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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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0年代中期至今的70余年间,在中国的朝鲜(韩国)语教育经历了初创、停滞、恢复、上升和兴盛五个发展阶段,其发展动因包括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高校体制改革、人才库完善等多个方面.发展阶段的由浅入深直接反映为专业地理分布的由窄变宽,以及本硕博培养层次的逐步健全.为突破朝鲜(韩国)语教育的发展瓶颈,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应确定为区域化和特色化,但尚需解决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教研成果前瞻性和课程思政建设等诸多课题.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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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上海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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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0年代中期至今的70余年间,在中国的朝鲜(韩国)语教育经历了初创、停滞、恢复、上升和兴盛五个发展阶段,其发展动因包括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高校体制改革、人才库完善等多个方面.发展阶段的由浅入深直接反映为专业地理分布的由窄变宽,以及本硕博培养层次的逐步健全.为突破朝鲜(韩国)语教育的发展瓶颈,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应确定为区域化和特色化,但尚需解决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教研成果前瞻性和课程思政建设等诸多课题.
其他文献
通过文献、图像资料及实际调查,可以看到中国僧人锡杖的样式与印度差距很大.以此为切入点,考证锡杖原始的样式及中国化之后,如何从实用具演变为僧人威仪,进而成为佛教仪式用具.另外,也尝试从词源上进行了考证.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意在厘清三宝之具在功能及样式上的变化,认识佛教戒律的中国化,进而理解为什么一些戒律在中国得到过分的强调和诠释.
要维护、发展中朝关系,就有必要从朝鲜的视角和语境探索中朝关系的内在机理.从2009-2018年朝鲜《劳动新闻》涉华报道的分析结果来看:第一,朝鲜劳动党的意识形态及政策路线决定朝鲜对华认知取向;第二,朝鲜要以“地缘政治”话语确保不对称关系中的相对地位;第三,韩国因素是影响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有鉴于此,第一,中朝两国应形成更多的共识;第二,带动朝韩关系发展,建构中朝韩良性合作循环;第三,要摆脱地缘政治的结构性束缚,开创东北亚合作新局面.
关于莫高窟第454窟的营建年代和始建窟主,学界历经多年热议,仍难达成一致看法.总体来看,先后有曹延恭夫妇功德窟、曹元深功德窟和曹元德功德窟之说,近些年来,似又回归曹延恭夫妇功德窟之说.文章通过讨论莫高窟第454窟主室南壁东起前三身供养人的排序关系,以及甬道的重层供养人现象等,认为霍熙亮和马德两位先生主张的第454窟为曹元深功德窟的看法更接近实情,即第454窟是节度使曹元深于940-942年间始建,时隔30余年,其子节度使曹延恭与夫人慕容氏又重修此窟.
敦煌写本《普曜经》共10号.文章以敦煌写本为中心探究《普曜经》翻译来源及翻译完成后的流传情况.通过比较敦煌写本与三国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可证《普曜经》部分篇章系《太子瑞应本起经》之“翻版”.从写本到刻本,《普曜经》语言经历复杂变化,通过考察异文推测南方系统诸刻本与敦煌写本最相近,中原系统刻本相似度最低,这个差异与其底本来源不同有密切关系.南方系统内部诸刻本《普曜经》有较明显的分野.
近年在安岳菩萨岩、菩萨湾和石锣沟摩崖造像中新发现的3铺地藏十王造像,内容、图式各不相同,是地藏十王图像发展序列的早期作品,开凿于10-11世纪中叶,出现诸多不见于四川地区同类造像的新要素和图式.四川摩崖造像,敦煌石窟壁画和藏经洞所出纸、绢、麻布画中的地藏十王图像均由成都传入,基本的内容要素和图式类型在其初始流行的阶段就已经固定.四川地区地藏十王造像图式类型更为丰富,而敦煌地区独立表现的地藏十王图像所据粉本相对统一.
河西早期石窟中,武威天梯山之外的石窟年代都有分歧.经过辨证,酒泉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张掖马蹄寺石窟千佛洞第1窟和第4窟、金塔寺石窟东西窟的年代,与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4窟相近,上限都可到十六国晚期,下限难以进入北魏;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年代难以上升到十六国晚期,而应开凿于北魏早期.
由于我国唐代及以前的木构建筑遗存甚少,学界对建筑彩画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清官式彩画,对明清之前的彩画研究较为薄弱.然而,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较好地保留了中唐至西夏时期的建筑彩画图像,是丰富我国建筑彩画的重要史料.因此,文章从构图比例、纹样图案、色彩配置等三方面系统分析了莫高窟第361窟建筑彩画的艺术特征,并与现存建筑彩画实例进行对比,发现第361窟建筑彩画装饰藏式风格突出、特征元素丰富,对研究吐蕃时期敦煌石窟建筑艺术和完善我国早期藏族建筑彩画形制特征具有双重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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