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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跳出的“鄙视链”
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产品牌与国外品牌的对抗一直处于下风，不仅是因为技术上的差距，还包括国产品牌最初不得不走的低价、低端路线，一开始就让产品输在了品牌定位上，以至于后来突围中高端的道路走得异常艰难，华为也不例外。2006年以后，小灵通手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华为手机则凭借与运营商定制需求高度匹配、价格足够低廉，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这是国产手机占领国内市场、从山寨机过渡到品牌机的一个缩影，后来还创造了智能手机初期称得上辉煌的“中华酷联”时代。
然而，这一切靠的都是低价（以利润换市场）模式，所以华为痛定思痛，开始以处理器自研为切入口，强调产品的技术含量。
当然即便是后来证实了路线正确，华为冲击中高端的过程不可谓不惊险。中兴就是一个反面例子。2014年中兴大幅压缩产品线，试图以精品、高利润策略取而代之，但其在智能手机的创新能力并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模式改变，结果出货量大幅下滑。
比亚迪同样深受低端品牌的桎梏。2003年，王传福（比亚迪创始人兼总裁）大笔一挥，收购了西安秦川汽车，震惊四座。自此后，比亚迪便以不加掩饰的模仿、低廉到惊人的价格，以及销售渠道的“店海”战术，获得了高速的增长。然而从2010年开始，比亚迪销售部门裁员、高管出走、高层大量套现和产品质量遭质疑等新闻接踵而至。
当时的负面新闻缠身，让消费者至今对比亚迪这一品牌都心有余悸。在知乎上，一位网友“吐槽”，几年前开比亚迪G6去自驾游，在高速上坐在副驾驶，耳边就像是灌了风。
即使是现在，新能源汽车在国内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可率先进入赛道的比亚迪，在品牌力上却仍处于车圈鄙视链的底端。如果给特斯拉、蔚来、比亚迪排个序，很多人的看法可能会是：“比亚迪<蔚来<特斯拉”。
这些年，华为一面抓品牌建设，一面抓技术自研，比亚迪则不同，公司在品牌营销上的不作为，让大多数消费者对比亚迪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年前。
一个典型的对比就是，2017年华为普遍去掉了“菊花标识”，采用英文品牌标识，工业设计也开创了自己的特色。而比亚迪不顾用户多年呼喊，一直维持着早期椭圆环绕字母的标识，产品外观设计也直到2019年的新“唐”才有单款车型的改变。
这大概是王传福执拗的性格在作祟。
激进创始人掌控下的保守“帝国”
早期发展时，比亚迪曾经历过数次贸然的跳跃式发展。2003年，毫无预兆地宣布要进行整车制造，引得业内争议，当造车搞得地动山摇时，王传福又不声不响地筹谋起手机的零部件生产。据悉，刚进入汽车行业，比亚迪花了一亿元人民币请日本企业开了模具，后来发现不符合市场审美，王传福忍痛把样车砸掉。
不按“套路”出牌的比亚迪，透露出王传福作为一个极度崇尚技术的“理工男”的自信和自负，在2013年选择为深陷低谷的比亚迪道歉前，他从来没觉得自己会出错。
同样是技术立身，如果说华为是在技术根基夯实的过程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会了互联网思维、学会了以用户为核心，才有了当前稳居龙头的行业地位和深入人心的品牌形象，那么比亚迪更像是华为的反面：以技术之名固步自封，战略看似激进，理念实则保守。
這和内部管理脱不开关系。2018年，比亚迪被曝出“广告门”事件，事件发酵时，所谓的神秘人“陈振宇”背后直指远在美国的比亚迪副总裁李柯，也就是王传福的老婆。尽管后来陈振宇摆脱了与李娟的关系，但单从李娟能够“调动”起比亚迪总部的数名员工，可见比亚迪在管理上的疏漏。
比亚迪是典型的家族式企业，王传福的家人们几乎把控着整个公司。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吕向阳在比亚迪持股8.77%，融捷投资持股5.96%，前者是王传福的表哥，他与其妻子一起控制着融捷投资。
与王传福更亲近的是其大哥王传方以及妻子张菊秀，王传方历任人事部经理、后勤部经理、后勤处总经理，现任比亚迪副总裁，并负责轨道工程事业部。张菊秀也深得王传福信任，只是去年她违规买入比亚迪股票，导致比亚迪被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监管函。
高层套现，在比亚迪内部也已见惯不怪，2012年7月12日，比亚迪高管和股东均有大幅抛售股票，抛售金额首次便上亿元人民币，后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7月13日套现1.18亿元人民币，7月25日套现1.52亿元人民币，7月27日套现1.81亿元人民币。
实行家族管理的比亚迪，虽然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王传福对公司的控制，但在互联网势力逐渐渗透到新能源造车的行业背景下，这种管理模式的缺陷已经暴露。
最明显的就是队伍年轻化不足。从企查查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出，比亚迪高层的年龄普遍在40岁以上，尤其是50岁以上的占绝大多数。这意味着家族和资历挤压了内部年轻人才的上升空间，而年轻化不足的团队实则又进一步加剧了比亚迪的保守，品牌营销落伍只是外在表现之一。
早前，任正非被曝使用iPhone，他直接坦言家人都在用苹果的产品，而在比亚迪，曾一度要求所有员工要开比亚迪的车。
至于员工待遇和加班文化的平衡，比亚迪和华为更是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