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权在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时，已经发现袁世凯停兑令将会对金融业造成的冲击。作为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分行当时极力抵触停兑令。在这次“抗命”行动中，与张公权相得益彰的是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
　　1897年，宋汉章便进入上海通商银行任职。此后，他终生服务于银行界。大清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后，行使中央银行权利，在各省会和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由于宋汉章此前在银行界已经崭露头角，因此被调任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武昌起义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当时是吴鼎昌的得力助手，在张公权被任命为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同时，他上任为上海分行经理。
　　袁世凯掌权后，为应付财政危机，一方面大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一方面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兑换劵，引起通货膨胀，社会各界怨声载道。北洋军队又以“不相信纸币”为由 ，要求发给现洋。1916年初，中国、交通两银行的一些分行已出现挤兑风潮。
　　为控制为数不多的现银，防止挤兑风潮蔓延，当年5月10日，北京政府国务院正式发布“停兑令”，停止兑换现银。
　　还在北京等地开始出现挤兑风潮，社会上传出中国、交通银行现金库存枯竭消息时，宋汉章就预感到北京政府可能会不顾银行信誉和存户利益，强令银行停兑。他立即与副经理张公权同在上海的中行股东秘密商议，决定成立股东联合会，并把股东联合会推到应付事变的前台。这项举措实际上是动员、联合上海资产阶级，同北京政府进行公开的政治较量。
　　“停兑令”发布后，宋汉章和张公权都表示坚决不予执行。为防止宋张抗拒“停兑令”，北京政府下令将二人免职。那段时间，宋汉章和张公权每晚都同上海资产阶级的一些头面人物相聚策划。原大清银行秘书长项藻馨曾回忆：“宋汉章、张公权、胡穋芗等每晚来我家密商应付，每夜宾客不断。我与揆初、抑卮全力支持，决定沪行不奉命，并由浙兴借款中行为后盾。”
　　宋汉章的交际能力赢得了浙江商会的支持，“停兑令”颁布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逆流而上，反而登报表示照常开门兑现。营业厅前一时“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张”。但是，连续进行了三天兑换，宋汉章筹备的库存现银也已基本耗尽，为预防现款不敷，宋汉章又亲自去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与两行经理协商，拟以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岸堆栈，以及收押之地产道契等作为担保商借透支。当日下午，上海各外商银行开会，并经北京公使团同意，答应协助上海分行，共允透支200万元。
　　到第四个兑现日，前往上海分行的挤兑人数已由第一天的2000人下降到100人，风潮稍有平息。《字林西报》在一篇“社论”中称赞宋汉章说：“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识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至记者所以虑及暴动者，则以星期六上午，持票者气势汹汹，苟有压迫，恐难保祸变之弗作，于此又足见该行行长宋汉章氏胆识俱优。当衮衮诸公神经错乱，不惜以国利民富快其一掷之时，独能以应变之才，挽祸机于仓卒也。”
　　实际上，宋汉章当时并非毫无担心，但出于维护银行信用并为以后发展着想，还是选择了挺身而出。
　　当时一位营业专员回忆说：“宋汉章、张公权和我们日夜开会，商量应付办法，大家知道袁世凯的暗探密布在各处。这次抗令兑现，是把性命提在手里，随时可以发生危险。”据称“宋汉章也慄慄畏惧”。
　　这次有惊无险的挤兑风潮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六年前的橡胶股票风潮，近代银行家充分证明了他们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有力作用，传统票号推波助澜的一幕没有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