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鉴于南轩先生《论语解》通行本仍存在大量失校情况,本文补充朱熹、真德秀对南轩《论语解》的相关引用,从两个层次加以校勘:一是南轩《癸巳说》与通行本的比较,揭示其中改与不改两种情况;二是通行本与反映淳熙改本的五种材料的比较(“一本(作)”说、《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亦存在改与不改两种情况.由此得出一些初步看法:南轩《论语解》经过长期反复的修改而成,修改过程受到好友朱熹的深刻影响;通行本中的“一本(作)”基本属于改本;通行本与朱熹、真德秀的引文明显有别者,可折定为新旧改本之别;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鉴于南轩先生《论语解》通行本仍存在大量失校情况,本文补充朱熹、真德秀对南轩《论语解》的相关引用,从两个层次加以校勘:一是南轩《癸巳说》与通行本的比较,揭示其中改与不改两种情况;二是通行本与反映淳熙改本的五种材料的比较(“一本(作)”说、《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亦存在改与不改两种情况.由此得出一些初步看法:南轩《论语解》经过长期反复的修改而成,修改过程受到好友朱熹的深刻影响;通行本中的“一本(作)”基本属于改本;通行本与朱熹、真德秀的引文明显有别者,可折定为新旧改本之别;仅有个别无关紧要的字词之别而意义无变者,当是版本编刻所致.通行本改与不改情况的存在,表明它当是新旧杂糅本.准确把握南轩《论语解》前后文本的客观差异,对厘清今人及四库馆臣之差误,理解张栻学术演变及朱、张学术异司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其他文献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元刻《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节》(残六卷)一种.此书作者陆唐老,浙江诸暨人,经考系南宋绍熙(1190)元年两优释褐状元.这部残本《陆状元通鉴》原系清宫“天禄继鉴”藏书,从宫中流出后,经昌平闪氏家族收藏,后由文禄堂书店贩售.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影宋钞本《九僧诗》,长期被著录为虞山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一部影宋钞本《九僧诗》.经过对比,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九僧诗》,流传清楚,印鉴可靠,确是虞山毛氏汲古阁钞本.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这部《九僧诗》,前人藏印多出伪作,身世可疑,是仿照国图藏本制作的赝鼎.这两部《九僧诗》都是李盛铎的旧藏,从李盛铎的著录来看,他对于两部《九僧诗》的真伪情况应该是清楚的.李盛铎去世后,其子李滂将伪本《九僧诗》与其他藏书一同售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而真本《九僧诗》则被转卖至琉璃厂,最终归国家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皇清职贡图》册页本四册,是乾隆二十二年傅恒等进呈乾隆皇帝的御览本,也是清乾隆四卷绘本的祖本.此绘本告成于乾隆二十二年,并于二十八年续绘,后来又几经补绘.在中国绘画史和版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经义考》是古代中国最大的一部经籍总目,在经解考证、资料汇纂、书目编制等方面,有其典范意义与研究价值,在清代即已产生校订、续作、补作三大衍生著作系列.现代以降,以该著为论域的学术论文已近六十篇,另有两种学术专著,两种疏证、校补著作,以及林庆彰先生领衔的两种点校本(校正本、新校本).《经义考》是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史部目录类唯一入选的著作.儒藏本点校者面对《精华编凡例》规定以及既有点校成果,以求精为准的,一方面严格去取,对校正本、新校本、《经义考补正》等既有点校、订正成果,经仔细甄别后加以采用,贯彻《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收藏有二十六幅中国古地图,经笔者目验,逐一著录每幅地图的基本特征,并与海外其他馆藏地图进行比较.通过考察,俄图所藏的清初学者赵鸣珂《筹海运掌图说》为海内孤本,且图文相配,内容丰赡,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越绝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一直众说纷纭,前人利用文献中史料的年代来推测该书的成书年代,但结论不断被推翻.故而我们尝试从语言的角度来推测《越绝书》的成书年代,发现其中“善”通“献”,“属”即“钃(斸)”,“内”通“衲”,“纷纷”表示中性色彩的“众多貌”,“何当”表示“什么时候(才)”,“方来”表示“将来”义,“其”可作主语等现象,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特点.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从语言系统的角度出发,该书语料所属的年代应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明商濬编刻的《博闻类纂》是一部日用类书,未为世人所重.本文对《博闻类纂》的编刻予以考察,将其与宋《琐碎录》明抄残本以及他书引录材料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此书实出于宋《琐碎录》,虽于其个别门类和部分条目有所阙略,然尚保存其五分之四左右的内容,并从中发现《四库存目》著录的陈日华《诗话》《谈谐》正是从《琐碎录》相应二门抄出之书;且商濬所据之本,可能比目前所见三种明抄残本更接近《琐碎录》宋刻原本面貌.结合《博闻类纂》的内容,笔者对宋元时期《琐碎录》的不同面貌也试作探讨.
钱谦益在《御史钱府君墓表》中称道其族兄钱岱精明强干,德行可风.但是,与之同时的顾大韶撰有《讨钱岱檄》,将钱岱描述为一个作恶多端的“众弃之罪人”,给我们提供了钱岱另一个形象.而钱岱的后一个形象,较为集中地呈现了晚明时期江南乡绅的横暴不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揆诸史事,顾大韶在《讨钱岱檄》中所描述的钱岱形象更为真实.
《淮南子》与《韩诗外传》重见之文十四处,清代以来治《淮南子》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淮南子》采录了《韩诗外传》,另一种则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以重见视之,即二者并不存在源流关系,后者在学术界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依据汉代典籍和后人考证,《韩诗外传》成书较《淮南子》早约十八年,而韩婴最出色的弟子贲生正是淮南人氏,且淮南王刘安又以招纳门客闻名汉初,在时间和空间上,《淮南子》存在袭用《韩诗外传》的高度可能性.通过《淮南子》、《韩诗外传》、先秦典籍三者重见四例故事文献的比较,发现《淮南子》与《韩诗外传》不仅叙述模式相同
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共征引超过七十位学者的上万条经说,尤以宋代《周礼》诠释成果为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书中引文的作者归属并非完全清晰和准确.以《订义》卷首《编类姓氏世次》为出发点,从史源学角度对引文的作者和出处进行核查,可以将相关问题粗略总结为自违其例、名实不符及别有本源三个类型.这便提醒我们,利用《订义》辑佚和研究宋代《周礼》学佚著时,要特别注意引文的复核工作.