别说专业的疏导和救助机构,所以“问题彩民”目前处于无奈、无助的状况之下。
“防治问题彩民需要推动‘责任彩票’,各方需要承担其责任,做好自身该做的。”同时,陈海平向记者说明了国外的相关经验,国外强调“责任博彩”,针对问题彩民有系统的预防救助体系。比如有的国家规定,必须加强风险提示、限制一些容易上瘾的人群进入博彩场合、彩票投注站和ATM取款机间须有一定距离等等,防止彩民过度沉迷而造成经济损失。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彩民(赌徒),经过相关鉴定会,就有规定强制投注站不能对其出售彩票。彩民个人、投注站、彩票发行机构都有责任避免问题彩民的产生,“多人少买”,以此保证彩票的公益性。
“所以,在我国预防和治理问题彩民,更多的是要从国家的层面来做,在一些方面民间机构也可以参与,但总体上应由政府来推动,而所需要的费用也应由政府承担。”在陈海平看来,由澳门特区政府出资的“志毅轩”等戒赌帮扶机构是一种良好的运作方式。
国家对彩票行业要加强监管,改变单纯发展销量的“GDP思路”,要考虑到彩票销售的社会成本。在彩票行业自身方面,不能只关心投注站的销售额,还要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要有一套完备的问题彩民监测标准、检测体系,来监测彩票行业的运行,监测问题彩民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