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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下半年,笔者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宣传部任干事期间,在张麟部长指导下,开始接触包括徐向前、罗荣桓在内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传记、回忆录类文章的撰写。
8月26日,张麟部长在宣传部业务学习会上作出决定,由笔者执笔写一篇《罗荣桓与政治学院》的文章。后来笔者才知道,这是李改教育长最先提议的。李改曾在罗荣桓创办的政治学院任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文革”中政治学院被停办,“文革”后又恢复重建。他觉得,恢复重建政治学院,罗荣桓留下的好思想、好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和坚持,于是有了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先在政治学院常委会上谈过,得到了常委们的认可。常委会后,他就找政治部主任张少虹和宣传部部长张麟落实此事。领导们商定后,执笔的担子就落到了笔者身上。
笔者对罗荣桓、对老政治学院的情况知之甚少,要想写好这篇文章,就得先占有资料。于是,笔者就利用空暇时间,到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去翻阅资料。除此之外,就是走访罗荣桓的老部下和政治学院的老领导。笔者先后走访了在罗荣桓之后任政治学院院长又到军委装甲兵任政治委员的莫文骅,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副教育长袁渊、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李改,政治部原主任彭清云和余潜、副主任范戈和谭佑铭,院务部原部长伍瑞卿,还有郝梦笔、狄文蔚、贺长青、郑明等。另外,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这些老领导,虽年事已高,但一听说要写罗荣桓,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有了这些活的资料库,让笔者对完成这项任务充满了信心。
根据查找的历史文件和大家的回忆,《罗荣桓与政治学院》这个题目的内容在笔者脑海中逐步清晰起来。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罗荣桓办校的一个重要思想———“人人当院长”。在他心中,这个“人人”外延很宽,既包括学院内的学员、教员、干部、职工,也包括部队的广大干部。只要对学院建设有利,他不分内外,广纳兼听。这个思想贯穿在他兼任院长的实际工作中。
一
为部队培养政治工作干部进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军队也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年代、从偏僻农村开进繁华都市。罗荣桓很重视这个转折。当他听到部队干部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有学习文化、学习理论的要求后,不失时机地提出办一所学校,给广大干部提供一个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阵地。于是,他便以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傅钟、萧华两位副主任的名义,于1951年12月3日,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全文是这样的:主席:
此次整编部队,可以节余大量政治工作干部,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干部质量低,为保存与提高政工干部,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五百至一千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连营级政工干部,并要求军委开办一轮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学校。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特呈请审核批示。
这份报告只有百余字,却解决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12月4日,毛泽东便批示“照办”,并在信封上写了“周、朱、林阅,退萧华办”字样。毛泽东不仅批示“照办”,还亲自为“政治学院”定名。起初校名叫“政治干部学校”,中央军委会议讨论时名为“政治大学”,毛泽东反复斟酌后,定名为“政治学院”。
毛泽东的批复传到总政后,总政立即成立了以罗荣桓、萧华、王宗槐等七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当时称“七人委员会”。政治学院的建设由此拉开了序幕。
让大家选定院址
投资300多亿元(当时币值。萧华的原则是控制在250亿元以内,预算额是318.72亿元)、近40万平方米的校舍建在哪儿?在参加筹建的人向罗荣桓请示这个问题时,罗荣桓说,开几个座谈会吧,听听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上,有人说,征地时要考虑到农民刚刚得到土地这个实际情况,不要侵占农民利益。这个意见反映到罗荣桓那里,罗荣桓很重视,说:好,不要与民争地。于是,“不要与民争地”便成了政治学院选址的一条准则。参加建院的几位老领导回忆说,罗帅这个思想太重要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他的高瞻远瞩。
按照这个要求,参加实际工作的领导带着一些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察看了许多地方,最后选定西郊公主坟以西的一块砂石地,这里只有几户农家,还有几处零散的坟墓。罗荣桓到现场察看时,一看便敲定了。他高兴地说:好啊,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建设未来。随后,他告诉身边的人,在我们划定用地上的“阴宅”要通知其亲属迁出,“阳宅”要帮助安排好新居。
快培养人,多培养人
建设政治学院的实际工作展开之后,先从哪里入手,先建办公楼,还是先建机关宿舍楼、学员楼,大家看法不一。罗荣桓从大家反映的情况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建院速度立足于快培养人,建院规模着眼于多培养人。这也是新时期部队建设的迫切需要。他这“一快一多”的主张落实在学院建设上,就是先建学员楼,后建办公楼、机关宿舍楼。经过三年多的筹建,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所政治学院挂牌招生,1955年2月19日速成系第一期正式开课。
正式开课是个什么样?有的领导回忆说,罗荣桓、谭政、傅钟、萧华来参加开课式时看到,学员有了住的地方,但上课、吃饭、集会的场所还没有建设好,多在席棚里。罗荣桓看到这种场景,怕学员适应不了,专门给大家讲了在陕北保安办红军大学的事。那时,学员来了,学校各级领导还没配齐,有些岗位就指定学员来兼任;没有教员就听毛泽东或中央领导作报告;没有住房就自己挖窑洞;没有桌子、凳子就自己垒或搬块石头坐。即使这样,大家依然情绪很高,照样学到了军事,学到了政治,学到了文化,学到了马列主义。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现在有了高楼,有了教员,千万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二
为解放军政治工作建设服务
创办政治学院,是广大政治工作干部的急需与渴望。因此,政治学院一定要为解放军政治工作服务,为加强军队政治机关建设服务。罗荣桓要求政治学院在教学和建院工作中都不要离开这个目标。1958年8月24日,中央军委会议通过的《办院基本方案》,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从此,人们便以此为依据,来评估政治学院的作用与未来。 罗荣桓对解放军政治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古田会议决议是奠定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基础性文件。罗荣桓随同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到文件形成,几乎参加了全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摸索,他对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军队要生存,就要有政治工作。”他把这看作无价之宝。因此,他十分珍惜它、发扬它。他说:如果部队干部都愿意找政治机关谈心、交心,那政治机关就能起作用;如果都怕进政治机关,“阎王开饭店,鬼都不上门”,那就危险了。
对此,他要求来学院学习的政工干部,乃至高级政工干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学院从院长到每个教员、工作人员的思想更要明确,否则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政治学院就是要为实现这个目标作贡献。
在教员身上下功夫
教学工作展开后,一些学员反映,教员的授课能力显得薄弱。有人说,唱戏要有好角色,看病要有好医生,上课就得有好教员。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在谈到教学经验时,罗荣桓说:讲得少些,自学多些,看来是对的;但越讲得少,越能考验教员的真功夫。他说:要教出好学生,必须先在教员身上下功夫。
在罗荣桓倡导下,政治学院除对教员进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外,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开学前先举办教员训练班,让教员先学好;有计划地让教员进大专院校或轮训班深造;一年有一定时间不担任教学任务,让教员静下心来自修、研究问题;组织教员到部队、工厂和农村去调查研究,丰富实践知识;建立理论研究组织———毛泽东思想研究委员会,不定期地召开理论研讨会;出版理论研究刊物《思想战线》,给教员、学员、在职干部提供争鸣、探讨、交流学术的阵地;放宽教员阅读文件的范围,使教员能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办好图书馆、资料室,广订报刊、书籍,为教员博览群书创造条件。
1954年10月中旬,罗荣桓派出了由副院长莫文骅率领的26人参观团,到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取经,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提高教员的备课、授课质量问题。在1956年12月召开的第一届全院先进教学工作者会议上,会上介绍的经验,有1/3是关于教学工作经验的。
罗荣桓像打仗重视初战一样重视教员的第一次上讲台,特别强调帮助教员备好第一课、讲好第一课。他曾帮助教员备课,解决教员备课中遇到的难题。他还指派领导干部和教员到朱德、董必武等人那里听党史、军史,给教员备课提供真实而又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些办法对提高教员水平,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罗荣桓为培养教员可以说是费尽了心血。一次,他正在住院,听说教员在讲解古田会议决议和工农武装割据问题时遇到了难题,便立即把教员叫到病床前,耐心向他们作了讲解。开始,医生只准他讲半小时,可他讲了半小时后,又讲半小时,一直讲了三个“半小时”,才在医生再三劝说下停了下来。停下来了,他还意犹未尽,连连和教员说:“以后再谈,以后再谈!”
三
讲书本,不能背书本
在一次讨论中,有的学员说:“教员让我们联系实际,是改造我们的,他们自己不改造。”罗荣桓很重视这个意见,并亲自抓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有一次讨论毛泽东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辅导讲稿,罗荣桓第一次听教员试讲后,感到没有解决联系实际问题,就告诉教员在联系实际上再加强些。经过修改补充后,第二次讨论时他又来听,发现改动不大,就说:你们这样引证来引证去怎么行呢?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嘛,为什么不能把它和实际联系起来呢?他说:讲书本,不能背书本,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要用理论说明实际,还要用实践证明理论,融会贯通,通俗生动,才能起到教员应起的作用。在他的关照下,教员在联系实际上有了很大突破。
罗荣桓说:“学习理论不注意实践,一定学空。”他让学员、教员和干部走出校门,广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在接触实践中增长感性知识,加深对书本的理解。1958年至1959年间,政治学院的学员、教员、干部多次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军事博物馆、西郊机场等建筑工地的劳动,分期分批参加了湖北孝感、河南商城、北京海淀区等地人民公社的整社活动,还经常参加“三夏”助民等劳动。
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中,政治学院集体创造了工地自施工以来日最高纪录,获总指挥部奖旗一面。在总结授奖大会上,有24个单位获总指挥部奖状、62人获奖章。这不仅是奖赏,在奖赏里面凝结着比奖赏更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对书本知识新的理解。
有走出去,也有请进来。依照学员、教员和广大干部的要求,政治学院在建院之初短短几年,先后请外交部、国家计委、商业部、农业部、中联部、中央统战部、全国总工会等70多个部门和单位的人员来院作报告。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富春、余秋里、谭震林、耿飚、邓子恢、罗瑞卿、彭真等来作报告。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对理论的阐述,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讲解,深入浅出,具体明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56年7月2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接见了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高干轮训班第一期学员和全院校级以上军官并合影。
联系实际是多方面的,要联系社会实际,联系军队建设实际,还要联系个人思想实际。罗荣桓把联系个人思想实际,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用他的形象说法就是“思想回炉”。在“思想回炉”过程中,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克服以功臣自居情绪,加强党性锻炼,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学院有的领导干部之间产生了摩擦,有骄傲自满情绪,影响到了班子团结。罗荣桓找他们谈心,说:要团结,要正派,多作自我批评。他还说,不要骄傲,我们都是在毛主席教导下学了一点儿东西,有什么可骄傲的。
罗荣桓强调讲书本,不能背书本,根本目的是改变脱离实际的倾向,使教学为现实服务,用正确的理论认识世界、指导实践,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把世界观搞对。
坚持勤俭办院
罗荣桓坚持勤俭办院,给各级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荣桓反对把办公室、宿舍、俱乐部搞得过分讲究,也反对把家具、设备搞得过分奢侈。有的领导回忆说,向罗荣桓请示什么都好办,就是请示添置设备太难了。罗荣桓曾要求把将军学员宿舍的沙发撤下来,把“学员入学就长肉”的伙食标准降下来,让大家过普通一兵的生活。但是,他对干部、学员、战士、职工,包括幼儿园的生活,却十分关心。
罗荣桓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己动手办自己的事情。他要求大家以“人人当院长”的负责精神,出主意,想办法,为办好政治学院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罗荣桓的作风很深入,每次到学院来,一般不到办公室,而是直接到学员队去听学员讨论,或者到课堂听教员讲课。有一次,罗荣桓来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下楼去接他,他很生气,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院长,你们还放下工作来接我,这样我就不好再来了,以后不准这样搞。在改进作风上,他要求领导班子成员不要坐办公室,要深入到课堂听课;少发些文件,不要增加下面的麻烦。
1960年前后,中国受灾严重,人民生活受到影响,罗荣桓曾拖着病躯走到教员、学员中间,走到学员班、食堂、宿舍嘘寒问暖,并指示各部门负责人,要想尽一切办法,安排好大家的生活。一次,他到刚建起来的幼儿园去看望孩子们,一名老师向他反映说,小孩的床没有栏杆,容易掉下去。罗荣桓听了,当即把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找来,要他尽快给予解决。多少年来,这位领导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为自己分管这项工作却没有做好而愧疚。
在笔者采访过程中,大家都说,“人人当院长”,是罗荣桓的治校之道,也是他作风民主、不搞一言堂的生动写照。
8月26日,张麟部长在宣传部业务学习会上作出决定,由笔者执笔写一篇《罗荣桓与政治学院》的文章。后来笔者才知道,这是李改教育长最先提议的。李改曾在罗荣桓创办的政治学院任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文革”中政治学院被停办,“文革”后又恢复重建。他觉得,恢复重建政治学院,罗荣桓留下的好思想、好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和坚持,于是有了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先在政治学院常委会上谈过,得到了常委们的认可。常委会后,他就找政治部主任张少虹和宣传部部长张麟落实此事。领导们商定后,执笔的担子就落到了笔者身上。
笔者对罗荣桓、对老政治学院的情况知之甚少,要想写好这篇文章,就得先占有资料。于是,笔者就利用空暇时间,到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去翻阅资料。除此之外,就是走访罗荣桓的老部下和政治学院的老领导。笔者先后走访了在罗荣桓之后任政治学院院长又到军委装甲兵任政治委员的莫文骅,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副教育长袁渊、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李改,政治部原主任彭清云和余潜、副主任范戈和谭佑铭,院务部原部长伍瑞卿,还有郝梦笔、狄文蔚、贺长青、郑明等。另外,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这些老领导,虽年事已高,但一听说要写罗荣桓,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有了这些活的资料库,让笔者对完成这项任务充满了信心。
根据查找的历史文件和大家的回忆,《罗荣桓与政治学院》这个题目的内容在笔者脑海中逐步清晰起来。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罗荣桓办校的一个重要思想———“人人当院长”。在他心中,这个“人人”外延很宽,既包括学院内的学员、教员、干部、职工,也包括部队的广大干部。只要对学院建设有利,他不分内外,广纳兼听。这个思想贯穿在他兼任院长的实际工作中。
一
为部队培养政治工作干部进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军队也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年代、从偏僻农村开进繁华都市。罗荣桓很重视这个转折。当他听到部队干部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有学习文化、学习理论的要求后,不失时机地提出办一所学校,给广大干部提供一个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阵地。于是,他便以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傅钟、萧华两位副主任的名义,于1951年12月3日,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全文是这样的:主席:
此次整编部队,可以节余大量政治工作干部,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干部质量低,为保存与提高政工干部,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五百至一千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连营级政工干部,并要求军委开办一轮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学校。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特呈请审核批示。
这份报告只有百余字,却解决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12月4日,毛泽东便批示“照办”,并在信封上写了“周、朱、林阅,退萧华办”字样。毛泽东不仅批示“照办”,还亲自为“政治学院”定名。起初校名叫“政治干部学校”,中央军委会议讨论时名为“政治大学”,毛泽东反复斟酌后,定名为“政治学院”。
毛泽东的批复传到总政后,总政立即成立了以罗荣桓、萧华、王宗槐等七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当时称“七人委员会”。政治学院的建设由此拉开了序幕。
让大家选定院址
投资300多亿元(当时币值。萧华的原则是控制在250亿元以内,预算额是318.72亿元)、近40万平方米的校舍建在哪儿?在参加筹建的人向罗荣桓请示这个问题时,罗荣桓说,开几个座谈会吧,听听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上,有人说,征地时要考虑到农民刚刚得到土地这个实际情况,不要侵占农民利益。这个意见反映到罗荣桓那里,罗荣桓很重视,说:好,不要与民争地。于是,“不要与民争地”便成了政治学院选址的一条准则。参加建院的几位老领导回忆说,罗帅这个思想太重要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他的高瞻远瞩。
按照这个要求,参加实际工作的领导带着一些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察看了许多地方,最后选定西郊公主坟以西的一块砂石地,这里只有几户农家,还有几处零散的坟墓。罗荣桓到现场察看时,一看便敲定了。他高兴地说:好啊,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建设未来。随后,他告诉身边的人,在我们划定用地上的“阴宅”要通知其亲属迁出,“阳宅”要帮助安排好新居。
快培养人,多培养人
建设政治学院的实际工作展开之后,先从哪里入手,先建办公楼,还是先建机关宿舍楼、学员楼,大家看法不一。罗荣桓从大家反映的情况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建院速度立足于快培养人,建院规模着眼于多培养人。这也是新时期部队建设的迫切需要。他这“一快一多”的主张落实在学院建设上,就是先建学员楼,后建办公楼、机关宿舍楼。经过三年多的筹建,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所政治学院挂牌招生,1955年2月19日速成系第一期正式开课。
正式开课是个什么样?有的领导回忆说,罗荣桓、谭政、傅钟、萧华来参加开课式时看到,学员有了住的地方,但上课、吃饭、集会的场所还没有建设好,多在席棚里。罗荣桓看到这种场景,怕学员适应不了,专门给大家讲了在陕北保安办红军大学的事。那时,学员来了,学校各级领导还没配齐,有些岗位就指定学员来兼任;没有教员就听毛泽东或中央领导作报告;没有住房就自己挖窑洞;没有桌子、凳子就自己垒或搬块石头坐。即使这样,大家依然情绪很高,照样学到了军事,学到了政治,学到了文化,学到了马列主义。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现在有了高楼,有了教员,千万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二
为解放军政治工作建设服务
创办政治学院,是广大政治工作干部的急需与渴望。因此,政治学院一定要为解放军政治工作服务,为加强军队政治机关建设服务。罗荣桓要求政治学院在教学和建院工作中都不要离开这个目标。1958年8月24日,中央军委会议通过的《办院基本方案》,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从此,人们便以此为依据,来评估政治学院的作用与未来。 罗荣桓对解放军政治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古田会议决议是奠定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基础性文件。罗荣桓随同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到文件形成,几乎参加了全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摸索,他对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军队要生存,就要有政治工作。”他把这看作无价之宝。因此,他十分珍惜它、发扬它。他说:如果部队干部都愿意找政治机关谈心、交心,那政治机关就能起作用;如果都怕进政治机关,“阎王开饭店,鬼都不上门”,那就危险了。
对此,他要求来学院学习的政工干部,乃至高级政工干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学院从院长到每个教员、工作人员的思想更要明确,否则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政治学院就是要为实现这个目标作贡献。
在教员身上下功夫
教学工作展开后,一些学员反映,教员的授课能力显得薄弱。有人说,唱戏要有好角色,看病要有好医生,上课就得有好教员。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在谈到教学经验时,罗荣桓说:讲得少些,自学多些,看来是对的;但越讲得少,越能考验教员的真功夫。他说:要教出好学生,必须先在教员身上下功夫。
在罗荣桓倡导下,政治学院除对教员进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外,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开学前先举办教员训练班,让教员先学好;有计划地让教员进大专院校或轮训班深造;一年有一定时间不担任教学任务,让教员静下心来自修、研究问题;组织教员到部队、工厂和农村去调查研究,丰富实践知识;建立理论研究组织———毛泽东思想研究委员会,不定期地召开理论研讨会;出版理论研究刊物《思想战线》,给教员、学员、在职干部提供争鸣、探讨、交流学术的阵地;放宽教员阅读文件的范围,使教员能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办好图书馆、资料室,广订报刊、书籍,为教员博览群书创造条件。
1954年10月中旬,罗荣桓派出了由副院长莫文骅率领的26人参观团,到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取经,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提高教员的备课、授课质量问题。在1956年12月召开的第一届全院先进教学工作者会议上,会上介绍的经验,有1/3是关于教学工作经验的。
罗荣桓像打仗重视初战一样重视教员的第一次上讲台,特别强调帮助教员备好第一课、讲好第一课。他曾帮助教员备课,解决教员备课中遇到的难题。他还指派领导干部和教员到朱德、董必武等人那里听党史、军史,给教员备课提供真实而又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些办法对提高教员水平,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罗荣桓为培养教员可以说是费尽了心血。一次,他正在住院,听说教员在讲解古田会议决议和工农武装割据问题时遇到了难题,便立即把教员叫到病床前,耐心向他们作了讲解。开始,医生只准他讲半小时,可他讲了半小时后,又讲半小时,一直讲了三个“半小时”,才在医生再三劝说下停了下来。停下来了,他还意犹未尽,连连和教员说:“以后再谈,以后再谈!”
三
讲书本,不能背书本
在一次讨论中,有的学员说:“教员让我们联系实际,是改造我们的,他们自己不改造。”罗荣桓很重视这个意见,并亲自抓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有一次讨论毛泽东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辅导讲稿,罗荣桓第一次听教员试讲后,感到没有解决联系实际问题,就告诉教员在联系实际上再加强些。经过修改补充后,第二次讨论时他又来听,发现改动不大,就说:你们这样引证来引证去怎么行呢?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嘛,为什么不能把它和实际联系起来呢?他说:讲书本,不能背书本,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要用理论说明实际,还要用实践证明理论,融会贯通,通俗生动,才能起到教员应起的作用。在他的关照下,教员在联系实际上有了很大突破。
罗荣桓说:“学习理论不注意实践,一定学空。”他让学员、教员和干部走出校门,广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在接触实践中增长感性知识,加深对书本的理解。1958年至1959年间,政治学院的学员、教员、干部多次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军事博物馆、西郊机场等建筑工地的劳动,分期分批参加了湖北孝感、河南商城、北京海淀区等地人民公社的整社活动,还经常参加“三夏”助民等劳动。
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中,政治学院集体创造了工地自施工以来日最高纪录,获总指挥部奖旗一面。在总结授奖大会上,有24个单位获总指挥部奖状、62人获奖章。这不仅是奖赏,在奖赏里面凝结着比奖赏更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对书本知识新的理解。
有走出去,也有请进来。依照学员、教员和广大干部的要求,政治学院在建院之初短短几年,先后请外交部、国家计委、商业部、农业部、中联部、中央统战部、全国总工会等70多个部门和单位的人员来院作报告。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富春、余秋里、谭震林、耿飚、邓子恢、罗瑞卿、彭真等来作报告。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对理论的阐述,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讲解,深入浅出,具体明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56年7月2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接见了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高干轮训班第一期学员和全院校级以上军官并合影。
联系实际是多方面的,要联系社会实际,联系军队建设实际,还要联系个人思想实际。罗荣桓把联系个人思想实际,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用他的形象说法就是“思想回炉”。在“思想回炉”过程中,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克服以功臣自居情绪,加强党性锻炼,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学院有的领导干部之间产生了摩擦,有骄傲自满情绪,影响到了班子团结。罗荣桓找他们谈心,说:要团结,要正派,多作自我批评。他还说,不要骄傲,我们都是在毛主席教导下学了一点儿东西,有什么可骄傲的。
罗荣桓强调讲书本,不能背书本,根本目的是改变脱离实际的倾向,使教学为现实服务,用正确的理论认识世界、指导实践,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把世界观搞对。
坚持勤俭办院
罗荣桓坚持勤俭办院,给各级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荣桓反对把办公室、宿舍、俱乐部搞得过分讲究,也反对把家具、设备搞得过分奢侈。有的领导回忆说,向罗荣桓请示什么都好办,就是请示添置设备太难了。罗荣桓曾要求把将军学员宿舍的沙发撤下来,把“学员入学就长肉”的伙食标准降下来,让大家过普通一兵的生活。但是,他对干部、学员、战士、职工,包括幼儿园的生活,却十分关心。
罗荣桓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己动手办自己的事情。他要求大家以“人人当院长”的负责精神,出主意,想办法,为办好政治学院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罗荣桓的作风很深入,每次到学院来,一般不到办公室,而是直接到学员队去听学员讨论,或者到课堂听教员讲课。有一次,罗荣桓来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下楼去接他,他很生气,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院长,你们还放下工作来接我,这样我就不好再来了,以后不准这样搞。在改进作风上,他要求领导班子成员不要坐办公室,要深入到课堂听课;少发些文件,不要增加下面的麻烦。
1960年前后,中国受灾严重,人民生活受到影响,罗荣桓曾拖着病躯走到教员、学员中间,走到学员班、食堂、宿舍嘘寒问暖,并指示各部门负责人,要想尽一切办法,安排好大家的生活。一次,他到刚建起来的幼儿园去看望孩子们,一名老师向他反映说,小孩的床没有栏杆,容易掉下去。罗荣桓听了,当即把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找来,要他尽快给予解决。多少年来,这位领导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为自己分管这项工作却没有做好而愧疚。
在笔者采访过程中,大家都说,“人人当院长”,是罗荣桓的治校之道,也是他作风民主、不搞一言堂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