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不记得是哪一位诗人说过：“到处都有诗，连草丛中都有。只要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
一天清晨，稀稀拉拉下着雨。大车赶进了一片古老的松树林。路边的草丛中有一个白东西。
我跳下车，弯下腰，看到一块长满野旋花的木牌，上面有黑漆写的字。我拨开湿漉漉的花茎，读到一行几乎已遗忘的诗：“米哈伊洛夫树林，在不同的年代，我曾来到你的浓荫下面。”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赶车人。
“是米哈伊洛夫村，”他微微一笑，“从这儿开始就是普希金的土地了。这儿到处都插有这样的标牌。”
这种木牌，后来我在一些全然想不到的地方也碰上了，在索罗季河边没有割过的草地上，在米哈伊洛夫村到特里戈尔村去的路边沙坡上，在马列涅茨湖和彼得罗夫湖的岸边——草丛、石南花丛、干草莓丛中，处处响起纯朴的普希金的诗句。聆听这诗句的只有树叶、小鸟和天空，苍白而腼腆的普斯科夫的天空。“再见吧，特里戈尔，在你这儿我多次遇上欢乐。”“我可以望见两个湖的蔚蓝色湖面。”
有一次我在胡桃林中迷了路。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在灌木丛问渐渐消失。莫非那个赤脚小姑娘提了一篮黑果越橘，每星期一次，就在这条小径上路过。但是在这儿的树丛中，我也发现了一块白牌子，上面有一句录自普希金致奥西波娃的信中的话：“我能不能买到萨夫基诺村？我真想在这儿造一所小小木屋，置上我的书，在我的好心的老朋友中间过上几个月。”
这句话为什么出现在此处，我猜不透。但是那小径不久就把我引到了萨夫基诺村。只见一片成熟燕麦的麦浪滚滚而来，直达几所低矮木屋的屋檐下。小村里阒无一人，唯有一条灰眼睛的黑狗从篱笆里面向我吠叫，还有四周小山上粗壮的松树送来清婉的松涛。
我几乎走遍全国，见过许多令人惊异、神迷的地方，然而无论哪儿也没有像米哈伊洛夫村一样，具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抒情的力量。这儿一片荒凉，悄然无声。高空有几抹白云。云影在绿色小山上、湖面上、古老公园小径上缓缓移动。只有蜜蜂嘤嘤吟唱，打破了寂静。
蜜蜂在普希金和女友安娜-凯恩幽会的椴树之间高高的小径上采蜜。椴树的花已经谢了。树下一条长椅上，常有一位生性愉快的小个子老妇人坐着看书。她的衬衫领子上别着古老的绿松石别针。老妇人看的是费定的《城与年》。她是安娜·凯恩的孙女，名叫阿格拉娅·佩热夫斯卡娅，曾是外省的话剧演员。
她记得祖母，很乐意谈祖母的事。但她不爱祖母。要爱这么一个已经昏聩、在饭桌上同孙女们争一块好肉的百岁老太婆，是很难的。孙女们比祖母力气大，她们总是把她的好肉抢了过去，祖母因此觉得孙女们太不像话，都气哭了。
我第一次遇见凯恩的孙女，是在原先长着三棵著名松树的沙坡上。如今那松树已经没有了。早在革命前，有两棵遭雷劈，还有—棵被济马里村—个磨粉工人夜里偷偷锯走了。
普希金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决定在老树原地种三棵新的小松树。找老树原地很困难，因为连树桩都没有留下。于是请来一些年老的农民，确定老树生长的地方。
老人们争论了一整天。结论本该一致，但杰里格拉佐沃村的三个老人持相反意见。好容易把他們说服，他们这才在斜坡上用步子量过来量过去，傍晚时才说：“这儿！就这个地方！可以种了。”
当我在三棵不久前种的小松树附近遇见凯恩孙女的时候，她正在修理被母牛破坏的篱笆。老太太以自我嘲笑的口吻对我说，她像一只小猫一样，在普希金这些地方已经住惯了，绝对不可能再去列宁格勒。
本来早该去那儿了。她在列宁格勒的石头岛主持一个小图书馆。她一个人过日子，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
“不，不，”她说，“您不用劝我。我一定要到这儿来入土。这些地方我太喜欢了，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愿意住。我每天总要想点什么事出来，好推迟行期。您看现在我到各个村子去，记录老人们说的普希金的事。不过老人也撒谎，”她伤心地补充说，“昨天就有一个人说，普希金曾被请去参加国家最高政权会议，人家问他：跟拿破仑打不打。普希金回答说：‘诸位大人，你们还打什么仗啊，瞧瞧你们的农民一辈子只穿一条裤子。收起这份心吧！’”
凯恩的孙女真不知疲倦。我常常遇见她，不是在米哈伊洛夫村，就是在特里戈尔村，抑或在特里戈尔边上的沃罗尼奇小村，我那时就住在沃罗尼奇小村一所凉爽的空木屋里。她到哪儿都是步行的，不怕下雨、天热，还起早贪黑。
她讲她过去的生活，讲著名的外省导演和变成酒鬼的悲剧演员（她的话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旧时只有悲剧演员才是有才华的），最后讲起了自己的风流韵事。
“您别以为我就是这么个忙忙碌碌的老太婆，”她说，“我从前可是个陕活、独立、漂亮的女人。我本来死后可以留下有趣的回忆录，不过我总是怎么也不想写。记完老人们的故事，我又要操办夏天的节日了。”
夏天的节日是米哈伊洛夫村每年在普希金的生日举办的。数百辆集体农庄的大车，挂上彩带和瓦尔代产的铃铛，纷纷来到索罗季河对岸，普希金公园对面的草地上。草地上生起篝火，跳起环舞。唱着老歌和新词：
我们的松树和湖泊，
如诗如画，天下难找。
米哈伊洛夫树林，
我们照管得尽心周到。
本地的乡民都以同乡普希金自豪，他们照管自然保护区不比照管自己的菜园和田地差。
我住在沃罗尼奇小村的特里戈尔公园看守人尼古拉家。女主人整天摔碗碟骂丈夫，因为她恨不能有一个庄稼人，成天成夜守在这个公园，只回家一两个钟头，而且这时候还要派老丈人或者孩子去公园里看守。
有一次尼古拉回家喝茶，还没来得及脱下帽子，头发蓬乱的女主人就从院子冲进来。 “快回公园去，呆子！”她喊道，“我在小河边洗衣服，瞧见一个列宁格勒来的家伙，直闯进公园去了。可别造孽啊！”
“他能干出什么事？”我问道。
尼古拉快步走出门槛。
“什么事不干？”他边走边回答。“动不动就给你折断一根树枝。”
不过总算平安无事。那“家伙”原来是著名画家纳坦·阿尔特曼，尼古拉才放下心来。
普希金自然保护区有三个大公园：米哈伊洛夫公园，特里戈尔公园和彼得罗夫公园。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正同它们的主人一样。
特里戈尔公园阳光充足。不知为什么连在阴天的时候还会给人这种印象。金色的阳光朗朗普照着喜气迎人的青草，假树枝叶，索罗季河的陡岸和叶甫盖尼·奥涅金坐过的长椅。夏日轻烟弥漫的公园深处，有了斑斑点点的阳光，显得神秘虚幻。这个公园，仿佛是为了家庭过节，好友闲聊，在繁枝茂叶的黑幕之下点上蜡烛跳舞，为了少女欢笑和戏谑地表白爱情而建的。这公园充满普希金和亚济科夫的情调。
米哈伊洛夫公园是独居修道士的栖身之地，不是一个好玩的公园。它是为独处和沉思而建立的。里面长满百年云杉，因此有些阴沉，显得高大、沉寂。公园正在悄悄地变为像它自己一样宏伟、古老和荒凉的森林。只有在公园的边上，古老树木形成的拱顶下面，长年不散的一片朦胧之中，才突然现出一块布满亮闪闪的毛在的空地，和一口静水的池塘。几十只小青蛙纷纷跳到池塘中去。
米哈伊洛夫公园的最美之处，是在索罗季河的陡岸和阿林娜·罗季奥诺夫娜奶娘的小房子——普希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唯一的房子。这房子是那么小，那么教人冷爱，连登上它的陈旧的台阶都觉得提心吊胆。而站在索罗季河的陡岸上，可以远眺两个碧绿的湖，林木蓊郁的小山和我们那永远朴素端庄、浮云悠然的天空。
彼得罗夫公园里有普希金的祖父，脾气执拗、心情阴郁的汉尼拔的房子。从库恰诺湖（即彼得罗夫湖）对岸的米哈伊洛夫村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彼得罗夫公园。它阴暗潮湿，长满牛蒡，一走进去就像到了地窖里一样。几匹马被绊住三条腿，在牛蒡丛中吃草。荨麻摧残了野花，每到晚上公园里一片蛙声。声音沙哑的寒鸦栖息在黑黝黝的树木顶部。
有一次我从彼得罗夫村回米哈伊洛夫村时，在林中峡谷迷了路。小模在树根下面潺潺流过，峡谷底上有几口水光清亮的湖。太阳快要落山。凝静的空气微微泛红，令人觉得炎热。
我在一个林中空地看见了高空五彩的雷暴。它在米哈伊洛夫村上面腾起，在晚空中扩大，宛若一座中世纪白塔围绕的巨大城池。它传来开炮似的沉闷的轰隆声，接着一阵大风突然刮过空地，在树丛中平息下来。
真难想象，普希金骑的马就在这一条条留有树皮鞋印的普普通通的小路上，在蚂蚁窝和虬筋盘结的树根上，驮着它的沉默不语的主人，轻松地行进。
我常常回想那些树林，湖泊，公园以及天空。那几乎米哈伊洛夫树林门是这儿从普希金时代完好留下来的仅有的东西。这儿的大自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破坏。它保护得很好。自然保护区需要通电时，就把电线埋在地下，以免立杆子。电线杆子会一下子破坏掉这些荒凉之处的普希金的魅力。
在我住的沃罗尼奇衬，有一座木头造的破旧的教堂。大家都管它叫小礼拜堂。这座隐隐约约藏在接骨木丛中、房顶生满毛茸茸黄色苔藓的教堂，也只能如此称呼。普希金曾在这教堂里为拜伦举行过祭祷。
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散落着含有树脂的松木刨花。教堂旁边正在建—所学校。
在我住在沃罗尼奇村的那段日子里，驼背神父只有一次头戴破草帽，迈着歪歪斜斜的步子来到教堂，小心翼翼地把几根胡桃树枝做的钓鱼竿靠在椴树上，打开教堂门上沉重的锁。那天沃罗尼奇村—位百岁老人病故，家人送他到教堂里来举行葬仪。葬仪完毕，神父又拿起钓鱼竿，一瘸一拐地到索罗季河边去钓圆鳍雅罗鱼和鲤鱼了。
造学校房子的木匠们看了看他的背影，其中一人说：“神职人员算是没落了！普希金活着的时候，沃罗尼奇村管小礼拜堂的不是真正的神父，是一个地道的准将。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难怪普希金给他起个外号叫‘嫩皮狗’。再瞧瞧现在这个，完全是个可怜虫，一顶草帽在草丛上面晃来晃去。”
“他们那股势力现在都哪儿去了？”另一个木匠嘟囔说，
“还有他们的丝绒丝绸披挂呢？”
木匠们擦干额头的汗水，又抡起斧子来砍，香喷喷的新刨花像下雨似的落到地上。
我在特里戈尔公园里有好几次遇到一个高个子的人。他在偏僻的小路上慢慢走着，不时停在灌木丛之间，久久地细看叶子。有时摘一根草茎，用小放大镜研究。
有一次在池塘旁边，靠近奥西波夫家废墟那个地方，我遇上了一场大雨。这雨来得突然，下得欢快。我躲到—棵椴树下面，那高个子不急不忙也来到那儿。我们攀谈起来。原来他是切列波韦茨来的地理教员。
“您大概不只研究地理，还研究植物吧？”我对他说，“我看您在观察植物。”
高个子微微一笑：“不，我只是在这一带找点什么新东西。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三个夏天了，可是这些地方本来可以搞明白的东西，我连一小部分也没有搞明白。”
他的声音很轻，不大愿意说。谈话中断了。
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马列涅茨湖岸上，在林木蓊郁的小山脚下。一片松涛听来有如在梦中。松树树冠下面，风过处，微弱的林中光线摇摇晃晃。高个子躺在草地上，用放大镜看一片松鸦的浅蓝色羽毛。我在他身边坐下，他脸露笑容，讲讲停停，给我叙述了他留恋米哈伊洛夫村的故事。
“我的父亲在沃洛格達的医院里当过会计，”他说道，“说起来，他是个可怜的老头——是个酒鬼，又爱吹牛。就连最穷苦的时候，他还穿浆洗过的胸衣，他为他的出身自豪。他是一个俄罗斯化了的立陶宛贵族后裔。他喝醉酒的时候拼命打我。我家有六个孩子。我们全都住在一个房问里，又脏又乱，经常吵架，受尽委屈，童年遭透了。父亲喝多了酒，便念普希金的诗，还号啕大哭。眼泪落到浆洗过的胸衣上，他把胸衣又揉又扯，大喊大叫，说普希金是我们这种穷鬼生活中唯一的一线阳光。普希金的诗他一首也记不全。他只是念起来，哪回也没有念到头。这让我生气，尽管我那时只有八岁，只会勉强认得印出来的字母。我决心要把普希金的诗念到头，就来到了市立图书馆。我在那门口站了好久，直到—位女管理员叫我，问我做什么。 “‘要普希金，’我粗鲁地说。
“‘你要童话吗？’她问。
“‘不，不要童话，要普希金，’我固执地重复说。
“她给了我厚厚的一卷。我在屋角窗下坐下，打开书，哭了起来。我哭起来，是因為只有在打开了书的此时此刻，我才明白，我读不下去，我还根本不会读，在这些诗句的后面，藏着一个我喝醉酒的父亲为之号啕大哭的诱人的世界。我那时从父亲嘴里，只听熟了两句普希金的诗：‘我看见那遥远的彼岸，那南国的神奇的地方，’这两句诗就够可以让我想象跟我们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了。请设想一下，一个孤零零坐了几十年牢的人，一旦有人为他安排越狱，给他弄来了开牢房门的钥匙，他走到门边，门外就有自由，人群，森林，河流，可他突然发现，他不知道怎样用这把钥匙把门锁打开。薄薄的铁门之外，就是热热闹闹的大千世界，但是需要知道一个小小的机关，以便把门锁打开，越狱的人却不懂这个机关。他听见背后有动静，知道他马上又会被抓住，以往的一切又会重演，一直到他死为止：又是那牢房天花板下面的肮脏的窗子，大老鼠的臭气和绝望的情绪。我捧着普希金那一卷作品时，心里所经历的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女管理员发现我在哭，走过来收回书，说道：
“‘你怎么啦，孩子？你哭什么呀？你两手倒捧着书呢！’
“她笑起来，我走了。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普希金。这不，我来米哈伊洛夫村，已经是第三年了。”
高个子沉默了。我们在草地上还躺了老半天。在索罗季河拐弯处的草地那儿，隐隐约约传来牧笛声。
离米哈伊洛夫村数公里的高高的山冈上，坐落着圣山修道院。普希金埋葬在修道院的墙脚下。修道院周围是个镇，叫普希金山。
镇上堆满了干草。大车日日夜夜在大块石子路上轰轰隆隆的慢慢行走，往普希金山拉干草。杂货铺和小店里传出包装用的粗席、熏鱼和廉价印花布的气味。印花布的气味像木工胶。
唯一的小饭馆里不断发出茶杯和茶壶的轻微碰击声。那儿满屋子热气腾腾直达天花板，在这一片热气之中，满脸汗津津的乡民和伊万雷帝时代的年老平民慢条斯理地吃着大片灰色粗面包，喝着茶。这些老人脸上干瘪，目光锐利，声音含糊不清，喉音很重，好像癫狂的修道士，他们从哪儿来的，谁也说不清。但是他们人很多。也许普希金当年在这儿写《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时候，他们人更多。
要去普希金的坟墓，得穿过荒凉的修道院的院子，再登上风化了的石级。石级一直通到山冈顶上修道院的年久失修的围墙边上。在这围墙根下，陡崖之上，椴树浓荫之中，铺满发黄的花瓣的地上，便是普希金的白色坟墓。
墓碑上唯有“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几个字，周围空无一人，下面斜坡上大车隆隆，云朵在不高的空中沉思，这便是一切了。这里是一个光辉、焦躁、天才的生命的终点。这里是名闻全人类的坟墓，这里是普希金生前所谓的“可爱的地界”。有一阵阵荒草、树皮和夏天滞留的气息。
在这里，在这不时有公鸡沙哑啼声传来的普普通通的坟墓上，更加显而易见，普希金是我们第—位人民的诗人。
他葬在长着亚麻和荨麻的粗陋的沙壤土地上，葬在偏僻的平民百姓的地方。从他墓地的山冈上，可以望见黑压压的米哈伊洛夫树林和远处的雷暴，那雷暴在水光潋滟的索罗季湖、萨夫基诺村、特里戈尔村、平平常常而广袤无边的田野的上空跳环舞。而这田野，为他的万物更新的大地创造宁静和富饶。
一天清晨，稀稀拉拉下着雨。大车赶进了一片古老的松树林。路边的草丛中有一个白东西。
我跳下车，弯下腰，看到一块长满野旋花的木牌，上面有黑漆写的字。我拨开湿漉漉的花茎，读到一行几乎已遗忘的诗：“米哈伊洛夫树林，在不同的年代，我曾来到你的浓荫下面。”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赶车人。
“是米哈伊洛夫村，”他微微一笑，“从这儿开始就是普希金的土地了。这儿到处都插有这样的标牌。”
这种木牌，后来我在一些全然想不到的地方也碰上了，在索罗季河边没有割过的草地上，在米哈伊洛夫村到特里戈尔村去的路边沙坡上，在马列涅茨湖和彼得罗夫湖的岸边——草丛、石南花丛、干草莓丛中，处处响起纯朴的普希金的诗句。聆听这诗句的只有树叶、小鸟和天空，苍白而腼腆的普斯科夫的天空。“再见吧，特里戈尔，在你这儿我多次遇上欢乐。”“我可以望见两个湖的蔚蓝色湖面。”
有一次我在胡桃林中迷了路。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在灌木丛问渐渐消失。莫非那个赤脚小姑娘提了一篮黑果越橘，每星期一次，就在这条小径上路过。但是在这儿的树丛中，我也发现了一块白牌子，上面有一句录自普希金致奥西波娃的信中的话：“我能不能买到萨夫基诺村？我真想在这儿造一所小小木屋，置上我的书，在我的好心的老朋友中间过上几个月。”
这句话为什么出现在此处，我猜不透。但是那小径不久就把我引到了萨夫基诺村。只见一片成熟燕麦的麦浪滚滚而来，直达几所低矮木屋的屋檐下。小村里阒无一人，唯有一条灰眼睛的黑狗从篱笆里面向我吠叫，还有四周小山上粗壮的松树送来清婉的松涛。
我几乎走遍全国，见过许多令人惊异、神迷的地方，然而无论哪儿也没有像米哈伊洛夫村一样，具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抒情的力量。这儿一片荒凉，悄然无声。高空有几抹白云。云影在绿色小山上、湖面上、古老公园小径上缓缓移动。只有蜜蜂嘤嘤吟唱，打破了寂静。
蜜蜂在普希金和女友安娜-凯恩幽会的椴树之间高高的小径上采蜜。椴树的花已经谢了。树下一条长椅上，常有一位生性愉快的小个子老妇人坐着看书。她的衬衫领子上别着古老的绿松石别针。老妇人看的是费定的《城与年》。她是安娜·凯恩的孙女，名叫阿格拉娅·佩热夫斯卡娅，曾是外省的话剧演员。
她记得祖母，很乐意谈祖母的事。但她不爱祖母。要爱这么一个已经昏聩、在饭桌上同孙女们争一块好肉的百岁老太婆，是很难的。孙女们比祖母力气大，她们总是把她的好肉抢了过去，祖母因此觉得孙女们太不像话，都气哭了。
我第一次遇见凯恩的孙女，是在原先长着三棵著名松树的沙坡上。如今那松树已经没有了。早在革命前，有两棵遭雷劈，还有—棵被济马里村—个磨粉工人夜里偷偷锯走了。
普希金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决定在老树原地种三棵新的小松树。找老树原地很困难，因为连树桩都没有留下。于是请来一些年老的农民，确定老树生长的地方。
老人们争论了一整天。结论本该一致，但杰里格拉佐沃村的三个老人持相反意见。好容易把他們说服，他们这才在斜坡上用步子量过来量过去，傍晚时才说：“这儿！就这个地方！可以种了。”
当我在三棵不久前种的小松树附近遇见凯恩孙女的时候，她正在修理被母牛破坏的篱笆。老太太以自我嘲笑的口吻对我说，她像一只小猫一样，在普希金这些地方已经住惯了，绝对不可能再去列宁格勒。
本来早该去那儿了。她在列宁格勒的石头岛主持一个小图书馆。她一个人过日子，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
“不，不，”她说，“您不用劝我。我一定要到这儿来入土。这些地方我太喜欢了，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愿意住。我每天总要想点什么事出来，好推迟行期。您看现在我到各个村子去，记录老人们说的普希金的事。不过老人也撒谎，”她伤心地补充说，“昨天就有一个人说，普希金曾被请去参加国家最高政权会议，人家问他：跟拿破仑打不打。普希金回答说：‘诸位大人，你们还打什么仗啊，瞧瞧你们的农民一辈子只穿一条裤子。收起这份心吧！’”
凯恩的孙女真不知疲倦。我常常遇见她，不是在米哈伊洛夫村，就是在特里戈尔村，抑或在特里戈尔边上的沃罗尼奇小村，我那时就住在沃罗尼奇小村一所凉爽的空木屋里。她到哪儿都是步行的，不怕下雨、天热，还起早贪黑。
她讲她过去的生活，讲著名的外省导演和变成酒鬼的悲剧演员（她的话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旧时只有悲剧演员才是有才华的），最后讲起了自己的风流韵事。
“您别以为我就是这么个忙忙碌碌的老太婆，”她说，“我从前可是个陕活、独立、漂亮的女人。我本来死后可以留下有趣的回忆录，不过我总是怎么也不想写。记完老人们的故事，我又要操办夏天的节日了。”
夏天的节日是米哈伊洛夫村每年在普希金的生日举办的。数百辆集体农庄的大车，挂上彩带和瓦尔代产的铃铛，纷纷来到索罗季河对岸，普希金公园对面的草地上。草地上生起篝火，跳起环舞。唱着老歌和新词：
我们的松树和湖泊，
如诗如画，天下难找。
米哈伊洛夫树林，
我们照管得尽心周到。
本地的乡民都以同乡普希金自豪，他们照管自然保护区不比照管自己的菜园和田地差。
我住在沃罗尼奇小村的特里戈尔公园看守人尼古拉家。女主人整天摔碗碟骂丈夫，因为她恨不能有一个庄稼人，成天成夜守在这个公园，只回家一两个钟头，而且这时候还要派老丈人或者孩子去公园里看守。
有一次尼古拉回家喝茶，还没来得及脱下帽子，头发蓬乱的女主人就从院子冲进来。 “快回公园去，呆子！”她喊道，“我在小河边洗衣服，瞧见一个列宁格勒来的家伙，直闯进公园去了。可别造孽啊！”
“他能干出什么事？”我问道。
尼古拉快步走出门槛。
“什么事不干？”他边走边回答。“动不动就给你折断一根树枝。”
不过总算平安无事。那“家伙”原来是著名画家纳坦·阿尔特曼，尼古拉才放下心来。
普希金自然保护区有三个大公园：米哈伊洛夫公园，特里戈尔公园和彼得罗夫公园。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正同它们的主人一样。
特里戈尔公园阳光充足。不知为什么连在阴天的时候还会给人这种印象。金色的阳光朗朗普照着喜气迎人的青草，假树枝叶，索罗季河的陡岸和叶甫盖尼·奥涅金坐过的长椅。夏日轻烟弥漫的公园深处，有了斑斑点点的阳光，显得神秘虚幻。这个公园，仿佛是为了家庭过节，好友闲聊，在繁枝茂叶的黑幕之下点上蜡烛跳舞，为了少女欢笑和戏谑地表白爱情而建的。这公园充满普希金和亚济科夫的情调。
米哈伊洛夫公园是独居修道士的栖身之地，不是一个好玩的公园。它是为独处和沉思而建立的。里面长满百年云杉，因此有些阴沉，显得高大、沉寂。公园正在悄悄地变为像它自己一样宏伟、古老和荒凉的森林。只有在公园的边上，古老树木形成的拱顶下面，长年不散的一片朦胧之中，才突然现出一块布满亮闪闪的毛在的空地，和一口静水的池塘。几十只小青蛙纷纷跳到池塘中去。
米哈伊洛夫公园的最美之处，是在索罗季河的陡岸和阿林娜·罗季奥诺夫娜奶娘的小房子——普希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唯一的房子。这房子是那么小，那么教人冷爱，连登上它的陈旧的台阶都觉得提心吊胆。而站在索罗季河的陡岸上，可以远眺两个碧绿的湖，林木蓊郁的小山和我们那永远朴素端庄、浮云悠然的天空。
彼得罗夫公园里有普希金的祖父，脾气执拗、心情阴郁的汉尼拔的房子。从库恰诺湖（即彼得罗夫湖）对岸的米哈伊洛夫村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彼得罗夫公园。它阴暗潮湿，长满牛蒡，一走进去就像到了地窖里一样。几匹马被绊住三条腿，在牛蒡丛中吃草。荨麻摧残了野花，每到晚上公园里一片蛙声。声音沙哑的寒鸦栖息在黑黝黝的树木顶部。
有一次我从彼得罗夫村回米哈伊洛夫村时，在林中峡谷迷了路。小模在树根下面潺潺流过，峡谷底上有几口水光清亮的湖。太阳快要落山。凝静的空气微微泛红，令人觉得炎热。
我在一个林中空地看见了高空五彩的雷暴。它在米哈伊洛夫村上面腾起，在晚空中扩大，宛若一座中世纪白塔围绕的巨大城池。它传来开炮似的沉闷的轰隆声，接着一阵大风突然刮过空地，在树丛中平息下来。
真难想象，普希金骑的马就在这一条条留有树皮鞋印的普普通通的小路上，在蚂蚁窝和虬筋盘结的树根上，驮着它的沉默不语的主人，轻松地行进。
我常常回想那些树林，湖泊，公园以及天空。那几乎米哈伊洛夫树林门是这儿从普希金时代完好留下来的仅有的东西。这儿的大自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破坏。它保护得很好。自然保护区需要通电时，就把电线埋在地下，以免立杆子。电线杆子会一下子破坏掉这些荒凉之处的普希金的魅力。
在我住的沃罗尼奇衬，有一座木头造的破旧的教堂。大家都管它叫小礼拜堂。这座隐隐约约藏在接骨木丛中、房顶生满毛茸茸黄色苔藓的教堂，也只能如此称呼。普希金曾在这教堂里为拜伦举行过祭祷。
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散落着含有树脂的松木刨花。教堂旁边正在建—所学校。
在我住在沃罗尼奇村的那段日子里，驼背神父只有一次头戴破草帽，迈着歪歪斜斜的步子来到教堂，小心翼翼地把几根胡桃树枝做的钓鱼竿靠在椴树上，打开教堂门上沉重的锁。那天沃罗尼奇村—位百岁老人病故，家人送他到教堂里来举行葬仪。葬仪完毕，神父又拿起钓鱼竿，一瘸一拐地到索罗季河边去钓圆鳍雅罗鱼和鲤鱼了。
造学校房子的木匠们看了看他的背影，其中一人说：“神职人员算是没落了！普希金活着的时候，沃罗尼奇村管小礼拜堂的不是真正的神父，是一个地道的准将。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难怪普希金给他起个外号叫‘嫩皮狗’。再瞧瞧现在这个，完全是个可怜虫，一顶草帽在草丛上面晃来晃去。”
“他们那股势力现在都哪儿去了？”另一个木匠嘟囔说，
“还有他们的丝绒丝绸披挂呢？”
木匠们擦干额头的汗水，又抡起斧子来砍，香喷喷的新刨花像下雨似的落到地上。
我在特里戈尔公园里有好几次遇到一个高个子的人。他在偏僻的小路上慢慢走着，不时停在灌木丛之间，久久地细看叶子。有时摘一根草茎，用小放大镜研究。
有一次在池塘旁边，靠近奥西波夫家废墟那个地方，我遇上了一场大雨。这雨来得突然，下得欢快。我躲到—棵椴树下面，那高个子不急不忙也来到那儿。我们攀谈起来。原来他是切列波韦茨来的地理教员。
“您大概不只研究地理，还研究植物吧？”我对他说，“我看您在观察植物。”
高个子微微一笑：“不，我只是在这一带找点什么新东西。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三个夏天了，可是这些地方本来可以搞明白的东西，我连一小部分也没有搞明白。”
他的声音很轻，不大愿意说。谈话中断了。
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马列涅茨湖岸上，在林木蓊郁的小山脚下。一片松涛听来有如在梦中。松树树冠下面，风过处，微弱的林中光线摇摇晃晃。高个子躺在草地上，用放大镜看一片松鸦的浅蓝色羽毛。我在他身边坐下，他脸露笑容，讲讲停停，给我叙述了他留恋米哈伊洛夫村的故事。
“我的父亲在沃洛格達的医院里当过会计，”他说道，“说起来，他是个可怜的老头——是个酒鬼，又爱吹牛。就连最穷苦的时候，他还穿浆洗过的胸衣，他为他的出身自豪。他是一个俄罗斯化了的立陶宛贵族后裔。他喝醉酒的时候拼命打我。我家有六个孩子。我们全都住在一个房问里，又脏又乱，经常吵架，受尽委屈，童年遭透了。父亲喝多了酒，便念普希金的诗，还号啕大哭。眼泪落到浆洗过的胸衣上，他把胸衣又揉又扯，大喊大叫，说普希金是我们这种穷鬼生活中唯一的一线阳光。普希金的诗他一首也记不全。他只是念起来，哪回也没有念到头。这让我生气，尽管我那时只有八岁，只会勉强认得印出来的字母。我决心要把普希金的诗念到头，就来到了市立图书馆。我在那门口站了好久，直到—位女管理员叫我，问我做什么。 “‘要普希金，’我粗鲁地说。
“‘你要童话吗？’她问。
“‘不，不要童话，要普希金，’我固执地重复说。
“她给了我厚厚的一卷。我在屋角窗下坐下，打开书，哭了起来。我哭起来，是因為只有在打开了书的此时此刻，我才明白，我读不下去，我还根本不会读，在这些诗句的后面，藏着一个我喝醉酒的父亲为之号啕大哭的诱人的世界。我那时从父亲嘴里，只听熟了两句普希金的诗：‘我看见那遥远的彼岸，那南国的神奇的地方，’这两句诗就够可以让我想象跟我们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了。请设想一下，一个孤零零坐了几十年牢的人，一旦有人为他安排越狱，给他弄来了开牢房门的钥匙，他走到门边，门外就有自由，人群，森林，河流，可他突然发现，他不知道怎样用这把钥匙把门锁打开。薄薄的铁门之外，就是热热闹闹的大千世界，但是需要知道一个小小的机关，以便把门锁打开，越狱的人却不懂这个机关。他听见背后有动静，知道他马上又会被抓住，以往的一切又会重演，一直到他死为止：又是那牢房天花板下面的肮脏的窗子，大老鼠的臭气和绝望的情绪。我捧着普希金那一卷作品时，心里所经历的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女管理员发现我在哭，走过来收回书，说道：
“‘你怎么啦，孩子？你哭什么呀？你两手倒捧着书呢！’
“她笑起来，我走了。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普希金。这不，我来米哈伊洛夫村，已经是第三年了。”
高个子沉默了。我们在草地上还躺了老半天。在索罗季河拐弯处的草地那儿，隐隐约约传来牧笛声。
离米哈伊洛夫村数公里的高高的山冈上，坐落着圣山修道院。普希金埋葬在修道院的墙脚下。修道院周围是个镇，叫普希金山。
镇上堆满了干草。大车日日夜夜在大块石子路上轰轰隆隆的慢慢行走，往普希金山拉干草。杂货铺和小店里传出包装用的粗席、熏鱼和廉价印花布的气味。印花布的气味像木工胶。
唯一的小饭馆里不断发出茶杯和茶壶的轻微碰击声。那儿满屋子热气腾腾直达天花板，在这一片热气之中，满脸汗津津的乡民和伊万雷帝时代的年老平民慢条斯理地吃着大片灰色粗面包，喝着茶。这些老人脸上干瘪，目光锐利，声音含糊不清，喉音很重，好像癫狂的修道士，他们从哪儿来的，谁也说不清。但是他们人很多。也许普希金当年在这儿写《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时候，他们人更多。
要去普希金的坟墓，得穿过荒凉的修道院的院子，再登上风化了的石级。石级一直通到山冈顶上修道院的年久失修的围墙边上。在这围墙根下，陡崖之上，椴树浓荫之中，铺满发黄的花瓣的地上，便是普希金的白色坟墓。
墓碑上唯有“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几个字，周围空无一人，下面斜坡上大车隆隆，云朵在不高的空中沉思，这便是一切了。这里是一个光辉、焦躁、天才的生命的终点。这里是名闻全人类的坟墓，这里是普希金生前所谓的“可爱的地界”。有一阵阵荒草、树皮和夏天滞留的气息。
在这里，在这不时有公鸡沙哑啼声传来的普普通通的坟墓上，更加显而易见，普希金是我们第—位人民的诗人。
他葬在长着亚麻和荨麻的粗陋的沙壤土地上，葬在偏僻的平民百姓的地方。从他墓地的山冈上，可以望见黑压压的米哈伊洛夫树林和远处的雷暴，那雷暴在水光潋滟的索罗季湖、萨夫基诺村、特里戈尔村、平平常常而广袤无边的田野的上空跳环舞。而这田野，为他的万物更新的大地创造宁静和富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