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凡，没有显赫身世，没有多少社会资源和人脉，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得到尊重，需要被平等对待，得到一个合理的结局。
《中国慈善家》：2018年是龙越基金会成立8周年，老兵回家项目发起10周年。你怎么看待这10年里老兵群体境遇的变化？
姚遥：从我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变化是抗战老兵这个群体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第二个是大家慢慢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老兵群体，从民间到国家都在给他们荣耀和认同。民政部把所有抗战老兵纳入抚恤优待体系，习总书记说所有投身中国抗战的人都是抗战英雄和民族英雄。这些改变还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慈善家》：这几年，老兵群体的整体境况怎么样？
姚遥：国家认同了以后，生活条件上肯定有显著提高，精神层面改善也很大。这些老人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被人重新发现、认识，他们还是很开心的，自豪感非常强烈。
《中国慈善家》：我了解到一组数据：目前健在的抗战老兵仅7000位左右，仅2018年的1月至5月就有603位老兵离世。也就是说，能寻找到的老兵越来越少，离世的却越来越多。
姚遥：都会有这个阶段的。
《中国慈善家》：老兵人数急剧减少，相应的援助机构会面临转型。在这个问题上，龙越基金会是怎么考虑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
姚遥：很多人觉得龙越基金会是个做抗战老兵服务的机构，实际上不止如此，我们机构是关注战争影响下的个体生命。这个战略和愿景比较远，龙越基金会还没有那么长的历史足够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能了解项目就不错了。所以很多人会问：老兵“走完”了你们怎么办？从关注战争影响下的个体生命来看，不只是因为你在世，我们就认同，这只不过是最紧迫的点而已，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为老兵提供最大的服务和关怀。但事实上，我们的产品线是有延伸的。
第一：生命不只是活着的时候叫生命，曾经存在过的生命也是生命。很多抗战士兵走上战场，从此不知去了哪里，阵亡了家里也不知道，对于他们的家族来说就是伤痕。这种历史的伤痕不只留在活着的抗战老兵身上，还存在于已经去世或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士兵身上。我们的寻亲项目，除了寻找在世的老兵，还要把阵亡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连接”上。2017年，我们在云南施甸县找到一个在滇西抗战中阵亡士兵的墓碑，几十年来没人知道他是谁，没人知道他的家人是谁。通过寻亲，我们找到了他妹妹。他妹妹说，哥哥参加抗战以后再没有音讯。直到2017年7月7日，他妹妹才在云南施甸看见哥哥的墓碑，这对延续一个家族的记忆非常重要。
第二：中国在抗战期间阵亡了多少人？精确到个位数的数字是多少？即便精确到了个位数，能否精确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比如他们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和阵亡日期。这是非常宏大的工作，我们正在做。我们不能永远以阵亡多少多少人的笼统说法来对待历史，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
美国的越战纪念碑上，阵亡的57000多人加上失踪的人，所有姓名全刻在上面，包括二战纪念也是如此。为什么中国不行？我觉得这个事10年、20年都可以做下去。还有，中国那么多抗战遗址没有好好地整理、恢复，比如在缅甸阵亡的10万远征军，他们的遗骸在哪里，他们是哪里人，他们的家族后来去了哪里？我们希望把这些事情一点一滴地恢复起来。
《中国慈善家》：2017年，龙越基金会原秘书长黄晓丹在参加99公益回归日的会议后写了一篇文章，她说龙越基金会和另一家同类型机构—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对未来的规划惊人相似：龙越基金会计划修筑烈士姓名墙，让每一个为国牺牲的士兵被记住、被缅怀；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计划以图片和影像的形式，钩沉被遮蔽的抗战历史，抚慰被遗忘的疆场英魂。黄晓丹认为，两家机构的项目显然具有同质化特性，如果做不到品牌差异化，无序的竞争就不可避免。你怎么看她的观点？
姚遥：她的思考我看了，很有深度。可能每个人立足点不一样，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同质化真的是个问题吗？中国有多少家做免费午餐的机构，有多少家做贫困儿童帮扶的机构，有多少家做救灾的机构？这些机构难道不是同质化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们是无序竞争？我觉得，一个议题恰恰是参与的人越多越好，如果这个领域只有龙越基金会一家独大，肯定不好。我们一定不是光自己做，而是在基金会的使命和战略驱动下，跟国内所有愿意服务这个群体的公益组织合作。我们不是害怕或者抗拒竞争，而是鼓励，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中国慈善家》：龙越基金会的战略是什么？
姚遥：龙越基金会的战略从来没有改变，就是关注战争影响下的个体生命，所有项目都围绕这个战略进行延伸。未来我们要推动和平。从寻找活着的抗战老兵，到寻找抗战老兵的亲人，再到寻找阵亡军人的信息，内在逻辑是一致的。怎么延续个体生命，怎么延续个体记忆、家族记忆和社会记忆，都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在这个逻辑线上工作。人们经常讲，中国人现在最喜欢对未来的投资和短线投资，比如为什么喜欢做儿童项目？因为今天把儿童培养好了，未来他们可能是国家栋梁，这是大家熟悉的逻辑。为什么历来不太喜欢做老人项目？因为觉得老人是负资产，而且再过几年他们就去世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他们的经历，他们身上承载的那段历史事实上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对未来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再往大了说，每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世界公民，我们不只是关注中国土地上的事情，还需要跟世界建立联系，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虽然听起来特别宏大，但是为什么不能这么想？
《中国慈善家》：目前关于历史的主流叙事还是从家国层面，龙越基金会为什么注重个体叙事？
姚遥：这是龙越基金会的核心价值观。最初关注流落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就是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那些远征军老兵没有任何名气，他们在缅甸是穷人，在国内的家庭也没有钱。放在成功学的角度下，关注他们没有任何价值。但中国是他们的根，有他们的亲人，也有他们的血脉，让他们叶落归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当时我们做这些事情，说难听点就叫“吃力不讨好”。举个例子，假如张学良这样的名人要回国，那是很容易的。可一个普通士兵，1949年以后就流落在缅甸，在国内没有身份；作为中国人，他们又不愿意加入缅甸籍以华侨身份回国。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突破種种限制回国，真的是很难。我们经常讲宏大叙事，但是深入个体生命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我们会感同身受。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凡，没有显赫身世，没有多少社会资源和人脉，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得到尊重，需要被平等对待，得到一个合理的结局。
《中国慈善家》：这些个体生命的故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姚遥：从我个人来讲还是很有意思的。做抗战老兵（工作），接触的不只是一个个人，还有他们90多年的生命，我也会想自己90岁的时候怎么样。现在很多人做事情，没有从生命的角度去考虑。想长命百岁的人，知不知道一个人百岁的状态是什么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眼前，能做个3年规划都很了不起，如果以80岁、90岁的状态来考量自己当下该怎么做，会有不一样的视角。明白人老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思考现在该怎么办。站在生命的末端想自己的一生，是很有意思的思考过程。
《中国慈善家》：你刚才提到，龙越基金会未来要致力于推动和平。怎么理解在个体的层面上推动和平？
姚遥：和平不只在大的国与国层面，个人与个人难道不能更和平一点？为了5毛钱的菜价就能杀人，为了一碗面就把老板砍死，这难道不是一种冲突？我经常在想，如果同事与同事之间、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都做不到谅解，还怎么做到更大的层面？
说个残酷的例子，假如一个人的亲人被歹徒害了，那么他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歹徒？我相信很多人不只想“杀人偿命”，还想加倍报复。这肯定是有危害的，对吧？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平和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中的很多变故。一个个体面对这段往事，不能永远沉浸在愤怒和复仇的情绪里。而且复仇永远是“升级”的，一个人想加倍复仇，他的敌人也会一样。
《中国慈善家》：让人放下仇恨，是一件很难的事吧？
姚遥：不难。人类所有的和平都是经历过战争才形成的。为什么战争以后不是另一场战争？因为经历过战争才会反思仇恨和戾气带来的伤害，反思要用什么心态面对未来。
《中国慈善家》：2018年是龙越基金会成立8周年，老兵回家项目发起10周年。你怎么看待这10年里老兵群体境遇的变化？
姚遥：从我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变化是抗战老兵这个群体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第二个是大家慢慢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老兵群体，从民间到国家都在给他们荣耀和认同。民政部把所有抗战老兵纳入抚恤优待体系，习总书记说所有投身中国抗战的人都是抗战英雄和民族英雄。这些改变还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慈善家》：这几年，老兵群体的整体境况怎么样？
姚遥：国家认同了以后，生活条件上肯定有显著提高，精神层面改善也很大。这些老人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被人重新发现、认识，他们还是很开心的，自豪感非常强烈。
《中国慈善家》：我了解到一组数据：目前健在的抗战老兵仅7000位左右，仅2018年的1月至5月就有603位老兵离世。也就是说，能寻找到的老兵越来越少，离世的却越来越多。
姚遥：都会有这个阶段的。
《中国慈善家》：老兵人数急剧减少，相应的援助机构会面临转型。在这个问题上，龙越基金会是怎么考虑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
姚遥：很多人觉得龙越基金会是个做抗战老兵服务的机构，实际上不止如此，我们机构是关注战争影响下的个体生命。这个战略和愿景比较远，龙越基金会还没有那么长的历史足够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能了解项目就不错了。所以很多人会问：老兵“走完”了你们怎么办？从关注战争影响下的个体生命来看，不只是因为你在世，我们就认同，这只不过是最紧迫的点而已，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为老兵提供最大的服务和关怀。但事实上，我们的产品线是有延伸的。
第一：生命不只是活着的时候叫生命，曾经存在过的生命也是生命。很多抗战士兵走上战场，从此不知去了哪里，阵亡了家里也不知道，对于他们的家族来说就是伤痕。这种历史的伤痕不只留在活着的抗战老兵身上，还存在于已经去世或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士兵身上。我们的寻亲项目，除了寻找在世的老兵，还要把阵亡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连接”上。2017年，我们在云南施甸县找到一个在滇西抗战中阵亡士兵的墓碑，几十年来没人知道他是谁，没人知道他的家人是谁。通过寻亲，我们找到了他妹妹。他妹妹说，哥哥参加抗战以后再没有音讯。直到2017年7月7日，他妹妹才在云南施甸看见哥哥的墓碑，这对延续一个家族的记忆非常重要。
第二：中国在抗战期间阵亡了多少人？精确到个位数的数字是多少？即便精确到了个位数，能否精确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比如他们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和阵亡日期。这是非常宏大的工作，我们正在做。我们不能永远以阵亡多少多少人的笼统说法来对待历史，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
美国的越战纪念碑上，阵亡的57000多人加上失踪的人，所有姓名全刻在上面，包括二战纪念也是如此。为什么中国不行？我觉得这个事10年、20年都可以做下去。还有，中国那么多抗战遗址没有好好地整理、恢复，比如在缅甸阵亡的10万远征军，他们的遗骸在哪里，他们是哪里人，他们的家族后来去了哪里？我们希望把这些事情一点一滴地恢复起来。
《中国慈善家》：2017年，龙越基金会原秘书长黄晓丹在参加99公益回归日的会议后写了一篇文章，她说龙越基金会和另一家同类型机构—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对未来的规划惊人相似：龙越基金会计划修筑烈士姓名墙，让每一个为国牺牲的士兵被记住、被缅怀；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计划以图片和影像的形式，钩沉被遮蔽的抗战历史，抚慰被遗忘的疆场英魂。黄晓丹认为，两家机构的项目显然具有同质化特性，如果做不到品牌差异化，无序的竞争就不可避免。你怎么看她的观点？
姚遥：她的思考我看了，很有深度。可能每个人立足点不一样，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同质化真的是个问题吗？中国有多少家做免费午餐的机构，有多少家做贫困儿童帮扶的机构，有多少家做救灾的机构？这些机构难道不是同质化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们是无序竞争？我觉得，一个议题恰恰是参与的人越多越好，如果这个领域只有龙越基金会一家独大，肯定不好。我们一定不是光自己做，而是在基金会的使命和战略驱动下，跟国内所有愿意服务这个群体的公益组织合作。我们不是害怕或者抗拒竞争，而是鼓励，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中国慈善家》：龙越基金会的战略是什么？
姚遥：龙越基金会的战略从来没有改变，就是关注战争影响下的个体生命，所有项目都围绕这个战略进行延伸。未来我们要推动和平。从寻找活着的抗战老兵，到寻找抗战老兵的亲人，再到寻找阵亡军人的信息，内在逻辑是一致的。怎么延续个体生命，怎么延续个体记忆、家族记忆和社会记忆，都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在这个逻辑线上工作。人们经常讲，中国人现在最喜欢对未来的投资和短线投资，比如为什么喜欢做儿童项目？因为今天把儿童培养好了，未来他们可能是国家栋梁，这是大家熟悉的逻辑。为什么历来不太喜欢做老人项目？因为觉得老人是负资产，而且再过几年他们就去世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他们的经历，他们身上承载的那段历史事实上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对未来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再往大了说，每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世界公民，我们不只是关注中国土地上的事情，还需要跟世界建立联系，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虽然听起来特别宏大，但是为什么不能这么想？
《中国慈善家》：目前关于历史的主流叙事还是从家国层面，龙越基金会为什么注重个体叙事？
姚遥：这是龙越基金会的核心价值观。最初关注流落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就是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那些远征军老兵没有任何名气，他们在缅甸是穷人，在国内的家庭也没有钱。放在成功学的角度下，关注他们没有任何价值。但中国是他们的根，有他们的亲人，也有他们的血脉，让他们叶落归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当时我们做这些事情，说难听点就叫“吃力不讨好”。举个例子，假如张学良这样的名人要回国，那是很容易的。可一个普通士兵，1949年以后就流落在缅甸，在国内没有身份；作为中国人，他们又不愿意加入缅甸籍以华侨身份回国。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突破種种限制回国，真的是很难。我们经常讲宏大叙事，但是深入个体生命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我们会感同身受。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凡，没有显赫身世，没有多少社会资源和人脉，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得到尊重，需要被平等对待，得到一个合理的结局。
《中国慈善家》：这些个体生命的故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姚遥：从我个人来讲还是很有意思的。做抗战老兵（工作），接触的不只是一个个人，还有他们90多年的生命，我也会想自己90岁的时候怎么样。现在很多人做事情，没有从生命的角度去考虑。想长命百岁的人，知不知道一个人百岁的状态是什么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眼前，能做个3年规划都很了不起，如果以80岁、90岁的状态来考量自己当下该怎么做，会有不一样的视角。明白人老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思考现在该怎么办。站在生命的末端想自己的一生，是很有意思的思考过程。
《中国慈善家》：你刚才提到，龙越基金会未来要致力于推动和平。怎么理解在个体的层面上推动和平？
姚遥：和平不只在大的国与国层面，个人与个人难道不能更和平一点？为了5毛钱的菜价就能杀人，为了一碗面就把老板砍死，这难道不是一种冲突？我经常在想，如果同事与同事之间、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都做不到谅解，还怎么做到更大的层面？
说个残酷的例子，假如一个人的亲人被歹徒害了，那么他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歹徒？我相信很多人不只想“杀人偿命”，还想加倍报复。这肯定是有危害的，对吧？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平和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中的很多变故。一个个体面对这段往事，不能永远沉浸在愤怒和复仇的情绪里。而且复仇永远是“升级”的，一个人想加倍复仇，他的敌人也会一样。
《中国慈善家》：让人放下仇恨，是一件很难的事吧？
姚遥：不难。人类所有的和平都是经历过战争才形成的。为什么战争以后不是另一场战争？因为经历过战争才会反思仇恨和戾气带来的伤害，反思要用什么心态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