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是：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在健康标准的三个方面中，社会、心理致病因素占有重要的内容。
　　人的情感活动、心理活动和心理健康与躯体的健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中老年来说，心理精神因素对躯体的影响更大，甚至超过了生理因素。临床医学研究显示，一些机能性疾病是由精神心理因素造成的，如神经官能症、偏头痛、消化不良等称之为心因性疾病。某些器质性疾病，如溃疡病、高血压、冠心病的产生和加重，也与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有时甚至造成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我国东周列国时期，伍子胥为躲避楚平王追杀。匆匆逃至历阳山，发现前方两山对峙，险道狭窄，关口画影图形，盘查甚严，颇有插翅难逃的阵势。伍子胥恐惧、焦虑，一筹莫展，身心如在芒刺之中，一夜之间须发变白，竟然以此得以蒙混过了昭关。这虽是小说中的故事，但也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反应了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史书上说，诸葛亮早年在隆中“躬耕陇田”，“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身体是不错的。但自受到刘备的“三顾之请”，出来辅佐蜀汉，与魏、吴争雄，便顾不上养身了。他的抱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殚精竭虑，奋力驰驱，不再以身体健康为意了，他为刘备创建了三分天下，刘备死后继承者刘禅是个无能之辈，一应朝事，全靠诸葛亮一人支撑，真是“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在军旅中常常是“并日而食”，三天两头顾不上吃饭。就这样他六出祁山，入伐中原，南征北战，无日休息，身体和精力的消耗可想而知，积劳成疾，死时才54岁，算是“中年夭折”了。他的早夭，可以说是不养所致。
　　古今善于养心而达长寿的事例较多。柳宗元和苏东坡遭遇相同，但由于对养心的重视不同而寿龄相差悬殊。二人都是我国历史上名垂千古的大文豪、大诗人，并列于“唐宋八大家”。柳宗元青年时即胸怀大志，力求改革，但却处于李唐王朝日趋衰落的时代，他被贬官流放“蛮夷之地”，郁郁早逝，寿龄仅47岁。苏东坡同样是宦海沉浮，几起几落。遭遇比柳宗更惨。他44岁那年因“文字祸”入狱，虽然身陷囹囫，存亡未卜，可他能处变不惊，将生死置之度外，后来皇帝见他人才难得，便被无罪开释。59岁时，他又遭奸臣所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贬官流放到最偏僻落后的地区——琼州(海南岛)。但他对逆境处之坦然，享寿66岁，这在当时可说是长寿了。二人一样遭遇，寿龄悬殊的主要原因是二人养生之道不同的结果。柳宗元养生而不养心，养身而不重养神，几经打击后，心情十分阴郁，长期处于压抑、沉闷、痛苦之中而不能及时解脱，致使气血郁滞、脏腑失调。而苏东坡则不然，他能随遇而安，养生重养心，养身重养神。面对恶劣处境，始终保持开朗、豁达、怡适的心境。从孤寂中寻找高雅情趣；“外固辙而犹欢”。他的长寿正是得益于他的乐天知命、豁达大度，在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中达到了当时的高寿。
　　92岁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在平常人难以忍受的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中。竟能获得长寿，堪称奇迹。其奥秘在于他善于养生，养生先养心。最主要的是他历尽磨难，精神不垮。张学良在九秩宴上宣布：“除了老了，我没有崩溃!”是坚强的精神支柱，支撑着他安然走过了54年的囚禁生涯。他具有超人的英雄气概和适应能力。他在无法根本改变囚禁命运的情况下，能够适时地排遣烦闷，他善于制怒息火，解忧消愁，进行自我控制和调节，寻找新生活乐趣，使心境平静下来，清除了不利于健康的不良情绪，逐渐适应了囚禁生活。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从全国陆海空军融司令，一下子变成了阶下囚。正是他最沮丧、最苦闷、最孤独、最困难的时候，赵四小姐毅然来到他的身边，不求名份地伴随他共度漫长的幽囚生涯。在生活剧变中，他失去了自由，意外地获得人间难得的爱情。这种有失有得，使张学良在心理上恢复了平衡。他俩患难与共，形影不离，以苦为乐，苦中有乐，使他在幽居之中仍有生活情趣和情感满足，自然有益于身心健康。此外，坚持锻炼，起居有常，兴趣广泛，老有所乐等也是长寿的因素。
　　当前，人们在十分强调精神、情绪的养生作用的情况下，回忆一些古今名人逆境养心之道与健康长寿的关系。目的在于人们更好地利用情绪指数(情绪指数=实现值/期望值)这个武器，平时调节自己的心理平衡和增进心理健康。
　　人在生活中常会发生这种或那种事件。正确的态度是不要成天愁思苦想，钻在“牛角尖”里。遇事应该客观地、积极地分析，最好和自己亲近的人一同讨论，商量对待的办法。共同想办法，共同分忧，或争取人们的帮助和支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积极的方面。要向前看，从事件中解脱出来，或依靠大家的力量解决发生的事件。这是摆脱精神压力，寻求心理平衡的最好办法。
　　“文坛寿星”阳翰生在90岁时说：“养生实际上是意识品质的锻炼”。平时在善于调节自我感悟，以现实的态度对待社会，对待人生，将期望值定在适当的水平，凡事不要只往好的或坏的一面想，遭到意外打击时也要平心静气，这需要平时的修心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