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以及整个唐诗的经典部分，标志着一种至高的文字艺术享受，也是我们代代相传的文明之果，一种超越艺术的精神和情操。不幸的是这种至美的语言艺术遭遇了数字时代，从此与这个世界也就有了大隔膜。我们不知道其他民族的经典与这个时代相逢的具体情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身心的痛感并且深刻体味的，只是来自周边发生的这一切：自《诗经》、唐诗、宋词一路建立的语言规范受到了破坏和瓦解，有时连最起码的语文法度也荡然无存。
　　這个时期拒绝经典的理由极为简单，就是“晦涩”和“无法卒读”。一种提倡反经典阅读的理论依据是：既然有好读的通俗读物，为什么不让我们的读者去饱餐一顿，反而一定要去啃那些拗口的古代诗文？那些通俗读物好读而不下流，它们的主题思想和经典作品都是一样的，也教人学好向上，也倡导崇高善良。他们的结论是，这种阅读愉快而且绝无害处。
　　这种朴素真实的见解看上去好像无懈可击：读者既然选择了“主题思想”良好的通俗读物，放弃经典也就无可厚非了。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理由。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样的选择和认知走入了怎样的谬误。
　　据说这些读物很通俗，但绝未公然号召人们作恶，它与经典名著所倡导和宣扬的基本精神都是一样的。所以网络和小报上流传的那些文字，只要不下流，也就可以选择。这里已经排除了网络里大量的、公然宣传的卑劣粗俗和诲淫诲盗，也排除了庸俗社会学——我们像筑防火墙一样把它隔离就可以了，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通俗的良性读物”，孩子们愿意读，社会上喜欢看，难道还需要犹豫吗？这就叫“喜闻乐见”。于是这类通俗流行作品堂而皇之地成为经典名著的强大对立面。
　　这样的判断太粗陋了，这样的要求也太低廉了。其实许多通俗读物并没有追寻真理的热情，没有传播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更多是做出了平庸的道德姿态，是伪善。退一步说，如果这些作品真的有一个“崇高的精神目标”，那么它阐述和实现这一切的手段仍然需要辨析。它的表述是粗糙甚至粗鲁的，而且极其简单，尚未进入语言艺术的层面。这其中的大量文字连遵守基本的语言规范都做不到——先不说它通过这种途径能否抵达经典作品的深度和高度，单讲这种实现的过程就已经构成了极大的损害。
　　“目的”和“手段”是不能分开的。语言艺术的实现，是通过词汇和文字，一步一步抵达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失，每一个词汇每一个标点都是出发，同时又是抵达。那种精致的艺术，崇高的精神，洁净的思想，克制与道德感，全部的伦理关系，都溶解在这一个个标点符号里，口吻，节奏，工整的书写，严整的姿态，幽默感，爱与温情暖意，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字句中了，谁也无法将其剥离出来。我们如果在局部、在细节、在这个过程中随便妥协和苟且，那么最终抵达的又会是什么目标？其实没有一部粗糙的、流行的所谓通俗作品，在最终的目标方面，能够抵达经典作品所给予的那种深刻的激励与灵魂的震撼。那类粗俗的流行作品在一种招牌、广告的掩饰之下，兜售的仍然还是拙劣和廉价之物。人在精神上向下是容易的，向上是困难的。人的情怀与知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才能在不断向上的过程中获得快感。以晦涩为由拒绝经典不过是一个借口，比如以李杜为代表的唐诗为例，这些诗篇除了时间留下的某些文字障碍，特别是一些古代人名地名的生僻之外，还会剩下多少晦涩？它们好就好在流畅自如，明白如话。那些被千古传唱的诗句正因为有脱口而出之美，才更加令人称奇叫绝。
　　在正常的情形之下，社会经典阅读的意义完全不必过分地强调和夸大，因为在稍稍健康的社会族群中，这只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常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