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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09年“家电下乡”政策在全国推广实施以来,其实施效果即备受关注和争议,但由于缺乏实证研究,关于“家电下乡”的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议一直未能达成统一。文章通过对国内三个城市(云南、湖南、黑龙江)中最具代表性的9个县城进行调研,对这些问题展开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农村耐用消费品市场确实存在很大的潜力和挖掘空间,但由于受到收入水平的根本制约,农民对下乡产品反应并不明显。
关键词:家电下乡; 农村; 消费 ;实证分析
一、引言
家电下乡是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惠农强农,拉动内需,带动工业生产的一项重要举措。经财务部和商务部共同决定,自2009年2月开始在全国推广实施,并将“家电下乡”在各地区实施的时间统一暂定为4年。至今,家电下乡政策已实施一年多时间,并且根据有关部门的通知,两会后 “家电下乡”实施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由于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简单的投入产品,在实施期间关于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和争议。
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策的完善和理性化,但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一直未能达成统一意见。目前国内研究者对于“家电下乡”效果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两派:一些研究指出目前农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低,而近年来农民收入提高,家电下乡顺应时势,因此能够刺激农村消费需求、拉动内需,并且减少城乡差距。(王旭,孟庆玮,2009;孙菲菲,2009)。而一些研究则对此政策并不看好。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2009)认为“家电下乡”意义不应被高估,也不应对“家电下乡”寄予太高的期望。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收入太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产品不足。即使给农民13%的补贴也不足以刺激其对该类产品的消费。相比耐用消费品,农民更关心的是将有限的收入用在婚嫁、农业生产资料、医疗、电价、子女教育等“刀刃”上(田英杰,2009)。即使在某些地区下乡产品有热销的迹象,也不能排除是寅吃卯粮的需求透支(方筱萍,卢旋,2009)。并且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是此消彼长的,在农民收入水平及储蓄较低的情况下盲目推动农村消费无疑是对农民生产能力的“压榨”,而生产能力的削弱将通过制约农民增收反过来削弱农民未来的消费能力,造成长期消费的萎缩(郭振宗,2009)。
总结上述观点后发现众学者对“家电下乡”效果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家电下乡”短期内对农村消费是否具有拉动作用,如果有,那么这种短期的拉动作用是否以替代短期生产性消费和中长期生活性消费为代价的问题上。经笔者研究发现这些争议实质不在于基本价值观的分歧,而根源于实证研究方面的缺失。因此本文正是弥补这一缺点,根据三个城市的调研数据,深入分析了影响“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家电下乡”的短期和中期实施效果,从而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来指导政策的实施。
二、相关理论回顾与分析
研究农民在面对因财政补贴所导致的下乡产品价格变化时会如何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包括对家电产品消费的调整、同一时期对其他消费品的调整以及现期与远期消费行为的调整。)可以结合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模型、与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理论加以分析。
有效的需求需同时具备两个特征: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前者主要受消费者偏好、消费环境、互补品价格、消费者对商品的重要程度影响,后者主要受消费者收入、替代品价格、信贷条件等影响。由于“家电下乡”实质上是一种价格补贴,所以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都假设除价格外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一)消费理论模型
早期凯恩斯主义的“经验性心里法则”认为人们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当期的绝对收入,和利率无关。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递减。而现代消费模型——LC-PRH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其一生的平均收入。但不管是早期的“经验性心里法则”还是现代的LC-PRH理论都说明了一点:收入是决定人们消费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实证分析农户的收入、存款情况和存款计划是研究“家电下乡”实施效果的关键。
(二)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除了收入以外,价格也是影响人们对商品需求的一种重要因素。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时,会产生两种效应。第一种效用:替代效用。即由于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发生变化引起的需求变化。第二种效用:收入效应。即由于价格的变化导致的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比如由于价格下降而引起的同量货币的购买力提高)而引起的需求变化。而斯勒茨基方程通过加总这两种效应得出需求的总变化。用方程表示如下(其中ΔX1代表需求的总变动, ΔXS1代表替代效应, Xn2代表收入效应):ΔX1=ΔXS1+ΔXn2
下面用价格变动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结合斯勒茨基方程来分析“家电下乡”所导致的农民消费行为的调整。
假设农民的收入仅用于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并假设除补贴产品价格降低外,其他生活性消费品和生产性消费品价格均保持不变。家电产品的价格下降对应着生产性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价格上升将促使农民在增加生活性消费的同时减少对生产性消费品的需求,以满足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因此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为负值。但由于价格水平下降,农民所持有全部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增加,这将促使农民增加生产性消费,因此所产生的收入效应为正值。综合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影响,总的需求变动值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也可能没有影响,最终结果取决于两种效应抵消后的大小。所以,仅凭理论分析无法得出任何定论,唯有通过实证分析才能解答。对于家电产品来说,由于价格下降,替代效应的符号为正,收入效应的符号也为正,所以农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量将增加,这也是该政策实施的理论依据。
三、实证分析与结论
(一)调查方法
本研究分为访谈、试调研和正式的问卷调查三部分。访谈部分主要是对消费者进行3次小组访谈,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分析各个变量所涉及到的具体测量题项。然后将定性访谈的结果形成问卷,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进行试调研。根据试调研的结果对测量项目及其表述进行修正,形成最终问卷。
最终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1、家庭消费结构。其中包括家庭2009年伙食支出、2008年除伙食支出外的其他消费(下设10个项目)和2008年全年家庭其他支出,包括①交给村里及各级领导的费用;②送给亲戚朋友的礼品,礼金红包及其他实务;③修建房屋及装修;④归还2007年及以前的旧债和利息等四项。
2、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持有情况。并特别将2008年底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和2009年购买的耐用品区分开来,分别询问购买数量和购买价格,如果是2009年购买的,再继续确认是否为“家电下乡”或“汽车下乡”等产品。
3、家庭的收入结构。其中包括①工资性收入;②农业生产收入;③自营工商业收入;④资产性收入;⑤政府补助;⑥征地及拆迁补偿;⑦礼物与礼金;⑧社会捐助;⑨家庭其它收入等九项。所获得的数据包括农户2008年收入具体来源和总计和农户2006、2007年收入总数。
4、家庭现金与存款储蓄情况。其中包括①现金持有状况②家庭储蓄情况③存款计划用途④没有存款的原因等四项。
最终的调查选择云南省的彝良县、南涧县、嵩明县;湖南省的桑植县、岳阳县、醴陵县;黑龙江省的龙江县、东宁县、漠河县的农户,在每个县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7个村,在每个村则采取逢1、逢7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进行调查,发放问卷1800份,每个县城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51份。
(二)数据整理与分析
1、家庭消费结构
家电下乡产品属于耐用消费品,为了了解农户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情况以分析家电下乡的实际效果,首先我们需要全面了解农户的家庭消费结构。在全面分析农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基础上看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现状,以预期农户对家电下乡产品的反应。观察图二我们发现农民78%的消费用于食品(32%)、住房(20%)、医疗(10%)、还债还息(8%)和礼金支出(7%),其次是教育(5%)、购买衣服鞋子(4%)等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只占消费支出的3%。可以看出在目前还债还息占农户总支出8%的收入水平下农民更看重的是食品、房屋、医疗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相对来说家电的需求对农民来说,除婚嫁外,不是农民用钱的“刀刃”,支出占农户消费比重很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在提高收入的基础上农村的耐用消费品市场确实存在很大的挖掘空间,下面将通过数据进一步研究农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及对下乡产品的反应程度。
2、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情况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主要家电拥有量,1996年洗衣机为90台/百户,电冰箱为70台/百户,彩色电视机为94台/百户。对比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普及情况发现,洗衣机(61台/百户)、冰箱(37台/百户)还远没有城镇居民家庭1996年的普及率,而彩电(112台/百户)也只恰好达到城镇居民家庭1999年的普及率。这三种在农村普及率相对来说较高的家电产品尚与城镇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其他,例如电脑、空调、微波炉等家电的普及率与城镇的差距则更大。然而,进一步分析农民2009年耐用消费品购买情况却发现,除手机、冰箱外,农民对各种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热情并不高,其中“家电下乡”产品比例最高的为电冰箱(59%),其次较高的为微波炉(40%),洗衣机(39%),彩电、空调(38%),但除冰箱(68台)外其他家电购买的绝对数都很低。由此可见,尽管农村家电消费市场确实存在很大的消费潜能,但对“家电下乡”政策反应不大,总的效果并不明显。为解决农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低,同时对通过13%价格补贴的下乡产品反应不热情的矛盾,根据消费模型下面将通过分析农村收入、存款情况以及存款计划用途寻求解答。
3、家庭收入状况
农民的收入水平最终决定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分析农户家庭收入状况解释农民现存的消费状况。根据对农户家庭收入数据的整理发现,农户2006年家庭平均纯收入为1.6415万元、2007年为1.8495万元、2008年为2.4694万元,从2006年到2008年环比增长12.7%、33.5%。因此从增长水平来看,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由于农民收入基数偏低,从收入绝对水平来看,则与同期城镇水平差距较大,仅相当于同期城镇收入的1/3,相当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将农村与城镇的社会保障差距考虑进来的话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因此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家电迅速普及的年代,但却不能期待农村会有当年城镇普及家电的速度。
图一显示的是2008年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从图形中可以看出农民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中工资性收入占39%,农业生产收入占25%,自营工商业收入占23%。而工资性收入中,打工纯收入占80.5%、担任村干部收入占2.9%、其他工资性收入占16.5%。因此,通过分析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可以发现农民创收集中在外出打工、农业生产和自营工商业等三条途径,总的收入水平不高,且收入来源不稳定,受外部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影响较大,与城镇收入差别很大。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以上农村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为主的家庭消费结构和保守的耐用消费品消费现状。
4、家庭存款情况及存款目的
从已有的各项数据看农村消费市场,决定农村消费水平不在于一般号召,而在于农民是否有消费能力,手中是否有足够的可支配资金。根据数据反映,2007年底,农户平均每户持有现金4030.1元,持有存款6893.7元。2008年底情况与2007年基本相同,平均每户手持现金4183.8,持有存款7655.3。并且农村这种现金和存款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在1951份有效问卷中,持有存款的只有479户,1329户反映没有存款,剩余的143户存款情况数据因其它原因缺失。进一步分析农户没有存款的原因(表二)和持有存款的目的(表三),对数据整理分析后发现,农户没有存款的原因主要是“家里没有太多现金”,而持有存款的农民的目的则主要用于教育、住房、农业投入、养老、婚嫁等基本生活支出。所以,无论是从农民收入的流量还是存量来看,都不能对“家电下乡”的实际效果寄予太高的期望。
5、“家电下乡”替代效应分析
由于在所调查的三个省份中,“家电下乡”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这就给实证分析 “家电下乡”的替代效应带来了根本性的困难。因为无论是短期的生产消费以此由此造成的远期消费替代都源于“家电下乡”通过价格补贴所带来的消费调整,但是如果“家电下乡”本身的效果并不明显,这种替代效应的效果即使存在也是很小的,至少无法达到一个足以得出肯定判断的量。但这仍然是很有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已从实证上说明了“家电下乡”事实上并未造成许多学者所担忧的对短期生产性消费的严重挤占,因此也不必过于担忧出现由此将引发的长期消费萎靡的严重后果。并且仅凭理论分析也并不能确定这种影响,可能为正可能为负,也可能没有影响,具体的结果取决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相互作用强度。同时由于缺乏充分的有关农村生产性消费和政策实施后中长期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直接数据,本文无法做出更多针对这方面的实证分析,这是本文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之处,有待众学者的进一步分析研究。
四、政策建议
根据对“家电下乡”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和结论,下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通过“家电下乡”拉动内需、减少城乡差距的前提是(1)政策的有效实施;(2)农民的理性购买。所以从短期来看,政府应采取各项措施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财政部和商务部目前将“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时间暂定为四年,由于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非简单地投入产品,所以应采取各项措施既要保障政策在招标、领补、限价等环节实施的科学性,又要确保各个环节的实施到位,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
(二)从长期来看,决定农村消费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农业生产和自营工商业。所以,应针对这三大收入来源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如发展中小企业,拉动二三产业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面;积极推进农业生产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拉长拓深农业产业链,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更大农业就业;培育农村资金市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满足农民不同的金融需求。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建立和健全包括医疗和养老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民现期消费的后顾之忧,让农民放心消费。
(三)明确政府职能,慎用政府“有形之手”。我国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辅之以国家宏观调控的国家。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的职能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与缺陷,如垄断、外部性与公共用品。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尽量交给市场来解决,才能确保经济运行的效率与公平。按此原理,政府直接投资应放在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教育、增加就业岗位等财政支出领域之后,即使发展财政直接投资项目,也应以交通、电力、生态环境、社会公共事业优先,这样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效用最大化,防止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1]王旭,孟庆玮.“家电下乡”政策的经济学解读[J]. 商业经济, 2009,(9):29-30.
[2]孙菲菲.“家电下乡”的经济效应分析[J].商业经济,2009,(9):31-33.
[3]田英杰.“家电下乡”的经济学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经济观察,2009,(4)(下):29-30.
[4]贺雪峰.从“家电下乡” 谈理性扩大农村消费[J].中国金融,2009,(6):81-84.
[5]郭振宗.对“家电下乡”成效的思考[J].管理科学文摘,2009,(5):15-16.
[6]方筱萍,卢旋.“家电下乡”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营管理者,2009,(12):86.
[7]张月友.“家电下乡”效果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9,(5):83-88.
[8]马川.“家电下乡”后引发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9,(4),278.
[9]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0]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项目基金: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国家级)(091053028)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心)
关键词:家电下乡; 农村; 消费 ;实证分析
一、引言
家电下乡是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惠农强农,拉动内需,带动工业生产的一项重要举措。经财务部和商务部共同决定,自2009年2月开始在全国推广实施,并将“家电下乡”在各地区实施的时间统一暂定为4年。至今,家电下乡政策已实施一年多时间,并且根据有关部门的通知,两会后 “家电下乡”实施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由于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简单的投入产品,在实施期间关于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和争议。
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策的完善和理性化,但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一直未能达成统一意见。目前国内研究者对于“家电下乡”效果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两派:一些研究指出目前农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低,而近年来农民收入提高,家电下乡顺应时势,因此能够刺激农村消费需求、拉动内需,并且减少城乡差距。(王旭,孟庆玮,2009;孙菲菲,2009)。而一些研究则对此政策并不看好。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2009)认为“家电下乡”意义不应被高估,也不应对“家电下乡”寄予太高的期望。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收入太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产品不足。即使给农民13%的补贴也不足以刺激其对该类产品的消费。相比耐用消费品,农民更关心的是将有限的收入用在婚嫁、农业生产资料、医疗、电价、子女教育等“刀刃”上(田英杰,2009)。即使在某些地区下乡产品有热销的迹象,也不能排除是寅吃卯粮的需求透支(方筱萍,卢旋,2009)。并且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是此消彼长的,在农民收入水平及储蓄较低的情况下盲目推动农村消费无疑是对农民生产能力的“压榨”,而生产能力的削弱将通过制约农民增收反过来削弱农民未来的消费能力,造成长期消费的萎缩(郭振宗,2009)。
总结上述观点后发现众学者对“家电下乡”效果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家电下乡”短期内对农村消费是否具有拉动作用,如果有,那么这种短期的拉动作用是否以替代短期生产性消费和中长期生活性消费为代价的问题上。经笔者研究发现这些争议实质不在于基本价值观的分歧,而根源于实证研究方面的缺失。因此本文正是弥补这一缺点,根据三个城市的调研数据,深入分析了影响“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家电下乡”的短期和中期实施效果,从而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来指导政策的实施。
二、相关理论回顾与分析
研究农民在面对因财政补贴所导致的下乡产品价格变化时会如何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包括对家电产品消费的调整、同一时期对其他消费品的调整以及现期与远期消费行为的调整。)可以结合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模型、与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理论加以分析。
有效的需求需同时具备两个特征: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前者主要受消费者偏好、消费环境、互补品价格、消费者对商品的重要程度影响,后者主要受消费者收入、替代品价格、信贷条件等影响。由于“家电下乡”实质上是一种价格补贴,所以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都假设除价格外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一)消费理论模型
早期凯恩斯主义的“经验性心里法则”认为人们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当期的绝对收入,和利率无关。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递减。而现代消费模型——LC-PRH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其一生的平均收入。但不管是早期的“经验性心里法则”还是现代的LC-PRH理论都说明了一点:收入是决定人们消费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实证分析农户的收入、存款情况和存款计划是研究“家电下乡”实施效果的关键。
(二)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除了收入以外,价格也是影响人们对商品需求的一种重要因素。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时,会产生两种效应。第一种效用:替代效用。即由于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发生变化引起的需求变化。第二种效用:收入效应。即由于价格的变化导致的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比如由于价格下降而引起的同量货币的购买力提高)而引起的需求变化。而斯勒茨基方程通过加总这两种效应得出需求的总变化。用方程表示如下(其中ΔX1代表需求的总变动, ΔXS1代表替代效应, Xn2代表收入效应):ΔX1=ΔXS1+ΔXn2
下面用价格变动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结合斯勒茨基方程来分析“家电下乡”所导致的农民消费行为的调整。
假设农民的收入仅用于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并假设除补贴产品价格降低外,其他生活性消费品和生产性消费品价格均保持不变。家电产品的价格下降对应着生产性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价格上升将促使农民在增加生活性消费的同时减少对生产性消费品的需求,以满足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因此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为负值。但由于价格水平下降,农民所持有全部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增加,这将促使农民增加生产性消费,因此所产生的收入效应为正值。综合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影响,总的需求变动值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也可能没有影响,最终结果取决于两种效应抵消后的大小。所以,仅凭理论分析无法得出任何定论,唯有通过实证分析才能解答。对于家电产品来说,由于价格下降,替代效应的符号为正,收入效应的符号也为正,所以农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量将增加,这也是该政策实施的理论依据。
三、实证分析与结论
(一)调查方法
本研究分为访谈、试调研和正式的问卷调查三部分。访谈部分主要是对消费者进行3次小组访谈,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分析各个变量所涉及到的具体测量题项。然后将定性访谈的结果形成问卷,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进行试调研。根据试调研的结果对测量项目及其表述进行修正,形成最终问卷。
最终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1、家庭消费结构。其中包括家庭2009年伙食支出、2008年除伙食支出外的其他消费(下设10个项目)和2008年全年家庭其他支出,包括①交给村里及各级领导的费用;②送给亲戚朋友的礼品,礼金红包及其他实务;③修建房屋及装修;④归还2007年及以前的旧债和利息等四项。
2、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持有情况。并特别将2008年底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和2009年购买的耐用品区分开来,分别询问购买数量和购买价格,如果是2009年购买的,再继续确认是否为“家电下乡”或“汽车下乡”等产品。
3、家庭的收入结构。其中包括①工资性收入;②农业生产收入;③自营工商业收入;④资产性收入;⑤政府补助;⑥征地及拆迁补偿;⑦礼物与礼金;⑧社会捐助;⑨家庭其它收入等九项。所获得的数据包括农户2008年收入具体来源和总计和农户2006、2007年收入总数。
4、家庭现金与存款储蓄情况。其中包括①现金持有状况②家庭储蓄情况③存款计划用途④没有存款的原因等四项。
最终的调查选择云南省的彝良县、南涧县、嵩明县;湖南省的桑植县、岳阳县、醴陵县;黑龙江省的龙江县、东宁县、漠河县的农户,在每个县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7个村,在每个村则采取逢1、逢7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进行调查,发放问卷1800份,每个县城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51份。
(二)数据整理与分析
1、家庭消费结构
家电下乡产品属于耐用消费品,为了了解农户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情况以分析家电下乡的实际效果,首先我们需要全面了解农户的家庭消费结构。在全面分析农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基础上看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现状,以预期农户对家电下乡产品的反应。观察图二我们发现农民78%的消费用于食品(32%)、住房(20%)、医疗(10%)、还债还息(8%)和礼金支出(7%),其次是教育(5%)、购买衣服鞋子(4%)等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只占消费支出的3%。可以看出在目前还债还息占农户总支出8%的收入水平下农民更看重的是食品、房屋、医疗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相对来说家电的需求对农民来说,除婚嫁外,不是农民用钱的“刀刃”,支出占农户消费比重很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在提高收入的基础上农村的耐用消费品市场确实存在很大的挖掘空间,下面将通过数据进一步研究农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及对下乡产品的反应程度。
2、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情况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主要家电拥有量,1996年洗衣机为90台/百户,电冰箱为70台/百户,彩色电视机为94台/百户。对比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普及情况发现,洗衣机(61台/百户)、冰箱(37台/百户)还远没有城镇居民家庭1996年的普及率,而彩电(112台/百户)也只恰好达到城镇居民家庭1999年的普及率。这三种在农村普及率相对来说较高的家电产品尚与城镇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其他,例如电脑、空调、微波炉等家电的普及率与城镇的差距则更大。然而,进一步分析农民2009年耐用消费品购买情况却发现,除手机、冰箱外,农民对各种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热情并不高,其中“家电下乡”产品比例最高的为电冰箱(59%),其次较高的为微波炉(40%),洗衣机(39%),彩电、空调(38%),但除冰箱(68台)外其他家电购买的绝对数都很低。由此可见,尽管农村家电消费市场确实存在很大的消费潜能,但对“家电下乡”政策反应不大,总的效果并不明显。为解决农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低,同时对通过13%价格补贴的下乡产品反应不热情的矛盾,根据消费模型下面将通过分析农村收入、存款情况以及存款计划用途寻求解答。
3、家庭收入状况
农民的收入水平最终决定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分析农户家庭收入状况解释农民现存的消费状况。根据对农户家庭收入数据的整理发现,农户2006年家庭平均纯收入为1.6415万元、2007年为1.8495万元、2008年为2.4694万元,从2006年到2008年环比增长12.7%、33.5%。因此从增长水平来看,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由于农民收入基数偏低,从收入绝对水平来看,则与同期城镇水平差距较大,仅相当于同期城镇收入的1/3,相当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将农村与城镇的社会保障差距考虑进来的话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因此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家电迅速普及的年代,但却不能期待农村会有当年城镇普及家电的速度。
图一显示的是2008年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从图形中可以看出农民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中工资性收入占39%,农业生产收入占25%,自营工商业收入占23%。而工资性收入中,打工纯收入占80.5%、担任村干部收入占2.9%、其他工资性收入占16.5%。因此,通过分析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可以发现农民创收集中在外出打工、农业生产和自营工商业等三条途径,总的收入水平不高,且收入来源不稳定,受外部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影响较大,与城镇收入差别很大。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以上农村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为主的家庭消费结构和保守的耐用消费品消费现状。
4、家庭存款情况及存款目的
从已有的各项数据看农村消费市场,决定农村消费水平不在于一般号召,而在于农民是否有消费能力,手中是否有足够的可支配资金。根据数据反映,2007年底,农户平均每户持有现金4030.1元,持有存款6893.7元。2008年底情况与2007年基本相同,平均每户手持现金4183.8,持有存款7655.3。并且农村这种现金和存款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在1951份有效问卷中,持有存款的只有479户,1329户反映没有存款,剩余的143户存款情况数据因其它原因缺失。进一步分析农户没有存款的原因(表二)和持有存款的目的(表三),对数据整理分析后发现,农户没有存款的原因主要是“家里没有太多现金”,而持有存款的农民的目的则主要用于教育、住房、农业投入、养老、婚嫁等基本生活支出。所以,无论是从农民收入的流量还是存量来看,都不能对“家电下乡”的实际效果寄予太高的期望。
5、“家电下乡”替代效应分析
由于在所调查的三个省份中,“家电下乡”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这就给实证分析 “家电下乡”的替代效应带来了根本性的困难。因为无论是短期的生产消费以此由此造成的远期消费替代都源于“家电下乡”通过价格补贴所带来的消费调整,但是如果“家电下乡”本身的效果并不明显,这种替代效应的效果即使存在也是很小的,至少无法达到一个足以得出肯定判断的量。但这仍然是很有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已从实证上说明了“家电下乡”事实上并未造成许多学者所担忧的对短期生产性消费的严重挤占,因此也不必过于担忧出现由此将引发的长期消费萎靡的严重后果。并且仅凭理论分析也并不能确定这种影响,可能为正可能为负,也可能没有影响,具体的结果取决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相互作用强度。同时由于缺乏充分的有关农村生产性消费和政策实施后中长期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直接数据,本文无法做出更多针对这方面的实证分析,这是本文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之处,有待众学者的进一步分析研究。
四、政策建议
根据对“家电下乡”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和结论,下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通过“家电下乡”拉动内需、减少城乡差距的前提是(1)政策的有效实施;(2)农民的理性购买。所以从短期来看,政府应采取各项措施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财政部和商务部目前将“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时间暂定为四年,由于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非简单地投入产品,所以应采取各项措施既要保障政策在招标、领补、限价等环节实施的科学性,又要确保各个环节的实施到位,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
(二)从长期来看,决定农村消费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农业生产和自营工商业。所以,应针对这三大收入来源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如发展中小企业,拉动二三产业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面;积极推进农业生产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拉长拓深农业产业链,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更大农业就业;培育农村资金市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满足农民不同的金融需求。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建立和健全包括医疗和养老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民现期消费的后顾之忧,让农民放心消费。
(三)明确政府职能,慎用政府“有形之手”。我国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辅之以国家宏观调控的国家。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的职能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与缺陷,如垄断、外部性与公共用品。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尽量交给市场来解决,才能确保经济运行的效率与公平。按此原理,政府直接投资应放在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教育、增加就业岗位等财政支出领域之后,即使发展财政直接投资项目,也应以交通、电力、生态环境、社会公共事业优先,这样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效用最大化,防止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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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国家级)(091053028)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